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年[1]2005年在《《韩非子 》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分为《韩非子》的成书与文学研究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包括对韩非生平事迹、《韩非子》编集过程、《韩非子》各篇真伪的探讨;第二部分包括对《韩非子》的文学思想、文体、寓言等问题的探讨。全文共7章,约13.5万字。 关于韩非的生平事迹,本文根据《史记》的《本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年表》《李斯列传》,《战国策·秦策五》,以及《韩非子》中的《存韩》《初见秦》等材料,考定韩非生平中曾两次出使秦国,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两次使秦的目的都是为了保存韩国。这对于理解和评价韩非的思想与人格精神有着重要的意义。论文还就韩非的身世与生卒年代、求学经历、死因等问题作了补证。 《韩非子》的编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韩非去世之后,已有门徒整理师说,汇为一编,因为秦朝对韩非思想的重视,这个本子受秦火影响不大。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汉初,研习韩非学说的人也很多,其中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中秘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编入韩非着作集中。这个过程应该是在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申、商、韩非诸学说之前完成的。这是编集的第二阶段。司马迁所见就是这个本子,其面貌已与今本很接近;司马迁之后,始有“《韩子》”之书名。至刘向校书时又为《韩非子》作了《书录》。此后,本书便再无大的变化。 《韩非子》55篇的真伪问题很复杂,从史实、与其他典籍的重复、语言特点等方面考证,可以确定《初见秦》《有度》《十过》《问田》《人主》《饬令》以及《存韩》之“李斯上秦王政书”“李斯上韩王安书”不是韩非之作;《忠孝》《心度》《制分》疑为后学之作。本书其他篇目则都是韩非的作品。 关于《韩非子》的文学思想,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韩非有关文学的主张。他明确反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反对无目的的文采修饰,重视本质之美,重视文学的实用性以及有明确目的性的言辞艺术;二、韩非散文中还体现出有关文体学、文学思维方式(包括“想象”与形象思维,“矛盾”“二难推理”与逻辑思维)、“典型化”的创作方法、“博喻”理论、以及文学接受中的误解与多元阐释等方面的文学思想。《韩非子》的文学思想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较为重要的影响。 根据《本传》对于韩非作品的着录,结合传统的文体分类学,可以将《韩非
马世年[2]2001年在《韩非生平与《韩非子》文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共六章，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韩非生平事迹考辨；二、《韩非子》文体分类研究。 第一部分（第一章）重点论述了韩非的生卒年代、求学经历与政治活动等问题。考证出韩非曾两次使秦，第一次在公元前237年，第二次在公元前233年。从而解决了韩非政治活动中的重大问题，也澄清了前人对此问题的误会。 第二部分（第二至第六章）主要涉及到两个问题：《韩非子》文体分类标准的确立与《韩非子》文体的具体研究。第二章根据《本传》的记载以及《韩非子》版本（《道藏》本与乾道本）的比较，确立了文体分类的标准，并将《韩非子》55篇分为6类8种：书表体、政论体（一般政论文、长篇专题论文）、问对体、“难”体、“说”体（《储说》、《说林》）、解释体。第叁至第六章则分别论述了后四种文体的性质与文体学意义：“难”体为韩非平时练习辩难之作，是一组没有连贯性的随笔集，其独特的文体形式对后世驳难文有很大的影响；《储说》为韩非学派内部的教学资料，其文体意义体现在对史传体、经说体的继承与创新上，同时，它也是“连珠”体的上源；《说林》为原始资料汇编的故事集，对笔记小说的影响甚大，尤其是“世说”体；解释体为章句注解性的文字，其意义主要体现在文体流变方面：注文脱离了经而独立存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文体。
