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民族审美风尚略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尚论文,民族论文,金代论文,略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与元是我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其美学思想也给整个美学史带来了异质的风采。相比之下，金代美学历来是学术研究中最薄弱的一环，在一些美学史著作中，它甚至被完全忽略。我们对金代美学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深入性研究付诸阙如的原因大约是：客观条件上，金代(1115-1234)历时短(仅120年)，艺术作品多毁于战火；主观心理的天平上，传统学者总是囿于“夷夏之辨”的思维定势，目女真为异族，心存轻视甚至仇视。对于金代文化，学界向来认为它难以与中原汉文化相抗衡，何况它处在北宋的高峰正脉之后，充其量只是馀波遗响而已。
对金代文化评价较高的是清代学者。张金吾(1787-1829)曾纂集《金文最》，推崇金代文学，而谭宗浚(1846-1888)在该书的粤雅堂刊本序中提醒世人注意金代文学对元代的启源作用：“世多以金偏安一隅而国祚稍促，遂谓其文不及宋、元，不知有元一代文章，皆自金源启之。”(《金文最·谭宗浚序》)甚至还有不少扬金抑宋之论，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明确提出：“宋自南渡以后，议论多而事功少，道学盛而文章衰。中原文献，实并入于金。”(《四库总目》卷一九○总集类四)此外，张鹏说金代“风雅辈出，凌南宋而上”(《兰泉老人集序》)，吴乔说“大抵金人诗胜于宋人”(《围炉诗话》)，刘熙载称元好问为“集两宋之大成者”(《艺概·词曲概》)等。事实上，金人自视颇高，甚至以华夏文化的正宗后继者自居。他们自谓“国朝文派”，不仅欲与南宋分庭抗礼，并且意在媲美北宋、上追李唐。而元好问等人更试图在理论上确立本朝文学的独立系统。元好问曾言，他自己努力编纂《中州集》等书的原因就是“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不闻。”(郝经《遗山先生墓铭》)因此，如果我们能抛弃“内宋而外金”的狭隘民族观念来做公正观照，当不应忽视金代美学的存在。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化看成一个多民族多区域所共同创造的复合文明体，那么就更该还金代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正如吴功正所指出：“金代美学不是可有可无的时期，而是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厚的时代审美内涵。”①
金朝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所以书法、绘画、园林等艺术形式称不上高度发达，其美学成就主要偏重于文学方面。最重要的文论家当属堪称“北朝双璧”的王若虚和元好问。在审美范畴上，金代文学整体表现出贞刚浑厚、质朴粗犷的面貌，与对峙中的南宋共同呈现出南秀北雄的气象。
恩格斯有这样一句名言：“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②金代美学也足以印证此言。女真人醇直粗豪的风格，北朝文士质朴刚劲的个性，铸就了慷慨任侠之风、苍凉凛冽之气，使金代美学具备了独特的民族和地域面貌。
一、主导性审美风格：阳刚之美
