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维桢的政治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态度论文,政治论文,杨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维桢（1296—1370）是元末明初文坛领袖，他的辞赋创作代表了元代辞赋的最高成就（注：参见拙文《论元代科举与辞赋》（《文学评论》1995年第3期）、《铁崖赋考论》（《中国韵文学刊》总第7期）。），以他为首而形成的铁雅诗派及其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注：参见拙文《论铁雅诗派的形式》（《文学遗产》1998年第5期）、 《铁雅诗派成员考》（《中国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曾把元代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并对明代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要深入研究杨维桢的文学创作，有必要知人论世，首先把握他的政治态度。纵观杨维桢的一生，正处在元王朝由盛到衰以至灭亡、朱元璋政权乘时崛起以至灭元兴明的时期，曾先后与元朝、淮吴、朱明三个政权发生过或久或暂的联系，他的人生道路，是由时代与个人的双向选择所决定的；他的政治态度，则与其人生道路相辅相成，并主要从他对这三个政权的态度中体现出来。下面拟结合其人生道路，分别予以展开论述。
一、杨维桢的政治理想及其对元朝政权的态度
与由宋入元往往带有民族情绪的南士不同，杨维桢生长于南北统一后的大元承平之世，从小就在心理上认同元蒙政权，并在读书求仕时期树立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之志。他曾迫不急待地表白：“吾将瞻大明，谒崇天，扣龙墀而虎拜，呈披腹之琅玕。倘见收于虎榜，当不逊于汉庭之直言也。”（《白虎观赋》）希望能够“列朝班于王除，立玉笋之万丈，肃朝端之楷模”（《玉笋班赋》）。因而历代儒士所奉行的“忠君爱民”思想也成为其政治上的出发点，并以居清华之职，“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轸吾赤子之困穷”，旌忠斥奸，扶正诛邪，远复汉、唐之盛，近还中统、至元之治，作为他的政治思想。
然而现实与理想往往相去甚远，杨维桢曾作《铁笛道人自传》，自述登进士第后，“仕赤成令，转钱清海盐，皆不信其素志。”赤城令（即天台县尹）和钱清场盐司令都不是清华之职，固然非其所愿，但他上任后皆忠于职守，试图以勤政爱民来报效朝廷，可是他的两次努力任职，换来的却是两次免官的结果。后来宋濂在《杨维桢墓志铭》中所叙二事颇能发人深思：
天台多黠吏，凭陵气势，执官中短长。先以饵钩其欲，然后扼吭，使不得吐一语，世号为八雕。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称快，其党颇蚓结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
久之，改钱清场盐司令。时盐赋病民，君为食不下咽，屡白其事江浙行中书，弗听；君乃顿首涕泣于庭，复不听；至欲投印去，讫获减引额三千。俄相继丁外内艰，……自是不调诠曹者十年。显而易见，无论在天台县依法惩治豪强，还是在钱清场为民请命减赋，都是其忠君爱民的具体表现，何罪之有？尤其第二次不明不白被免官，使杨维桢深受委屈，所以他曾作《投秦运使书》申诉云：
枉之大，抑之久，则莫如某也。某以父忧去司令之职，而司令之课曾无一二亏欠，而吏持文深者犹枝蔓其罪，不使其文符而去。
实际上，杨维桢出仕未久接连受挫的主要原因，更在于他的“狷直”性格不为本署和上司官吏所容。至正四年，
