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语言资源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年代论文,语言论文,世纪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27；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4-0109-06
语言资源问题一直是汉语现代性的历史进程中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 来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必然会对此有所涉及。从语言资源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中国文 学的语言探求出现了新的变化，恰好构成两极的民间语言资源和西方语言资源得到了不 同作家与诗人的高度重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文体面貌。
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
“民间写作”，是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潮流。以往对“民间 写作”的研究，大多都是民间生活世界或民间文化精神等问题，而对与此密切相关并且 相当重要的民间语言问题，往往缺乏集中与深入的研究。实际上，“在无限广阔的民间 世界里学习语言”，(注：陈思和：《多元格局下的小说文体实验》，《谈虎谈兔》，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并对民间语言进行自觉广泛地吸纳与创造性运用， 正是90年代以来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学现象，理应得到应有的重视。莫言曾说过：“所 谓的‘民间写作’，就要求你丢掉你的知识分子立场，你要用老百姓的思维来思维。否 则，你写出来的民间就是粉刷过的民间，就是伪民间”。(注：莫言：《文学创作的民 间资源》，《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1期。)鉴于思维和语言的同一性关系，莫言强调 “老百姓的思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民间语言呈现出真正的民间，那些以“知识分子 立场”和“非民间的语言”(即“非老百姓的思维”)所“粉刷”过的民间，并不是真正 的民间。相应于其这样的主张，莫言的小说《檀香刑》实际上正是对民间语言的一次相 当成功的具体实践。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自觉吸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民间语言中积淀着的传统语言形态即“文言”与“旧白话”的吸纳，这以 贾平凹的语言实践表现得最为突出。贾平凹的大量作品经常运用文言文的基本词句和旧 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但这最主要的，并非来自传统文学的直接影响，而是源于其对民 间语言的自觉吸纳。他曾说：“有人说我的语言是古汉语，不是那么回事。我对陕西的 民间语言有意识地挖掘研究过”，(注：张英：《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贾平凹访 谈录》，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访谈录作家》，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 “在陕西，民间土语是相当多的，语言是上古语言遗落下来的，十分传神，笔录下来， 又充满古雅之气。我在《高老庄》里专门写到了这些。外界评价我的语言有古意，其实 我是善于在民间寻那些有古意的土话罢了”。(注：贾平凹：《关于语言》，《当代作 家评论》2002年第6期。)在回答其语言实践与《三言》《二拍》等旧白话小说语言的关 系问题时，也曾明确指出：“我的语言多来自民间”。(注：张英：《文学传统的继承 和创新——贾平凹访谈录》，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访谈录作家》，民族出 版社，2001年1月。)很显然，贾平凹对文言文及旧白话语言资源的吸纳还是通过民间语 言这样的中间环节，所以在本质上，他的语言实践还应属于对民间语言的吸纳。
其次，是对民间语言的重要构成即带有地域特点的民间方言的自觉接受。比如在谈及 自己对民间语言的吸纳时，贾平凹就曾屡次强调其所吸纳的民间语言所具有的“陕西” 、“家乡”和“地域”等属于“方言”方面的特点。(注：贾平凹：《关于语言》，《 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由于民间方言实际上包括着带有强烈的地域色彩的语音 、语汇、句式、语气、语言资料和语言风格，所以，文学语言对民间方言的吸纳，往往 又不是单纯地仅止于语汇，而是体现在上述很多个方面。
