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执政时期俄罗斯军事战略亚洲向度的合作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亚洲论文,取向论文,时期论文,军事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818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451(2010)02-0088-08
俄罗斯在独立初期所奉行的亲西方政策失利后，从1992年底开始调整其对外战略，在叶利钦时期逐渐形成了以恢复大国地位为中心思想的东西并重的全方位外交政策，该政策的亚太部分被称为“新东方政策”。“新东方政策”中合作的对象包括了不同类型的国家，这也表明俄已在“东方”这个地域大概念内显示了非联盟性质的合作思维的多向度和全方位合作思维的开端。在此基础上，普京执政时期，俄军事战略思维在亚洲向度取得了全方位合作的进一步进展，迈出了多边化和机制化的新步伐。由此，也标志着俄罗斯合作思维自身水平的某种超越。
一、俄与中国的相互倚重
在俄罗斯看来，加强同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有助于俄罗斯抗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西方的强权政治，实现其重振大国雄风的目标，而且可以使俄罗斯获得一个可靠的战略后方。俄罗斯有关专家认为，决定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的首要因素，就是同与俄有着最长边界的邻国——中国的关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达连科明确指出：“在目前地缘政治格局中，中国是世界上惟一能够对俄罗斯的利益和困难表示一定理解，并表示准备扩大与俄罗斯平行合作的大国。苏联解体后，中国没有从事任何可以被指责为旨在利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矛盾来反对俄罗斯的行动。”[1]223
2000年7月，刚上任不久的普京总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并取得圆满成功。在两国联合发表的《中俄北京宣言》中，重新肯定了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合作领域。这表明，普京总统将继续推进中俄间业已建立的合作机制与合作领域。2001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签署了中俄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件——《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一条约集中体现了中俄在发展双边关系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确认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中俄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关系的核心思想。2002年5月30日，普京在接受《人民日报》社长许中田采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觉不结盟和协调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于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2]中俄两国不断加强定期会晤机制，经常就重大的双边和国际问题交换意见，大大提高了政治和军事领域的互信水平，加强和巩固了两国外交、国防、经济和科技等部门之间的协调与协作，以及两国地区间友好交往与务实合作。
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共同努力下，两国之间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始于1996年，其后不断有所发展。它不同于历史上的中苏联盟（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即告终结）：在中苏联盟的一段时期，苏联企图将指挥棒强加于中国，而中俄战略伙伴则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存在大国沙文主义思维下对伙伴的强制性控制；中苏联盟不仅是国家间的同盟，也是意识形态的同盟，而中俄战略伙伴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两国关系以国家利益为基础，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国家关系准则；中苏联盟没有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而中俄战略伙伴解决了边界问题[3]。2004年10月14日，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了《中俄国界的补充协定》，从而彻底解决了中俄的边界问题，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新世纪持久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在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军事交往与合作是体现双方军事战略思维的重要方面。其中，联合军事演习又是增进国家间互信的一种重要方式和评判国家间战略合作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200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中俄两国军队于8月18日至25日首次在中国领土上举行了“和平使命—2005”联合军事演习。当时，俄车臣分裂势力和中国“东突”分裂势力的活动加剧，并呈现出相互串联、相互勾结的态势。为打击恐怖主义，俄总参谋长巴卢耶夫斯基上任后第一次外访就是前往中国讨论此次军演的相关事宜。演习期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应邀观摩演习、出席演习结束仪式。