安鹏翔[3]2011年在《《韩非子》思想的显隐与文学价值的彰显》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韩非子》研究史的研究关注度不够。本文立足于这一现状，着眼于《韩非子》接受中的一些突出问题，阐述《韩非子》对后世的深刻影响。文章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总体上梳理历代《韩非子》的接受状况。二、叁两部分选取《韩非子》接受中的若干焦点集中论述。第二部分从继承与反思两方面探讨韩非思想的接受状况。督责术、帝王术和救亡术是后世接受韩非思想的叁大能动创造。李斯督责术对《韩非子》的集权、抑儒、轻罪重罚思想进行了极端化扬弃，其政治主张多是对韩非思想的继承。唐人赵蕤《长短经》的立意、思维倾向、经说体结构、辩“难”方式及《反经》的得名，都得益于《韩非子》。近代新法家立足“新战国时代”，为先秦法家正名，在《韩非子》中寻求“救亡”、“救世”之术，论证“以法治国”的必然性。秦代是韩非思想接受的高峰，汉人对秦行韩非之法的反思、崇儒抑法的举措导致“阳儒阴法”格局的形成，儒家独尊决定了后世读者儒学本位的审美标准和价值体系。于是，以诽谤圣贤、残酷不仁、覆亡秦国闻名的韩非思想被视为异端邪说，广受批判。而以“非韩”闻名者多是韩非思想的批判继承者，董仲舒的“独尊儒术”，王充“德力”说、“效验”法等莫不如此。第叁部分谈后世对《韩非子》文学价值的体认。司马迁是《韩非子》文体分类的第一人，他对韩文的研究和评价奠定了后世品评韩文的基调。明人的《韩非子》评点是《韩非子》文学接受的巅峰，韩文的奇巧、法度、气势、论辩等艺术特色得到了高度评价。韩文影响了后世作家的创作风格：秦人对韩文的青睐促使李斯文章由策士之文向法家文章转变，晁错、王安石等人是法家后学学韩的典范。《韩非子》文体多受后人模仿。东方朔将“难”体散文发展为“难”体问答赋，而王充、柳宗元将其发展为成熟的辩难式散文。《非国语》是一部“难”体笔记专集，其成书也受《韩非子》求真精神和辩难方式影响。陆机《演连珠》集连珠创作之大成，丰富了连珠创作的思想内涵。
赵孟佶[4]2013年在《《韩非子》论说方式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韩非子》是战国末期韩非所着的一部风格鲜明的散文集，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散文的立意深刻、论说严谨、风格峻峭，堪称先秦说理散文的集大成，他的作品集思想性、文学性于一体，本文从《韩非子》的论说方式切入，深入探讨韩非的说理艺术。文章除了绪论和结语，共分为四章。第一章韩非的思想主要是对其论说方式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挖掘思想与论说方式的联系。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法治是他论说的主要内容，严苛的法治思想造成他严密的论说方式；对人性的了解使得他更关注论说的对象，在论说的过程中更加谨慎。第二章韩非的论说方式韩非的论说讲究方式和效果，从整篇文章的布局结构到语言技巧的使用，都有巧妙的编排。这一章对韩非常用的论说方式进行总结，涉及到逻辑结构的构成，语言表达，以及运用寓言说理这几个方面。第叁章《韩非子》论说的文化成因韩非这种独具一格的论说方式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战国末期的国家斗争和开放的思想氛围都影响了韩非的论说方式，这一章探析了韩非创作的内部和外部环境。第四章《韩非子》论说方式对后世的影响后世学习《韩非子》的论说方式，主要有文体上和风格上的学习。从后世学习《韩非子》可以找出《韩非子》论说方式的流传和影响。综合以上这几方面，本文就《韩非子》本身的论说艺术重点展开，结合影响他这种方式形成的自身内涵和外部环境，达到全面认识《韩非子》的论说艺术。
王丹丹[5]2012年在《《韩非子》“事说”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之作,它里面用于阐事明理的叙事性文本得到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本文站在文学的立场上,从“事说”的角度出发,对《韩非子》中的叙事性文本进行探讨,以窥《韩非子》中叙事性文本的全貌。本文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叁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了《韩非子》中叙事性文本的研究现状；同时,说明了寓言概念以今律古、削足适履的现状和寓言概念界定清楚但收录标准不统一的窘境以及避开寓言概念研究叙事性文本探索的零散性和非系统性是本文的研究缘起；另外,对于本文的研究方法也做了简单的说明。正文部分共四章。第一章,《韩非子》“事说”界定及概况。基于对“说”的本义的探求及隋朝以前文人学者的论述,笔者认为“说”是一种虽未被承认但却是事实存在的一种文体。由此对“事说”的概念加以界定。按照“事说”的概念对《韩非子》逐篇筛选,认真审定,表格展示得出的“事说”条数及具体条目。第二章,《韩非子》“事说”类型及来源。通过对“事说”条目的统计,得出《韩非子》“事说”中历史故事占绝对优势的结论并对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进行探讨。详细论述了《韩非子》“事说”的叁个来源：承袭原有的典籍；对已有材料加工改造后的再创作；韩非本人的自创作。第叁章,《韩非子》“事说”特征和作用。本章论述了《韩非子》“事说”貌似史实的虚构、强烈的现实性和目的的明确性等特点,并认为“说”是手段,“事”是依托,韩非运用“事说”的作用在于阐述其法、术、势的法家思想。第四章,《韩非子》“事说”叙事特点及影响。本章从叙事的繁复和叙事视角的角度探讨了《韩非子》“事说”的叙事特点,并从内容题材、作品命名和编排体例等方面阐述《韩非子》“事说”对后世文学的影响。结语部分简单概述了《韩非子》“事说”的独特性,并指出从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线索来看,《韩非子》“事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它不仅提高了“说”在当时文体上的地位,同时也影响了后世小说作品的命名和体例。
