影像暴力对青少年的道德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少年论文,暴力论文,影像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03(2009)01-0090-04
一、影像暴力及其历史文化考察
按照《辞海》的解释：暴力是指侵犯他人人身、财产等权利的强暴行为。本文所论影像暴力，主要是指电影故事片和电视情节剧中的暴力倾向和对暴力的过分渲染，目的在于探求这种渲染对青少年道德培养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1895年，当卢米埃尔兄弟把人类渴望和追逐数千年的视觉运动影像变为现实以后，影像暴力就如影随形而至。卢米埃尔兄弟在用《火车到站》、《婴儿喝汤》记录生活原生态的同时，即以《水浇园丁》开创了打斗片、追逐片的先河，提供了展示暴力形态的初始模型。
纵观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部暴力史。汤因比说：“战争是人类暴力和残酷性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民间的争斗，部族间的厮杀，城邦间的掠夺，黑帮火拼、宗教冲突以及集团混战和国家战争，直到近现代的两次世界大战，暴力行为并未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有所收敛，反而随着科技的进步演绎得更加复杂化和立体化。人类似乎总有很多内心的欲望、情感需要通过血腥的战争、暴力来宣泄。在西方，从古罗马斗兽场，古希腊、罗马的悲剧到中世纪的骑士和骑士文学，再到意大利的黑手党，各类战争和文学，生活和艺术其实一直就是双轨并行，记录和演绎着人类的心灵史、情感史。
在中国，自秦以后的诸侯纷争、农民起义等，就是一部部血淋淋的暴力史，但也成就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样一些记录和反映其历史过程的文学经典。由金庸、梁羽生、古龙开创的新武侠小说，堪称当代华人展示力量、暴力和塑造武侠人物形象的艺术精品。武侠片也就成了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和贡献给世界电影画廊的一道风景。东西方各类新武侠的兴起，银幕因此成为“杀场”，让观众得以在战争以外充分享受和一睹战争或打斗的惨烈、奇观和血腥。但另一方面，关于银幕暴力的“暴力程度”问题又一直是各个电影生产国所关注和争论不休的问题。差不多每一个电影生产国都为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和法规。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电影生产史，也就是一部电影立法史。
然而，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现实还是艺术，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观看行刑场面都是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重大“仪式”。“看客”们在这一“仪式”中获取新奇、刺激甚至快感，也彰显出人性的弱点。随着历史文明的演进，特别是科技推动下的艺术对生活的高度逼真模仿，尤其是后现代科学和技术语态下的色彩学、多媒体立体声技术的发展，给宽银幕电影、立体电影、触觉电影、嗅觉电影、环型电影、水晶电影等银幕展示暴力和血腥提供了更加充分的视听表现形式。当代社会，这种将肉体惩罚进行公众表演的场景早已退出生活舞台。在法制社会的背景下，公民们在现实中并没有很多暴力行为。如果没有发生战争，终其一生也很少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观看到真正的暴力或惨烈场面，街头里巷偶尔发生的打架斗殴场景就足以令多数人驻足观看，获取超越自己经验范畴的视觉信息和刺激。于是，电影和电视中的暴力场面就成了在今天惟一能够以“仪式化”的方式“合法”表现和观看的暴力行为。照片、动漫、网络游戏和影视制作者通常会通过将暴力合理化和美学化，以使得影像暴力容易为观众所接受。
为此，作为生活在视觉时代的现代人，得以在高度“物化”的语态下用“合法”的方式来“观看”血淋淋的暴力场面。在影院里，在电视机和电脑前，在相册和书画里，都可以观赏到各种极富视觉冲击力的暴力影像。《新龙门客栈》、《英雄本色》、《杀手里昂》、《英雄》、《十面埋伏》、《夜宴》、《投名状》、《集结号》等，充分展现了后现代影像暴力和暴力美学的独特魅力。而“‘暴力美学’就是要发掘出枪战、武打动作和场面中的形式感，将其中的形式美感发扬到炫目的程度，忽视或弱化其中的社会功能和道德教化效果。”[1]
概而言之，影像暴力既有其历史的渊源、人性的弱点等原因，又有人为的发掘与强化，从而使其成为愈来愈为社会所忧虑的一种文化现象。
二、影像暴力的形态及其对青少年的道德影响