出任江浙平章政事，他上书自白：在天台任上，“不敢少负所学，而性颇狷直，甘与恶人仇，不幸上官不右余直”；在钱清任上，“国之课无短少，鹾之过无漂注，而漕府吏之论不明，以某与陷课、截替人氏同一罪也，又何不幸也”；“丞相下车之初，蒙下漕府，追办宿案，事理既白，而小吏以赂为曲直，不以公道行相旨；而又幸天子诞布宽恩，凡一切逋课，皆在释放，而某之职课未尝逋也，小吏又以鹾课之计未定，例不解盐官之由”，“又何其大不幸耶？”，“今某为业，教授市中儿，以苟免大饥冻之窘，其穷可知已”，希望得到平章的引手之援。（《上平章书》）可惜尚未来得及“一引手堂下”，就被召还京师，感热疾而卒。
从杨维桢的自白来看，他先后与天台黠吏、漕府吏的矛盾，实际反映了元代吏治的严重弊端：即胥吏舞文弄法、上下齐手和儒、吏之间“相兵而不相谋”。元前期八十年间废除科举，“人才多以吏进”（孛术鲁翀语）。即使延祐复行科举之后，“由进士入官者仅百之一，由吏致位显要者常十之九”。（《元史·韩镛传》）而出任各级官府的达鲁花赤皆为蒙古、色目人，他们大多水平不高，在处理政务时不能不依赖于吏，这又导致了吏员权力的扩大，以致弊端丛生。所以元末孔齐曾在《至正直记》卷三以愤激的口吻说：
夫陷溺其民者，罪莫大于土吏。土吏之罪，不容于诛。凡教猿升木，吹毛求疵，为害百端，败坏风俗，吏之所为也。今天下扰攘，城池残破，舞文弄法，助虐济奸，吏之所为也。吏之害深矣哉！（《富户避籍》）
世祖能大一统天下者，用真儒也。用真儒以得天下，而不用真儒以治天下，八十余年，一旦祸起，皆由小吏用事，自京师至于遐方，大而省、院、台、部，小而路、府、州、县以及百司，莫不皆然。纵使一儒者为政，焉能格其弊乎？故吾谓坏天下国家者，吏人之罪也。（《世祖一统》）后世史家所谓“元亡于吏”之说本此。由进士出身且狷直傲物的杨维桢自然不会为“以赂为曲直”的胥吏所喜，也难以为由吏入官的上司所容，因而导致两次免官。但杨维桢对吏的看法比孔齐要客观公正一些，他把吏分为儒吏和俗吏二类，肯定前者，贬斥后者，尤其对于俗吏弄权枉法的行为深恶痛绝：
吾亦有感于今之吏者，揣摩徂伺，深诋巧文，力制长牧，气压豪氓，称为能吏，苟媮刻薄。恃以为治具，而欲望其国理民安，是亦却行而求前矣。（《送江浙都府吏倪光大如京师序》）但他并不赞成当时社会上儒、吏之间“相兵而不相谋”的不良风气，主张吏要通经，而儒要识律，儒、吏兼通，方可莅政临民。
大约在廉夫向上书求援以后不久，三史总裁官欧阳玄读了他的《正统辨》，颇为称赏，欲荐之于朝，而司选曹者又以流言沮之，“谓杨公虽名进士，有史才，其人志过矫激”，（《上宝相公书》）不宜大用。所以直到至正十年冬才补得一个“典市之官”：杭州四务提举。上司谓“署之管库以劳其身，忍其性，亦以大其器也。杭四务，天下之都务也，俾提举其课，而后除以清华处之未晚也。”（同上）此次，他是带着满腹牢骚不平而走马上任的，不过因“使苟食于市，犹胜于挟策小儿”罢了。他感叹自己不遇于时，是“屈于不知己者也”，友人黄溍本可称为知己，且位居要津，有机会向皇上荐举廉夫，但他为避朋党之嫌，而辜负其所托，“绝口无所举”，且曰：“汝宜益自课慎重，不患禁近之不薄汝也。”廉夫深为不满，作《金华先生避党辨》，斥责黄溍为“今之孔光也”。是时年届五十六岁的杨维桢已有“时不我待”之感，他不甘沉抑下僚，而“急于伸志”，于是连续向上司宝相公、樊参政等上书自荐，以求知己，但这一切都不见有效，即使在数年之后所授建德路总管府理官和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也不是他理想中的清华之职。
不过，自至正十一年夏秋爆发红巾起义以后，杨维桢关注、思考更多的已是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苦难。至正十四年，学生关宝进士及第，授临安县令，他作《送关宝临安县长序》说：
方今盗起淮颖间，挺祸于江浙。民耗于兵兴，罢于奔命者四三年弗复休。民之良胥陷于盗，招之而未归。嘻，岂吾民之乐为盗哉！抚之乖而饥寒之逼也。水旱相仍而田不减赋，妻子相流而农不息徭。其被害之原，悬于州与县，州县不闻之府，府不闻之省台。借或闻而不信，以致吾民财竭力穷。财已竭，力已穷，而赋徭愈急，征求愈繁。民死道路者相藉，幸而生者，其不去盗也几希。在廉夫看来，导致当时农民起义的根本原因，在于官府征求赋徭既急且繁，实是驱民为盗，所以他告诫关宝应“以民为邦本，而不可使戕而耗也”，上任后“务在康济生民，上承明天子之德意，下轸吾赤子之困穷，招寇于民，慎勿驱民于盗。吾将见疲者苏、流者复，休养生息，以还中统、至元之治。”其心态口吻，正一如当年任盐司令为民请命减赋不惜投印之时，尤其值此动荡危艰之际，仍以“还中统、至元之治”相期，可见他对元朝还抱有补天之志。所以在此前后，除了勉力尽职之外，他还用笔来旌忠斥奸，写了不少表彰忠义节烈的诗文，而对贪官酷吏及弃城而逃的达识丞相等则撰文予以讥斥。
