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地区的家庭禀赋与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禀赋论文,劳动力论文,中国农村论文,外出务工论文,家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研究回顾与问题提出
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每个国家城镇化、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改革开放后，在外向型经济的带动下，中国大量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不仅促进了城市化进程，也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但是，中国农村劳动力城市迁移30多年来并没像西方国家经验那样，大量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新的市民。进入21世纪，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①，在“民工潮”未退，政府仍在为如何消化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的同时，大批外出务工劳动力开始离城返乡②。在全世界轰轰烈烈展开的城市化进程，应该也是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那么他们为什么不选择留在城市发展，甚至进一步争取融入城市社会？对于这部分已经回流的外出务工劳动力，我们需要从关系链的另一端——农村家庭去寻找答案。
家庭因素对个人行为选择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关注的重点。人口经济学一般是分析家庭背景对后代受教育状况的影响，并致力于解释上一代人的职业状况、经济地位和下一代受教育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Devereux and Salvanes,2005; Bowles,Gintis and Osborne－Groves,2005; Erikson and Goldthorpe,2002; Grawe and Mulligan,2002)。Campbell和Lee(2006)采用了一组记录了从18世纪中期到清朝末期辽宁农村家庭族谱的独特数据，发现家庭和血缘关系网络对社会流动性具有长期稳定的影响。李春玲(2003)通过对全国12个省6193个样本的研究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在1980年代以前变化趋势并不明显，但在1980、90年代则明显上升；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有显著影响。发展经济学研究较多的是家庭因素对个人经济行为的影响，包括个人的生产投资、生活消费、劳动参与(杜凤莲，2008；姚先国、谭岚，2005)和就业流动(Vadean,Piracha,2009; Ilahi N,1999)等等。家庭背景对子女就业的影响不仅仅是一个事实的结果式的影响，而且也是一个过程式的参与性的影响。它会通过对子女就业预期的影响，再到对职业获得的影响以及最终对子女在职业获得以后发展空间以及未来晋升机会等方面发生影响(金久仁，2009)。新迁移经济理论把家庭看作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基本决策单位，家庭变量对劳动力流动迁移产生决定性影响(Stark,Taylor,1991)。Mincer(1986)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实证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认为家庭是影响人们做出迁移决策的关键因素。周皓(2001)利用国家计生委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户的各种特征对人口迁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家庭户中成年人口数和兄弟姐妹人数对家庭中是否有人迁出起到了正向推动作用，而儿童人数和是否与父母亲同住则表现负向阻碍作用。杨云彦和石智雷(2008)通过河南和湖北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认为，家庭人力资本越丰富，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越多，成员外出的可能性越大。家庭财富积累状况和耕地数量与成员外出务工人数和可能性成“U”字形相关关系，经济条件较差和较好的家庭成员倾向于外出务工，而经济条件一般的则不愿意外出。此外，尽管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了家庭因素(Dustmann,2001)对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重要性，但几乎没有关于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回流的实证研究。这可以理解，因为中国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这几年才开始显现并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在当代中国，农村家庭作为一种文化制度，其延续性和坚固性需要予以更多的关注(佐藤宏、李实，2008)。从家庭禀赋的角度对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因素进行剖析，探讨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动机问题，对于破解中国的“半城市化”难题，加快推动外出务工劳动力市民化进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2 研究设计与分析框架
2.1 家庭禀赋及其效应：一个分析框架
