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安顺[1]2002年在《新时期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多年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一直表现出“长不大”的特点，这与企业的家族式治理模式是分不开的。由于我国传统的文化背景的影响，加上一些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家族式治理模式深深地植根于民营企业的土壤之中。尽管家族式治理模式在企业创业初期有其独特的优势，但无数企业的兴衰证明，家族式治理只适合于企业创业，不适合于企业发展。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民营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日益复杂的生存环境，家族式治理模式却在企业决策、人力资源开发和融资等方面制约着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新的发展形势要求民营企业在初具规模之后必须由家族式治理模式向现代企业治理模式转变。企业的生命周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及制度规范理论也表明，民营企业在步入成长期后，应及时走出家族治理的困境，实行两权分离，向现代企业治理迈进。现代企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控股化、规模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企业的产权、构建以家族监控为主的多主体监控体系、实行制度化管理、改革和优化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建立规范的经营者选聘机制以及将企业打造成学习型组织等方式，逐渐从家族式治理模式发展到现代企业治理模式。
王春和[2]2006年在《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家族企业历史悠久，至今依然是国内外很广泛的企业组织形式。就我国现状而言，家族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吸纳就业、增加居民收入、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支最活跃、最有发展潜力的生力军。从某种意义上说，关注中国的家族企业，就是关注中国经济的未来。正是因为如此，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受到了理论界、实业界及政府有关部门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家族企业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文则是针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问题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恢复和快速发展，并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以家族为基础的企业形态是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主体，家族企业已进入上规模、上层次、上水平的新时期。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大部分家族企业的经营管理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的治理模式。在创业初期，家族企业由于规模小，管理简单，通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式治理模式就可以实现企业良好的运营。但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管理模式则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束缚，即企业内部治理模式不能适应发展需要的挑战。大量的企业实例表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及其质量问题，已成为我国家族企业实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瓶颈。能否有效克服这个瓶颈，将是我国家族企业能否迅速成长和发展的关键。家族企业治理模式必须从创业初期的“人治”管理模式转变为制度化、职业化的“法治”管理模式，即现代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由于中国家族企业的特殊地位及其复杂性，怎样建立和完善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是当前家族企业生存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 国际上典型的公司治理模式是适合它们所处的环境条件的，对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不乏借鉴意义。但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企业治理模式才具有指导企业发展的实际意义。鉴于此，作者结合中国国情对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 本文探索并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从理论上界定家族企业和家族管理的不同。家族企业是企业的所有制形式，是根据家族成员占有企业财富的多少而界定的一种企业存在形式，而家族管理则是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家族企业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企业组织形式，这种企业是可以做大并长期存在的。沃尔玛、福特、杜邦、松下等超百年的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但家族管理却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变革的。企业的管理方式、治理模式要随着企业规模的发展、技术水平的提高、市场环境的变化、员工素质的提升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成功的家族企业实践表明，虽然企业仍是家族企业，但治理模式却完全是现代的企业制度，这也正是这些家族企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的奥秘所在。 其次，从理论上探讨家族企业治理的生命周期。家族企业的治理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治理周期，企业治理的重点也不同，并依此构建了家族企业动态公司
欧阳峣[3]2006年在《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脚步催生了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民营企业的体制机制优势和迅猛发展势头预示着它将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力量。基于这种考虑,本文致力于深入而系统地研究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战略及模式,旨在为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支持。“理论”部分主要是探讨了民营企业的成长环境,分析了民营企业的独特机制及其与国际体系的耦合。运用现代经济学原理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问题,提出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是随着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而逐步成长的。分析了国际体制和市场环境,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是富有效率的国际性的经济体制,它奠定了全球化的经济规则和市场环境的基础;分析了民营企业的产权安排和约束机制,揭示了民营企业与市场经济天然耦合的属性。