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今美国的冷战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冷战论文,当今论文,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冷战后，美国以冷战的“胜利者”自诩，不仅没有改变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形势，反而更加强调要用西方的价值观和民主制来改造世界。那么，后冷战时期，美国坚持冷战思维到底要在国际上扮演什么角色、给国际社会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本文拟就此问题谈几点认识。
一、美国冷战思维的特征及表现
所谓美国的“冷战思维”是指在战后持续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美国政界、学界及舆论媒体等分析国际形势、观察国际事务特有的思维模式或认识框架。美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冷战思维是冷战的思想基础并延续于整个冷战时期。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未放弃冷战思维，甚至在某些方面加以强化，其主要特征为：
（一）冷战思维的主要哲学基础是美国的现实主义，认定大国间具有战略利益上的对抗性，并据此确立头号敌手。现实主义的安全观认为：国际体系的本质使各国有必要追求足够的军事力量来防御潜在敌人的进攻；各国均面临“安全的困境”，即一国实力的增强对别国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引起别国相应地谋求增强自身实力；国家为了实现自身安全，不断谋求权力、财富和威望。因而，冷战思维在考虑国家间关系，尤其是大国关系时的出发点是它们之间存在必然的对抗，而非以追求合作为前提，或者追求的是自己说了算的、不平等的合作。美著名的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认为：“美国人需要一个敌国，以给外交政策带来焦点和连续性。”（注：小阿瑟·施莱辛格：《美国在冷战后世界的作用》，《1994年世界年鉴》，美国新泽西1993年版，第31页。）
（二）过分强调国家间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念的对立。以冷战思维的模式看，存在对抗，必然存在对手。冷战期间对敌友的界定是以意识形态划线，使冷战在本质上成为两种制度和价值观的较量。冷战后，美国从其战略利益考虑，仍把意识形态作为重要的参照系，并将世界划分为三类国家：“无赖国家”，如伊朗、伊拉克、朝鲜、利比亚等，它们是美国现实的威胁或敌人；具有潜在威胁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这类国家目前尚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与美国非友非敌，但2015年后则可能成为美国战略利益和安全的挑战者和敌手，是美国“潜在的敌人”；盟国，这是美国要极力与之建立紧密的盟友关系和获取对其采取国际行动支持的“民主阵营”。同时，冷战思维先验地断定民主国家间不会爆发战争，西方的“民主”、“自由”的价值观具有普遍的世界性。因而，为了营造一个“民主的世界”，美国有义务去推进民主，扩大自由市场。
（三）目标的层次性与手段的综合性。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主要是通过军事上的竞争来争夺“势力范围”。后冷战时期，美国已不满足于充当“自由世界的领袖”，其根本目标是要建立美国统治下的资本主义大一统世界，使21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在此目标下，美国除了对不同的国家实施不同的外交战略和策略外，在地区层面上，主要是分别维护波斯湾、亚太地区、欧洲的力量平衡和美国的主导地位；在全球层面上，维护美国的安全，处心积虑地遏制能对其构成挑战的“敌手”的发展，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全球政治、经济及军事体系；从手段上看，美国不仅强调保持军事上的绝对优势，而且利用贸易往来、金融流通、信息传播、政治影响和文化扩张等诸多途径来实施其冷战思维下的全球战略。
（四）遏制是冷战思维所倡导的政策基轴。美国的冷战思维主要针对的是所谓的“无赖国家”和俄、中。美国将前者视为“现实的敌人”并用一切机会加以打压；将后者视为“潜在的敌人”，在接触的同时加以防范和遏制。即使是盟友，美国也要千方百计将它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防止它们的离心倾向，更不允许其挑战自己的霸主地位。一言以蔽之，美国为了实现对全球事务的“领导权”，力图长期保持自己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绝对优势。
后冷战时期美国冷战思维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在国际经济领域，旨在攫取经济主导权，维护国际经济旧秩序。首先，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控制一些国际经济组织，使其成为维护和扩展美国利益的工具。其次，利用美元霸权、投机资本、金融衍生工具、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等手段实现对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再次，对在国际事务中不随美国指挥棒转的发展中国家大打出手，动用经济制裁等手段压制异己。《达马托法》就是佐证。此外，美国把持着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在劳工标准、市场准入、知识产权等方面利用自己的优势强行要求他国接受美国的准则；对技术转让、开放市场等设置障碍。在政治方面，美国一方面要把美国式的民主广之于天下；另一方面，要保持“地球村村长”的角色，既要继续把盟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又要防止将来出现对其领导地位的任何可能威胁和挑战。诚如美劳德管理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伊肯伯里在《冷战后混乱的神话》一文中所表明的：“美国在二战后领头建立的制度没有崩溃，相反它仍然是世界秩序的核心。