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演化经济学的困境与前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困境论文,经济学论文,前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当新古典经济学的大厦建立之时，它的基础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几乎在同期，新古典范式内蕴的哲学基础——决定论和简单还原主义就开始被各学科共同体所放弃。20世纪下半叶，复杂性科学取得的进展进一步加速了决定论的崩溃，非均衡、非线性的动态系统特征开始成为各学科共同体新的认识论基础。这使此后的经济学领域一直不乏争论，新古典主义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缺陷一再受到来自各方的指责，批判、修补和发展成为20世纪经济学的典型景象。
凡勃伦无疑是这一过程中的代表性人物，在他发出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的呼吁之后，经济学就始终未停止过赋予经济学以演化色彩的努力。1981年博尔丁的《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的相继出版，标志着演化思想开始试图走向聚合，以形成一种比较系统的新的经济理论。20世纪90年代之后，演化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多普非(Kurt Dopfer)和霍奇逊(Hodgson)等人均就演化经济学的众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有经济学家宣称，这种挑战意味着经济学理论即将迎来“第三次分叉”，21世纪将是演化经济学的世纪。
以波普尔的“简单的、新的和强有力的”① 标准评价，无论从理论的系统性、解释力，还是从实质性的政策贡献来看，演化经济学总体上还处于一种无序态。虽然它有充足的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理由，但批判的必要性不等于批判必然取得结果，从目前的局面看，演化经济学还未达到可取代新古典范式的地步。与以新古典为主体的主流经济学相比，演化经济学目前仍处于一种“繁荣的非主流”境地。演化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当前要对演化经济学进行准确分类甚至给出一个比较贴切的定义都十分困难(霍奇逊，2005)。
演化经济学面临着哪些困境？其形成原因是什么？演化经济学的前景如何？本文拟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二、当前演化经济学面临的困境及形成的原因
(一)困境之一——缺乏价格理论
主流经济学假定，解释了市场价格的决定实际上就相当于解释了经济过程中所有重要的东西。尽管演化经济学家并不赞同这种观点，但他们也承认，既然所有的现代经济都是并将仍然是货币交易的经济，那么对交换比率即价格以及价格决定的理论解释必定会成为一个主要的研究领域。② 然而，尽管当前演化经济学涉及的领域已得到极大扩展，但由于缺乏价格理论这一最基础性的理论，演化经济学一直难以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以至于加里·贝克尔不屑地评论道：“对于解释行为问题，这些看似诱人的新观点尤其地没用”③。霍奇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缺乏类似阿罗—德布鲁这样的一般范式，演化经济学只能“可以理解但却是几乎无效地声称新古典是不现实的。”④ 他认识到，演化经济学要避免早年老制度经济学衰亡的命运，就必须高度重视基本理论的发展，不能再犯下用“越来越细地描绘具体的经济制度的图景来描述现实这一种决定性的错误”⑤。
从20世纪90年代起，演化经济学开始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价格理论。沃尔顿·汉密尔顿对成本因素的质疑和对自由定价的制度主义思考，加德纳·C.米恩斯的管理定价理论，马奇等人的制度主义和企业的行为理论，以及加尔布雷思和熊彼特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都成为演化价格理论的重要来源。演化经济学中的价格被视为一种习俗，这类习俗是多元的，反映了不同种类的商品、制度计算模式和定价过程，价格的确立与变动被视为一个社会过程，它由习惯所强化并嵌入在特定的制度之中。沙克尔强调，“一定时期内保持特定水平的价格获得一定的约束力和权威性，社会也会使自己的方式和习惯适应这种价格，因此正是价格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生活框架中使人们的行为保持了相互的协调一致。”⑥ 在习俗与权力的分析思路下，产业结构、习惯和传统以及现存的权力主体的变化对价格形成的影响被演化经济学置于价格分析的突出地位。