同时,具体地分析了民营企业的机制优势、产业优势和技术优势,提出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和产业选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框架。“战略”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的“大国综合优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特征,分析了基于“大国综合优势”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和“演练拓展型”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运用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原理分析“大国综合优势”的形成机理和基本特征,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战略、区域战略和企业战略。同时,通过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比较,中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小国家的比较,揭示了中国的综合性优势与不成熟性优势相结合的特点,提出将发挥比较优势和培育竞争优势有机统一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构想。“模式”部分主要探讨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模式、治理模式和成长模式,分析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机制。通过分析民营企业的特点和模式,揭示了价格竞争、技术竞争和品牌竞争相结合的竞争模式,标准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营销模式,集群、集团和联盟相结合的组织结构,技术进步的要求及路径选择,合作创新和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创新模式,以直接控制、叁权合一和共同治理为特征的治理模式以及有利于实施控制、融入外资和开拓市场的治理机制。通过分析民营企业的成长阶段及其特征,揭示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长机理以及企业治理、技术创新和经营管理的国际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模式组合。本论文以民营企业、发展中国家和“大国综合优势”为背景,试图揭示发展中大国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及特征,在此基础上构建我国民营企业对
邓江峰[4]2007年在《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文中研究表明政府和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机制,其中,市场机制被称为“看不见的手”,而政府的调控和管制则被称为“看得见的手”。但是,这两种配置资源方式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的方式和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例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习俗、惯例、传统文化、社会组织规范等。我们将这些方式和手段进行资源配置的机制称之为“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中,第叁配置起到了重要甚至是突出的作用。这种作用贯穿了中国民营经济萌芽、诞生、发展、壮大的整个过程。而且,这种作用如同硬币的两面,既优化了资源配置,从而促进了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又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资源配置,阻碍了中国民营经济做大做强。在现阶段市场机制尚未健全、政府调控机制尚不成熟规范的情况下,扬长避短地发挥第叁配置作用无疑是促进中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系统全面地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本文导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选题背景与意义,对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综述。论文主体部分分为七章,第一章回顾了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阐述民营经济的概念、特征,揭示了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实体经济的贡献及制度示范效应),为第叁配置视角下的民营经济研究提供现实背景。同时,通过研究并评价我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行为和市场机制的实际绩效,为下文的第叁配置理论与实践作出结构上的铺垫。第二章首先阐述了第叁配置的基本原理,包括第叁配置的内涵和特征等。并进一步将第叁配置力量划分为社会精神力量、社会制度力量以及社会组织力量,分别研究其配置社会资源的具体机制与功能。在本章中,还系统地梳理和总结了中外第叁配置思想和理论观点,为第叁配置视角下的民营经济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同时,对中国当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进行了一个简略的历史考察,概括成五个方面:意识形态变迁、社会网络、关系规则、家庭伦理、地方性,并且以温州的“第二次创业”为实例论证第叁配置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意义。第叁章考察了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总体特征形成、发展路径和模式中的影响。首先,作为“嵌入”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关系网络的社会结构共同发挥作用,铸造了中国民营经济进取、创新、和谐的“文化基因”。但与此同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也极大阻碍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由于社会观念中对民营经济的猜忌和歧视,迫使中国民营经济走上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发展道路——戴“红帽子”,以模糊产权的方式规避政治风险。最后,由于各地亚文化的不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也具有多样性,比较典型的有: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第四章探讨了第叁配置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资本积聚中的作用。第一节通过比较中国民营经济和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指出:正是由于对“叁缘”关系网络的利用,使得中国民营经济得以避免西方资本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种种残酷野蛮的现象,“和平式”地积累起自身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第二节定量研究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融资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民间借贷,并试图从第叁配置的视角寻求民间低息和无息借贷的生发与信用规制的理论解释。第五章研究的是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企业内部治理。第一节揭示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家族治理特色,其原因在于中国浓厚的“家文化”和“差序关系”的影响。