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对经济模型的评判与修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危机论文,模型论文,金融论文,经济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引言
目前，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历史上最严重、最深刻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在这次危机中，最重要的经济体(如美国、中国、印度、日本、德国和英国)都遭受了严重经济衰退。同时，我们也看到这次严重金融危机例如金融机构之间的相互质疑，使得几乎所有的政府都将大量赤字开支注入流动资金市场以防止经济下滑。所有一切都仅发生在半年至九个月之内，经济研究者正面临解释这次危机如何发生的问题，公众和政界也要求经济学领域对此次严重危机形成的原因以及解决措施作出安排。
鉴于此，我们将尽可能地提供一些初步解释。第二部分介绍关于金融危机发生根源的一些评论；第三部分分析在刚刚过去的危机中经济学家所发挥的作用；第四部分指明当前经济模型的失灵所在；最后第五部分得出关于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的相关结论。
二 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诸多评论
这次起源于美国并蔓延于全球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①导致危机的原因是什么；②采取何种措施将这种即使不是相同事件至少是类似事件的重复风险降至最低。围绕这两个问题，更为简单的表述方式如下：如果回顾这场危机的原因是如此明显，但为什么这么多聪明的研究人员(特别是经济学家)都未曾意识到在此之前局势的严重性？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有充分的准备，这些问题(金融和经济)本可以很好地得到解决而不至于会出现像现在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据报道①，美国前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提交过一项计划，旨在重组和巩固美国金融体系的监管和规章制度。同样地可以设想一下，联邦机构本应当将安全保障扩展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和投资银行领域，但这些领域至今仍不受管制。尽管早期的行动本应扩大管制范围，但是在管制政策上如此重大的变革是需要时间的——直至现在(2009年6月)仍未确定最终采取何种管制框架类型。
在最基本层面上，Eichengreen(2008a，2008b)认为，次贷危机是由于金融正常化和创新化快于金融监管的趋势导致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论金融市场内外，放松管制成为一种常态，例如取消混合投资和商业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限制便是很好的说明②。然而，考虑到已经发生的事情，问题在于其他(管制)政策无法适应新的环境。集团化需要时间，而在短期内投资银行又被允许提高其“杠杆头寸”，这样他们就完全“站到”监管者的视野之外。作为独立实体短期内还可以自我资助，但他们很容易遭受流动性“紧缩”和资金中断，而威胁到金融体系的一场危机足以最终促成必然的整合③。
危机产生的第二个主要因素在于，从2002年至2007年的消费支出膨胀进而导致国内和国际的失衡。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造成了巨额政府赤字④，而为了应对2001年的经济衰退，美联储也一直降低利率。除此之外，新的金融创新使得信贷变得更便宜和更容易被广泛获得⑤。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但也是危机中的一个主要因素，这种信贷以其自有的方式加速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这些贷款被雷曼兄弟和其他主要金融机构的附属公司进行打包、“证券化”和不断推动，最终结果使得美国消费者支出增加，标准家庭储蓄下降甚至进入负增长。
第三个因素是金融国际化。伴随着大量投资与商业银行的分离，大萧条导致了对国际资本流动性严格和持续的限制。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些限制逐渐被放宽，这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经淡忘掉大萧条。到了90年代，放松管制政策得以持续和加速⑥。这种方式促进了美国对外国资金的依赖，加速了本国信贷规模的膨胀，从而为2007年到现在这种局势的出现埋下了祸根。除此之外，危机的爆发也与中国的崛起以及1997-1998年货币危机之后亚洲投资的下降不无关系。