二、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态度
以张士诚为首的淮吴政权，对元王朝的态度曾有反复变化，因而站在元臣立场上的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态度也前后不同。
至正十六年二月，张士诚进据平江，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其大周政权机构也自高邮迁至隆平，随后分兵攻克常州、松江、湖州，势力大张。七月，又攻杭州，江浙左丞达识贴睦迩率先弃城而逃，杨维桢作《圻城老父射败将书》，称张部为“寇”；赴睦州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后，还希望元将移刺九九“复吴没地”（《送二国士序》）。
至正十七年七月，张士诚因与朱元璋争夺势力范围受挫而降元，授太尉，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颇好招贤纳士，一时“客之所聚者几七千人。”（《送王公入吴序》）十八年三月，移刺九九败于明兵，建德失守，廉夫避地富春山，“张士诚欲见之，不往。”（贝琼《铁崖先生传》）是冬，除江西等处儒学提举，但由于当时江西已逐渐为陈友谅攻占，他审时度势，弃官不赴，而于十九年春回到杭州。四月举行江浙乡试，廉夫受聘预考文事，“选中左右两榜凡三十有六人，备榜十有五人”，（《乡闱纪录序》）其中有铁门弟子三人。七月，新任江浙平章政事张士信（士诚弟）起浙西民四十万筑杭州城，又辟凝香阁以待四方之士，廉夫为之作记与诗，以休兵息民图治进规。大约与此同时，张士诚遣其弟（士信）来求言，因献“五论”及复书，集中阐述了杨维桢对淮吴政权的看法，同时也进一步表现了他的政治见解及其对元王朝的态度。
复书今见于贝琼《铁崖先生传》中，其大意有四：首先肯定张士诚之作为，“有今日不可及者四：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吏禄而奸贪必诛，四也。此东南豪杰望阁下之可与有为也。阁下孜孜求治，上下决不使相徇也，直言决不使相遗弃也，毁誉决不使乱真也。”所谓“今日不可及者”，当是与元末割据群雄相比较而言。其次指出其不足，“惟贤人失职、四民失业者尚不少矣”；又有“动民力以摇邦本，用吏术以括田租，铨放私人不承制，出纳国廪不上输，受降人不疑，任忠臣而复贰也”等六条弊政最为可畏，认为“六者之中，有其一二，可以丧邦”。实是站在元臣的立场而立论，认为张士诚既已降元，就应遵从元制，如二、三、四条弊政，就显然未尽元太尉之职责；至于“贤人失职、四民失业”及一、五、六条弊政，对淮吴政权来说诚然可畏，但以此衡量元王朝之政，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又何尝不可畏呢？再次是斥其用人不当，以致贤愚易位，黑白颠倒，危机四伏：
况为阁下之将帅者，有生之心，无死之志矣；为阁下之守令者，有奉上之道，无恤下之政矣；为阁下之亲族姻党者，无禄养之法，有奸位之权矣。某人有假佞，以为忠者；某人有托诈，以为直者；某人有饰贪虐，以为廉良者。阁下信佞为忠，则臣有靳尚者用矣；信诈为直，则臣有赵高者用矣；信贪虐为廉良，则跖蹻者进、隋夷者退矣。又有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阁下礼之为好人，养之为大老，则死节之人少、卖国之人众矣。是非一谬，黑白俱紊，天下何自而治乎？观阁下左右，参议赞密者未见其砭切政病，规进阁下于远大之域，使阁下有可为之时，有可乘之势，可迄无有成之效，其故何也？为阁下计者少而为身谋者多，则误阁下者多矣。最后是警告与解释：