国内外不同领域的学者在实证或者规范研究中都对家庭因素的作用做了相应的探讨，但往往只是引入个别家庭变量来分析其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关于家庭因素的进一步认识还需要对其作系统的、理论的整理和归纳。Glass(1954)认为衡量家庭状况的好坏可以从父母所拥有的包括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来评定。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农户贫困问题时，对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做了界定和分类。Chambers和Conway(1992)将农户家庭生计资本划分为有形资产(储备物和资源)和无形资产(要求权和可获得途径)两种类型。在英国国际发展(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DFID)的可持续性生计框架中，生计资本被分成了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5类。个人或者家庭实施不同生计策略的能力取决于所拥有的资产状况，生计策略是一系列具体生计活动的组合。
在我们的研究中，家庭禀赋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利用的资源，同时也是影响和约束个人行为选择和决策的重要因素。结合以往学者的研究，我们认为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包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自然资本、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对于“社会资本”概念，尚没有为人们普遍认同的定义，狭义的社会资本主要是指社会主体所拥有的社会网络。在本研究中，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或者家庭成员与社会其他主体形成的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是整个家庭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给他们带来的资源。家庭自然资本是指家庭拥有的可供其开发利用创造价值的自然资源。家庭经济资本有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表征着家庭经济水平和经济能力，是各种社会资源中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资本形式。其他社会资源，如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以经济资本为基础的，它包含了我们平常所说的物质资本、金融资本等③。
家庭禀赋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农村后的发展平台和空间，他们通过使用、转换和再生产这些家庭资源来增加他们的物质财富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人们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不断重复上述过程，使财富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个人不一定同时拥有这4种家庭禀赋，可以主要依赖其中一种或几种资源就可以维持家庭生计和实现个人的发展。对有些个体来说，家庭自然资源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他们可以利用获得的足够多土地来从事农业生产，改善生活状况和经济水平。对有些个体来说，家庭社会资源也可以是他们实现自身发展最重要的资源。一般认为拥有土地质量好(自然资本)、资金雄厚(经济资本)、社会网络强(社会资本)、具有大学文凭(人力资本)的家庭，其家庭成员更可能接触到政府机构和市场，进而更可能获得各类资源。但是拥有较少资金的人可以通过接触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重要人物而获得资源，即家庭社会资本对人们是否能获得资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作为一种资产，可以拓宽人们与资源和其他行为者的接触(Bebbington,1999)。
2.2 抽样设计与数据分析
本文数据来自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区域研究中心，在2007年8～9月份对湖北省丹江口、郧县和河南省淅川县进行的农户入户调查。调查样本点为中部地区的农村，抽样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低。截止到2010年，丹江口市人均GDP为20097元，郧县人均GDP为7845元，还不到湖北省人均GDP的1/2(十堰市统计局，2011)；而2010年全国人均GDP为29992元，占样本量51.3％的河南省淅川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南阳市统计局，2011)。
本次调查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PS)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实际调查的农户包括这3个县24乡镇、58村、118组、3144户，共13864人。农户调查内容包括3个部分：农户家庭④成员基本信息、农户家庭禀赋信息、家庭生活、消费及迁移情况及其对当地制度、环境的评价。抽取样本户的空间分布为郧县：551户；丹江口：898户；淅川：1695户。在调查样本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1904户，占总户数的60.6％，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1240户。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200份，有效问卷3144份，有效率为98.3％，实际抽样比为4.78％。调查对象中男性占67.1％，女性占32.9％；已婚的占89.3％，未婚的占2.9％，丧偶离异的占7.8％；没有上过学的占18.2％，具有小学文化水平的占30.8％，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占41.0％，具有高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占10.0％；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的占7.6％，非党员占92.4％。2006年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1904户，占总户数的60.6％，没有成员外出务工的家庭是1240户。
2.3 研究对象与分析变量