中国的平均储蓄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0％，而这些“闲钱”或多或少地流向国外⑦，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了美国国债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FHLB)、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y Mac)。这些资本的流入“扶植”了美元⑧。在某种程度上，相对于美国借贷成本高达100的门槛基点，它降低了美国人的借入成本并激励他们过一种远远超出他们经济能力之外的生活⑨。这种行为就为房利美、房地美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创造了投机市场，同时也创造出这些机构自身的证券替代品。
总之，美国金融危机是由其国内政策和具有良好预期的国际自由化金融创新工具协同促成的，比如复杂的衍生证券、“管道”和“结构性投资工具”，而这些都是根本不受管制的。在风险管理方面的其他创新也都发挥着同样的作用。根据Eichengreen(2008a，2008b)描述，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对冲基金受到金融市场动态发展的鼓舞从而使用更多的杠杆，而他们的对手在数学模型和方法发展的启发下进而对他们进行量化和对冲风险。这些严格的且承诺能够提供“安全”信息的新模型，使得整个市场参与者有理由相信额外的杠杆是安全的，因为参与者现在使用的是科学技术手段，他们相信自己能够应付它。
然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新”模型是从通过使用最近相对较短时间的低波动时期数据估计得来的，而这些数据是由其回报被模型化的金融机构给出的，其往往仅存在几年而已。一些本应该被模型化或模拟化的事件，比如房价的大幅度下降，却被排除在样本期之外，从而并不被这些模型所囊括⑩。基于这些模型基础之上，机构投资者们相信他们的金融做法是相对安全的，他们说服公共管理机构允许金融机构使用这些模型来决定持有多少资本以预防风险(11)。
这种简短的分析绝不是对金融危机完整抑或全面的解释。其他一些学者，比如Eichengreen(2008a，2008b)、Acemoglu(2009)、Adams(2009)或Congleton(2009)，都强调了其他一些因素的作用(例如对信任或者质疑的信赖、将大量信心置于市场调整能力之上、无法检测经济模型的样本外因素)。
三 金融危机和经济学家的角色定位
这次全球金融(经济)危机，使得人们迫切需要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如何操作金融系统运作和如何监管的问题。我们认为，世界金融市场的崩溃也引发了一场对经济学界的系统性批判。在过去的30年里，经济学家一直从事研究且信赖的经济模型基本上忽视了一些关键因素(比如决策规则的异质性、对预测结果和策略的修正性以及社会的变动性)，而这些关键因素影响了金融产品的绩效和其他市场的供应情况。与此同时，主流经济学家的工作排挤了对当前金融危机主要成因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对这种系统性危机早期指标以及防范其发展到世界性危机潜在方法的科学探索。实际上，通过查找宏观经济和金融学术文献可以发现，系统性危机(即导致全球经济崩溃的危机)爆发的概率似乎更像一个脱离于我们的经济模型之外的未知的、非现实的事件。因此，大多数经济模型并不能对此种危机作出解释，也不能提出解决这种危机的有效策略(12)。
在标准模型背后隐含的观点则是，市场和经济是趋于内在稳定性的，两者偏离这种稳定和均衡只是暂时的。因此，我们高估了市场纠正失衡的能力或者至少是低估了这种纠正所造成的社会成本。例如几乎没有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科学家，会预料到雷曼兄弟破产的后果，抑或是贝尔斯登的退出。否则，该机构很可能会被保存下来。因此，对于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大多数经济研究者都没有对决策者提出警告，同时也忽略了这些工作。比如克鲁格曼(Krugma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所做的一切(13)。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演变，经济学家们除了放弃自己的模型及其对市场的信任之外已经别无选择，他们“仅能”提供常识性的经济意见，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政府干预方法。而这些常识性的建议有时候是非常有效的。例如在金融监管方面，常识性的建议往往能够取代理论推导和经验测试模型，从而能够提供迫切需要的政策建议。当然仅停留在争论现有的模型没有预测到危机还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囊括这种系统金融危机可能性的模型。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至今仍没有这种模型，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经历过一些尽管规模较小但重要的金融危机(包括亚洲、墨西哥、俄罗斯、美国等)，它们已经对所涉及国家的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14)。