但是，在知识—历史—制度分析框架下，演化经济学要形成一个新古典那样的普适性价格理论无疑极为困难。因为如果视价格为一种习俗，演化分析就首先指向价格赖以形成的制度，分析哪些信息和惯例对价格形成有影响，这决定了演化价格理论只能是特定的、情境化的，每一种理论都与市场结构、市场类型和公司组织形式以及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征有关。它更接近于定价的过程理论，而非可以描述数量变动趋势的价格理论。因此，在演化经济学的价格分析中，农业部门所具有的通过补贴和总供给的定价模式必须和学术性职业通过薪酬的定价模式加以区分。英国卫生机构的定价和其他国家相比，它首先应当和英国文化的独特价值判断相联系，从而和欧洲大陆国家社会化的医疗定价模式加以区分。这样的价格分析虽然相比主流经济学更接近真实世界，但它也必定是个案式的。而且这种个案的描述在数量倾向上并不明确，比如，在明确学术性职业的薪酬定价模式之后，借助怎样的工具解释学术性职业的薪酬变动呢？
演化经济学家意识到这种困难，并在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极其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他们反复强调，要解释真实世界的价格现象，就要意识到价格形成的制度过程，任何能被认同的普遍性的价格理论在其解释力上都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得不对新古典表现出暧昧的借鉴，演化经济学当前还是生存在新古典语境下的，为了发展，首先要在这一环境中获得适应。但这种适应的前景并不乐观，因为两种范式的立足点和最终要得出的结论是不一样的。因而，尽管演化经济学家期望基于权力—习俗的价格分析原则要比任何无所不包的普遍性理论更具有操作价值，但它能否为经济学的应用提供有效的分析框架，的确是不容乐观的。如果一切解释都是个案，演化经济学就难免像当年的老制度经济学那样，成为出色的“资料收集者”。
(二)困境之二——广义演化还是狭义演化？
演化经济学强调“累积因果”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演化经济学应当不断追求因果间的解释，在这一持久过程中，原因和结果上的每一个链条都不存在终点。如果将这一原则贯彻到底，则演化经济学原则上对于科学研究的范围没有限制。但当这一延续关系到社会和自然领域之间的交互作用时，演化经济学家们却不得不面临着一个困难的选择：如果将“累积因果”原则贯彻到底，则经济系统与自然系统从属于环境巨系统，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必然要排除在社会和自然界之间隔绝性的分析边界，承认经济系统从属于物质能量的终极约束，这意味着演化经济学将在内容、方法和视角上都将与传统经济学迥然不同，即广义演化；如果将累积因果原则仅限于人类经济活动本身，则这一边界无需清除，自然可以被视为人类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它仍然隶属于价值而非物质分析，在内容上它与传统经济学毫无区别，差异的只是分析方法和视角，即狭义演化。如果选择前者，则意味着现有的分析必须被赋予新的价值观念，在全新的经济伦理基础上开始理论建构；如果选择后者，则仅仅限于视角和方法的重构，而这又推翻了“累积因果”的原则。
广义演化和狭义演化的冲突本质在于，是将经济体系视为整个生态自然体系的一个子体系，还是将自然生态视为经济的外在实体？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假定人和自然是分离的社会—自然二分法思想有着极为悠久的传统。二分法中的社会和自然关系是不对等的，“自然”被视为发展人类文化的一种可利用的“资源”，这一观念在今天的社会思想和生物学思想中仍然十分明显，“一方面自然科学家大多不重视甚至敌视社会科学的洞见，另一方面，自然科学倾向于强迫社会或者文化思想进入自己的分析范式”⑦。当演化经济学在探寻自己的累积因果时，同样需要在社会—自然二分法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承袭二分法，则经济学的问题仍然是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消费问题，与其他无关；如果放弃二分法，则经济学的问题转化为生物物理能量的循环效率问题，它不仅要求采用反本质论的演化思考方式，而且要将演化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扩展到自然和社会之间，进行广义的经济演化分析。
早期的演化经济学家如博尔丁、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等人都倡导广义演化。他们认为，经济活动的实质是利用低熵⑧ 产出高熵的过程，效率的本质是低熵使用的效率。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提出了著名的稳态经济观。稳态经济观主张在物质财富系统和人的系统中保持平衡，由于这两个系统不会自我恒定，人类需要使这两者都处于一个低的流通率。对于人口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低生育和低死亡即高生命期望值；对于财富系统，低流通率意味着使用期限更长或商品的耐用性更好以及花费在生产上的时间更少，而获得更多的休闲时间。由于稳态经济观既与坚信技术万能的西方社会传统观念相悖，也与主流经济学分析的主题相冲突，更无法迎合政治家和选民期待的增长神话，因而在提出之后备受冷落。对于当前正处于复兴期的演化经济学而言，如果试图以广义演化包容狭义演化，演化经济分析就必须得到新的价值理念，即创新及其扩散、制度演化及其变迁、动态过程中的生产消费和技术的涨落，但首先要明确一种新的经济价值观，即怎样的生产和消费、怎样的创新与扩散才是应该的。