从未外出务工、正在外务工和回流农村，这是当前农村3类不同就业流动群体，也是劳动力就业流动的3个完整阶段。我们关心的是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一段时间后是否选择回流？有哪些因素促使他们选择回流？是否选择回流是一个二项选择问题，我们利用LPM和Logistic模型来做数据分析。研究对象是15～64岁之间农村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他(她)们或者正在外地务工，或者现在已经回流农村。由于一部分样本是同一家庭内的兄弟姐妹，我们将样本在家庭水平上聚类后进行分析。以解决分组数据的异方差性。在数据选择上，我们基于2007年农户整群抽样数据，筛选出其中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同时扣除年龄不在15～64岁和正在读书的学生这部分样本，最后得到有效样本4147人。
表1是劳动力回流决策估计的分析框架和变量说明。被解释变量是农村正在外务工的劳动力是否选择了回流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有两组，一组是家庭禀赋变量，另一组是被访者个人特征变量。这里我们没有引入家庭禀赋的综合测算值，而是把反映家庭禀赋特征的多组变量直接引入。反映家庭人力资本特征的几个变量为：家庭成员综合素质是考虑劳动力的年龄、职业和健康状况的综合指标；家庭成员生产能力主要是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年龄的交互项；人力资本投资是家庭长期发展的基础。在本研究中我们用2006年农户家庭用于小孩上学及教育支出数量来衡量。考虑到家庭社会资本的规模和质量，这里用两个指标来衡量，一个是户主夫妻的兄弟姐妹数量，一个是家庭成员及直系亲属中有无自己开办企业。一般来说亲戚中有开办企业的可以为家庭其他成员提供的帮助也更大一些，尤其是提供和介绍非农就业岗位。考虑到家庭经济资本状况的流动性和持续性，我们选入3个变量：(1)家庭财富积累值，(2)家庭2006年总收入，(3)家庭年生产性支出。财富积累值，是一个家庭生产型和消费型物质财富的综合，是一个家庭长期收入状况和经济水平更为真实地反映；家庭年收入和生产性支出，是家庭经济流量的概念，它反映一个家庭当前的生产和收入能力。考虑到中国农村当前的生计实际，家庭自然资本主要用农户家庭的土地数量和土地质量来衡量。
鉴于劳动力个体异质性差异，我们引入了一组表示劳动力个人特征的控制变量，包括劳动力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及与户主的关系。以往研究已经证明，回流劳动力相对于正在外出者有着明显的人口学特征，但是很少对不同家庭成员的就业流动性进行分析。在本研究中，我们主要考察户主的妻子、户主的子女相对于户主本人有着怎样的就业流动性。
3 家庭禀赋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效应
表2列出了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决定函数的估计结果。对回归结果进行多重共线性的检验，发现在所有回归方程中各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并不严重，模型非常稳定。考虑到家庭禀赋效应的估计结果，在控制住个人特征效应的条件下，其结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从方程R5中各变量的比较可以看出，家庭人力资本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值是最大的，可见家庭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由R6 Logistic回归结果可知，家庭成员的综合素质对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成员综合素质每增加1个单位，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减少37.2％。家庭成员生产能力对于外出劳动力回流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家庭成员生产能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就会减少49.2％。另外，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和家庭成员中有技能型劳动力对于劳动力回流都有着负向影响，只是劳均文化程度的影响系数并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在外就业的工作岗位对于农村劳动力技能有一定的要求，对农村外出劳动力文化程度要求并不高，或者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教育投资回报并不高。往往家庭成员综合素质较高或者有一定技能，外出劳动力一般也会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在外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
第二，在家庭社会资本的回归结果中，单独引入的家庭社会资本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并不显著。在增加家庭人力资本变量后，亲戚中有无自办企业因素影响系数是显著的；在引入家庭自然资本变量后，夫妻亲戚数量的影响系数变得显著了。可见，家庭社会资本部分效应需要通过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自然资本来发生，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才能对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也是影响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财富状况越好，外出劳动力越倾向于回流；而当前家庭年收入越高，外出劳动力越不容易选择回流。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财富状况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是一个家庭长期生活水平的综合体现。财富积累值越高，表明这一家庭长期以来经济条件都比较好，劳动力外出一段时间后，如果在外生活或者工作条件不好很容易选择回流。
第四，家庭耕地总量对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家庭耕地每增加一亩，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增加2％。家庭自然资本是家庭耕地数量和耕地质量的交互项，家庭耕地数量越多且质量越好，外出劳动力越不倾向于回流农村。因为家庭耕地数量越多，往往需要越多的务农劳动力，而耕地质量越好，则可以采取机械化生产，可以减少一些劳动投入，这样可以解放出一部分家庭劳动力从事非农就业。