对于民间方言独特的语音语汇、句式语调及语言资料的吸纳，除了在贾平凹的作品中 多有所见之外，也很突出地体现在张承志、张炜、韩少功、莫言、李锐、阎连科和刘庆 邦等作家的笔下。在张炜的《九月寓言》中，这一特点既表现在诸如“端量”、“吃物 ”、“转醒”、“拉呱儿”、“歹人”和“俺”这样的地方语汇上，也更主要地体现于 鲁地民间所特有的凝重厚朴的叙事语调。在莫言的《檀香刑》中，民间语言一方面体现 在对鲁地方言、特别是旧白话小说的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的适度吸纳上，另一方面，更 加突出地体现于他对“猫腔”这一地方戏文语言的独特运用上。而阎连科小说中的民间 语言，除了表现为其对民间语汇如“像一只春骚正浓的啥儿”(《日光流年》)、“她生 青冷白地问”、“血裂着嗓子骂”和“来吊唁的人也山海”(《耙耧山脉》)之类的直接 录用之外，其对民间修辞方式以及民间语调的运用，更加独特。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经 常能够读到“日子过得缺光少色，寒寒凉凉的”、“脸上的山山脉脉间，都藏匿了白色 茫茫的绝望”、“山脉上粉红淡淡”、“东西也都置办了八八九九”、“心里有些悦悦 的慌，有些慌悦悦的跳”、“双眼里有生生的光辉”、“她……玉样圣圣洁洁的”、“ 袅袅飘飘地烟消云散了”、“蚂蚱太多，群群股股”、“眼里的光还生生气气亮着哩” 和“村人们海海浪浪涌来了”这样的句子，这些句子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其中经常会 出现由一些合成词(如“山脉”、“圣洁”、“生气”和“海浪”)、一些单字(如“悦 ”、“生”)、或者是由属于同一个语义场的两个单字转换而成(如“寒/凉”、“八/九 ”、“袅/飘”和“群/股”)的单声或双声叠音的合成词语。此外，其以民间视点或从 民间生活与民间物事取譬修辞，也使他的语言具有了浓厚的民间色彩，比如“山脉上玉 蜀黍的甜味，黏稠得推搡不开”(《耙耧天歌》)和“从东山脉斜刺过来的光芒，一竿竿 竹子样打戳在他的脸上、手上、脚尖上”(《年月日》)这样的叙事语言。而在韩少功的 《马桥辞典》中，马桥方言虽然很少进入作家的叙事语言，但很独特的是，它除了经常 出现于人物语言之外，还有着更加重要的价值，这便是它不仅在形式方面形成了文本的 结构方式，而且在内容方面，它也是作品的主题指归——实际上，《马桥辞典》就是以 “辞典”这一特殊的文本结构方式并且通过对马桥方言的释义，来挖掘或“释放”马桥 方言的“文化潜能”。(注：韩少功：《即此即彼》，《文学的根》，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1年3月。)
张承志的《心灵史》对民间方言的吸纳，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哲合忍耶这一特定 地域中民间宗教的独特语汇，如“哲合忍耶”、“束海达依”、“克拉麦提”、“多斯 达尼”、“穆勒什德”、“打依尔”、“尔麦里”、“满拉”、“毛拉”、“拱北”、 “举义”和“前定”等；二是作品大量录用并与整个文本有机融合的民间语言资料，这 主要是民间宗教典籍如关里爷的《热什哈尔》、毡爷的《曼纳给布》、形形色色的民间 抄本《兰州传》、《谨著哲罕仁耶道组太爷历史》和《哲罕仁耶道统史》以及流传民间 的波斯文体赞辞中的语言组织；第三，更重要的在于，张承志还在文本中主要运用了哲 合忍耶民间的“粗语村言”和前面所述民间典籍与民间抄本的语体来叙述哲合忍耶在“ 公家”迫压下的反抗历史及宗教故事与宗教传说，从而形成了具有独特意味的“拟经语 言”。
第三，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的吸纳，还表现在对于民间口语的自觉接受 。虽然在方言/口语之间往往会有一定的混杂或同一关系，但是，方言的对比性语言是 官话，在当代中国，就是以北方话为基础语言的普通话语言。而口语的对比性语言，却 是书面语，是知识分子或文人依据一定的语法规则对于口语的提炼与净化，所以，文学 写作对于民间口语的吸纳，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对民间方言的接受。具体地说，90 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所曾吸纳的民间口语资源主要有“历史/乡土口语”和“现代/都市 口语”两种基本类型。
历史/乡土口语主要是指源自乡土或者具有一定的地域(比如北京、沈阳或东北地区)特 点的民间口语资源，它们往往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口语遗存，具有突出的历史继承性 与稳定性，李锐的《无风之树》、贾平凹的《高老庄》、莫言的《檀香刑》、韩少功的 《马桥辞典》、张炜的《九月寓言》、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埃落定》、 张承志的《心灵史》、成一的《白银谷》、刘庆邦的《鞋》、王安忆的《长恨歌》、何 顿的《生活无罪》和徐坤的《沈阳啊，沈阳》等作品，便对乡土/地域口语有着相当充 分的吸纳。