这次军演对促进欧亚地区的区域安全和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演习的成功举行也说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两年之后，即2007年8月9日至17日，上海合作组织举行了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和平使命—2007”联合军事演习。据《华盛顿观察》周刊报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俄罗斯问题专家吉尔伯特·罗兹曼教授认为，“军演最重要的战略意义是中俄之间更加紧密的军事合作。上合组织的中亚成员国此次虽然都参加到这次的演习中，但是它们所占的份额并不大。然而，中俄能军事联手，将这些小国动员起来，共同参加军事行动，本身就说明上合组织的内部合作正在日益深入与密切。”“中俄的军事合作更大的意义在于战略与外交，在于平衡美欧的国际影响力”。在罗兹曼看来，从2005年中俄展开联合军演起，双方的关系已从经济、外交深化到了安全领域，而这次演习显然是给美国看的。尤其是莫斯科，它希望借此向北约、欧盟和美国展示实力，让对方知道，在美欧之外，俄罗斯完全可以建立另一个地区安全联盟[4]。
罗兹曼教授观察到中俄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关系日益加深，这无疑是敏锐的，但他未必理解上海合作组织内部的自愿原则和平等关系，至于他所评论的上述军演的针对性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主观推测。实际上无论中俄之间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合作都不是联盟关系，都不是针对合作关系之外的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或军事集团。再者，中俄两军的密切交往并不影响两军各自与其他国家军队的交往。中国军队在与俄军交往的同时，也与美国、欧盟、印度等许多国家的军队进行接触和交流。俄罗斯军队也是如此。俄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与美国也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与美、日等国进行过联合军事演习。因此，中俄两军的合作关系不仅不会妨碍全球的战略稳定，而且有助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
二、俄印关系的“飞跃”
2000年10月，就任俄罗斯总统不到半年的普京对印度进行了访问，双方签署了被认为是标志着“俄印两国友谊的又一次飞跃”的《俄印战略伙伴宣言》。《宣言》中有关“双方希望共同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强在联合国及专门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地区组织中的合作”等内容，反映出双方对国际事务有着共同或近似的看法，这是双方加强战略合作的基础。访问期间，普京还对印度急于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迫切愿望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作为回报，印度对俄罗斯在世界多极化、导弹防御体系及车臣等问题上的立场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基于互信的政治基础，俄罗斯与印度在军事技术合作方面的力度也明显加大。普京访印期间，俄印双方在军火贸易和军工生产方面达成四项协议，其中包括双方建立政府间防务和技术合作委员会，俄罗斯赠送印度一艘航空母舰并由俄为其购置舰上装备，印度购买100辆T-90型主战坦克，购买和特许组装140架苏-30MKI战斗机等内容[5]。2001年5月3日，俄外长伊万诺夫访问印度期间，双方讨论了战略稳定、塔利班和双边合作问题，强调两国在大多数国际问题上立场相同。印度支持俄罗斯在反导问题上的立场，认为“《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应被取消，也不能被单方面改变”。6月3日，印度外交兼国防部长辛格访俄，俄印就双边关系、维护战略稳定、南亚局势和全球性挑战等问题达成广泛共识，军事领域的合作也迈上新台阶，共签署了总值高达100亿美元的军备合作合同和意向书，被喻为“印俄关系史上最大的一笔交易”。此次合作的内容包括未来两国共同研制开发先进的伊尔-214型军用运输机、研发第5代军用战斗机，印度购买俄制多管火箭炮和A750空中预警机，以及合作开发新式潜艇和隐形战舰等等。此外，俄罗斯将继续向印度出售苏-30战机和T-90坦克。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军事合作呈现明显扩大的趋势，两国在国防合作领域已正式结束了以往“俄卖印买”的单一交易方式，开始迈入“共同研制和开发的战略伙伴关系”的轨道[6]336-337。2005年5月，普京在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信中明确指出：“在国际和双边问题上与印度加强合作是俄罗斯战略的优先方向，印度是俄罗斯在亚洲和全球事务中最重要的伙伴。”[6]337由此可见，普京执政以来，印度在俄罗斯总体安全战略中的地位与叶利钦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9.11”事件后，由于车臣问题和克什米尔问题，俄印双方在反恐问题上进一步加强了合作。2001年11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俄罗斯，双方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建立新型“合作安全秩序”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签署了《莫斯科宣言》。2002年12月，普京访问印度，双方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俄印战略伙伴关系的《德里宣言》。《德里宣言》重申了《莫斯科宣言》中有关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反恐问题上俄印双方存在着特殊的利害关系，反恐行动决不接受任何双重标准。2005年是俄印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一年。10月10日，双方在印度的印巴边境一侧的塔尔沙漠地带联合举行了大规模的陆空军事演习。12月初，印度总理辛格访问俄罗斯，俄印双方签订了有关军事和空间技术合作的三项协定，并决定合作开发第五代战斗机。对此，辛格表示，联合研制和生产新型武器装备是印俄军事技术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他还指出：“印度与俄罗斯之间在国防方面合作的发展令人满意，这是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们希望两国能在能源安全领域建立类似的长期合作关系。”