身犯六畏，衅阙多端，不有内变，必有外祸，不待智者而后知也。阁下狃于小安而无长虑，此东南豪杰又何望乎？仆既老且病，爵禄不干于阁下，惟以东南切望于阁下，幸采而行之，毋蹈群小误人之域，则小伯可以为钱镠，大伯可以为晋重耳、齐小白也。否则，麋鹿复上姑苏台，始忆东维子之言，於乎晚矣！所谓“小伯”、“大伯”之为，实是以元天子统治下的东南诸侯王相期许，这与廉夫此前所作《上张太尉诗》中谓“珍重晋公经济手，中兴天子复神州”之意相同（注：按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将杨维桢《上张太尉诗》二首系于至正十七年张士诚降元之时，疑有误，因当时廉夫在睦州任建德路总管府推官，与张士诚无任何联系。又其诗第二首有“老夫未草《平蛮策》”之句，当作于献“五论”及复书前，可能是十八年张士诚慕廉夫名欲召见时，廉夫以此二诗作答而不往。）。
“五论”即《驭将论》、《人心论》、《总制论》、《求才论》、《守城论》，实为一个整体，与复书相表里，皆为张士诚“图伯”大业而发，当然仍以“诛讨贼虏、恢复王土、尊奖王室”为前提。他认为“图伯”大业必须“以收人心、固人心为第一义也”：“人心者，天命之所系，国脉之所关。收人心者，要当使之如父兄子弟之亲亲出天情之固结，而不可一日离去也。人心一归，天下事无不可为，人心一去，天下之事解体矣”。“善用兵者，必先有以收天下之人心，又有以固天下之要害。天下之要害固，天下之人心固矣。”（《人心论》）那么，由此及彼，统率军队也必须军心齐一，“人心不一，而欲守之固、战之克者，无也。”，“总制之所以名者，一众心以制敌者也，非徒一号令、一服色、一旗帜、一金鼓、七投虎龙八阵之法也。”。“人心有所不一，虽十万百万之众而心各心，于百万则固不如十人一心之为利也。故战之胜负不在士之多寡，而在于心之一不一也。”（《总制论》）人心收而固，军心齐而一，还必须善于用才驭将，方能克敌制胜，百战不殆。用才必先求才，并且应求得其道，用得其所：“可缓而不必求者，天下之常才；不可缓而必求者，天下之奇才也”。“於乎，天下之奇才，王伯之佐乎！闻之谋主也，代未尝乏，求之而不得者，以求者非其道，求得其道而又用之，或非其所也。急奇才者，不咎吾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而咎天下之无才也，不亦过乎？”“惟阁下立宾贤之馆，於奇才也，亦知所求矣，然求之非其道，用之非其所，则孰愈安坐而不知求者哉？吾以为阁下图伯必得谋主，欲得谋主，必求奇才。”（《求才论》）而善御将者，则应审其势之利钝而为之所也：“将，国之爪牙也。驭之善，则得其利；不善，亦足以致吾害。盖骁武勇鸷、鹰搏而虎噬者，其素所蓄积也；又况有挟功而骄、恃恩而放者乎？故临时驭之以智术而不胜者，不若平日束之以威令之愈也。”（《驭将论》）至于《守城论》，则是针对当时张士信聚浙民筑杭城“为此自疲自困之计”而进言：“城以保民为之也。城不保民则不固，不如恃民之为固也。故曰：众心成城。诚以恃城，不如恃民也。”、“今阁下之守土，惟知恃城而不知恃民与恃将也，兴筑已还，五郡之民财穷矣，力竭矣，小变怨而叛，大变寇乘而至矣。此时虽有泰山之城、江海之池，恐非阁下所能有也，惟阁下省之虑之”。此即复书中所说“动民力以摇邦本”之弊政。
是年十月初，杨维桢携妻子徙松江后，可能曾在吴中与张士诚有过一次面会。据都穆《南濠诗话》记载：
张士诚据有吴中，东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杨廉夫一人。士诚无以为计，一日闻其来吴，使人要于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宾贤馆中。时元主方以龙衣御酒赐士诚，士诚闻廉夫至，甚说，即命饮以御酒。酒未半，廉夫作诗云：“江南岁岁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开？”士诚得诗，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此前廉夫已在复书中批评张士诚“出纳国廪不上输”，而元主所赐御酒实为征粮之酒，他面对“如此烽烟如此酒”，自然忧患有加而难以开怀。