而当代/都市口语，则是指那些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社会总体语言的变迁新近出现 的、往往最先流行于都市的民间口语，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的一部分，可能会从未来 的社会总体语言或民间口语中消失，从而失去语言生命，而另一部分，却会作为语言遗 存进入未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中的当代/都市口语，往往更多地出现于像于坚、韩 东、朱文、伊沙、徐坤、何顿、李洱、张生、卫慧和沈浩波、尹丽川、李红旗、朵渔、 李师江等年轻作家或诗人的作品之中。
西方语言的互文策略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语言资源”之成为问题主要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 全球化时代的语言焦虑以及对汉语现代性的历史反思，必然会涉及到作为母语的汉语和 西方语言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诗歌领域中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 ”两大群体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的不同策略与诗学论争，也使得这一问题更加突出。被认 为是“知识分子写作”阵营的王家新、欧阳江河、西川、陈东东、张曙光、孙文波和西 渡等人的语言策略，往往更加倾向于西方语言资源，这也是自认为是“民间写作”群体 的、更加侧重于民间口语资源的于坚、韩东和伊沙等人所着意批评的重点所在。
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知识分子写作”并不否认其西方取向，但是他们仍然强调“汉 语就是我们的现实”(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 月，第43、196页。)是他们语言实践的基本前提。他们对西方语言资源的竭力寻求，其 出发点与最终指归，均都在于诗人对作为母语的汉语的语言责任，这一点与“民间写作 ”的语言意识并无不同，只是“知识分子写作”对于汉语现代性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 认知要更加理性和开放，也更加具有自觉的历史意识。
在谈到对现代汉语的基本认识时，王家新指出：“我宁愿把现代汉语视为一种历史的 话语实践，或一种对文化再生的伟大想象。无论如何，它没有一种先天、既定的本质需 要我们来固守，它要求的只是不断的拓展、吸收、转化和创造”。(注：王家新：《没 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43、196页。)西川和陈东东也认 为：“诗歌语言的大门必须打开”、“应该有一种内在的活力促使语言向着未知生长” ，(注：西川：《答鲍夏兰、鲁索四问》，《让蒙面人说话》，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7 月。)“现代汉语有一个朝着未来的方向”，“现代汉语是迈向它越来越开阔的未来的 语言”。(注：陈东东：《回顾现代汉语》，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年代 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很显然，他们更多地是在强调现代汉语是一 种开放的、具有广阔未来的、正在生长的“新生语言”，(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 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43、196页。)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历史责 任的意义上来理解自己的语言实践，并且相应地采取了对于西方语言的“互文”策略。
对于“互文性”的语言策略，虽然主要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予 以阐释，但在其中，王家新的阐释最为充分，也更具有理论的自觉。他认为，90年代以 来，“中国现代诗歌与西方诗歌的基本关系已发生一种重大改变，即由以前的‘影响与 被影响’关系变为一种对话关系或互文关系”，“中国诗人已由盲目被动地接受西方影 响，转向有意识地‘误读’与‘改写’西方文本，进而转向主动、自觉、创造性地与西 方诗歌建立一种‘互文’关系”，(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2002年6月，第77、122页。)“这种互文关系既把自身与西方文本联系起来，但 同时又深刻区别开来”。(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 2年6月，第77、122页。)