任艳峰[6]2007年在《《韩非子》文学特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文学家韩非的着作,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文采斐然,别具一格,具有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征。由于先秦时期文学、史学与哲学处于共生的状态,韩非又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更多的是被作为思想着作来看待,因此,对于《韩非子》文学方面的研究要比其他方面薄弱,而对其特立独行的文学气质和别具一格的文学特色的研究也几乎是空白。本文运用文学的眼光,将《韩非子》作为散文文本,对其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作出探讨。全文分上下两篇,上篇是思想特色(主要是文学思想特色)研究,包括两章：一是韩非子独特的文学主张：“以功用为之的彀”、“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好质而恶饰”、“说难”“难言”；二是从文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文学思想的开掘,涉及文学思维方式中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文学接受美学中的接受误解与多元阐释。下篇是艺术特色研究,主要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来考察。在内容层面,探讨的是《韩非子》中的寓言故事、典型形象以及它所体现的理性之美；而在形式层面着重从文体、结构和语言叁个方面来探讨。
周水平[7]2014年在《《韩非子》美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绪论部分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韩非子学”的相关研究现状和成果，以及港台、日本、西方汉学的相关研究。文章的主体划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章重在探讨构建《韩非子》美学思想的理论渊源与理论基础——时代特征、文化氛围、哲学观等因素共同生成了韩非“极端性”的思维特征；第二章是《韩非子》审美判断论，在“极端主义”思维方式的“指引”下，“功用”是审美判断的标准，“参验”是审美判断的方法，“想象”“情感”与“利益”等因素又影响着其审美判断的结果；第叁章是《韩非子》审美风格论，《韩非子》一书虽非全部出于韩非之手但整体上保持着严谨、统一的风格给人以“和谐”“简约”的美感，同时，《韩非子》文章的修辞审美风格和众多寓言中塑造的审美形象在同一时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第四部分是结语部分，概括来说，“审美功利主义”就是《韩非子》美学思想的核心，这一观念在中西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发展到近现代及今天这一观念日益完善，并逐渐与“日常生活审美化”“消费主义”“审美应用学”等观念产生新的碰撞。
张晓梅[8]2009年在《战国匕首——韩非子寓言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文学界对“寓言”的定义存在很大争议,并且寓言在文坛上的地位一直较低,所以,关于寓言的研究本身是比较薄弱的。作为其中重要一支的《韩非子》寓言的研究是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兴盛的,较晚于《韩非子》的研究,但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本文分为《韩非子》寓言的思想内容的研究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及其影响叁部分,侧重于艺术特色的研究。第一部分包括了韩非子生平、韩非子寓言的基本状况和韩非子寓言的思想内容。在思想内容划分上依据“法”、“术”、“势”、“生活哲理”划分,虽然这一划分并不新颖,但是以往的研究总是把思想内容与《韩非子》一文联系起来,本文用归纳统计方法,仅只研究其寓言的思想内容,以探求韩非子寓言在寓言发展史上的地位。第二部分包括了《韩非子》寓言的结构、表现手法、人物塑造叁个方面,并用比较的研究方法,发现《韩非子》寓言对前代寓言的继承与创新。第叁部分讲述了《韩非子》寓言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本文从《韩非子》文本出发,结合前人的研究以及中国寓言史,缩小视角,从寓言本身出发,阐释《韩非子》寓言的思想内容特点、寓言的艺术特点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力求把《韩非子》寓言研究系统化。