考《元史·顺帝本纪》，“诏遣兵部尚书伯颜贴木儿、户部尚书曹履亨以御酒、龙衣赐张士诚，征海运粮”，在至正十九年九月；而“张士诚海运粮十一万石至京”，在二十年五月。由下诏到使者抵吴，必有一定时日，则廉夫入吴饮御酒事当在献五论及复书之后，时为十九年冬。一年前张士诚召而不往，此次不得已往见而不留，与复书所说“仆既老且病，爵禄不干于阁下”的态度一致。所谓“既老且病”，当然不过是托词而已，他不愿仕于淮吴的根本原因有三：一是认为张士诚“狃于小安”而无远大之志，不是他理想中能够中兴元室的诸候王。二是对淮吴用人不当深为不满，他在《送王公入吴序》中斥责“淮也吴之客七千，异于妾妇者几人？”而真正被他称许的不劣于战国之士的淮吴之客寥寥无几。三是从传统忠节观出发，不愿失身为娼：一方面他对张士诚中兴元室仍抱有一定希望，因而不仅与张氏属官、幕客常有交往唱和，而且曾撰文荐举他的学生（如张宪、赵信）或友人赴淮吴任职；一方面又对张氏是否忠于元室持保留态度，所以他鄙视“某绣使而拜虏乞生，某郡太守望敌而先遁”，实际对元臣仕吴也视为“失身如市娼者”（《瓜隐子传》）。
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欲求王爵，元廷不予，遂于九月自立为吴王，即平江治宫阙，立官属。群下同声贺之，但也有陈基等犯颜谏止，不听。此后不再输粮于京，属官俞思齐谏曰：“向为贼，不贡犹可；今为臣，可乎？”士诚怒，抵案仆地而入。思齐知不可事，即弃官称疾而隐。杨维桢作《骨鲠臣传》赞之。自是淮吴政权性质发生蜕变，廉夫对张氏兄弟的态度也相应有变，尤其张士信于二十四年八月鸩杀达识贴睦迩而自为江浙行省左丞相及任用佞臣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谋国以后，淮吴政权日趋腐败，以致终于在至正二十七年九月被明军消灭，杨维桢随即写了一组诗文，斥责伪吴所行亡国之政及伪相、佞臣、贪官酷吏骄奢淫佚的败行。
三、杨维桢对朱明政权的态度
尽管在元末群雄割据征战之时，杨维桢也有友人在朱元璋属下效力，但他本人与朱氏政权发生直接联系则是在至正二十七年正月明军占据松江以后。首任上海知县祝挺、华亭知县冯荣及松江同知李浩等皆与廉夫有交，此后三年间，杨维桢以古稀之年所撰诗文，仍有不少涉及时政，从中大致可以看出他对朱明王朝的态度。
至正二十七年三月初，上海县民钱鹤皋以反对验民田征砖甃城，结张士诚部反，聚众达三万，但至四月即被明兵平服，祝挺和冯荣从中斡旋，使两县无辜“转死而生者殆万齿”。事后，廉夫作《上海知县祝大夫碑》、《大树轩记》等文颂其仁义，实已承认朱明命官的合法性。明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定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随后召松江同知李浩入京，杨维桢作《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曰：
有明受天新命，开基金陵，百辟效职，百将效忠，实君臣千载一时之会，所以创大业臣妾天下，皆国家善于用人也。宝定李侯浩，字师孟，材足以任重，智足以拨乱。淞归附初，奉命来为贰守……历政甫期……淞士庶拜颂为古循吏。今年春，中使衔命下郡，取为机近法从，侯不税冕行……余举爵酌侯曰：“天子任股肱心腹之臣如侯者不几也，侯慎之。”再酌曰：“侯历民间，往当以生灵之忧为己忧，以答天子之大宠命。”三酌曰：“海寓尚有未宾服者，愿侯佑天子平定之，无久劳金革为也。”在元朝政权将亡未亡之时，杨维桢不仅承认明朝的建立乃“受天新命”，而且祝愿李浩佐天子平定天下，休兵息甲。是年春，新朝遣使行天下经理田土事，成彦明、黄万里分别经理松江、华亭田土毕（是时元已亡），杨维桢作《送经理官成教授还京序》、《送经理官黄侯还京序》二文，称颂“明天子均田之政”，且附诗曰：“天子龙飞定两都，山川草木尽昭苏。三吴履亩难为籍，四海均田喜有图”。
洪武二年，门生王盖昌出使松江，郡守盛升设宴饯别，杨维桢作《送检校王君盖昌还京序》曰：