他对这种互文关系的确认与肯定，自然与其独特的诗学观念和 诗歌史观念有关，但是，具体的诗学观念和诗歌史观念未必与其完全一致的欧阳江河， 也曾用“语码转换”、“语境转换”这两个社会语言学术语和“复杂”、“混合”以及 “对借入词语(即语言变体)的使用”这样类乎“互文”的意思来概括“知识分子写作” 的语言策略”。在论及西方语言对于90年代以来的中国诗歌产生的“影响”时，欧阳江 河更是明确指出：“所有这些影响在融入我们的本土写作后，已经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对于那些实质性地“影响”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西方诗人，他认为：“重要的不是 他们在各自的母语写作中原本是什么，而是在汉语中被重新阅读、重新阐释之后，在我 们的当前写作中变成了什么，以及在我们的今后写作中有可能变成什么。这种变化可以 说是不同语种的上下文关系的根本变化”，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他们基于“ 自身经历、处境、生活方式、趣味和价值判断等多种复杂因素”对于西方资源的“误读 和改写”。(注：欧阳江河：《1989年后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 子身份》，《站在虚构这边》，三联书店，2001年7月。)很显然，欧阳江河所概括的“ 知识分子写作”与西方语言资源间的关系，正是王家新所说的“互文”。
“知识分子写作”群体的具体诗作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性关系不仅体现在较为表面 的语词和语汇方面，还体现在很多诗作的句式、语调和语言组织方式上。在王家新的《 瓦雷金诺叙事曲》《帕斯捷尔纳克》和《游动悬崖》、西川的《汇合》与《致敬》、孙 文波的《地图上的旅行》与《散步》、欧阳江河的《茨维塔耶娃》和《哈姆雷特》、陈 东东的《秋歌二十七首》和《冬日外滩读罢神曲》、萧开愚的《国庆节》与《动物园》 、张曙光的《雪》和《存在与虚无》等大量作品中，除了频繁出现作为语言资源的西方 著名诗人与作家的名字，以及源自于他们作品中的人物、意象、象征、诗句、场景、细 节和故事并且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运用之外，像西川所习惯运用的“仿经书语言”、萧 开愚和张曙光冗长繁复的诗歌句式、王家新的布罗茨基式的语感、王家新和西川等人所 经常使用的类似于散文诗的“断片”式的语言组织方式，显然都是对西方语言资源不同 方式的互文。
在“知识分子写作”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性关系中，王家新的《瓦雷金诺叙事曲》 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文本。这首诗作中，生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1989年，冬，北京)的诗 歌文本以汉语的方式创造性地重新叙述了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中日瓦戈与拉拉 重返瓦雷金诺之后的一个经典场景——瓦雷金诺的风雪之夜，狼群在逼近。狼在嗥叫， 妻子在熟睡，烛光下，日瓦戈医生仍在写作。这一经典性的场景，不仅象征性地喻示了 在那个严酷的年代之中作为知识分子诗人的日瓦戈医生悲剧性的坚持与反抗，而且，通 过对它的创造性“改写”，在“瓦雷金诺”、“俄罗斯”、“普希金”、“蜡烛”、“ 松木桌子”和“狼群”这样一些来自俄罗斯、来自《日瓦戈医生》这一著名文本的具有 特定含义的语言背后，诗人王家新与日瓦戈医生、进而又与帕斯捷尔纳克、甚至还与俄 罗斯历史上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产生了深刻的精神对话，从而，在“严酷的年代”之中而 “把苦难转变为音乐”，就成了两个不同的国度三位诗人所共同具有的悲剧命运。所以 说，语言互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为现代汉语吸纳源自于西方的语言资源，更在于通过对西 方文本的“语言的互文”转而提升为“精神的互文”与“历史的互文”，从而，语言的 互文也成了精神、思想、生命与语言在阔大深远的世界性的历史时空中扩展、探求、自 由穿梭的具有多重意义的诗学策略。
“知识分子写作”对于西方语言资源的互文策略，存在着两个相当重要的问题：
其一，就是他们的语言实践与“翻译体”间的深刻关系。虽然诸多属于“知识分子写 作”的诗人均都有着较高的外语水平，能够直接阅读西方诗人的原作，但是，他们大都 又很强调“翻译文学”即“母语化”的西方文学或“翻译体”对于他们的资源性意义， 强调和肯定他们语言实践中的“翻译体”特征。在他们看来，“‘汉语中的里尔克’已 不是德语中的那个里尔克”，(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第80、81、196、80页。)“隐匿在我们写作深处的叶芝、里尔克、庞德 、曼杰什塔姆和米沃什等诗人也已经汉语化，本土化了”。(注：王家新：《没有英雄 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80、81、196、80页。)