就已有的研究来看，谈论影像暴力的文章并不鲜见，尤其是关于影像暴力对青少年道德行为影响的研究，著述甚多。为此，在研究的深度上，对影像暴力予以细分，作深入探讨，当是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命题的重要路径。贾磊磊在《影像的传播》中，将影像暴力划分为心理型、动作型、机械型、社会型四类。笔者拟将影像暴力划分为话语暴力、行为暴力、观念暴力三种形态，并就其对青少年道德的影响作相关探讨。
1.话语暴力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是人类社会生产、交流和管理的重要工具，离开了语言，人类的物质生产和交流活动都无法正常进行，社会管理也无法展开。话语作为后现代哲学和文论的重要概念，其西文词是discourse。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指出，“话语不同于语词”(word)或“句子”(sentence)，它不单纯指一种用来表达意义的时间的组合，而是一种“推理的实践”。在结构主义看来，话语背后隐藏着一种看不见的权力，任何“话语”都是“权力的话语”。[2]人类的支配欲、权力本性、英雄梦想、暴力本性、价值实现首先就以话语的方式“存在”于现实生活的每时每刻。当影视以视听形态去再现和反映生活的时候，权力争夺和暴力冲突也就成了影视体现宣泄功能的首要选择。
进一步说，人类的斗争首先和最终都体现为管理层面和意识形态领域话语权的争夺，形而上层面话语暴力由此形成。其话语暴力往往体现为以话语霸权方式传达的意识形态指向的对话、独白或言语动作，构成所谓“媒介的暴力”，进而以其运载的意识形态构筑起新的“文化霸权”，影响大众尤其是青少年一代的消费观念和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
就形而下而言，话语暴力往往体现为低级下流的攻击性、侮辱性甚至流氓性的对话、独自或言语动作。由于受影像暴力带来的负面影响，青少年会模仿影视作品，把话语暴力带入生活，导致生活语言暴力化、粗鄙化，甚至引发暴力冲突，产生严重后果。王岳川指出：影视中的“词语暴力，尤其是野性词语暴力，媚态的词语暴力，性词语暴力，肉欲词语暴力、‘床’词语暴力和对‘家园’的排斥，对精神的排斥、对人的排斥的词语暴力……”[3]对当代文化和青少年道德的影响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2.行为暴力及其影响
行为暴力是一种外在性和直观性的暴力方式，它以打、杀、抢、战争、性强暴等视听直观、刺激的场面和镜语叙事方式来承载和体现。就其影视样态而言，主要有枪战片、动作片、警匪片、战争片、武侠片等等。事实证明，影像讯息能迅即催化人的行为和欲望，诱发某种行为反应，比如，看了电视上的一则商品广告，有人可能会立即冲出家门去购买它。影视行为暴力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巨大。早在1995年，美国儿科院就发布消息：上千次的研究结果证明媒介暴力可导致儿童的攻击性行为。1999年美国儿童、青少年精神研究院对电视暴力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影视暴力可能引起儿童和青少年如下变化：(1)对暴力毫无畏惧感；(2)逐渐接受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的观点；(3)不自觉地模仿电视中的暴力行为，对事物缺乏理性判断和思考，失去道德理智，最后甚至违背社会规范、触犯法律。
行为暴力之所以对青少年的影响巨大，与青少年的心理特征密切相关。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不成熟，易受影响，易困惑；具有活跃性和动荡性；社会性逐渐增强；性意识逐渐清晰，性心理得以发展。这些特征综合起来，使得青少年表现出善于模仿、自我价值肯定、独立意识增强、追逐新生事物、向往成人社会以及盲目的从众性，逆反心理强，易偏激，易冲动、易受外界影响，特别是随着生理的逐渐成熟，青少年的本体性意识逐渐增强，会出现性渴望、性冲动、性敏感、性幻想等心理和行为反应。正因为青少年这个特殊年龄的特殊表征，所以最容易受到影视创作道德负面因素的影响和伤害。
3.观念暴力(或曰暴力观念)及其影响
日本伦理家小山岩尾说：“道德能力的主题应当是观念，观念是解决一切难题的万能钥匙。”[4]观念是一种内在和隐性的形态，体现为暴力合道德化、合法理化的思维和观念逻辑，成为一种英雄崇拜，甚至上升为一种国家暴力，最终形成暴力观念。劳伦斯·格伯纳及其同事还试着针对电影电视对受众的影响进行研究，其中重在针对没有自制力的青少年的影响。在这次研究过程中，格伯纳收获很大，提出了“培养理论”(Cultivated Theory)。这一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电视影像暴力可以培养、建构受众的暴力美学的世界观。暴力美学的建构首先在电影中得到了尝试，包括电影艺术本身的暴力美学和影视受众暴力美学的建构，随后发展到电视和网络暴力美学。
就现实而言，上至国家意识，下至个人原则，诸如世界大战，20世纪美苏争霸，越南战争，两伊战争，核威胁，核恐怖；民间的抢劫、谋杀、强奸等等，暴力几乎无所不在。就体现国家意识而言，战争片、警匪片也许是所有暴力影视中最能体现影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机器的载体。