士生乱世，不以窭而苟售，必迟迟坚忍，俟其人焉而后兴。此非志之远、识之卓、毅然大丈夫不能。若今中书检校王君盖昌是已……时泰邮张氏据有六州，奸佞朋进，欋椎碗脱，谣于市者不可计。或有率君往者，君曰：“咄哉！丑尔泰邮，岂王郎之主哉？顾仕有时，吾方慎俟其人也。”……皇明受天明命，君自贺曰：“天下定矣，仕有吾主矣。”……特授中书检校。嘻！非其慎仕待时，讫于真主之遇，其能戾契致是哉？他认为士生乱世应慎仕待时，遇真主而后兴，不以窭而苟售。虽为门生王盖昌的处世态度而发，同时也揭示了他本人身处乱世时的深层意识。在廉夫看来，至正后期群雄争强，元室式微，犹如春秋战国之时，士人也可择主而事，因而当年同是门生的张宪出仕准吴，他也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他本人却不应淮吴之召，实际也是其“慎仕待时”、“不以窭而苟售”的表现。
洪武三年正月，年届七十五岁的杨维桢应召至京师修纂礼乐书，“仅百日而肺疾作，乃还云间”。（宋濂《杨维桢墓志铭》）后世关于廉夫节操的毁誉，皆由此事而生发。大致说来，明代至清初学者多称其亮节高行，至清代乾隆以后则多斥其剧秦美新，甚至视为贰臣。
关于廉夫应召赴京修礼乐书一事，宋濂《杨维桢墓志铭》、贝琼《铁崖先生传》所记都非常简略，但在《明史·杨维桢传》中却被增益为：
洪武二年，太祖召诸儒纂礼乐书，以维桢前朝老文学，遣翰林詹同奉币诣门，维桢谢曰：“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邪？”明年，复遣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一章进御，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帝许之，赐安车诣阙廷，留百有一十日，所纂叙例略定，即乞骸骨。帝成其志，仍给安车还山。史官胄监之士祖帐西门外，宋濂赠之诗曰：“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盖高之也。此段记叙的原始依据，是正德间朱存理辑《珊瑚木难》卷八所收《老客妇谣》（署杨维桢）、《饮廉夫拄颊楼时予奉命征贤》（署詹同）、《送杨维桢还吴淞》（署宋濂）等三诗和《老客妇传》（署詹同）一文。后来王世贞《艺苑卮言》、江盈科《皇明十六种小传》皆谓廉夫赋《老客妇谣》以辞官而颂其忠节，至明末清初钱谦益作《列朝诗集小传》，则转述《老客妇传》颇详，影响甚大。有明一代唯祝允明责廉夫作《老客妇词》“自附于故国余老，为贞妪者”，而叹其“不恭”、“太愚”。（《怀星堂集》卷十一）实际也是以廉夫曾赋《老客妇谣》进御为前提。最早怀疑《老客妇词》为伪作的是朱彝尊，但他所撰《杨维桢传》仍有廉夫先辞召不赴，后赴而以白衣乞骸骨等内容，与钱谦益所记大致相似，仅删去作《老客妇谣》进御一事。而康熙年间顾嗣立编《元诗选》、乾隆年间楼西滨编《铁崖逸编》，都仍然将《老客妇谣》收入其中；清末葛漱白辑《铁崖全集》也以《老客妇谣》“介在疑似，姑入收罗”。至孙小力兄旁征博引，才以三疑三谬定《老客妇词》和《老客妇传》皆为伪作（注：参见孙小力《杨维桢年谱》及《杨维桢生平仕履考辨》一文（《上海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
斥责廉夫剧秦美新，乃至视为贰臣，始于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之时，而其依据则是《铁崖乐府补》卷四所收《大明铙歌鼓吹曲十三篇》，末有危素跋语，谓廉夫“一日聘至金陵，论定礼乐，乃成《铙歌鼓吹曲》，称颂武功。”而贝琼《铁崖先生传》也记廉夫曾撰《铙歌鼓吹曲》。按今存《铁崖乐府补》最早版本为明末汲古阁刻本，不知编者何人，依据何在，清修《四库全书》即据汲古阁刻本抄录。馆臣作《铁崖古乐府提要》曰：“惟维桢于明初被召，不肯受官，赋《老客妇谣》以自况，其志操颇有可取。而《乐府补》内有所作《大明铙歌鼓吹曲》，乃多非斥故国，颂美新朝，判然若出两手。据危素跋，盖聘至金陵所作。或者惧明祖之羁留，故以逊词脱祸欤？然核以大义，不止于白璧之微瑕矣。”又《东维子集提要》也谓其“反颜吠主，罪甚杨雄”。乾隆皇帝阅馆臣提要后，竟小题大作，为四百年前诗人兴文字狱曰：