实际上，这也意 味着他们所吸纳的西方语言资源已经不是原本意义上的“西方”，而是“隐匿于”汉语 深处的已被“翻译”的“西方”，或者说，他们所吸纳的西方语言资源不过是现代汉语 中的“翻译体”，是现代汉语之中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这样，他们的语言实践的一个 悖论性处境就在于，他们“有时需要‘取道’斯德哥尔摩或都柏林或彼得堡才能回到我 们所热爱的汉语深处”。(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 2年6月，第80、81、196、80页。)通过对现代汉语的富有历史意识的切实“回顾”，陈 东东曾经相当明确地指出过这一点。他说：“并不存在一种不含有‘西方’语言资源的 现代汉语”，“‘西方’包含在现代汉语的特殊出生里，‘西方’几乎是现代汉语最初 的全部话语”。“译述曾创造并仍在创造着现代汉语”，“被译述过来的‘西方’，也 无非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极重要的部分)。得益于译述，形成的是现代汉语，而不可能是 别的东西”。(注：陈东东：《回顾现代汉语》，王家新、孙文波编：《中国诗歌九十 年代备忘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月。)很显然，坚持“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 对于自己偏重于西方语言资源的语言策略有着较为辩证的理性认知，这一特点，在西川 谈及自己具体的诗歌语言实践即对“翻译语体”的使用时，表现得也很明确。西川认为 ，对于“翻译语体”的使用，有着“好的”和“不好的”两个方面：“好的一面是它保 证了使用者思维的独立性，使之不被淹没于大众语言、媒介语言”，“不好的一面是它 使得文学作品脱离时代生活，被挤向边缘并且无力回返”，所以，他“既不赞成完全的 翻译语体，也不赞成完全的、熟得像烂苹果似的、油嘴滑舌的、机会主义的、缺乏创造 力的现代汉语”。(注：西川：《诗学中的九个问题之我见》，《大意如此》，湖南文 艺出版社，1997年8月。)陈东东和王家新等人所解决的，无疑是“知识分子写作”吸纳 西方语言资源的理论上的合法性问题，而在具体的语言实践之中，所应贯彻的，却应该 是西川这样的态度。吸纳西方语言资源的问题，无论是在“互文”的意义上来理解，还 是将西方语言资源视为一种特殊的“现代汉语”，都有一个讲求“适度”的问题，“过 度互文”，无论其在理论上具有怎样的合法性，都会造成对其“现实合法性”的自毁；
其二，就是相对于对西方语言资源的吸纳，“知识分子写作”对于中国传统语言资源 到底有着怎样的姿态。“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侧重于对西方语言资源的吸纳，但却并没 有片面地拒绝中国传统的语言资源，只是他们认为，对于中国传统语言资源所应采取的 姿态，同样应该是与传统构成一种互文性的语言关系。自觉承担建设现代汉语这一“新 生语言”的历史性责任，同时面对中国与西方极为丰富的语言资源，并“在一个更加开 阔、复杂的互文关系中建构自身”，(注：王家新：《没有英雄的诗》，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2002年6月，第80、81、196、80页。)不仅是他们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的明确主 张，更是他们具体的语言实践，这在西川的《厄运·D00059》《发现》、王家新的《致 一位尊敬的汉学家》《孤堡札记》和开愚的《准备》与《献给阮籍的二十二枚宝石》等 诗歌文本中，都有一定程度的体现。
语言资源问题的现代性审理
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作家语言实践的历史性意义，既有学者早在1990年就曾提 出的中国文学必将进入“后白话”时代的历史构想的基础上、从而认为“90年代汉语文 学的更新的发展”将是“后白话”的“真正的成熟和发展”这样的预言，(注：张颐武 ：《20世纪汉语文学的语言问题》，《文艺争鸣》1990年第6期。)亦有学者认为的“我 们正在悄悄地经历一场语言现代化的转变”，而这一转变，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以来汉 语语言正在经历着的又一次相当巨大的语言变革。(注：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 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如果说，我们将开始于20世 纪之初的现代语言运动作为汉语现代性的第一期工程，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 学中的语言变革，则可被视为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在此意义上，我们对这一时期 中国文学的语言变革在语言资源问题上的表现，显然需要进行切实的现代性审理。