关于这种失灵的一种解释是回到专业的方法论根源上。那些声称最关注稀缺资源配置问题的经济学者的流行世界观，可能都具有短视性和误导性。它减弱了经济学家在个人既定选择问题上的最优决定研究，这种研究的危险在于它偏离了经济体系的动态轨迹(有时是不稳定的)。如果缺乏对动态经济(尤其是金融)过程的充分认识，人们就很有可能将影响经济制度(特别是决策)的重要因素遗漏掉。对标准和传统经济模型的使用往往导致研究者忽视系统的稳定性问题，而对关键角色协调性的忽视可能导致系统性故障的出现。
有人可能甚至提出这样的假设：经济研究者已经被吸引进一个次优的均衡中，他们的研究工作已不再是直接满足社会最迫切的需求。与我们社会最相关的经济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因此，经济学界应承担当前危机的部分责任。我们没能为良好的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尽可能多的观点和知识(这里尤其强调金融市场)。
那些研究出理论模型进而应用于实践的金融经济学家们，都很清楚其模型具有严格、高度脱离现实的假设或限制条件，而这些假设或限制条件又不得不设定以确保模型的稳定性。Colander et al(2009)认为，金融经济学家们没有提醒公众经济模型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其中存在很多可能的解释：一种解释是金融研究者们缺乏对其模型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的了解，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合理的解释。反过来说即使果真如此，那么对于那些顶尖聪明的金融经济学家而言，他们也应当清楚其模型的局限性所在。另一种解释是经济学家们认为向公众提醒这些模型的脆弱性并不是他们的工作所在。然而我们认为，“经济学家以及其他所有的社会科学家，都有向公众传达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以及其研究存在被潜在误用可能的道德义务”(Colander et al，2009)。
四 经济模型的失灵
适用于稀缺资源配置研究的大多数经济(尤其是教科书)模型主要属于一种代表性类型。人们在运用金融市场模型时，就像一个人运用这种代表性模型管理他的财务，以期在约束下实现其(无限)预期寿命内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同时将其“合理”概率分摊到未来存在一切可能的事件上。在世界金融领域(至少在其实践方面)，数学组合和风险管理模型已经成为交易量大量增加和“外来”金融工具扩散的学术理由。然而，不幸的是，在使用这些模型的过程中过去存在现在仍旧存在的一大问题是，大多数情况下历史数据是很难获得的，这意味着研究者不得不借助模拟数据和一些往往在风险和违约概率的相关性上具有相对武断性的假设条件，从而形成了这些值得商榷的理论经验验证结果。
但是，还存在一个相关的深层次问题。众所周知，由于著名的罗特(Mandelbrot，1963)贡献而产生的金融时间序列肥尾问题，即给定序列的平均值和方差(如果确实存在的话)，如果数据生成过程是正常的，则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要高些。这应该使得那些使用此模型的人更关注一些非正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有人铭记过小概率事件仍存在出现的可能，如果它们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就很难再把其考虑进去。尽管实际上生活不可能总是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情况，但这一点对平常人和金融分析家一样，都应该促使他们考虑到这些风险的存在。
更有甚者，金融经济模型失灵更深层次的影响在于由控制机制幻觉所造成的危险的存在。各种不同风险管理和资产定价工具在数学上的严谨、优雅以及对数值精准度的要求都具有“隐藏”这些模型弱点及其基本假设条件的倾向，而这些弱点和假设条件，对那些还没有开发出模型的经济学家们来说又是保证其价值的需要。当然，理论模型只能是对现实世界情况的逼近值。在过去的十年里，精细化模型的开发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随着此类模型对市场波动的更好把握以及“良好”预期的产生，这也可能更进一步强化了天真用户的控制幻觉。
许多经济模型都是建立在理性预期和代表性的双重假设基础之上的，而理性预期模型假定个体都是将其预期建立在对经济体系(真实)结构的认知之上的。对此假设的一种行为解释是个体(包括经济学家)对世界运作经济机制的完全熟知所形成的新颖且更好的见解，即实际上个体是如何从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中形成预期，但这种结果是不能被纳入理性预期模型中的。因为一切都是预先确定的，对于不完全的知识和适应性调整来讲是没有任何余地的。因此，Colander et al(2009)认为，尽管理性预期模型有了许多改进，但其还根本不是一种已被经验证实了的决策方法。事实上，Colander et al(2009)、Lo et al(2005)以及Coates和Herbert(2008)都一致认为，金融市场是会受到情绪因素影响的，而且理性预期模型已经使得经济学对行为者之间的互动作用(例如信任)视而不见。而关于一些传染性和羊群效应的工作(15)，尽管它们与经济的网络结构具有密切关系，但的确仍没有被纳入正统的经济模型之中。