广义演化的思想在当前的演化经济学体系中并未得到继续发展，相反，从近年来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存在着一种明显趋向狭义演化的态势，它依旧承袭了西方传统的社会—自然二分法，将自然视为人类社会的外在体，而不是将人类社会视为自然的一部分，传统意义上的投入和产出的效率以及经济规模仍是演化经济学关注的焦点。由于割裂了自然和社会的连接机制，狭义的基于二分法的演化经济学仍难以达到自己所追求的“揭示真实经济世界”的目的。彼得·狄肯斯批评道：“它既没有看到人是进化的产物，也没有看到经济和它继续演化所需要的资源之间的关系，模型中的环境只是由消费者和其他竞争者构成的环境，最终的结果是，文化和环境这一二元论并未触动，进化经济学⑨ 对这二者的关系几乎没有带来什么启示”⑩。如果正在试图复兴的演化经济学仅仅只考虑过程、创新、认知和效率这些范畴，而不是考虑该进行哪种类型的创新以及经济规模的生态约束，如果仅仅研究短期的人类经济行为，并仍然沿袭社会—自然二分法致力于经济增长和增加人类征服改造自然能力的研究，就难免走入“非法制造熵”的陷阱，终极的人文关怀精神将被涤荡殆尽，剩下的还会是工具理性，最终成为一种动态的新古典经济学，而这并不是演化经济学所期望的结果。如果延续广义演化的态度，演化经济学势必要对现有的思想观念进行再次整合，从微观分析到宏观分析的层次上都体现出自己鲜明的价值倾向，这种改变是从单一的实证研究到实证与规范相结合的研究。同时，为了增强广义演化的实质性说服力，演化经济学需要将自己的人文关怀精神建立在生物学和物理学的坚实基础之上，这种学科融通的难度同样是巨大的。
(三)困境之三——如何实现层级融合？
演化经济学将经济变迁理解为一种历史和制度的嵌入过程，从而在理论诠释上尽可能按接近真实的目的展开事物的普遍联系。“没有哪一个层级的问题可以孤立地被分析”是演化方法的精髓，正像福斯特(Foster)强调的那样，“必须在整体上视社会为一个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制度变迁需要个人改变惯常的行为模式，但是为了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能够认识到其他行为模式与他们试图改变的行为之间的相互依赖”(11)。这种强调普遍联系和从互动中解释变化的倾向无疑是系统论的。
按照贝塔朗菲的定义，系统，即“处于一定相互联系中的与环境发生关系的各组成部分的总体”(12)。在系统论逻辑中，系统被分解为各个组成元素，系统性质不仅取决于组成元素，而且取决于各元素间的相互联系，系统的涨落随着系统内部要素运动而变化，系统因之而变化发展。当演化经济学运用系统思考方法时，首先要确定系统的基本元素，在此基础之上才能进而对元素与所构成系统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演化经济学将知识存量和结构的变化视为整个经济系统中的基本要素，个人、企业组织和产业都是知识的不同载体，并据此划分出各个不同的子系统。在确立元素之后，对由元素构成的系统的质的解释则成为系统分析的第二步。按照现代系统论的理解，每一水平上的系统具有该水平所特有的质，它由其组成元素及元素间的关系所决定。系统的质是其组成元素所不具有的，演化经济学用结构—过程的分析方法解决这一问题，结构—过程分析方法由行为主体、结构性约束、社会互动、历时动态变化和后果等要素构成。在演化经济学看来，经济过程是一个行为主体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连续变化的过程，是一个自我复制、自我持续的没有最优的开放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行为主体与结构之间相互作用产生行为的持续、创新或质上变化的累积因果过程。结构性约束使得在社会实践过程具有章法和秩序，并体现在行动者在具体时空情景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行为主体则在运用结构中的规则和资源的同时在具体时空中维持或再生产出结构。在这种原则指导下，演化经济学用基于个体差异性的创新、学习和模仿、适应和选择等原理再现了经济系统的有序与无序、稳定与创新、必然与偶然的统一与矛盾。确立元素和系统质的形成之后，则需要明确系统演化的动力来源。在这一问题上，演化经济学强调主观认知的作用，认为知识存量与结构在不同层级主体间的相互作用是系统变化的根本来源。演化经济理论中的经济系统运动和制度变迁是在主观—客观两重世界的相互运动中取得的，前者是基于心智考虑的，后者则是以与心智无关的标准为特点的世界，它和知识以共同演化的方式得到发展。主体主观的信息和知识决定了对客体实在的利用能力和认知程度，反过来客体在被利用过程中的表现反射到主体的信息和存在又对主体的知识和认知模式产生影响，后者被利用的程度将会反馈到前者上。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实践上的生产知识和主体对经济环境中的机会和约束的理解即相对主体而言的世界状态知识协同演进，从而在不同层面上表现出经济的变迁。
