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财政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消费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历了2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我们正在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的转变：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开始从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瓶颈制约”转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需求约束。在当前外贸出口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如何扩大国内需求，发挥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内需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部分组成，投资和消费对促进经济增长各有特点，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将从财政的视角探讨如何启动这“两个轮子”。
一 投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1.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启动器。从理论逻辑上讲，有较高的投资率就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两者之间是一种正相关关系。然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关系如何，就不是理论逻辑或计算方法所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从各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去发现和验证相关程度或比例。
以固定资产投资率为例，中国自1978年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978—1981年是改革初期的整顿阶段，投资率略有下降，GDP 增长保持低速；1982—1988年被誉为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投资率趋于上升，带动了GDP的稳步增长；1989—1991年是治理整顿阶段， 投资率保持稳定状态，GDP增长跌入低谷；1992—1995 年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鼓舞下，投资率连年急剧上升，刺激GDP又出现高速增长（详见表1）。
表1：1978—1995年中国投资率与GDP增长率变动情况
投资率变动(%)
投资率变动 GDP平均
时期
起点期终点期
趋势(%) 增长率(%)
1978—1981
29.9 25.6 -4.3
6.9
1982—1988
27.3 31.6 +4.3 11.4
1989—1991
25.5 26.7 +1.12 5.7
1992—1995
32.1 33.7 +1.6 13.2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摘要》计算。
表1数据实际上验证了我国投资率与GDP增长率的关联性特性，其中两个关键点尤其令人瞩目：（1）一定时期的投资率高，GDP的增长率也高，反之亦然。（2）当一定时期的投资率呈现由低升高的趋势，GDP的增长就会达到较高水平； 当一定时期的投资率呈现由高降低的趋势， GDP的增长就会减速并达到较低水平。所以， 政府在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时，要重视投资率的正负相关联作用，尽可能避免投资率降低而给经济增长造成不利的影响。
2.刺激投资需求的财政政策选择
在当前出口需求、国内消费需求短期内难有较大幅度增长的制约下，启动投资需求，选择好投资增长点，以稳定的政府投资带动企业投资，推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已是学术界的共识。那么，究竟如何启动当前的投资需求、有效地支持经济增长呢？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提出了许多方案，有的主张继续放松银根，有的主张政府尽可能从投资领域中退出，更多地发挥民间资本和市场机制的力量。这些主张都有各自的道理，但笔者认为，鉴于财政政策具有时滞短、扩张效应强、能够体现国家产业政策等特点，在当前形势下，更要注重发挥财政政策的积极作用，加大财政政策刺激投资需求的力度。
第一，加大政府投入，启动财政、金融“两个轮子”。这一政策主张，黄达教授早在1995年就提出了，对今天的改革实践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黄达，1995）。产品过剩，企业投资萎缩，意味着市场调节失灵，需要加大政府干预，即加强宏观调控的力度。宏观调控要启动财政、金融“两个轮子”，前一段时期过分侧重金融这个“轮子”，现在要把财政这个“轮子”也启动起来，使财政摆脱“吃饭财政”的消极被动局面，逐渐走向政府干预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轨道。政府干预经济，最主要的手段是对基础设施等公共工程投资，由政府直接拨款。在目前财政资金回旋余地不大的情况下，对于其中一些重大项目的投融资，除了预算拨款这个手段之外，还要动用政府信用进行担保和贴息，也包括在税收上的必要优惠。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是政府扩大投资需求的着力点。在当前，加大国家财政资金对电信、铁路、公路、市政建设、环境保护和水利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在较长时期内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总体上还相当落后，而基础设施本身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大多属于上游产业，既能够吸纳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又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发展，且一般不会造成重复建设，所以对经济特别是投资的带动作用十分明显。据有的学者测算， 在我国每增加1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增加3—4元的国民生产总值，个别产业这一比值更高，如电信业的投入产出比高达1∶13.8（王朝才，王瑞超， 1998）。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本身是经济增长点，更重要的是它可以通过改善投资环境，为其他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日本经济在起飞前的近十年，对以电力、交通运输、农田水利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进行集中投资，为60年代至80年代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大量的资金，在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下，仅靠财政预算资金是远远不够的。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的深刻变革，目前国家财政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资金已经很少，1997年对国家重点基建项目的实际支出已降至每年的五六百亿元左右，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不足1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则更加微小，1997年已下降到2.7%（王彬生，1998）。 