第二节研究了中国民营家族企业的内控机制与代际传承。结论指出:中国民营家族企业采取的是“差序关系导向的纯营利经营方式”,在企业控制权的转移上,也是内外亲疏有别。第叁节建立了民营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的博弈模型,仍从第叁配置的角度阐释二者之间的“信任困境”。第六章论述了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的外部治理。第一节介绍了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社会组织——商会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特征与职能,并从第叁配置的多个理论角度分析其在资源配置和经济活动协调中的机制及其有效性。第二节通过考察商会在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现实作用,论证了进一步规范发展中国商会的必要性。以上四章实际上内在包含了对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中的第叁配置作用的经验总结,在此基础上,第七章从政府、社会、企业自身叁个层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措施,为中国民营经济未来的发展提供导向。
李清亮[5]2012年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文中提出民营经济在中国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民营经济的兴起,包括其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本身需要科学的理论解释。本文旨在通过历史分析和制度比较,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及其制度环境演变作出合乎历史逻辑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对当前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新任务进行科学研判,提出可行对策。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特别是制度变迁理论为工具,围绕“合法性”和“制度环境”两个核心概念,沿着民营经济“合法性地位的确立”和“制度环境的改善”两条历史主线,仔细比较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背景、制度政策、发展成效等,探寻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揭示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动力、机制和路径,以及改革家、地方政府等在制度创新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本文得出叁个重要结论：(一)在影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制度环境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影响制度环境的关键因素又是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地位,即包括在正式的法律文本中的合法性表述,也包括由中共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构成的意识形态中的合法性地位。在转轨过程中,一定程度上,民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比法律文本上的合法性更为重要。(二)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历史表明,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沿着特定的机制进行,即“社会压力—民营经济贡献—意识形态突破—法律地位上升—制度环境改善”。每一次民营经济制度环境的大规模改善,都以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的突破和法律对民营经济的肯定为前提,而中共党和政府在意识形态上取得突破并在法律上予以追认,均因为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存在政府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而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因此,民营企业不可替代的社会贡献是其合法性的重要基础。(叁)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面临不同的压力甚至危机,民营经济面对不同的历史任务,需要不断优化的制度环境给予支撑,而前提又是在意识形态方面有新的突破,在法律法规上予以明确,在实际运行中贯彻落实。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民营经济的新任务是担当转变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的主力军。这就需要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更加宽松,更加体现市场经济“以人为本、规则透明、起点公平、平等竞争”的原则,所有这些又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宪法法律上有新的突破。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研究视角的创新、分析单元的创新、理论模型的创新、历史阶段划分的创新。特别是提出中国民营经济制度环境变迁的“社会压力及贡献—合法性增强—制度环境改善”理论模型,并基于该模型对当前中国民营经济的制度环境进行剖析,涉及到产权保护制度、融资制度、市场准入制度、财税制度、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道德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等；最后提出国际金融危机后,为了发挥民营经济在加快转型升级、促进科学发展上的重要作用,国家需要作出重大战略调整和顶层设计,以及相配套的各项政策措施。
李锐[6]2013年在《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在经济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仅向国人展示出自身旺盛的生命力,也向世界展示出令人惊叹的“中国速度”。全球金融危机后,民营企业的快速复苏再一次展示其强大的活力和旺盛的生命力。2012年,全国私营企业户数及注册资本(金)、个体工商户户数及注册资本(金)都比上一年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在实现利润方面,201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也分别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其增速大大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此外,在创新、税收等方面,民营企业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速度。实践证明,民营经济是我国最富有活力、内生动力和创新精神的力量,它最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变化和竞争。近几年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并且呈现不平衡的特征。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蔓延,国际新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世界贸易摩擦不断加剧。可见,当前民营企业正处于大分化、大变动时期。党的十八大指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同时还强调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我国逐渐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对民营企业来讲是难得的历史机遇。