将元素确立为知识，用结构—过程解释系统的质的形成和变化，将系统的动力归结于主观-客观的互动，这三点为演化经济学在自组织和达尔文主义的搜寻结合理论空间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然而，系统方法不仅要确定系统的基本元素，还要分析元素分布的不同层级，并在元素之间以及各子系统之间建立连接。它不仅要承认系统间元素的相互联系，还要解决元素间相互联系如何实现的问题，同时也要对不同子系统的相互作用方式进行说明。一旦确立系统分析的方法，多层次研究就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自组织和达尔文主义搜寻相互结合的某些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引导它们从某个组织层次转变到另外一个层次，而经济体系的重要特征，恰恰就是某一层次是更高层次的行为主体。这就要求演化经济学对经济系统的分析必须充分考虑层次级别，并要考虑各层级的相互作用关系，尤其是个体群的对应关系，然后才能进行演化路径和效率的分析。在经济系统中，每一层级的个体群都构成下一层级的环境，其本身又受到上一层级个体群的影响，只有清晰地揭示它们之间复杂的利益冲突和相互作用，才能正确地认识演化动力和演化方向。
这种层级区分和层级过渡的解释是演化经济学深感困扰的问题。在一般性的系统中，低组织层次上的记忆是达尔文主义的记忆，它们贮存的信息决定了行为主体自组织更高层次组织的能力。来自于某个层次上的达尔文主义记忆的组织过程信息有助于形成多个更高层次上的组织，它们需要在所有这些高的层次上接受检验，为了保留下来，所有这些组织也必须是成功的。在生物系统中，无论在哪一层级上，所有经历过达尔文式搜寻之后的完全信息携带者将存在，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各层级的过渡关系。但在经济体系中，问题则尤为复杂。因为：第一，更高层次的组织一旦形成，它就会把某些或者全部较低层次纳入自己的范围内，并将它们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因而较低层次上的达尔文主义的实现方式将会发生变化，权力、偏好都将阻止进一步搜寻的完整性，即较低层次上的达尔文主义搜寻所发现的组织过程信息需要通过更高层次的组织继续检验。第二，自组织和达尔文的试错是可以同时发生在一个层级上的，但该层级所需要的组织过程信息需要它自己的组织记忆。更为明确地说，虽然演化经济学确认系统内各元素都具有知识的性质，但不同层级上的知识元素在属性上又存在差异，偏好、认知和惯例、预期在不同的层级上都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质，而它们的产生和演化又相互关联。在生物系统中，当低层级的元素进入高层级时，信息仍全部承载于基因之上，但在组织内部，个人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含义与表达形式以及传递扩散的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样，元素间的联系和层际上的过渡分析就成为一个尤其困难的问题。当前，演化经济学基本上是按照经济分析的需要，按照个体、产业和社会经济体系建立自己的微观、中观和宏观层级系统，知识这一元素贯彻其中，选择变异与扩散机理则普遍存在三个层次间，但如何实现层级间元素的过渡则十分欠缺。竞争与选择在不同的层次上所产生的后果，结构中主体间的互动，以及结构与主体的互动成为演化经济学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尤其是要将这种互动从个体层次、中观层次到宏观层次进行全面分析，并体现“个体加总并非等于整体”的反还原论原则。因为系统要素间的过渡不仅仅有一个层面上的，而且有多个层面上的，不仅有横向同时段的，还有纵向历时段的，唯有如此，系统才能立体化和动态化，演化分析才不是漫无边际和大而无当的。
三、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前景
量子论的提出者普朗克曾说过，科学是内在的整体，它被分解为单独的部门不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质，而是取决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实际上存在着由物理到化学，通过生物学和人类学到社会科学的连续的链条，这是一个任何一处都不能被打断的链条。(13) 演化经济学倡导真实全面地解释经济现象的理论取向无疑对经济学的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但还原真实的过程，也是学科融通的过程，遇到种种困境在所难免。当前演化经济学遇到的种种困难，所折射的也是普朗克所说的这种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当前，演化经济学在“整合”方面进行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而对这两方面的“整合”努力能否成功，决定着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前景。