今天的任务不是发现或确定某种神话般的新秩序，而是重申旧秩序的政策、承诺和战略。”（注：G.John Ikenberry,"The Myth of Plst-Cold War Chaos,"Foreign Affairs,May/June,1996。）美在对外积极推行“扩展”战略时，力图操纵联合国，“挟天子以令诸侯”，为自己的对外干涉行动披上合法外衣，实现其全球战略目标。当此图谋难以实现时，它便转而利用北约作为推行其全球战略的工具，推出“北约新战略”，并确立了以“人权高于主权”为理论基础的“新干涉主义”，以“人权”、“民主”为旗帜，公然破坏“不干涉内政”等国际法基本原则，大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之势。在军事方面，拒不摒弃旧的集团政治，确立假想敌，欲通过扩充实力、军事结盟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首先，美国不顾世界形势的新变化，对集团政治这一冷战情结情有独钟，推行主要针对俄、中的两洋战略，即实行北约东扩，继续维持冷战时期与亚、澳一些国家之间签定的双边军事同盟，特别是通过强化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并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 加强地缘政治攻势，以巩固其在亚太的霸权地位。其次，为获取军事上的“压倒性的战略优势”，大幅增加国防预算。1999年美国的军事开支为2762亿美元，占世界军费开支的1／3，相当于俄、英、法、日、德、中等6 国总和的1.67倍。再次，在军售问题上，美国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力图垄断国际军火市场。对异己全力实行武器禁运，对在自己羽翼下的“保护国”则积极输入军火，大搞武器交易。在文化领域，积极为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造势。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未来“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主要是意识形态或经济的因素。人类的最大分歧和冲突的主导因素将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注：[美]《外交季刊》1993年夏季号。）宣称儒教和伊斯兰教将对西方文明构成威胁。哈斯认为，冷战后世界进入了一个“失规制”的时代，美国在这一时代的对外政策应以“规制主义”为指导原则，即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应是维护地区和世界的权力均衡但不放弃推进民主和人权的努力，最终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作为领导者的美国应借重同盟关系（特别是北约）采取集体行动，同时要重视各类国际组织的作用，在特殊情况下，美国可以采取单独行动。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规制主义”，二者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冷战思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试图借助某种臆造的“新理论”为继续干涉别国内政、谋求世界霸权提供合法依据。
二、美国冷战思维泛起的原因
后冷战时期，冷战的遗产——冷战思维非但没有走进历史博物馆，反而倍受美某些势力的青睐并得以“发扬光大”，其原因何在？
首先在于文化的沉淀作用及其内在的继承性。客观上，历史是不能被割断的，前面的历史必然要对后来的发展打下深深的烙印；主观上，人们的意识常常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变化。冷战数十年间形成并积淀在人们头脑中的观察世界的思维定势，在冷战后很长一段时间仍会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认为自己是冷战的“胜利者”，不仅不会改变冷战时期的思维方式以适应新的时代要求，相反，总是恃其实力以总裁判自居，随时审视着每一“不守规矩”或可能要“破坏规矩”的“运动员”。
其次，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变化，美国处于“一超多强”的有利格局中。美国为了构筑其在下一世纪的世界霸主地位，强调其在世界上的“领导责任”和广泛利益，任何对美利益的侵害及对其霸权地位的挑战都是美不能容忍的。尽管当今国际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但一方面，这种依存关系大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对称性，即拥有较多资源，对另一方依赖更少的一方在交易时常利用相互依存作为筹码进行讨价还价，甚至以此相威胁，迫使另一方让步；另一方面，国际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要求让渡部分主权。美国常常借机把本国意志凌驾于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侵蚀他国主权来满足自身利益，从而使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而多强中，没有哪个国家具有足够的实力与美国抗衡，并且谁也不愿当“出头鸟”，而愿“搭便车”，从而给美国“分而治之”的策略提供了可能。（注：张宇燕：《透过美国看当今世界》，《国际经济评论》1996年1—2期，第18页。）
第三，冷战思维是美国国内党派政治斗争中攻击对手的重要武器。个人中心主义的美国哲学在考虑国家关系时便是美国利益至上。两大政党为争夺执政地位和国会中的席位，常常打着维护美国利益的旗号相互攻击，给对手制造麻烦，使其失去选民的信任。而长期以来，冷战的敌手观念在美国政坛上根深蒂固，冷战思维仿佛与美国利益是同胞姐妹，表现为两党共同的冷战情结：反共产主义；崇尚实力原则，通过扩充实力来确保美国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旦存在某种与冷战思维紧密相连的东西，又有谁敢轻易背弃？然而，两党的具体政策主张和做法又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又为冷战思维的发挥留下了空间。