民营企业应该积极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依据,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我国民营企业所处的新历史时期为时代背景,揭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所面临的新挑战和新机遇。通过分别以改革开放后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精神、企业体制、技术、品牌和融资为线索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历程进行回顾,理清民营企业各方面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规律,深刻剖析当前民营企业转型升级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并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丁霞[7]2012年在《中国经济模式研究》文中指出开宗明义，总体意义上的“中国模式”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因侧重点和分析视角不同，由此生成的狭义的“中国模式”或子模式、分模式往往又被冠之为政治模式、经济模式、文化模式，不一而足。本文基于经济发展层面演绎而成的狭义的“中国模式”就是通常意义上的中国经济模式。鉴于中国经济模式与广义的“中国模式”之间存在共生共长、共损共荣的内在联系，本文必然要涉及对后者的研究。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叁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发展模式逐步上升为国际社会中持续升温的焦点问题。“中国模式”是中国特殊国情的时代产物，集中体现了中国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内核和本质要求。对其进行深入探讨，有利于我们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学体系及提升中国软实力。虽然目前人们对“中国模式”存在与否还存有争议，但从中国发展实践，以及邓小平等几代中央领导核心的表述、国内外大量文献资料与总体研究趋势来看，“中国模式”业已生成且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而中国经济模式作为“中国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牢固扎根于中国深厚的民族文化和独特的发展实践之中，以其丰富内涵与独特优势从全球关注视野中耸立而出。绪论部分探究了“中国模式”和中国经济模式的科学内涵，厘清了“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联系与区别，阐述了中国经济模式的历史起点与本文的研究重点。此外，还分别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中国模式”的认识历程、研究成果、研究特征与代表性学术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对中国经济模式进行系统化、科学化、本质化解读和探索的基础。第一章从总体上考察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本质特征及其创新。主要包括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中国特色的对外开放道路等。毋庸置疑，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对接与和谐共生是中国现实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深化和发展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并且，我国由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转轨，是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及贯穿于并支配整个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一条主线。第二章论述了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发展道路及其创新。改革开放前叁十年的艰难发展及其经验教训为后叁十多年的高速持续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与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在不断试错、实践中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农业和工业发展道路。该章分别分析改革开放前后这两大产业的演进历程和经验教训，并从整体上深入把握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和中国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品性。第叁章客观分析当今世界各种主流国家发展模式。对美英模式、莱茵模式、日本模式，以及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俄罗斯转型模式、印度模式的历史演进、显着特征和经验教训进行了全面梳理。目的在于从这些发展模式的不断变革中得出重要启示，同时主张我们要辩证、理性地看待外国发展模式，既要对其失败之处引以为鉴而避免重蹈覆辙，也要合理借鉴其先进成分来发展本国经济。第四章详尽剖析中国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该章研究中国如何推进国有经济深化改革和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不断巩固与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如何形成全国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培育和发展各类生产要素市场、完善价格形成机制，不断健全现代市场体系；如何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寻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的多方共赢路径，有效遏制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缩小贫富悬殊，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等。第五章重点论述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基本战略与主要途径。当代中国面临着提升国民经济质量与经济整体素质乃至经济发展模式的严峻挑战。我国需顺应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变化新条件，在国际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下，重点从两个方面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必须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注重从投资、出口型向消费、投资、出口型的需求结构转变，从高强度投入型向科技进步与创新驱动型的要素结构转变，从工业主导型向叁次产业协同带动型的产业结构转变。二是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经济，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第六章探讨中国政府职能的变革和转型。一是回顾政府职能演变历程与相关西方理论研究，二是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职能的总体定位与政府经济职能的基本内容。叁是指出当前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及其深层次原因，并强调应从推行“人本行政”理念、打破行政垄断、健全公共财政体系、完善政绩考评体系、依法行政与建立健全大部门体制等层面入手，加快推进传统全能型政府向现代服务效能型政府全面转型。