(一)寻找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演化经济学家奉行的原则之一——“累积因果”注定了它将取得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广阔的分析领域，与此同时也决定了它需要比传统经济学更为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中的学科交融的倾向日趋明显，一些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为演化经济学理解经济现象提供了新的依据，尤其在理性、非理性、交换倾向、利他行为等传统经济学的“软肋”问题上，来自脑科学、古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新进展为演化经济学开辟了新的分析思路。例如，在解释人类合作起源的问题上，演化心理学家约翰·图比和克斯迈德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即人类存在一种惩罚性的道德感，或者激情，它造成的惩罚足够强烈，使免费搭车者难以获得比合作者更高的生存概率。经济学家赫伯斯·金迪斯等人则通过计算机仿真模拟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即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必须获得可遗传的、利他的情感因素，这是合作形成和社会起源的关键。芝加哥大学的莱恩小组则提供了生物学证明，他们的研究表明，基因、环境、生物的行为心理结构，以及生物社会的组织结构是共生演化的。(14)
另一重要的启发则来自以色列科学家哈伊姆·奥菲克的研究，他证明，人类进化尤其是脑进化的持续动力来自交换活动。在持续的历史进程中，交换和脑进化扮演着互激式的角色，脑进化产生的一系列后果扩大了人类交换范围，日趋复杂化的交换活动又反过来影响了脑的进化，并导致了社会秩序的出现和发展。奥菲克强调，只有当分工结构和参与主体被适当地置于接受自然选择的状态中，分工才可以进化，而这种分工进化又会反过来刺激人脑的进化，这在史前期是完全成立的。在史后的七千多年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时间里，市场选择的力量越来越强，而自然选择的力量开始逐步减弱，但两者的指向却是一致性的，那就是如果人类知识和认知的进化脱离了认知水平的发展，分工深化则无从谈起。奥菲克关于脑进化的思路，为演化经济学提供的认知论意义在于：如果人脑是经由一个连续的过程进化而来的，那么作为脑进化之意识形式的认知水平，就是一个伴随人类进化过程而不断进化的产物。这其中的引申意义在于：我们怎样思考，我们就有怎样的未来，因为我们自己的演化受到我们自身创造物的影响。在人类掌握了调控和引导自身社会的知识能力之后，由人类改变的社会反过来也会影响人类进化本身。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蔑视演化经济学的主要一点，就是认为它过于倾向于“人文”而没有“科学”，借鉴这些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并将其融合在演化经济学体系中无疑对增强演化经济学的科学性大有裨益。
(二)寻找新的理论工具
尽管对新古典存在诸多不满，但演化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形成过程中数学工具的贡献却看得很清楚。对于解决价格难题、层级融合这类问题，仅有新的理念是不够的，它必须要得到一种合适的工具，新工具必须能满足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纲领，并能拓展分析的领域，它依赖的基础不能像新古典那样脱离现实。演化经济学家曾试图用进化博弈论来完善自己的工具箱，但它仍不能完全符合“演化”之所需。虽然相对于纳什均衡，进化稳定策略把均衡看作调整过程的产物而不是某种突然出现的东西，因而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使博弈过程动态化，但它关注的焦点仍是均衡选择，且学习过程中仍需对理性给予足够的假设。
当前，另一个新的工具——多元代理模型正在引起演化经济学家的注意，这一模型与新古典采用的数学工具有明显的区别。新古典的微观模型是“代数型的”，其典型就是阿罗和德布鲁的均衡模型，生产可能性集合被假设为闭的和凸的，但没有给出任何具体的特性，然而在非常广义的不动点定理的帮助下，却证明了均衡的存在。多元代理模型则与之不同，每一个代理人都具有非常具体的行为规则集合，给定任何情况，一个具体的代理人行为就能够得以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多元代理模型是“数值型的”，任何代理人的行为都可以从相应的条件集合中进行数值化的计算。多元代理模型在以下两个方面能很好地满足“演化”分析的需要：第一，模型能够涵盖不同代理人的多元性，而无需脱离实际地用同质性假设去回避问题。在新古典的均衡理论模型中，每一个代理人可能有不同的特征，但在细节化分析中，比如要分析一个变量的增量变化会给均衡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却必须假定代理人都是同一类型的，如果不这样处理，就很难对这一模型发生的变化进行数学分析。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这一过程是通过计算机进行数值化运算的，代理人的不同特征不会阻碍这一过程的运算，这就将差异性包容在模型中了。第二，在多元代理模型中，路径依赖能被很好地包容，代理人每一次行为的结果都反映在下一步过程之中，由市场匹配规则用来确定下一步的起始状态，这种“时期分析”在没有计算机的时代是很难完成的，这一处理使极大化或均衡不再成为必要，从而从新古典理论框架下获得了自由。这样，借助于多元代理模型，演化经济学的关键性命题——变异、选择和复制都能被包容。当然，多元代理模型也存在一些困难，例如，在多样化处理时，对每一个代理人数据的输入时间如何确定的问题，即频率和时间的处理，这将关系到演化的展开过程。但总体而言，多元代理模型为超越均衡理论框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工具，演化经济学家期望，运用多元代理模型实验方法，可以得到纯理论推理所难以得到的许多种类的知识，多元代理模型可能成为经济学迈入新时代的启动器。(15)