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对于民间语言资源的自觉吸纳，不仅是对已形成 的作为民族国家共同语的“普通话”的自觉疏离，也是对民间传统的自觉回归。在汉语 现代性的第一期工程中，“普通话”的想象、规划与实践一直压抑着作为民间语言的方 言与口语，“以方言口语为特征的‘地方形式’被纳入到一种普遍语言的规范之中”， “方言和口语的运用必须服从这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因此，“方言问题始终不是中国 现代语言运动的核心问题，毋宁说，克服方言的差异才是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同时 ，现代语言运动的主流“不仅是以消灭口语的多样性为代价的，而且还伴随着一种文化 上的过滤”。(注：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 》，《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9月。)而在开始于90年代的汉语现 代性的第二期工程中，方言和口语问题变得突出起来，普通话这一一般的社会语言在书 写民间生存和作家民间体验的有效性方面被作为“世俗的词儿”(注：张炜：《九月寓 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344～346页。)受到质疑，作为“广义普通话无 法照亮的暗夜”，“故乡的方言”(注：墨哲兰：《<马桥辞典>的语言世界同语言学旨 趣的偏离》，《当代作家评论》1996年第5期。)获得了作家的普遍亲睐，作家与诗人也 纷纷“跃进口语的海洋”(注：李锐、王尧：《本土中国与当代汉语写作》，《当代作 家评论》2002年第2期。)并且“把口语作为原生地，从中汲取营养”。(注：张英：《 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访谈录作家》，民族出版社，2001年1月，第277页。)伴随着 这样的语言策略的，就不是第一期汉语现代性所具有的对于方言口语之中民间文化信息 的“过滤”，而是对民间文化传统的自觉“回归”。所以，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民 间语言策略，又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语言策略”，而同时又是一种文化策略，是文 学知识分子将民间语言作为“文化的‘活化石’”(注：韩少功：《世俗化及其他》， 《在小说的后台》，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3月。)并“希望通过语言这个渠道，更深 刻地回到传统”、(注：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1 0月，第64页。)回到民间的相当重要的文化策略，这样，汉语现代性问题无疑又将关涉 于更加复杂的文化现代性问题。
其次，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在处理汉语实践与西方语言资 源间的关系方面，也有着值得重视的经验。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无疑是以第一期工 程作为前提，也应在对第一期工程的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语言实践。当我们在 检讨汉语现代性的第一期工程的时候，显然不应忽略其中大量的汉语翻译实践。正如刘 禾所指出的：“20世纪最初几十年间，大量的欧洲文学被译介到中国本土，从而彻底改 变了书面白话文的性质……中国作家慷慨地‘拿来’英语、法语、俄语、德语、日语、 波兰语以及其他语种的文学，希望这种种‘拿来之举’将恢复自己语言的元气，并发明 新的汉语白话文，以期实行一举替代古代汉语的宏图大志”。(注：刘禾：《跨语际书 写》，三联书店，2002年6月，第147页。)现代中国的文学翻译实践不仅在很大程度上 促进和参与了汉语现代性的第一期工程，而且，“翻译体”已经成为现代汉语之中相当 重要的语言构成，从而也成了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所应正确对待的语言资源。我们 前所论述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吸纳西方语言资源的两种取向——即一方面重视现代 汉语中“翻译体”的语言资源，另一方面，在自己具体的语言实践中对于西方语言资源 采取开放而又平等的“互文性”态度——显然是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所应采取的语 言策略。继五四白话文运动开始的汉语现代性的第一期工程之后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 汉语现代性的第二期工程，在语言资源问题上，对于民间语言资源和现代汉语中的“翻 译体”资源，显然应予充分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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