总体而言，本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及中国特色研究范式，注重积极把握对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的阐述权和话语权，深度剖析了中国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第一章和第二章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性认识中，分别探讨中国经济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创新与中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工业发展道路及其创新。从发展整体看，中国市场化、工业化、全球化、各项制度改革等各环节之间的紧密结合与协同共进是一大特色。第叁章客观评析了当今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发展模式。这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定位中国在世界经济发展坐标系中所处的具体方位，并能促进我们从全球视野提升中国经济模式。第四章和第五章着眼于联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中介范畴、中介环节，详尽论述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战略和提升途径。强调在后改革时代与后危机时代发生重迭的关键历史时期，我们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点，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有效推进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第六章探究如何加快政府职能的全面转型以推动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进而实现经济社会大转型。概言之，本文在厘清基础理论之后，重点对中国经济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创新及未来转型之方向和路径进行了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并科学预测其未来发展前景。
魏裕喜[8]2011年在《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与家族企业的发展密不可分，家族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全国已有3200多万户个体私营企业，解决了8000万人的就业问题，我国家族企业总户数已达800万家，分别占全国企业总数99%、工业产值60%、工业增加值40%、实现利税77%、出口额60%、城镇就业机会的75%，家族企业的年产值增长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远远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可见家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在家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为了更进一步促进家族企业的发展，亟待加以研究、解决。本文基于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视角，通过对X服装公司的企业治理结构、人力资源结构进行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X服装公司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问题，治理结构问题，引进职业经理人问题，X企业面临继承人问题，企业文化的缺失、激励模式单一等方面；在对X服装公司的SWOT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X服装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即建立“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模式，增长方式集约化和品牌运营战略化，多样化的激励模式，合理的股权结构，建设“以人为本”的家族企业文化。
刘平青[9]2002年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为什么在转轨期间中国新兴的民营企业大都是家族企业，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家族企业也普遍存在、持久不衰?当经济学从亚当·斯密那里开始独立门户后，追随者便把道德、家庭等留给了其他社会科学，故而主流经济学中似乎没有家族企业的地位。现代企业理论也未能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虽然现代经济学不断吸收其它学科营养，拓宽新的研究领域，但至今对家族企业进行系统全面分析的文献并不多见。论文尝试突破传统学科分工的藩篱，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结合的视野，对这个具有强烈现实意义和重大学术价值的课题进行较为系统的专门研究。 论文导言基于“经济人”是来自于家庭的“生物人”、信息不对称、制度多样性叁个基本假设，在评述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又一只看不见的手”——家庭或家族制度，并梳理出自己的理论体系。 论文上篇(第一章至第四章)阐述了家族企业是由“家族基因”内生性决定且由企业环境选择的组织形态。第一章分析了家族企业内生性因素——“家族基因”。构成“家族基因”的四个碱基分别为利己人性、心智模式、利他人性和文化因子。“家族基因”决定了家族企业具有适者生存性、形态差异性和生命周期性叁大“生命”特征。所谓家族企业，也就是指由“家族基因”决定资源要素配置，且企业控制权以及全部或部分所有权为某一家族所拥有的企业组织形态。第二章从分工与专业化及由此引发的信息问题角度，构建出一个以企业家式企业为逻辑起点的企业理论分析框架，即分工—专业化—信息租金、激励—约束机制—信息成本双链信息分析框架。据此，家族企业可理解为遵守“分工原则”，有效选择契约型、身份型两类激励—约束机制的一种企业制度安排。第叁章，家族企业家作为家族企业人格化，其成长是基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叁维机制的一个动态过程。第四章，转轨期企业融资环境诱导了家族企业超强的内源融资“偏好”，进而锁定着家族式企业治理结构。家族企业克服了“所有者缺位”造成的困惑，成为真正意义上“所有者到位”的企业。因此，对转轨期信息环境、企业家环境和融资环境的分析表明，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是一种适应性制度安排。 论文中篇(第五章和第六章)揭示家庭或家族制度如何通过“家族基因”向公有经济领域渗透并推动公有企业变迁。传统计划经济中，行政命令取代了家庭、市场等基础性资源配置方式，“家族基因”缺乏发挥作用的经济空间，形式单一的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层单位。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元后的市场化改革，为民有资本和家族成员向国有经济领域渗透提供了契机，使国有企业“准家族化”得以萌生。如果说企业“国有家营”只是“家族基因”决定的市场化企业的“雏形”，那么在计划经济体制边缘成长起来的乡镇企业，从异军突起到全面改制，则是“家族基因”历经了扭曲、变形之后，逐渐趋向正常表达的结果。 论文下篇(第七章至第十章)在逐一分析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FBsTC)、早期中国家族企业(FBsEC)、海外华商家族企业(FBsCO)和发达市场经济中家族企业 (FBsDC)各自的成长与特色之后，将前者与后叁者进行了实证比较，其基本结论是:四类家族企业的“家族基因”，分别表现为隐性、次隐性、杂交显性和显性。受不同企业环境的制约，FBsTC表现为诱致适应型，即在不完善市场环境的诱导下，从计划经济体制边缘自发成长以适应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企业组织;FBsEC表现为濒临破产型，即在家族政权、外国入侵和“苏联模式”时期，家族企业受尽摧残与低毁，发展举步维艰;FBsCO表现为自发适应型，即身处异国他乡的海外华商，将家庭或家族制度与市场制度有机融合，企业自发成长并适应所处经济文化法制环境;FBsDC表现为自发协同型，即家族企业在几百年的演变过程中与市场经济协同进化，成为发达市场经济中“现代企业生态群体”的“母体”，而且是现代企业组织的基本形态之一。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认为: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家庭或家族制度作为“又一只看不见的手”，通过“家族基因”发挥资源要素配置的作用，并反过来促进中国经济全面转轨。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将沿着继承优秀“家族基因”的现代公司制企业方向变迁。在尊重市场经济与家族企业协同进化之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保护和优化“企业生态环境”，是培育中国市场经济和促使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向现代公司制企业转化的关键所在。