杨维桢于元仕不显而不肯仕于明，似乎全人矣。而其补集中有《大明铙歌鼓吹曲》，非刺故国，颂美新朝，非真全人之所为，与剧秦美新何以异耶？予命为贰臣传……较（钱）谦益为甚。……若曰：惧明祖之强留耳，而故为此逊词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计。予谓明祖直未强留耳，若与之官，将也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国而知之。（《题杨维桢铁崖古乐府》）直至清末，才有葛漱白以考证方式定《大明铙歌鼓吹曲》为伪作，旨在为杨维桢翻案（注：详见葛漱白辑《铁崖全集》跋语。）。
明清人关于廉夫“完节高行”与“剧秦美新”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评价，最后皆以考证方式定其论据为伪作，固然可以消解一些矛盾，但在明代正德以前传世的文献资料中仍然可以找到与二说类似或相关的证据，例如早在正统元年，杨士奇作《跋复古诗集后》曰：“我朝天下大定，奉诏修书，复命赋诗称旨，得完节归全，卓哉制行之高也。”而洪武三年刘仔肩所编《雅颂正音》卷一已收詹同《饮杨廉夫拄颊楼时予奉命征贤松江故有此作》一诗（与《珊瑚木难》所辑詹同诗相同），可以确证詹同曾奉命赴松江召廉夫入京。明初刻本《东维子文集》、弘治刻本《铁崖文集》以及明初写本《铁崖先生诗集》所收至正二十七年正月以后诗文，确有不少诵美新朝之作，上引《送松江同知李侯朝京序》及称颂“明天子均田之政”等诗文可以作为代表。至于此间他对元王朝的态度，则既少怀念，也无非刺。原因在于自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自称吴王（史称东吴）、明玉珍自称夏王及明年正月朱元璋也自称吴王（史称西吴）以后，杨维桢对元王朝的中兴已不抱任何希望，忧国既无济于事，当西吴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荡平群雄、灭元兴明时，则唯以忧民为重，而顺应天命。因而久经战乱之苦的廉夫本人，在四方平定之时有一种幸免于难的欣喜之感，也在情理之中。至于淮吴政权灭亡之后，他对张氏兄弟及其贪酷奸佞之臣的指责，当然不能视为对元朝的非刺。况且杨维桢对于忠节的认识本与世儒不同，而明人对忠节的评价也没有清人那样苛严。
弘治刻本《铁崖文集》卷三有《莽大夫平反》一文曰：
容斋洪氏以杨雄比晏子，深以世儒贬其剧秦美新为非，以为雄不得已之作也。雄颂新莽之德，止能美于暴秦，其深意可知。所言配五冠三，开辟以来未之有者，其以戏莽耳。使雄善谀佞，撰符命称功德以徼爵位，当与国师归同列，岂固穷如是哉？其论深是。予谓朱子莽大夫之书，亦以雄之大夫，非有意于求之，强之者耳。此文是否作于明初已不可考定，但他赞同洪迈的观点，认为杨雄为王莽撰《封禅文》是出于不得已，而并非有意“徼爵位”。那么，他本人颂美新朝及其赴京修礼乐书，是否也是出于不得已呢？似也难以遽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自号铁史且年过古稀的杨维桢在明初的所作所为，决非有意“徼爵位”，《明史》本传所引赠诗“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不管是否为宋濂所作，的确可称为对廉夫晚节的真实写照。《东维子集》卷三十一所附陆居仁《华阳巾歌》称“铁崖头骨如铁坚，高冠不肯著进贤。……白眼不受天子宣，自称臣是诗中仙。”正是对廉夫辞召和不受明朝爵禄的肯定，杨士奇称廉夫完节高行当是根据明初人的评价而立论。《珊瑚木难》所收《老客妇谣》一诗和《老客妇传》一文即使是伪作，当是好事者依据明初舆论或传说所为，实际也反映了明人对杨维桢的道德评价。不过，廉夫最终不受朱明爵禄，与其说是出于对元朝的忠诚，不如说是出于对自己作为一名儒士和诗人人格的维护。
来稿日期：98－1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