三、俄中印的“共同语言”与“金砖四国”
俄中、俄印关系的发展日益引人关注。俄罗斯在坚决反对美国开发和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及谋求单极优势，积极支持和主张联合国发挥作用等方面，同中国和印度的立场是一致的，而且上述立场同样符合中国和印度的战略需要。
2007年10月2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印度外交部部长慕克吉在中国哈尔滨举行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并就深化三方务实合作达成共识。有分析人士猜测，中俄印三方会晤的目的是“联手制衡美国”。对于这一疑问，中俄印三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在俄罗斯新闻社北京分社举行的视频座谈会上进行了解答。俄罗斯科学院米赫耶夫院士指出，建立三方合作的想法出现在北约东扩时期，那时俄罗斯希望找到外交手段来平衡北约的东扩。而印度尼赫鲁大学教授莫汉蒂则认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俄中印都是亚洲和世界大国，他们应该在解决亚洲问题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俄罗斯使馆一等秘书丹尼斯·阿加福诺夫认为，三国外长会晤奠定了三方合作经常性机制的基础。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万成才认为，三方最后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三国虽然制度不同，但都不以意识形态画线，相互尊重；三国都主张文明对话，而不是文明冲突；三国都主张多极世界，不赞成由任何一个大国来主宰；三国都同意加强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主导作用；三国都反对在反恐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三国都是“金砖四国”成员，同时处于历史上的快速发展阶段，存在着合作的需要和可能。他还指出，三方合作不排除有地缘政治的考虑，但中国加强与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不是为了挑战美国。俄罗斯势力所在的中亚地区，以及印度影响所在的南亚地区，都在中国周边国际安全环境中扮演重要角色。所以，加强三国合作有利于改善地区安全环境，促进经济建设。但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谢尔盖·卢尼奥夫认为，俄中印三个国家在核不扩散等多个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俄罗斯和中国都主张遵守核不扩散条约的相关规定，但是印度仍在不断扩充军备，谋求增强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三国间现有的合作模式，不妨碍印度发展自己的核武库，同时印度也没有做出任何同莫斯科和北京建立军事同盟的表示。因此，三国不可能形成政治一军事同盟[7]。应当说，以上种种见解的基本精神可以解释非联盟性质的合作思维的规定性。
在中俄印三国外长会晤机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金砖四国”外长会晤机制是合作思维实践的一大亮点。2001年，美国高盛公司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预测，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之和在2025年有望达到美、日、德、法、意、英6国之和的50%，并将在2050年之前全面超越6国。奥尼尔以巴、俄、印、中四国英文名称的第一个字母组合成一个新词BRIC。由于这个词和英文“砖头”的写法相接近，“金砖四国”的说法从此传遍全球，并为四国所接受。2005年，“金砖四国”的GDP总值已经达到4.6万亿美元，可与世界经济中北美、欧盟和日本这三大实力经济圈中的日本比肩。梅德韦杰夫新任俄罗斯总统一星期之后，2008年5月16日，“金砖四国”外长首次正式进行政治会晤。有学者认为，“金砖四国”的兴起不仅正在形成新的实力经济圈，而且正在改变着世界的格局。这不仅仅是因为四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更重要的是，四国也是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由于四国是各自区域内国土面积、人口数量、政治影响、人文传统、军事实力等方面形成的“核心”和“领头”国家，中、俄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印、巴有可能成为未来联合国改革后的常任理事国，因此四国合作的加强，不仅会对国际经济，同时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长远而重大影响[8]。在2008年的八国峰会及其南北对话会上，四国对推动与会国形成新的能源安全观、加强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推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四、俄日间的“鸿沟”与相互妥协
在亚洲，日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从地理位置上讲，它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从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形态来看，它又被划入西方国家之列。尽管俄日之间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恩恩怨怨，至今仍然存在的领土问题始终是两国关系正常化难以逾越的鸿沟，但日本仍然在俄罗斯的亚太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位置。