李海荣[10]2016年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问题研究》文中提出1949年以来,经过六十多年建设、叁十余年改革,当今的中国正进入一个发展的关键期。一方面,中国正面临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距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如此之近,距离世界舞台中心也如此之近,中华民族复兴正呈现出美好前景;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也步入深水区,遭遇社会矛盾凸显的挑战。因此,如何抓住机遇、克服发展危机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心议题。在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进程中,党和政府部门作为国家权力的主要承载方,既是国家各项制度与政策的直接设计者,又是主要的推动者、执行者,可以说其角色定位及行为实践对改革的进度与广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并最终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探究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公权的运行状况,客观描绘公权的生命进程轨迹,梳理不规范的公权使用类别,考察公权失范的负面影响,科学总结公权失范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地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便是本文写作的层次。具体地看,公权的规范性问题不仅关涉改革与现代化的进度,而且已成为时下日常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换言之,在当代中国,上至朝堂下至乡野,对公权监管的要求都愈加常态化。公权已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词汇,它在世俗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这就要求公权的运行更为透明、规范。基于以上判断,本研究力图将公权运行及其出现的失范现象,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大视野中,通过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实践过程,运用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理论,系统梳理公权运行的轨迹、规律及主要特征,理清公权失范的主要表征、负面影响,全面呈现当前公权失范的面貌,并尝试给出作者对公权失范问题治理的政策思考。本研究的基本框架如下:导论部分依据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提出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这一研究主题,着重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来阐述研究意义。在回顾学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期望对公权失范问题的内涵、表现、负面影响、成因等方面取得一定的进展。第一章陈述新中国公权运行的基本概况。包括叁个层面:一是将公权发展置于新中国以来的历史进程中,分阶段阐释公权运行的状况;二是提炼当前公权的主要特征,把握当前的公权特质;叁是概括公权的能力表现,客观呈现公权的功能作用。第二章提炼当前公权失范的基本形态。本章主要分析有违公权运转基本规则的各类失范行为,立足四个维度:一是宏观层面的公权与私权的冲突对抗,着重阐述公权对私权的挤压、对私权的排斥以及“与民争利”叁类行为;二是从社会力量配比层面来分析政治精英群体与其他精英群体不正常的“结盟”行为,表现为公权的“商品化”、“学术化”趋势;叁是公权系统内部横向的力量失衡,突出表现为权力的“部门化”倾向;四是公权系统内部纵向的力量失衡,主要表现为公权的极端“个人化”、“家族化”现象。第叁章分析公权失范的负面影响:第一,由于在基础层面上“侵权”行为,造成对民众基本权益的损害,加剧了官民冲突,导致官民矛盾激化;其二,由于公权在其他领域的过度扩展,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导致社会不公程度加深,阶层固化加剧;第叁,由于公权失范裹挟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产生了广泛的“示范效应”与不正常的“激励效应”,引发以“权力拜物教”为特征的“权力崇拜”行为;第四,消解了社会自治空间,既不利于社会自主性的发挥及公共领域的成长,也增加了执政成本;第五,增大了体制惯性,造成社会不合作现象等扭曲改革的机制产生,进而不利于改革的深入进行。第四章从叁个层面分析公权失范的原因。一是从历史角度考察,重点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军事斗争思维、政治动员传统和计划经济传统对公权的“形塑”作用;二是从客观环境的限制,分析社会整合、社会风险、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及社会成员个体意识缺乏对公权失范的诱发作用;叁是从公权自身出发,探究利益意识、法治理念以及职能定位等主体性因素的影响。以此实现对公权失范的全方位、立体化透视,解构公权失范的基础性成因。第五章探讨公权失范的治理路径。首先,通过阐述执政风险依然存在、社会矛盾形势依然严峻、国家正反两方面经验等说明了现阶段规范公权的必要性;其次,通过分析中国当代政治精英的能力优势、社会动荡的可能性以及社会的自组织程度等,说明规范公权仍有较大的回旋空间;第叁,梳理国外较有代表性的规范公权的实践;第四则是有针对性地提出规范公权运行的若干政策建议。结语部分对全文作了总结,并探讨了可能的研究空间。
参考文献：
[1]. 新时期民营企业治理模式发展研究[D]. 宋安顺. 湖南大学. 2002
[2]. 我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模式研究[D]. 王春和. 东北林业大学. 2006
[3].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 欧阳峣. 湖南大学. 2006
[4]. 第叁配置与当代中国民营经济发展[D]. 邓江峰. 武汉大学. 2007
[5].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研究[D]. 李清亮. 复旦大学. 2012
[6]. 我国民营企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D]. 李锐.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7]. 中国经济模式研究[D]. 丁霞. 武汉大学. 2012
[8]. 我国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 魏裕喜. 河南科技大学. 2011
[9]. 转轨期中国家族企业研究[D]. 刘平青. 华中农业大学. 2002
[10]. 改革开放以来的公权失范问题研究[D]. 李海荣.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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