五 经济学以及经济政策的结论
根据经济学家的观点，最近几十年是属于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时代，几乎没有其他社会科学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结果是复杂的。到目前为止金融市场是最重要的，但是供给恰恰是证明放松管制或私有化并没有为市民带来所承诺好处的一个实例。因此我们需要新型管制，但这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更多更好的管制。在这方面可能会提到两个重要的问题。
第一，金融危机最不良的后果之一是，那些应该对类似瑞士瑞银等大银行的失利负责的人却并没有承担全部责任。如果没有政府的干预，这家银行可能破产了，从而股东们可能丧失掉全部的钱财，管理者们也会失业。当然，即使没有丰厚的保障金，政府的干预也是必需的，因为这样的银行是“太大而不能倒闭”的，他们的破产可能对各自的社会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政府干预的结果也使得本应该对这些损失至少承担部分责任的人都免遭损失了。同时，它也产生了错误的激励：它诱使私人决策者接受过大的风险。现在(至少)有两套方案可以用来讨论解决这些问题。一种方案就是将这些银行分解成更小的单位，以使银行的破产不会对各自国家产生重大的问题，就像现在的小型私人和公共银行的情况一样；另一种方案就是找到这些银行的破产规则以维护客户的利益，进而维护金融系统的信誉，但这会使得股东损失掉所有的钱财和高层管理者失业。现在哪一种解决方案更好，还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金融经济学家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出相关规则来解决这个重要问题。
第二，当前危机和八年前的新经济危机一样，许多退休者失去了部分有些甚至是其全部的资本退休金。以资本为基础的养老金一直都是由经济学家们来推动的，因为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回报而且相对于即付养老金而言又是更安全的，而后者是与政治风险联系在一起的。当前具有较高回报的资本基础系统也带来了较高的风险，这已不足为奇。为了重新赢得公众对资本基础系统的信任，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系统的风险及其对这些风险的跨代再分配问题。
更全面地讲，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政府在社会中的正确定位问题。传统公共财政关注市场失灵而忽视政府失灵。反过来，公共选择理论则强调政府失灵而(至少经常)忽视市场失灵。在最近的放松管制和私有化的几十年里，后者的研究方法比前者更具有政治影响力。在欧洲，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欧盟各机构，尤其是其最高法院。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幻想着政府在将来会有一个更低的定位(16)。一种理性的方法将既考虑市场失灵又考虑政府失灵，相比较许多公共选择学者认为恰当合理的要求，它可能会分配给政府仍然有限的但更具深远意义的作用功能。然而，无论经济学家如何认为，政府在民主、政治决策中的定位将会分别由公众或者其代表来履行，而在那些名誉已经相当受损的经济学家看来，他们将不得不努力工作以进一步相信政府的角色应该会被保持在有限的范围内。
从这一点上，我们不禁要问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方面究竟能做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所谓新古典综合时期，当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时，许多经济学家坚信政府具有“微调”商业周期的能力。当20世纪70年代理性预期经济学，包括真实商业周期理论占据主流的时候，那种信念遭到了重创，凯恩斯主义从经验上被拒绝了，而后十年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许多人认为，这种进步是可持续的、没有周期的且可能是未来的前景。伴随着已经发生的新经济危机，尤其是最近的金融和经济危机，这种幻觉破灭了。没有人想到突然之间我们又都回到了凯恩斯主义，在最近几个月里，大多数国家关于凯恩斯类型的财政计划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但是这还不是最终结果，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还没有一种能让有效政治对策可以依据的良好理论。因此，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此种理论。