寻找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和适当的工具将有助于解决演化经济学当前面临的诸多困难。比如，在框架问题上，自组织理论和达尔文主义的分歧将随着演化经济学家对生物学认识的加深而逐步消除。当前，生物学家对基因层次上的选择存在自组织过程这一点已逐步形成了共识，综合进化论所强调的共生演化也暗示了自组织过程与达尔文的变异、复制与选择是可以兼容的。在层级融合问题上，演化心理学和脑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必定能为人类解释复杂的知识问题提供更多的依据，只要继续保持学科的开放性，困扰演化经济学家的知识层级问题也会逐步得到解决，而价格理论中定价过程和价格数量变化也存在通过多元代理模型来获得双向突破的可能性。
在演化视野下，演化经济学将时间纬度拓展到了极大，并开始关注人类的存在这样的命题。可以说，演化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的交锋，实际上是“人文”经济学和“科学”经济学的交锋，借助于“唯有变是永恒的”这一理念，借助于开放式的学科态度，演化经济学能否在“科学”经济学和“人文”经济学之间拓展出第三条道路，我们将拭目以待。
注释：
①Popper,K.R.,1945.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p.347.
②⑥马克·R.图尔：《价格决定的制度主义理论》，见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中文版，23、27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③④G.M.霍奇逊：《现代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140、2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⑤(11)霍奇逊主编：《制度与演化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294、295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⑦Benton,T.,1991." B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Why 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Should be Given a Cautious Welcome? " Sociology,25( 1) ,p.29.
⑧熵是不能再被转化做功的能量的总和的测定单位，由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尔夫·克劳修斯1868年第一次提出。热力学第一定律认为能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第二定律认为宇宙总熵是不断增加的，因而低熵总是稀缺的。
⑨进化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都源于evolutionary economics，只是翻译有所不同，在日本，由于最早的引入者采用进化经济学一词，其后该译法一直得以沿袭，中国经济学界一般采取演化经济学的译法。但严格地说，进化一词隐含有进步的含义，而事实上演化有时候并不等同于优化或者进步，因而演化经济学的翻译更为准确，本文中之所以出现若干进化经济学的名称，是尊重被引用文献作者的原翻译。
⑩彼得·狄肯斯：《社会达尔文主义——将进化思想和社会理论联系起来》，中文版，55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12)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导论》(上)，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79(2)。
(13)普朗克：《世界物理图景的统一性》，转引自黎鸣：《试论唯物辩证法的拟化形式》，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3)。
(14)《科技日报》，2006-08-17。
(15)盐泽由典：《21世纪的演化经济学：一个宣言》，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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