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是中国两大传统美学范畴，二者的相映成趣，在南北朝文学中即已显露。而宋代与金代是继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南北政权的对立。这次是比以前为时更久的对峙，使中国文学北雄南秀的特色更加明显。客观地说，金代文学的成就可能没有宋词那么高，但它却以豪风壮气丰富了中国传统美学形态，为壮美范畴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周惠泉所言：“植根于各民族文化结合部特殊人文地理环境之上的金代文学，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则以质实贞刚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一元发展为多元的进程。”③
北雄南秀的审美形态与地理环境、民族禀赋关系密切。北方地域广袤，山川雄伟，而相对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当地的游牧民族自古就养成了骁勇剽悍的气质。宋人史著载建立金朝的女真人“俗勇悍，喜战斗”(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十九)，“勇悍不畏死”(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审美趣味必然是一种崇尚洒脱大气、豪放壮观、自然真率的风格。这种独特的文化风尚在与中原汉文化的撞击融合中，使得金初的南方文士变换了气质，女真族文人崛起，金末文人豪杰纷纷涌现。
唐代李延寿曾对比南秀北雄的审美风格并评述为“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序》)。如果说这种对比还是不分高下的话，那么在元好问眼中，“南秀”未必胜于“北雄”，“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自题中州集后诗》其一)。元初的郝经也同样对“北雄”表示偏爱：“燕……荐罹辽金四百年。然而不渐宣政(按，指宋朝)佻靡之化，豪劲任侠，浑厚敦雅，犹有唐之遗风焉。”(《陵川集》十三)而清代以降的评价就更有明确的取舍倾向了。对金诗，顾奎光认为，“北雄”是“南秀”的必要补救：“金诗雄健而踔厉，清刚而激越悲凉”，“以苍莽沉郁慷壮之思，救宋季靡曼絮弱之病，固亦未可少也。”(《金诗选·自序》)陶玉禾则这样赞美金诗的真率豪放：“金诗有本色。其华赡不及元人，然苍茫悲凉不为妩媚，行墨间自露幽并豪杰之气。”(《金诗选·凡例》)对于金词，清人亦赞其刚劲之美。陈廷焯说金词“格律尤高，不流薄弱。”(《云韶集》卷十一)况周颐则云：“金元人词，伉爽清疏，自成格调。”(《蕙风词话》卷三)近人陈匪石也持同调：“金据中原之地……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者，迥异南方之文弱。国势新造，无禾油麦秀之感，故与南宋之柔丽者不同”。(《声执》卷下)对金代散文，清人尤赞其雄。阮元这样高度评价：“大定以后，其文章雄健，直继北宋诸贤。”(《金文最·序》)张金吾也对“北雄”赞美有加：“金有天下之半，五岳居其四，四渎有其三，川岳炳灵，文学之士后先相望。惟时士大夫禀雄深浑厚之气，习峻厉严肃之俗，风教固殊，气象亦异，故发为文章，类皆华实相扶，骨力遒上……后之人读其遗文，考其体裁，而知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金文最·自序》)
故而单从审美大风格看，金代就是刚健质朴、慷慨雄浑的。吴功正指出：“金代美学不是软弱无力的，而是有着振奋的功能和效用，是有感于诗坛靡废而出现劲健，产生向建安风骨回归的趋向。”④因宋金对峙而导致的美学对话，实质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相激相融，它使各民族文学互动互补，使中华文明不断更新发展、永不停顿。我们暂且不去比较“北雄”与“南秀”孰优孰劣，但至少可以认为，有了金代美学突出的阳刚之气，中华美学的气象才丰富而完整。正如周惠泉所言，“正是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诗歌音乐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优化组合格局。”⑤