最后，至少对许多欧洲国家来说，在金融部门和其他生产产品的经济部门之间寻找新的平衡成为一种必需。冰岛是最极端的例子，但冰岛也是另外一个例子，在这方面瑞士也是有问题的。对极不稳定金融业的依赖暴露出小经济体的高风险性，Acemoglu(2009)就曾要求美国为这些小国家承担更多的风险：“熟练工人应当从金融行业向更具创新能力的部门进行重新分配”。
纵然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们也不应该遗忘一些基本的经济教训。首先，除了必须克服当前危机之外，我们应该考虑到政策的长期后果。充满危机的时代以及巨大的公共“投资”计划，都成为寻租和游说的理想环境(17)。例如德国对欧宝——通用汽车附属公司的巨额补贴，其中的原因与当前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此外，动用几十亿欧元使“废物”溢价，即对拥有9年车龄的旧车以旧换新补贴的财政激励措施。这项措施既不经济又缺乏生态意识，就如昙花一现，丝毫无助于解决德国汽车产能过剩的问题。而且这些措施除了稍稍改善当前的经济形势之外，更是加重了后代的负担，减少了未来的增长机会。
其次，历史告诉我们严重的经济危机会诱使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由于世贸组织规则以及最高法院的强势地位的存在，对欧盟成员国来说，单纯保护主义只具有低风险。然而，如果政府开始影响他们的公民“购买美国货”或者“购买法国货”，那就会存在“软”保护主义的危险。一个国家越小，它受这些措施伤害程度就将会越大。
因此，即使传统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建议，比如如何在当前危机中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和措施，这也并不是否认经济学家没有在理论中满足普通公众以及我们自身期望的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否则恢复经济学的公共声誉将是不可能的事情。另一方面，至少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的新发展表明，经济方法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完全可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需要新的经济学，但我们必须将可用(和扩大集合的)的工具应用于我们的科学，以便得到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合理答案。
注释：
①例如Paulson et al(2008)。
②参见Eichengreen(2008a)或Krozner and Rajan(1994，1997)。
③参见Eichengreen(2008a)。
④当然，相比较奥巴马政府正在进行的庞大的赤字开支，布什政府的赤字开支是比较温和的。然而，人们不得不承认，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中，奥巴马政府正在进行的赤字开支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有其根源的。
⑤参见Mason and Rosner(2007)对抵押担保证券和其他担保债务等新的金融创新概述。
⑥这里比较Congleton(2009)，Himmelberg et al(2004)以及Eichengreen(2008b)的研究。
⑦比较Eichengreen(2008a)以及Warnock and Warnock(2006)的研究。
⑧对于全球性发展(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不平衡)的解释，比较Caballero et al(2008)的研究。
⑨比较Warnock and Warnock(2006)以及Congleton(2009)的研究。
⑩参见Mason and Rosner(2007)的研究。
(11)这里也参见Congleton(2009)的贡献。
(12)参见Reinhart and Rogoff(2008)以及Colander et al(2009)的研究。
(13)参见Krugman(2000，2004)和Stiglitz(2008，2009)的研究。
(14)另外让人惊奇的是对危机现象进行经济研究的长期学术传统，在Leijonhufvud(2000)、Kindleberger(1989)和Minsky(1986)中可以看到其中一些著名例子。
(15)参见Banerjee(1992)或Chamley(2008)的研究。
(16)参见Shleifer(1998)或者更极端的Friedman(1996)的研究。
(17)参见Congleton(2005，2009)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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