从深层次看，冷战思维不时泛起也是军火商、新闻媒体等利益集团推波助澜的结果。如美国军火集团鼓噪俄、中、伊等国对美的潜在威胁，旨在拨动一些国家的紧张神经，为美国在各地的军事存在制造借口，维护美国的地区利益并达到推销军火、获取经济利益的目的。
三、美国冷战思维实施的影响
美国冷战思维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冷战思维延续了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美国的“一超”地位本身是其藉以扩张的有利禀赋，冷战思维的根本目标即在于要充分利用各方面优势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地位。任何不利于己的体制变更理所当然地会遭美拒绝，任何新兴力量的崛起都令美坐立不安，它不能容忍他国对现存格局的冲击。目前，在美国的技术霸权和制度霸权下，发展中国家能选择的发展道路受很大限制，要么是闭关自守，要么只有被动地接受这种不公正的体系和制度安排。这意味着它们的现代化在今后很长时间内只能是“追赶式”的。
（二）冷战思维阻碍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发展。美国积极策动的北约东扩和强化与日军事同盟，埋下了大国对抗的隐患。一是突出了北约东扩与俄反东扩的矛盾。美国利用俄势衰之际，落井下石，将北约的职责范围推进到俄家门口，使俄的安全环境严重恶化。俄在彼强我弱的形势下尽管默认了北约东扩，但它不会吞下损害其民族利益的苦果，将积极调整军事战略和对外政策来减轻西方的压力。而北约东扩迈出第一步后还会有第二步、第三步，东扩与反东扩的斗争势必长期影响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二是美日同盟将深刻影响亚太安全局势。美日强化同盟关系，欲联手牵制中国。美欲借助日本的力量来维护其在亚太的主导权。日则欲借此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铺平道路，同时以此作掩护，扩充军事实力。事实上，安保条约大大拓展了日本军事力量在亚太乃至世界的活动范围，自然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新的军事集团化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的举措，不仅损害了别国的安全，危及地区稳定，也难以给它们自身带来安全的福音。
在裁军和军控领域，美国的做法也有损于和平局面的巩固。国际军控一波三折，充满变数；美已拒签禁雷协议、否决核禁试条约，并继续倾销大批先进武器；部署NMD、TMD，势必引发高技术领域的军备竞赛，这些都不利于各国间的相互信任与维护世界和平。
冷战思维还对国际机制的建构和完善产生不良影响。现行国际机制是国际关系转型期国际社会重建秩序和维护稳定的现实选择，它虽不能充分体现正义，但有助于逐步抵销霸权；虽不能消除当前所有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离开国际机制都难以解决。（注：刘杰：《论转型期的国际机制》，《国际政治》1998年第1期，第20页。 ）但在国际机制建构和完善的过程中，美国固守冷战思维，试图利用国际机制为其全球称霸目标服务，使其对别国事务的干涉合法化。
冷战思维也影响到联合国的改革进程和发展方向。美国对联合国采取机会主义的做法，使联合国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并有可能被边缘化。“新干涉主义”的出笼实际上反映了美要用北约来取代联合国，把安理会仅当成其行动合法化的橡皮图章的企图。照此发展，北约无疑将变成为所欲为的“世界宪兵”，现存国际政治安全格局和国际关系准则势将遭到破坏。
（三）冷战思维是改善南北关系的主要障碍
首先，南北关系的症结在于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发展中国家励精图治，旨在改变不合理的旧秩序，而冷战思维则试图维持旧有秩序，因而不利于南北关系的改善。其次，冷战思维加剧了双方在政治和文化领域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冷战后，美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销美国式的“民主、人权”，无非是迫不及待地梦想一个美国统治下的“民主”世界早日到来。应当承认，在国际关系中，平等的文化交流有利于相互取长补短。然而，当美国政府根本不考虑他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条件，强行在其他国家传播文化价值观或要求它们接受美国的发展模式时，文化交流就变成了文化渗透。当一种异质文化强行进入，不适应这些国家的需要甚或侵犯了它们的利益，自然就得不到当地社会的认同甚至遭到抵制。为此，美国等西方国家又制造了“人权高于主权”的谬论。实际上就是要世界所有国家照搬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模式。如果不服从，就给予惩罚，加以打击。北约在南联盟的军事行动说明，所谓的“人权高于主权”，实际上只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西方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点。美国遏制战略的鼻祖乔治·凯南日前促请美国政府对别国内部事务采取更加超脱的态度，并逐步从公开倡导民主和人权的立场上撤退。他认为，“我们（美国）实在并不那么伟大。”（注：《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1日。）美前劳动部长雷·马歇尔也认为，“如今，傲慢自大正在困扰着美国政治、经济界的领袖人物，使他们错误地认定：‘美国模式’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万能良方”，实际上，“这样的万验灵药根本不存在”。 （注：RayMarshall: "CantheSocioeconomic System of U.S Be the Model in the
World",Enonomic Perspectives,Feb.1998。）再次， 南北在环境安全问题上的矛盾由于强权政治的介入而更显尖锐。突出表现在：在保护环境安全的过程中维护主权与“有限主权论”的矛盾和斗争；环境殖民主义与反环境殖民主义的斗争；在造成环境不安全的责任与开展环保的资金筹集问题上的分歧等。