金代砖雕
御制全金诗序
金代美学雄健磊落的基本格调，使传统美学具有了多元的形态。以下由文坛的风貌来看金代美学。金代文坛远远不像很多人想象得那样荒芜。由于政府大开科举，且民族歧视相对不严重，汉族文人得以脱颖而出，为文坛提供了庞大的创作队伍。元好问的《中州集》收录了金代251位诗人的2062首诗，并提到了120余种诗文集。清代郭元
所编《全金诗》收录了358位诗人的5544首诗。而据清末龚显增《金艺文志补录》统计，金代有文集留存者不下90余人。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录金代词人71位，词3572首。当代薛瑞兆等所编《全金诗》收录诗人534位、诗歌12066首，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收录金代作者558人，文章2546篇。这样看来，金代文坛可谓相当繁盛，对后来元代“曲偏于刚”艺术特色的形成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总之，阳刚之美是金代文坛的主导性审美范畴，当然，这个总体特征在金代各时期也因社会文化、历史变迁而有差异：初期的阳刚之美含有旧臣故国之悲，中期的阳刚之美与浮华婉媚并存，后期的阳刚之美具文人豪杰之气。以下分述之。
二、初期：开国之初的故国之悲
金代初期，指金立国到海陵王末年(1115-1160)，即所谓“借才异代”时期。立国之初的女真文学尚未起步，基本上是借由宋入金的墨客骚人发展而来的。由于所借之才毕竟来自词风柔婉的南方，是“南朝词客北朝臣”，所以郝经认为，金代文学最初犹染“宣政风”，但此种风气很快就被革除了。大漠风霜使南人一洗五代、北宋阴柔香艳的脂粉气，由温婉而雄放。这种审美追求开启了金代的百年风尚。
金初士子邓千江以一首刚健的《望海潮·献张六太尉》为金代美学奠定了基调：
云雷天堑，金汤地险，名藩自古皋兰。营屯绣错，山形米聚，喉襟百二秦关。鏖战血犹殷。见阵云冷落，时有雕盘。静塞楼头，晓月依旧玉弓弯。看看，定远西还。有元戎阃令，上将斋坛。区脱昼空，兜鍪夕解，甘泉又报平安。吹笛虎牙闲。且宴陪珠履，歌按云鬟。招取英灵毅魄，长绕贺兰山。
全词歌颂戍边将帅的英雄气概，豪迈雄浑。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评此词“可与苏子瞻《念奴娇》、辛幼安《摸鱼儿》相颉颃”。明代杨慎更说：“金人乐府，称邓千江《望海潮》为第一。”(《词品》卷五)而在整个“国初文士”中，宇文虚中、吴激等最具有代表性。
宇文虚中作为北方鲜卑族后裔，性格桀骜不驯，自谓“不随风月媚，肯受雪霜侵？”(《岁寒堂》)他见留于金，遂为金初文坛盟主。在《答曾晦之书》里，他推崇“浑然卓成”的文风，反对“冥搜巧绘”的习气，而在大漠风霜的进一步磨炼下，他的诗作日益清刚俊健，例如“袖里霓虹冲霁色，笔端风雨驾云涛。”(《生日和甫同诸公载酒袖诗为礼，感佩之余，以诗为谢》)“莫邪利剑今安在？不斩奸邪恨最深！”(《在金日作三首之一》)“人生一死浑闲事，裂眦穿胸不汝忘！”(《在金日作三首之二》)等诗句，都表现了他的慷慨激昂、雄健踔厉，为有金一代奠定了虎腾龙骧、雄风万里的美学基调。
吴激(1090-1142)、蔡松年(1107-1159)是金源词人之冠冕。二人均骨力清健，属于豪放一派。吴激虽是地道的南人，但入金后词风明显带上了豪放因子，柔中带刚。他的《人月圆·宴张侍御家有感》历来为人称道。清人陈廷焯评论该作“感激豪宕，不落小家数。”(《白雨斋词话》卷三)清人沈谦认为其“小令、中调有排荡之势”(《填词杂说》)。蔡松年长于北方，壮逸之气更胜于吴激，开金词风气之先河。况周颐谓其词“清劲能树骨”(《蕙风词话》卷三)，陈匪石则谓之“疏快平博，雅近东坡”。(《声执》卷下)胡传志对比蔡词和辛词后发现，辛弃疾多次化用蔡词，得出“蔡松年是苏、辛之间的桥梁，对辛词以及南宋豪放词有着重要影响”⑥之结论。此后，羁金十七载的朱弁，文学作品多在金朝完成，风格也与吴、蔡类似。朱熹称赞他“公之文，……其气质雄浑，……明白疏畅”。(《奉使直秘阁朱公行状》)