加大财政资金对基础设施的投入，肯定是必要的，但财政资金更应该作为一种“引导资金”，还需要发挥财政投融资、资本市场、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作用，把他们吸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就目前而言，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的重点是扩大债券融资规模，一是可以考虑继续向金融机构发行一定数额的国债，以抵销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过多、外汇占款下降对货币供应的影响；二是允许部分财政状况较好的地方，发行中央特许、地方财政担保的“公共工程”专项基础设施建设债券；三是通过把上市公司的国有股用可转换债券形式转让，将部分国有资产在市场上变现，所得资金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等。
第三，充分发挥发挥财政杠杆在启动企业投资中的作用。从投资主体上讲，投资包括两大部分，即政府投资和企业投资。中国现在最欠缺的并不是资金来源（如表2，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绝对量、 增长速度及在GDP中所占的份额都相当可观），而是企业的投资意愿。因此， 扩大国内需求，对投资需求而言，除了增加政府投资之外，政府还应着力创造和保持良好的投资环境，改变企业家对未来的预期，增加企业的投资信心，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要做到这一点，财政除了继续实行一些减费和费税并轨措施之外，还要采取适当降低部分周期较长、回报率较低的基础设施项目的资本金比例，扩大财政贴息动员民间资本按国家产业政策的方向进行投资，较大幅度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规模等有力措施。另外，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在当前企业普遍感到负担较重和投资意愿低迷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以减少企业所得税来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左大培，1998）。其做法是：对企业利润中用于当年投资的部分，按一定比例减免企业所得税。还可以考虑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类似于西欧国家的投资储备机制那样的制度：如果企业在经济繁荣时期将其利润存入国家指定的银行，而在经济萧条时动用这笔利润收入进行实物投资，国家就减免这笔利润收入所应当上缴的企业所得税。从近期看，减少企业所得税的做法不利于集中国家财力，增强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放水养鱼”的做法是有利于经济复苏的。
表2：近年来中国城乡居民储蓄增长情况 （单位：亿元、%）
项目 居民储蓄存款 国内生产总值(GDP)
储蓄余额占
年份余 额增 幅总 额增 幅
GDP比重
19883082 23.7 14928 11.23 25.5
19895196 36.7 16989
4.1 30.4
19907128 37.0 18548
3.8 37.9
19919242 29.8 21618
9.2 42.1
1992
11758 27.2 26638 14.2 43.9
1993
15204 29.3 34634 13.5 43.9
1994
21519 41.5 46759 12.6 46.0
1995
29662 37.8 58478 10.5 50.7
1996
38521 29.9 68594
9.6 56.2
1997
46280 20.1 74772
8.8 61.9
1998
53407 15.4 80604
7.8 66.3
资料来源：《中国证券报》1998年2月8日第8版。
二 消费：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1.消费需求拉动作用的实证分析
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直接或间接的拉动作用可以从中国10多年的经济运行得到验证。
第一，消费需求是社会总需求的最重要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已经由短缺时代的资源供给约束转变为市场需求约束，决定生产规模和投资规模的主要因素变为市场需求规模。从社会再生产来看，投资需求不过是直接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表3可以看出， 在我国的社会总需求中，最终需求一般要占到60%以上，是三大需求（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中份额最大的部分，在GDP的年新增加额中， 它虽然没有投资需求和出口需求变化那样活跃，但它是增长较为稳定、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的部分，成为国家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自1993年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以来，过度膨胀的投资需求受到抑制，投资新增加额占GDP年新增加额的比重（即投资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1993年的62.1%下降到1997年的37.7%。在投资需求逐步退热以后，国民经济能够成功以实现软着陆，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功不可没，最终消费年新增加额占GDP的比重（即消费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长，由1993年的49%上升到1997年的59.9%。
表3：三大需求因素对GDP的贡献率（单位：%）
年份 消 费 投 资 净 出 口
1991
60.136.23.6
1992
61.246.2
-7.5
1993
49.062.1 -11.1
1994
55.833.8
10.4
1995
59.537.63.0
1996
62.032.95.1
1997
59.937.72.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7、68页有关数据计算。
第二，消费景气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从表4 可以明显看出：当消费景气、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时，GDP的增长速度也就较快； 当消费低迷、边际消费倾向较低时，GDP的增长速度也就较慢。 两者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把消费需求看作是经济增长助推器一点也不过份。
表4：中国GDP增长速度与居民消费倾向
年份 国内产生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边际消费倾向
(亿元) 增长速度(%)
1986
10132.8 8.5
0.808
1987
11784.011.6
0.942
1988
14704.011.3
1.050
1989
16466.0 4.3
0.788
1990
18319.5 3.8
0.592
1991
21280.4 9.2
1.048
1992
25863.214.2
0.646
1993
34500.613.5
0.802
1994
47110.912.6
0.815
1995
59404.910.5
0.845
1996
68498.2 9.6
0.733
1997
76077.2 8.8
0.576