另外，我们还引入了一个家庭农业生产性投资变量，它一方面可以反映家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还可以反映家庭农业生产能力。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家庭生产性投资每增加1％，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扩大0.165倍。一般来说，只有家庭土地数量较多，家庭经济水平越好，农业生产性投资规模才会越大，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增加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农业生产。
4 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农村的决定因素
4.1 估计框架
为了进一步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本部分我们选用年轻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即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随着第一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因为年龄的原因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90后外出务工劳动力陆续的加入，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的规模及其占外出务工劳动力群体的比重越来越大。在数据选择上，我们基于2007年农户整群抽样数据，筛选出当前农村劳动力中有外出务工经历，出生时间介于1980～1993年之间，同时扣除正在读书学生的部分样本，最后获得有效样本2285人。
被解释变量为15～28岁之间的农村外出劳动力是否继续在外务工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有两组，一组是家庭禀赋变量。关于家庭人力资本我们选入的变量为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家庭劳动力总人数、户主及户主配偶的人力资本状况。在农业生产中，对劳动力个人文化素质要求并不是很高，家庭生产能力更多的是由家庭劳动力数量来体现。考虑到就业的代际传递性和家庭决策效应，户主的人力资本特征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引入了户主的年龄、文化程度以及户主配偶的文化程度变量。关于家庭社会资本状况，我们从家庭政治地位、家庭社会网络数量和质量3个角度来考核。引入户主为共产党员身份来标识家庭在所处环境中的社会政治地位⑤。家庭社会网络数量我们用户主夫妻直系亲属数量来体现，社会网络质量用家人及亲戚中有无自办企业来标识。家庭经济资本从家庭经济水平存量、经济收入流量以及家庭经济水平自评这3个角度来考察。劳动力选择回流是近几年内发生的行为，当初的选择会受到当时经济状况的影响，所以我们选入家庭财富积累值作为家庭长期收入的代理变量。家庭财富包括2007年年底家庭消费型和生产型资产的总和。另外，根据斯塔克的新迁移经济理论，相对贫困也会影响劳动力的就业流动性，所以在模型中我们还考核了家庭相对经济水平对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家庭自然资本用家庭耕地数量和质量来衡量⑥。另一组是选入的控制变量，引入了新生代劳动力的个人特征，包括被访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况。
4.2 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回流的决定模型
考虑到家庭人力资本和家庭经济资本有可能发生内生性和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在模型1中未引入家庭经济资本，在模型2中未引入家庭人力资本，模型3引入了所有解释变量以作对比分析，也可考察所构建模型的稳定性。回归结果如下：
第一，在其他变量都被控制后，家庭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依然是显著的。分因素来看，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得分越高，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家庭劳动力总人数越多，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家庭劳动力人数每增加1个，选择回流的可能性会提高29.7个百分点。从户主及配偶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户主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在外务工；户主配偶的文化程度对新生代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并无显著影响⑦。可见，户主的年龄越大对孩子的约束能力就会越小，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自己外出就业；而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眼界也越开阔，思想越开明，越会鼓励和支持子女外出务工。
第二，在家庭社会资本变量中，户主是党员身份对新生代劳动力回流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从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看，家庭社会网络规模越大，质量越高，农村新生代劳动力越倾向于外出务工。和没有亲戚开办企业的相比，家人或者亲戚中有开办企业的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降低4.5％。家庭社会网络可以为新生代劳动力外出务工提供就业信息，甚至就业岗位；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会给年轻一代劳动力提供对未来和外界的憧憬，激励着他们外出闯荡。
第三，家庭经济资本是影响新生代劳动力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从回归结果来看，家庭财富积累对新生代劳动力选择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财富积累值每增加一个单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概率会增加13％。也就是说，长期生活水平较好的家庭，新生代外出劳动力越倾向于回流。可能的解释是，家庭财富积累值较高的家庭，可以认为这样的家庭生活水平长期以来都比较优越，家庭对外出务工劳动力吸引力较强。另外，从家庭经济水平自评值来看⑧，被访者家庭在当地处于上等和中上等的家庭，新生代劳动力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而不会选择回流。