金代阳刚雄健的审美范畴，除了北国大漠风物造就之外，也与意识形态有关。元代虞集说金代中州地区“风声习气，多有得于苏氏之遗，其为文亦曼衍而浩博矣。”(《庐陵刘桂隐存稿序》)。清代翁方纲也有当时“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石洲诗话》卷五)的总结。苏学较之程学更接近于北方雄放质朴的特点，所以“盛于北”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吴、蔡等国初文士在各方面自觉追慕东坡雄放的气骨，摒弃浮艳之语，而当时所谓的“吴蔡体”实是北宋词风与金源北派词风相融合过程中的一种过渡形态。因此，元好问曾总结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赵闲闲书拟和韦苏州诗跋》)陈匪石总结说：“自金迄元之一派，实即东坡之流衍也。”(《声执》卷下)当代吴熊和也指出：“北宋灭亡后，苏轼词派分为南北两支。……一派传于北，则为蔡松年、赵秉文、元好问等金源词人。”⑦
当然，由于国初文士毕竟多为南朝旧臣，他们的阳刚之美中又有深刻的故国之思、沦落之悲，阳刚雄健中又兼有悲怆。这在吴激的《诉衷情》、《满庭芳·千里伤春》、《春从天上来》，刘著的《鹧鸪天》，以及朱弁、洪皓等的作品中皆有体现，其美学风格是“风流酸楚”(陈廷焯《词则·闲情集卷二》)。
此外，金初女真本土文士亦是风云际会。最著名的是金主完颜亮(1122-1161)，他有汉高祖、魏武帝之风，被清人称为“独具雄鸷之概”(张德瀛《词征》卷六)，为金初文坛平添了豪气。他处在女真民族勃勃上升的时期，所作笔力雄健，语出崛强，气息狂野，绝无两宋诗词中常见的脂粉气和腐儒气，在文坛上独树一帜，给审美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和活力，不失为杰出文学家。试举数例：
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虾蟆做混和。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书壁述怀》)
万里车书盍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题西湖图》)
天丁震怒，掀翻银海，散乱珠箔。六出奇花飞滚滚，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颠狂，素麟猖獗，掣断真珠索。玉龙酣战，鳞甲满天飘落。谁念万里关山，征夫僵立，缟带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摇剑戟，杀气横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与谈兵略。须拼一醉，看取碧空寥廓。(《念奴娇》)
至于他表现军旅生活的《喜迁莺》等词，更是气吞万里，几乎可与辛弃疾一争高下：“旌麾初举，正
力健，嘶风江渚。射虎将军，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笑谈顷，指长江齐楚，六师飞渡。”充满了不可一世的霸气，洋溢着雄豪阳刚之风。总之，他的词表现了女真族原初的强悍品格，金戈铁马的威武战事，以及冰雪风霜的北地景观，处处显示出外来文化对汉文学娇弱词体的冲击，因此独具美学意义。此外，另有学者认为，“完颜亮词在词史上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其‘承苏启辛’的中介作用”⑧，是词坛豪放派的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中期：盛世之中的刚柔并存
中期，即金世宗、章宗到卫绍王时期(1161-1212)，学界又称“大定、明昌时期”。此时国家全盛，社会安定，新一代文士已经淡漠了对宋的故国感情，转而认同本朝，自称国朝文派。总体上看，阳刚一派仍占据主导地位。清代庄仲方《金文雅》序中提到文坛的刚直豪放风格：“洎大定、明昌之间……有若梁襄、陈规、许古之劲直……雷渊、李纯甫之豪俊，为金文之极盛。”而在文学主题上，其主要表达了两类士人的心态。