冷战结束后，经济陷入困境的俄罗斯急需大量的资金和援助，因此对日本表示了积极改善关系的愿望。但由于日本在北方领土问题上态度强硬，双方首脑会谈一推再推。直到1993年10月11日，叶利钦才实现了对日本的正式国事访问。双方虽然签署了《东京宣言》等文件，但俄日关系的进展并不顺利。在叶利钦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具有较强欧亚主义理念的普里马科夫取代科济列夫出任俄外交部长，他对亚太地区的关注使俄日关系在1996年开始出现积极的变化。根据全方位多极化外交政策构想，俄在寻求与日本的合作方面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态度，日本方面也作出了回应。1997年1月，桥本首相宣布了以“多层次接触”为核心的对俄新政策，受到俄方欢迎，叶利钦于3月发表国情咨文，表示愿意与日本发展全方位合作。但由于在领土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双方试图在2000年前缔结和约的目标无法实现。从俄罗斯方面来说，北方四岛的地理位置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以及核潜艇要从日本海到太平洋必须经过北海道岛和库页岛中间的海峡，据有北方四岛（捉择、国后、齿舞群岛、色丹岛）就等于得到了向日本北海道登陆的跳板。而一旦把北方四岛交还给日本，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就会被日本卡住咽喉。
普京执政后，保持了俄日双边关系的继承性。尽管在领土问题上俄日间的僵局未能打破，但双方都期望加强在国际问题、经贸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合作方面，2000年9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了一次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批军舰访问了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2000年11月28日至30日，俄罗斯国防部长谢尔盖耶夫访问日本，双方表示将恢复一度因间谍事件而中断的军事交流。2001年1月，日本防卫厅副长官石破茂访俄，同谢尔盖耶夫讨论了当年两国发展军事合作计划问题。
“9·11事件”后，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大国关系中凸显，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尤其使能源安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这也加速了俄日之间的接近。2003年初，小泉应邀首次访俄，与普京共同签署了“俄日行动计划”，发表了《俄日联合声明》，双方主张积极加强在地区安全和反恐方面的合作。日本还建议建立由日、中、美、俄、韩、朝六方参加的安全机制，以解决东北亚地区安全问题。而此时急于拉日本在解决朝核问题上发挥作用的俄罗斯也有以多边对话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考虑。因此，俄日双双参加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六方会谈”，两国实现了多年争取入围参与解决亚太地区热点问题的夙愿。双方在积极推动多边会谈的同时，着眼于将来在建立亚太安全机制上加强合作。俄日双方多次表示要在讨论东北亚稳定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支持朝韩对话，力争形成地区稳定的多边有效机制。8月，俄罗斯在远东地区举行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日本应邀观摩了演习。同其他领域相比，俄日两国的军事合作稳步向前，这为俄罗斯提倡的地区多边安全对话打下基础。俄希望随着军事交流的深入，两国间进一步加强相互信任，从而为领土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2006年12月13日，日本外相麻生太郎提出了参照中俄以等分地域划分国界线的办法解决日俄间北方领土问题的新方案，试图借此打开双方在领土谈判问题上的僵局，但这一大大超出俄罗斯底线的方案能否获得俄方的赞同，至今还是一个未知数。不过，总体来说，无论将来领土问题如何解决，俄日两国互有需求、彼此借重、相互妥协、积极发展双边关系的大趋势不会逆转。
五、“稳韩就朝”的半岛新策略
在朝鲜半岛这一关系亚太地区稳定和多国安全利益的交汇点上，普京采取了“南北等距”的策略，以谋求在东北亚地区保持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多元均衡制约，从而争取更多的战略主动权。自苏联解体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苏联有着40年同盟关系的朝鲜，在俄罗斯的关系圈里却备受冷落。2000年，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后，在继承叶利钦后期“朝韩并重”策略的基础上，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又有了新的发展。
为了挽回叶利钦时期在朝鲜半岛所造成的损失，恢复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传统影响，普京做出了极大努力。他采取“稳韩就朝”的新策略[9]，着力在朝韩之间寻求外交平衡，以提升俄罗斯在处理半岛事务中的地位，力争发挥实质性的大国作用。
冷战后东北亚地区战略形势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美俄的影响力在下降。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为了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利益，韩国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双方在军事交往方面取得了较快的进展。2001年2月，普京正式访问韩国，两国元首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俄韩21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对于两国根本利益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大意义。联合声明还就确立双方总统、总理以及议会等高层的定期会晤机制进行了磋商。