第四，家庭耕地数量和质量对新生代劳动力是否回流的影响方向相反，但是都不显著。这与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因为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是一出校门就外出务工，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不想在农村务农，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家庭耕地状况。
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相比，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因素有所不同。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对于第一代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劳动力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家庭自然资本来看，家庭耕地数量对于第一代外出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新生代劳动力却没有显著影响。从个人特征来看，对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年龄越大越倾向于回流，而新生代劳动力是较为年轻的群体容易选择回流。文化程度对于新生代劳动力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文化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劳动力更容易选择回流，文化程度对于第一代外出劳动力回流无显著的影响。
4.3 户主子女外出务工后回流的决定模型
我们进一步考察家庭禀赋对户主子女就业流动性的影响，分析框架和具体变量选择基本上同于新生代劳动力回流决定模型。选定研究对象的共同特征是都为家庭里户主的子女(或进门女婿、儿媳)，年龄跨度集中在18～40岁(30岁以下占了82.5％)，平均受教育年限9.3年，男性占53.2％，未婚者占56.2％。这批年轻的劳动力第一次外出务工时间多在2000年以后，占总样本的82.9％；而2004年以后第一次外出务工的则占总样本的50％以上。接受调查时，他们的父母都还健在，且父母是一家之主。
模型估计的结果详见表5。在模型R1中未引入家庭经济资本变量，R2中未引入家庭人力资本变量，三个模型比较来看，其他变量的系数并无实质性变化⑨。具体回归分析如下：
第一，家庭人力资本是影响户主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重要因素，在我们所选入的5个变量中，其中有4个在1％水平上显著。分变量来看，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对户主外出务工的子女选择回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总人数对户主外出务工的子女回流却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劳动力每增加1人，户主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概率会提高30.1％。
第二，从就业选择与就业流动的代际溢出效应来看，父母的人力资本状况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子女的就业选择。回归结果显示，父亲的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高，年轻一代劳动力越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并且都在1％水平上显著。父亲年龄每增加1岁会带来外出务工子女选择回流的概率降低2.5个百分点；父亲受教育年限的边际效应为5.5个百分点。出乎意料的是，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外出务工子女是否选择回流影响并不显著。
第三，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庭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都对外出务工子女回流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父母的直系亲戚数量每增加1个，外出务工子女选择回流的可能性会降低4.7个百分点。当其他解释变量都被固定在平均水平时，家人或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会使得外出务工的子女选继续在外务工的概率提高49.9个百分点。父亲的党员身份对外出务工子女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从边际效应上看，父亲是党员身份的比不是党员身份的家庭子女外出后回流的概率提高39.1个百分点。
第四，家庭财富积累的标准化值每增加1个单位，外出务工子女回流的可能性就会提高15.6个百分点。比较模型2和模型3我们发现，在加入家庭人力资本因素后，家庭财富积累的边际影响力提高了6.4个百分点，系数显著性也从10％水平上提高到1％显著水平上。可见只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才能实现家庭经济资本的有效利用。从家庭在当地相对经济水平来看，经济地位较高的户主子女外出务工后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回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我们还引入3个工具变量⑩：主房屋层数、主房屋墙壁材料(11)和构建主房屋资金来源(12)，对家庭经济资本的内生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证明，家庭财富积累和家庭经济地位的反向因果关系并不成立，这两个变量可视为外生变量，直接引入单方程Logistic模型进行估计，可以获得一致估计。由于篇幅原因，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未在文中列出。
5 总结与讨论