一类是承平年代士人隐逸自适的喜悦。纵观金代中期，文人对个体自适的要求使田园隐逸成为整个时代的声音，而对苏轼豪放词风的自觉继承又使金词表现出清疏伉爽、刚健跌宕之气韵。如被称为“金源一代一坡仙”(郝经《题闲闲画像》)的赵秉文，就典型地踵武东坡。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律诗壮丽”(《闲闲公墓铭》)，清潘德舆也称其诗“气体闳大，健笔纵横”(《养一斋诗话》)。他的《水调歌头·四明有狂客》、《大江东去·秋光一片》等虽为隐逸之作，却也发扬了苏词高旷清雄之风。其他如李晏《婆罗门引·保德西楼作》、王渥《水龙吟·短衣匹马清秋》等词，均既有闲适之情，更有清刚之质，透露出北人豪迈的气魄，使金词处于一种既悠闲自适又不失豪放旷达之态。
再一类是对侈靡生活、香艳之情的好尚。由于与汉文化交流的深入，金文学一度沾染上了南方浮艳之风，即金末杨奂所谓“明昌以后，朝野无事，侈靡成风，喜歌诗。故士大夫之学，多华而少实。”(《跋赵太常拟试赋稿后》)形成了豪放与婉媚并存的审美形态。不过，其时文坛重要人物诸如周昂、王寂、赵秉文、边元鼎、赵可等人仍然是以豪放雄健为主，反对浮艳文风。他们即使描绘盛朝风貌，也不禁流露出北人的豪气，如周昂《翠屏口》、王寂《水调歌头·上南京留守》、边元鼎《春花零落》、赵可《雨中花慢·代州南楼》等。
而另一些人，如蔡珪、刘迎则呈现刚柔并存的形态，而有趣的是其大多表现为诗刚词媚。由于金代中期学唐渐成风气，蔡、刘都表现出了师法韩愈雄奇刚健的一面。所谓“正传之宗”的蔡珪(？-1174)，郝经评论说“高古劲欲摩欧苏”、“建瓯一派雄燕都”(《书蔡正甫集后》)。他有《野鹰来》、《医巫闾》为代表的雄悍磅礴之诗，亦有《江城子》为代表的气韵婉媚之词。又如刘迎(？-1180)，其诗骨力劲直健朴，是金一大作手，而其词又多写男女之情，风流蕴藉。再值得一提的是金章宗完颜璟，他倡导诗文的刚健，曾批评王庭筠，说他“文艺颇佳，然语句不健”(《金史》卷126)。完颜璟本人是诗文刚健而词香艳，与刘迎颇类似。试对比其诗、词风格：
金色界中兜率景，碧莲花里梵王宫。鹤惊清露三更月，虎啸疏林万壑风。(《仰山》)
巧样翻腾，叠做湘波皱。金缕小钿花草斗。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忽听传宣须急奏。轻轻褪入香罗袖。(《蝶恋花·聚骨扇》)
前者典雅雄豪而后者婉媚风情，可谓泾渭分明。此外还有些作家，其诗不可以阳刚概言，而词则为明显的婉媚，有的亦堪称艳词，如党怀英、刘仲尹等。
不过，即使是婉媚的香艳题材，金代的风格也与宋不同。正如钟振振所指出：“金人即赋儿女情、记艳游事，亦往往能寓刚健于婀娜，譬若燕赵佳人，风韵因与吴姬有别。”⑨从宏观上看，其实质是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碰撞中对所谓“正统文化”的一次侵蚀和渗透。词为艳科的纤纤细语在北方的广阔胸襟中变成尚气任情的浓烈表达。
四、后期：国衰之际的豪杰之气
后期从贞祐迁都到金灭(1213-1234)，又称“南渡时期”，此时文坛普遍弃宋宗唐。南宋学唐，学的是晚唐之精工，而金代亦学唐，侧重的是盛唐之雄壮。如果说国初文士的阳刚之美带有的只是故国之思，那么金末文士的阳刚之美则深烙亡国之痛。但这种亡国之痛在感怆之外却有豪杰之态，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力度。
金代初、中期文坛上豪杰之气并不明显，而金末却出现了大批豪杰式作家，例如阎长言、周嗣明、李俊民、雷渊、王渥、辛愿、元好问、李汾、段克己、段成己、麻革等。他们才能杰出，豪迈任气，即使是表达亡国之悲，也能悲中见雄。故而胡传志认为，由于他们外向型的刚毅个性具有反弹、抗争的力量，“使金末文学避免了亡国之音低迷的哀吟伤叹，避免了‘女郎诗’或‘东南妩媚，雌了男儿’的小气和萎靡。”⑩以豪杰之气写乱亡之悲，这种风貌不仅给悲凉低沉的时代增添了活力，强化了金代美学的刚性，而且对元诗和元曲审美形态的形成也产生了相当明显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和地位不应忽视。