在改善与朝鲜关系方面，普京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0年2月9日，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正式访问朝鲜，由此结束了两国自苏联解体后10年来的冷淡期。访问期间，俄外长同朝鲜外务相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俄朝友好睦邻合作条约》，伊万诺夫对此评价道：“2000年是我国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关系中的转折点。新的内容广泛的国家间条约为两国关系的冷却画上了句号。”[10]另外，两国外长还就实现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安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磋商。7月19日，普京总统正式访问朝鲜，标志着俄朝两国关系的全面恢复。访问期间，双方元首签署了旨在发展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俄朝共同宣言》，而双方在维护反导条约、反对部署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上形成的共识，不仅为随后普京参加八国首脑峰会增加了政治筹码，为“莫斯科在与华盛顿的对抗过程中赢得了难得一见的胜利”，而且充分显示了俄罗斯在朝鲜半岛事务中所发挥的大国作用。更重要的是，“对俄罗斯来说，这标志着它对亚洲和朝鲜半岛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外交上撤出了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可以说，俄罗斯今天又回归了东亚”，这为俄朝双方开展互惠互利的合作重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全面恢复两国关系铺平了道路[6]282。之后，伴随着朝核危机的不断升级，俄罗斯的大国作用进一步得到表现。2003年8月，俄罗斯几经努力，成功加入到由中国、美国、朝鲜、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共同参与解决朝核危机的首轮“六方会谈”中，从而实现了其多年来平等参与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愿望。可以说，朝核危机为俄罗斯提供了一个展示其大国地位和发挥大国影响力的机会。
六、俄与走向成熟的“上海合作组织”
在亚洲，为保持周边安全与稳定，俄罗斯积极参与一些地区组织，广泛开展与亚洲各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合作。普京尤其赞赏“上海五国”机制，对“上海五国”取得的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在2001年6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上海五国”第六次峰会上，“上海五国”及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实现了“上海五国”由会晤机制向正式地区合作组织的重大转折。六国元首还签署了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吸收乌孜别克斯坦加入“上海五国”的联合声明。“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掀开了六国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对增进六国间的睦邻互信与友好合作，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为国际社会摒弃冷战思维，探索新型国家关系、新型安全观和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启示，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之初，西方国家就将这个占世界人口总数1/4并且拥有丰富能源的组织视为反西方联盟，后来又称之为“未来的能源联盟”，这种看法显然站不住脚。上合组织成立的初衷是解决各成员国之间有争议的边界问题，同时联手对付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促使上合组织成员国走到一起的是它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德国柏林科学和政治基金会亚洲研究室主任瓦克尔认为，“尽管这几个成员国都有反美言论，但它们更重视它们之间的合作关系。该组织的成立并不是针对西方国家的。”[11]上合组织的地区重要性之所以越来越显著，越来越受到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和中亚国家的重视，在柏林经济和政治基金会的中亚问题专家哈尔巴赫看来，“其主要原因跟这些国家的安全政策有关。”尽管上合组织的6个成员国在2007年首次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但并不能因此认定该组织就是一个军事联盟。成员国仅仅以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各国都不愿意别国干涉自己的内政。此外，大家都希望彼此结为友好邻邦[11]。
就目前形势来看，在后普京时期，俄罗斯合作思维中推进多边化和机制化的趋向不会改变。在2008年5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重大国际问题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声明了摒弃冷战思维和集团政治的立场；表达了共同致力于加强“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对话，加强“金砖四国”、中俄印外长会晤等国际合作机制，针对全球、地区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寻找协商一致的解决办法的愿望；进一步确认了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巩固战略稳定、维护和平与安全、发展欧亚地区多种经济与人文合作的极为重要的因素；强调指出，为解决当代的紧迫问题并使各方都能够接受，在开放和不针对第三国的原则基础上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同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和论坛的对话是非常重要的。
标签：军事论文; 中俄论文; 俄罗斯军事论文;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时政外交论文; 日本军事论文; 中俄军演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