（四）冷战思维是造成中美关系长期摇摆不定的重要因素。中美在1997年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确立了大框架。但事实上，这种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并非易事，由于美国冷战思维的制约和干扰，中美关系的发展处于艰难与曲折之中，在可预见的将来，仍不可能一帆风顺。
首先，美国冷战思维出于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等方面的考虑，常把中国塑造为美国的“敌人”。中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美国难以跳出冷战思维的窠臼。美国冷战思维喜欢用看待原苏联的眼光来审视中国。要么鼓吹中国强大到足以对美国构成威胁，即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要么就是中国弱小到足可被忽视的程度。意识形态问题仍然是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美国的很多学者和战略家认定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共产主义的、且逐渐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在亚太世纪总体背景下的复兴，让他们感到恐惧。（注：刘靖华：《霸权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第284页。）在中国综合国力的逐步增强和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决心坚定不移的情况下，美国冷战思维的鼓吹者更加坚信中国将对美国的一系列战略利益和目标构成威胁和挑战。据美国权威机构调查：57%的美国公众和56%的美国领导人认为，中国发展成世界大国可能就是美国致命的威胁。如果中国武力统一台湾，有51%的领导人和27%的公众支持美国派遣部队。（注：《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1日。）由此可见，主张对华遏制的杂音在美国是很有市场的。
其次，就实际政策来看，尽管程度不同，但遏制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底牌。其一，对华“接触”政策本身是以效果作为标准来衡量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预期目标的试探性政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是实施“接触”还是“遏制”政策一直存在着争论并多次调整。一方面，政策的调试不可避免地产生不稳定现象，因为美国往往在某些问题上先是采取强硬政策，碰壁后再作政策调整；另一方面，“接触”政策本身也包含有“遏制”的一面。诚如国外一些评论家所言，“接触是手段，亦是态度，非具体政策；遏制是装置，是任何一项政策的固定部分；融入是目的……，这是一种以规范未来走向的政策过程及预测其效果为中心内容的战略思维，它在对华关系的发展上每前进一步，总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对美关系的动态变化和发展趋势”。（注：陆忠伟：《中美、中日首脑互访及中美日三边关系》，《现代国际关系》1997年第12期，第12页。）其二，现行政策的目标是使中国过渡到一个“民主”、“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一旦中国在人权、贸易等方面的变化或举措不合美国的口味，美国的“反华派”就会乘机发难，干扰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如果接触政策长期不能促使中国实现西方的人权和民主模式，遏制仍将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
再次，对华政策往往成为美国国内党派斗争、美国某些个人和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的牺牲品。反华是美国内政客不带任何政治风险的得分点，甚至能捞到足以成气候的政治资本和选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不惜把中国彻底推向美国的对立面，“妖魔化”中国，把对华政策纳入其国内的政治斗争游戏之中。（注：《中国青年报》1999年10月11日。）主张对华接触的克林顿政府受到双重压力：一是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府院双方常常通过攻击对方政策来影响舆论，争取选民。二是民主党内自由派对克林顿的压力。他们指责克林顿“对中国太软弱”，抨击政府放弃在人权问题上一味施压，改为实施接触政策“无助于推进中国的民主化”。（注：徐鹤鸣、王海涵：《试析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外交政策趋向》，《国际问题研究》1997年第3期，第31页。 ）迫于国内强大的压力，美国政府会在中美有分歧的一些问题上刻意显示其强硬态度，从而干扰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
江泽民主席在党的15大报告中指出：“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 ”基辛格今年9月就中美关系发表演说时也呼吁：美国同中国打交道应抛弃冷战思维。（注：《参考消息》1999年9月14日。）在全球化时代， 为了确立自己的世界领导地位，美国冷战思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已铺开战线，使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历程更为艰难。但也应看到，冷战思维定式及其实施战略有悖于世界经济政治的全球化与民主化进程，它遭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并在相当的程度上受到制约，美国将依据自己的实力地位和复杂多变的世界形势适时调整其冷战思维框架下的全球战略。美国的冷战思维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难以抗拒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其作用与历史局限性已愈来愈明显地显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