在这批豪杰式作家之作中，最蔚为大观的莫过于元好问。他是北魏鲜卑后裔，“生长云朔，其天禀本多豪健英杰之气”(赵翼《瓯北诗话》卷八)，诗文以沉郁刚健著称，被时人目为文坛宗师。郝经赞其“歌谣跌宕，挟幽并之气，高视一世”(《遗山先生墓铭》)。庄仲方赞其散文“宏衍博大……雄浑挺拔”(《金文雅·序》)。元好问在理论上继承辛愿等人学唐宗杜之风，反对自章宗以来文坛的浮艳侈靡之风，始终强调雄健阳刚之美。在著名的《论诗绝句三十首》里，他以诗论诗，赞美气象沉雄的建安风骨、阳刚豪迈的盛唐气象，而讽刺孟郊的穷愁萎靡和秦少游的阴柔纤弱：
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吾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笔底银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饭山前？时间东抹西涂首，枉著书生待鲁连。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江山万古潮阳笔，合在元龙百尺楼。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他尤其对《敕勒歌》所表现出来的北方美学风格着意赞赏：
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
他还通过编选《唐诗鼓吹》来弘扬他的美学理想。他选取的诗歌风格大都“遒健宏敞”，刻意与南宋诗风抗衡。他自身则以《横波亭》、《箕山》等为代表的“丧乱诗”很好地实践了其理论主张。清代李调元称赞他的诗“精深老健，魄力沉雄，直接李杜”(《雨村诗话》)；潘德舆说他的诗“豪情胜慨，壮色沉声，直欲跨苏黄，攀李杜矣。”(《养一斋诗话》卷七)他的词作被称为“遗山壮词”，其中多有北国雄浑的风光(如《水调歌头·赋三门津》)以及狩猎、战争场面的描写，尤有阳刚意味。故陈廷焯称其词“驭奔腾之气……骨韵铮铮，精金百炼”(《云韶集》)。况周颐称其词“亦浑雅，亦博大；有骨榦，有气象”(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三)。连言情之词，他也赞赏爱情刚烈和坚贞的一面，如两首《迈陂塘》(问世间情是何物、是岁此陂荷花开)，表现了北方民族“惟力是爱”，不喜柔弱的风格。该作情深而毫不纤弱，显得沉雄绝丽。在金朝国运转衰时，遗山之词却以英雄气、男儿气开拓了词境，为金代词坛保持了阳刚之美。
五、其他艺术形式的阳刚美
除了文学作品外，从其他艺术门类来看，金代的审美大风格无不以阳刚之美为基调。先看音乐。产生于金代、盛行于元代的北曲，有着北方文化质实贞刚的鲜明特色。徐渭这样比较南曲和北曲的审美特点：“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眇，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南词叙录》)北曲深深影响了宋、明两代。金人立国之初，曾强令女真、奚、契丹人大规模移居中原，给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金代音乐逐渐风靡黄河南北，给中土音乐注入了诸多浑朴、刚劲的质素，形成一种旋律高亢、节奏明快、充溢着健劲泼辣之气的新型俗乐。据《宣政杂录》、《独醒杂志》等宋人笔记，早在北宋宣和年间，女真乐曲就纷纷传入，街巷间“无不喜其声而效之”，《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蓬蓬花》等番歌俚曲更为士大夫热衷仿习。南宋时，史书也承认“临安府风俗，自十数年来……好为北乐，……东南之民，乃反效于异方之习而不自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渭还曾描述明代的北曲说：“今之北曲，盖辽、金北鄙杀伐之音，壮伟狠戾，武夫马上之歌，流入中原，遂为民间之日用。宋词既不可被管弦，南人亦遂尚此。”