李世中[9]2014年在《《韩非子》文艺观发生研究》文中认为韩非子的文艺观是在服从其“法”治理论前提下的产物,出于实用的考虑,韩非子的文艺观呈现了一种整体上否定文艺的态度,但韩非子的“文质论”对于“质”的强调有利于矫正浮夸的文学习气,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另外韩非子作为散文大家,其“言语观”对于语言的作用和局限的深入探讨,在先秦诸子中无出其右者。韩非子一方面否定文艺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散文却又具有极高的文学成就,产生这一悖论的原因也有待于详讨。与以往之研究角度相较,本论文不甚注重对其“反文艺”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进行价值评判,而是从发生学的方法入手,全面探讨了韩非子偏激文艺观的形成原因,从“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和“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入手,关注韩非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对他文艺观形成的影响；再从韩非对人性的理解出发,探讨其对文艺的积极作用持否定态度的原因；最后从与道家、儒家和墨家的文艺观进行比较入手,分析韩非子文艺观发生的理论基础。
李旬[10]2016年在《吴闿生的古文理论及古文批评》文中研究指明古文理论和古文批评是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话语体系,颇具研究意义。清代蜚声天下的桐城派是古文创作及批评的集大成者。吴闿生作为桐城末学代表之一,更进一步推动了桐城古文理论的发展,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论文分五个部分对吴闿生的古文理论和古文批评展开研究。第一章讨论吴闿生对雄健文风的追求。首先简要介绍吴闿生的生平大略,然后以他对唐宋八大家的不同态度来分析其文主雄健的批评原则；同时,由于对雄健文风的偏爱,吴闿生特别关注韩非子的文章,这成为其古文批评的一大特色。第二章分析吴闿生在批评中所揭示的雄健笔法,从古文笔法的角度展示他对雄健文风的艺术追求,并试图以此还原古典文章批评的话语体系。主要介绍了古文批评中“逆笔”、“顿挫”、“转笔”的内涵和种类。第叁章介绍吴闿生更高的古文追求——深文曲致,及其背后的文学观念。尽管吴闿生倡导雄健文风,但他并不认为雄健是文章的最高境界。深文曲致代表了他更高的古文追求。本章主要介绍了深文曲致的内涵、表现形式及“曲致”的笔法。同时,对吴闿生“文宗叁代”的古文观念作了简要讨论。无论是提倡雄健,还是追求深文曲致,吴闿生都以上古叁代的文章作为最高范本。第四章试图追溯桐城文论的渊源,以此分析吴闿生对桐城文论的继承与发展。主要探究了吴闿生对“神气音节”说、“阴阳刚柔”论和“气不孤伸”理论的细化和发展。第五章在前述的基础上讨论吴闿生古文理论及其批评的价值与地位。尽管他的文学成就或者不如曾国藩、吴汝纶等人,但他在细化桐城评点、扩大桐城派影响方面实是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 《韩非子 》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D].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2005
[2]. 韩非生平与《韩非子》文体研究[D]. 马世年. 西北师范大学. 2001
[3]. 《韩非子》思想的显隐与文学价值的彰显[D]. 安鹏翔.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4]. 《韩非子》论说方式研究[D]. 赵孟佶. 辽宁师范大学. 2013
[5]. 《韩非子》“事说”研究[D]. 王丹丹. 西南大学. 2012
[6]. 《韩非子》文学特色研究[D]. 任艳峰. 河北大学. 2007
[7]. 《韩非子》美学思想研究[D]. 周水平. 暨南大学. 2014
[8]. 战国匕首——韩非子寓言研究[D]. 张晓梅. 苏州大学. 2009
[9]. 《韩非子》文艺观发生研究[D]. 李世中.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10]. 吴闿生的古文理论及古文批评[D]. 李旬. 华中师范大学.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