为了考察外生性的家庭禀赋对劳动力就业流动的影响，在本研究中我们不仅构建模型研究家庭禀赋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总体影响，并且还进一步论证家庭禀赋对新生代外出务工劳动力和户主子女回流决策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的迁移选择是综合考虑家庭禀赋状况的理性决策，尤其是对于年轻一代的外出务工劳动力。家庭成员综合素质较高或者有一定技能，外出劳动力一般也会获得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他们在外容易找到合适的工作，外出后一般不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家庭成员只有拥有较为丰富的人力资本，外出务工劳动力才能对家庭社会资本加以充分利用。与第一代农村外出劳动力相比，我们发现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回流的因素有所不同。从家庭社会资本来看，家人或者亲戚中有自办企业的对于第一代劳动力回流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于新生代劳动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大多是一出校门就外出务工，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也不想在农村务农，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考虑家庭耕地状况。但是如果家庭耕地很多，父母也会强制性留下他们在家务农或者回流。相比较而言，家庭耕地数量对第一代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家庭内部，户主具有较高的权威，有权决定全家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生活支出计划，户主子女的行为选择更容易依附于家庭禀赋和家庭决策。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户主子女这一群体，如果家庭成员综合素质很高，包括家庭成员的身体健康状况和当前职业状况等，可以为他们在外务工提供帮助和支持；只是家庭劳动力较多可能并不能为其提供外地就业的帮助，相反在当地发展，还可以利用更多的家庭人力资本。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为农村劳动力在外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会空间和资源可获得性，在此条件下他们更愿意在外务工而不会轻易选择回流。在农村，党员身份代表着家庭的政治地位，如果家庭在当地发展环境较好，外出务工子女还是倾向于选择回流农村。从家庭在当地相对经济水平来看，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子女外出务工后更倾向于继续在外务工，回流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和Stark等人提出的迁移“相对贫困”理论有着较大的差异。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相对经济地位是被访者对家庭经济水平在村内地位的评估值，自己认为家庭经济水平较好的，往往更为自信、更有动力外出务工。
最后，在本文的分析中也存在一些不足。由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数据抽样的科学性和代表性是当前农村问题研究的主要障碍。本研究受限于研究者的社会资源网络和影响力，在组织去农村入户调研时，作者只是选择了中部地区的两个省。不过因本研究的样本量较大，样本分布不平衡的缺陷得到一定的改善。
收稿时间：2012－04
注释：
①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农民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6977元，但城乡居民收入绝对差距由2000年的4027元扩大到2011年14833元。
②农村进城劳动者多被称呼为“农民工”，但是这一称谓已经不能很好地反映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因为大多数农村迁移劳动力不再从事工农兼业行为，更有一部分外出务工劳动力在农村没有了土地和房屋，彻底实现了就业转移。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更是如此，他们没有农村务工经验，很多还是在城市出生和成长，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统一使用的名词为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或者简称为外出务工劳动力。
③物质资本、金融资本都是家庭财富状况和经济水平的表现形式，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很难具体划分，所以在本研究中我们用家庭经济资本中一个指标来综合代替。
④在本研究中对一户或一家的定义是：有共同的经济预算，或者在一口锅中吃饭为一家。家庭是本研究的基本单位，在个别变量中强调了户主的重要性。
⑤这一方面可以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在当地的相对优越感；另一方面也会影响新生代劳动力在当地的发展空间，包括非农就业选择的机会。
⑥由于新生代外出劳动力大多是走出校园就外出就业了，没有农业生产经历，但是农村耕地依然是他们长期生活的保障性资源。
⑦在我们所选入的户主及配偶样本中，户主的年龄在28～84岁之间，并且95％的户主在45岁以上，所以户主基本上是新生代劳动力的父母辈，不会有样本上的重合。
⑧家庭经济水平自评，是被访者对家庭在当地经济水平的相对评价，它可以是被访者对当前家庭生活水平的认识，也可能是一种长期生活状况的感知。
⑨在模型构建中，我们还考虑了父母外出务工经历因素，但是在所有的模型中这一因素对子女辈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在统计上都不显著，所以最终未引入模型。
⑩从调查结果来看，被访地区农户的主房屋有85.6％是修建于1997年之前，新生代劳动力在这一时期应该还在读书，或者刚刚参加工作；户主的子女也是刚参加工作不久，并且到现在一家之主的父亲依然健在，房屋建设支出花费一般是来自于父母及其他家庭成员工作所得收入。
(11)在调查问卷中，这一问题为“被访者房屋的墙壁材料”，墙壁材料为水泥或者砖为1，其他为0。
(12)构建现在主住房所需资金来源，选择“自己的储蓄”设置为1，选择“亲朋借钱、银行贷款等”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