(《南词叙录》)可见金代阳刚之美的音乐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金代书法家众多。从文化积淀层面看，其水平虽距宋代相差甚远，但他们敢于下笔书写，充溢着豪迈气度、慷慨精神。由于整个金代的审美风尚趋于豪放雄强与阳刚，所以金代书家在书体选择上也有所侧重，基本上都师从颜真卿、苏轼、黄庭坚、米芾的风尚。学颜以其端正雄浑，学苏以其汪洋闳肆，学黄以其瘦硬峭拔，学米以其骏迈刚劲。王竞(1101-1164)善作大至丈余的匾榜大字，其磅礴的气势被郝经称为古今第一。施宜生(？-1160)笔力雄浑，其《苏轼书李太白仙诗卷跋》圆中见方，劲健练达。后来的高
，亦挥洒精劲，其题跋《苏文忠公书李太白诗卷》，锋颖凌厉，结字峻拔，完全是米芾的面貌。全真派道士马丹阳(1123-1183)，书法亦沾溉雄强笔墨。清人叶昌炽的《语石》称其草书“龙吟虎啸如揲马登阆风之颠，万象皆在其下”。任询(1133-1204)作品流传最多。清人李佐贤的《石泉书屋金石题跋》评他“笔意似颜鲁公，书力透纸背”，有豪放开拓之气。金章宗完颜璟(1168-1208)学习瘦金体，《女史箴图卷跋后》也颇能使造型风骨开张，筋力弥漫。大定进士赵沨，被赵秉文称赞为“擎窠大字，体兼颜苏，书画雄秀。”(《竹溪黄山书跋》)而赵秉文本人亦是金代中后期书坛大家，他兼师颜、苏、黄三家，捍卫豪放遒劲的书风，反对矫饰靡丽的风格。其作品虽存世不多，但观其题赵霖《昭陵六骏图卷》，运笔爽利强硬，任情恣性，挥写豪放，可见一斑。其题武元直《赤壁图》的《追和坡仙赤壁词韵》，圆劲清健，风格浓烈，雄视百代。清人徐金九评之“雄壮震动，如渴骥怒猊之势。”(《词苑丛谈》)之后的张天锡讲究气势骨力，其《自君帖》骨力挺拔，笔画精劲。金末的耶律楚材(1190-1244)，保持了金代书法的开张刚健、果敢挺拔，《金史》本传称他的字“如铸铁所成，刚毅之气，至老不衰。”
金代的绘画虽传世不多，但阳刚的风格明显。女真皇族画家完颜允恭(1146-1185)，所绘多为虎马獐鹿，皆北方风物，栩栩如生，富于阳刚气韵。王庭筠(1151-1202)的传世作品《幽竹枯槎图》，勾画竹柏霜韵，用笔潇洒爽朗，铁骨挺劲，叶如刀裁，纵恣奔放。金章宗时武元直的名画《赤壁图》，描绘苏轼泛舟游览赤壁之景，笔力圆润雄健，气势宏大。此外，作者不详的名画《文姬归汉图》，笔力雄健刚劲，线条规整流畅，还有山西朔县崇福寺的壁画《说法图》，规模亦恢宏壮伟。
武元直《赤壁图》
金代的雕塑，总体造型浓厚凝重，线条粗犷大胆。其石雕没有中原的精致，但显示出刚健有力、雄浑大气的女真人风格。石羊成就相对较高，体态浑厚凝重，表现出极强的外张力，颇有深沉博远的气势。木雕有唐朝风味，但没有其娇美多姿之态，而是具有金人马上民族的彪悍之气。其铜雕尤有意味，出土于阿城的铜坐龙，竟将龙嘴变为鹰嘴，又给龙添上马鬃，体现了英勇刚强的美学追求。
注释：
①④吴功正.宋代美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564页，507页
②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3页
③⑤周惠泉.金代文学学发凡.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89页，78页
⑥⑩胡传志.金代文学研究.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73页，36页
⑦吴熊和.唐宋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215页
⑧陶然.金元词通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52页
⑨钟振振.论金元明清词.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编.第一届词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4.2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