其实，无论中外，体现国家意识的暴力影视一般都以正义、进步和多数人的利益为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因为其思想底蕴的深厚、意识形态的渗透、价值观念的导向，往往模糊或麻木了受众对极度暴力影像的反省意识。《巴顿将军》因其凭借国家战争暴力和所塑造的巴顿形象，把美国精神宣扬到了极致。应该说，体现国家暴力影视影像是所有暴力影像中强度最大的，其冲击力、渗透力、影响力、危险性都值得研究。然而，学术界对体现国家暴力的暴力影视影像对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道德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暴力观念，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或者足够的重视。
由于受影像暴力的负面影响，青少年会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暴力正当化、合法化、美学化观念，进而对其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产生“对抗社会”、“反社会”心理冲动和道德行为，《邦尼和克莱德》所传达的反社会暴力观念，对青少年影响极大，甚至遭到了美国官方的封禁。
三、反思与对策
在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后现代文化传播的历史语境下，影视文化理应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社会主义事业艰苦奋斗。这就要求影视文化牢牢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发挥影视文化的积极作用，针对影像暴力在现代科技支持下所显示的愈益强劲的冲击力、影响力，要积极引导和帮助青少年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
第一，推行民族化的影像生产和艺术表现策略。对影视生产和制作来说，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思考，生产出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要的影视作品，坚持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三性”原则，坚持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统一。另一方面，在对待影视语言、影视表达、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等问题上，必须坚持走中国化、民族化的影视文化道路。“毫无疑问，在暴力的阴影笼罩下的银幕，给人类社会造成了诸多灾祸。在电影艺术无法彻底去除暴力内容的情况下，怎样消除电影暴力的负面影响，消除暴力的残酷性给观众心理带来的恐怖和厌恶，建立一种既符合电影观众的观赏心理又适应电影艺术自身规律的表述方式，是电影艺术创作中重要的问题。”[5]其实，在对待暴力、真实、细节的表达上，中国艺术一向有自己的美学原则和表现传统，强调写意，强调意境，强调意会和“留白”，不尚直露和血腥。为此，中国影视生产必须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暴力影像文化的影响，如《欢乐英雄》、《阴阳界》、《南京大屠杀》、《大刀》、《狼毒花》等影像作品中所形成的暴力血腥之风，重新回到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审美路径和传统上来。
第二，高度重视影视文化安全，积极研究和防范影像暴力长期传播，层层累积，逐渐渗透及由此对中华民族特别是青少年大众的多种影响，关注青少年心灵的健康。影视文化作为大众传播语态下的媒介文化，因为其介质的视听性质、色彩刺激、身体表述、听觉轰炸，无疑是当今社会影响力巨大的强势文化。另一方面，影视文化作为舶来品，它在西方文化的孕育、滋润下生长，带着西方文明的因子在全人类流传，其审美性背后的意识形态对第三世界影响深远。正如当代瑞典文化学家米达尔所言：“儿童与青年更易于接受残忍的方式，对传播到人们身上的各种印象缺乏过滤或选择的能力，这也会产生一种国际背景下的后果，即西方世界的道德习俗通过电影或新闻出口教给第三世界……”[6]为此，中国完全有必要继续加大警惕和防范的力度，以保证国家安全和民族心灵的健康。这方面，尤其要注意它对青少年一代的麻醉和影响。本文特别要强调的是，影像暴力作为影视文化的重要内容，它从语言、行为、观念等方面对青少年的影响，关涉到民族子孙万代的心灵健康和成长，必须进一步引起影视生产、影视管理、影视传播、影视教育等社会多方力量的高度重视，充分估计它对青少年一代的负面影响和危害性，密切观察、注意其与生活的互动关系。高等院校理应加大教育的投入和研究力度，把影视教育纳入教育计划，全面提升大学生的影视文化素养，构筑开放的道德教育体系，构建健康向上的学校精神家园。[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