资料来源：1986—1996年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第46、47页计算；1997年的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年第67、68页计算。
2.刺激消费需求的财税对策
中国经济增长自1993年以来持续回落，经济回升较为乏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增长。如果占GDP将近60 %的最终消费的增长不能回升到正常的水平，就难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应运用积极的财税政策适度地刺激消费，促进消费需求回升，拉动经济增长。消费是收入（包括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的函数，因此，增加居民收入并形成稳定的预期是启动消费市场、拉动消费需求的关键之举。就财税政策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加大收入分配政策改革的力度，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收入分配政策直接制约消费者的能力和选择，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和改革的重点应在下面两个方面：（1）收入调节政策。 其着力点应放在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和对贫困阶层的救助上。这样可以降低收入分配的两极化的发展，达到降低富人的收入以降低他们的储蓄倾向，同时提高穷人的收入，使他们能获得最低消费需求，总体上提高消费倾向。（2）收入增长政策。在收入增长政策中， 一是通过逐步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促进劳动力流动，实现人力资本化。只有人力资本化，预期稳定，消费者才能理性地按“生命周期”来配置其收入，从而使消费—收入分割稳定化，有效地抵御“消费紧缩”或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二是政府应通过对粮食等农副产品的保护价格收购，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等手段，切实提高农村收入水平，增加其消费需求。
第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降低“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加居民即期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后，中国的改革战略从补贴和福利转向市场，这直接触及了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制度因素，如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全面就业、退休福利和养老保险等都面临着市场化的选择，医疗、教育、就业、退休制度都在不断地给人们风险信息，社会福利制度解体和保障制度不确定既强化居民对收入的低预期，又直接要求规避风险内生化，人们必须调整收支结构及收入在消费与储蓄上的比例，跨时的消费—储蓄最优均衡必须被纳入消费者的决策中，消费者将会变得谨慎起来，可能推迟消费而增加储蓄（George Hadjimatheou, 1986）。美国一些著名经济学家把这种消费者在面临不确定性时推迟消费增加储蓄的行为称为预防性储蓄（布兰查德，费希尔，1989，P289）。笔者认为，布兰查德和费希尔提出的“预防性储蓄”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政府自1996年至1998年12月连续六次降息并没有过多地降低居民的储蓄倾向，也部分地解释了当前消费低迷的原因。可见，社会保障问题解决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对于未来支出的预期。因此，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是提高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实现消费需求稳定增长的关键。当前，建立由职工个人支付为主的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基金等对于健全经济运动机制是十分必要的，但这类基金带有明显的强制储蓄的色彩，缩减了居民即期可支配收入，对消费具有明显的“紧缩效应”或“挤出效应”，不利于消费的增长，因此，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不应是考虑大幅度提高居民的支付比例问题，而应该重点考虑是否能够从国有企业的战略改组过程中，划出一块国有资产、出售部分上市国有企业国有股份或开征专项税收，筹集资金注入社会保障的可能性问题，把它作为对老职工长期劳动积累的补偿，其中的一部分可以专门用于下岗职工的安置和再就业培训。
第三，把改革财政补贴政策与施行扶贫计划结合起来，加大反贫困政策实施力度。1近几年来，由于城市失业增加， 领取固定养老金者的实际收入降低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等综合原因，出现了城市贫困阶层。中国政府针对农村贫困人口制定了“八七扶贫计划”，该计划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离中央政府所设想的要帮助592个指定的县在2000 年内全部脱贫则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说帮助其余的2500个县消除贫困（世界银行，1996，P36）。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平衡， 贫困人口众多，而国家财力较为薄弱，因此，都要通过财政补贴或国家救助的形式来解决无异于杯水车薪。对于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国家财政补贴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只能对少部分极度贫困的家庭给予有限的资助和救济，其余的主要宜提倡通过以工代赈的形式来解决（朱玲，蒋中一，1994）。所以，在重视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也要把城市的反贫困问题放在重要位置。从长远来看，发展经济，制度创新才是解决城镇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夏杰长，1996），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施行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来缓减贫困问题也是必不可少的。
长期以来，政府对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主要是物价补贴，这在当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1996年以来，国内通货膨持续降低，到1998年物价出现了负增长，显然，再扩大财政的补贴规模是不太现实的，关键要在结构和形式上做文章。一是对过去的财政补贴认真清理，该取消的就取消，该归并的就归并，并且多采用现金补贴等明补的方式，少用实物补贴等暗补方式；二是把补贴重点放在贫困阶层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城镇居民的住房补贴两个方面，前者是发挥财政的社会稳定职能，后者则是扩大城镇居民对住房的购买力，以此启动住房消费，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当然，现有的财政资金是远远满足不了其资金需要的，可设想通过国有存量资产转让的收益划出一块和一些被取消的国有企业亏损补贴转移一块来弥补既有财力的不足，专门用于对破产企业的职工或下岗工人的失业救济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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