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经济周期波动理论探索城市稳定持续发展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持续发展论文,稳定论文,理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不论是经济增长，还是城市发展，都面临转折。《城市规划》1997[5] 徐巨洲先生的《探索城市发展与经济长波的关系》一文指出了城市规划要研究经济，要将城市放在经济长周期波动的动态背景下考察，并通过实证和理论的分析，探索了城市发展与经济长波的关系，提出了长波理论对城市规划的启示。这对于研究在经济发展周期面临转折点的背景下城市的稳定、持续发展无疑是非常及时与意义重大的。事实上，不仅仅是经济长周期波动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研究经济发展的长、中、短周期波动，特别是中国建国以来经济“大起大落”的非常规波动的现象及原因，对于分析城市发展的周期现象，预测未来的城市发展，从而探求城市稳定、持续发展的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1 经济周期波动理论及其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经济学研究表明，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不是持续增长的，而是存在着上升、繁荣、衰退、危机、复苏等现象，围绕着某种趋势呈周期性波动。经济周期理论通过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兴衰历程，从中总结出经济波动的周期，并预测未来发展的波动趋势。
经济学家按周期的长短，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周期：基钦周期（3 年左右）、朱格拉周期（9年左右）、库兹涅茨周期（20 年左右）以及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即长周期（50年左右）。
经济周期理论是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实证观察的结果。工业革命以来，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以社会大生产、尤其以机器工业体系为基础的，必然受劳动力、资源、技术等因素发展、变化的影响，加之经济体制的变更、国家政策行政干预的波动等原因，经济必然会沿一定的趋势发生波动。这种周期性波动是一种超越制度的普遍现象，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具有内在的完全均衡、持续、稳定的性质。
经济是城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活动是城市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经济发展密切影响着城市发展的进程：城市是经济发展的空间场所和历史舞台，城市建设、城市化等这些城市发展活动也是经济活动中的一部分，城市发展密切关系着经济发展。因此，经济周期波动与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在其著作《增长与波动》中谈到了经济周期波动与城市建设活动的紧密联系。他指出“经济大萧条与各国建筑高潮的结束是一致的，长期建筑繁荣的力量引起了处于其后期的朱格拉周期衰退的平缓；而建筑低潮的深度给我们带来了库兹涅茨周期的大萧条。”刘易斯所指的建筑业是包括了基础设施、市政设施等建设在内的城市建设活动。同时，徐巨洲先生在其文中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西方城市发展周期与经济长波相吻合的结论，并指出“城市活动周期围绕着长期经济趋势而波动”。投资波动常常被看作城市发展周期的引擎，而城市发展的波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周期。一般来说，当经济处于衰落时，为摆脱困境，让城市先行发展起来，土地的开发，对城市基础设施、市政设施以及建筑物的需求就会带动就业人口的大幅度上升，从而带来经济的繁荣。因此，“任何时期的城市转换都与经济周期的衰退和繁荣有联系。”
经济的周期波动表明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城市的发展也一样，不可能永远繁荣，总是繁荣与衰退交替演变。
2 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中的“强波”现象
长周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长时距的变动趋势，隐没了经常发生的实际起伏过程。而中周期也隐没了波动程度稍弱的一些波动。考察中国经济的短期波动可以看到，从1950～1995年，中国总量经济经历了11次短波。见图1：
图1 1950～199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波动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八五”》中数据整理。
在这11次波动中，周期长短、高潮期或低潮期的持续时间以及波动的振幅大小都极不规则。尽管1978年改革以来经济周期的上下波动与“大跃进”、“文革”期间所表现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剧幅摇摆相比要小得多，但其波动幅度也足以引起决策者们的重视。这表明了中国经济波动的“强波”倾向（陈东琪，1992）。这意味着经济的扩张和收缩没有一个一定的时间轨道，过度繁荣或繁荣不足以及过度收缩或收缩不足经常发生，高峰或低谷经常提前或滞后达到，经济系统的“随机震荡”很强，说明了中国总量经济扩张和收缩受某种力量很大的随机干预因素的影响，系统运行很不规则，缺乏秩序与稳定，也给发展预测带来了很大难度。
从固定资产投资、非农人口数量、城市建成区用地面积三项指标的年增长率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年增长率的波动来考察中国的城市发展进程，也可以看到这种“强波”现象。见图2、图3。
图2 1985～1995年设市城市三项指标年增长率比较
图3 1985～1995年设市城市城建设施年增长率比较
正如从图中所看到的，城市发展的进程也表现出较强烈的“随机震荡”现象。例如，前几年全国各地涌起的“开发区热”、“房地产热”、“县改市热”，在极短的时间内将城市化进程、城市建设的速度推向了高潮。而1996年的“停止县改市”和1997年的“冻结耕地，停止批租”政策又使这种高速发展的势头来了个“急刹车”，表现出强烈的“强波”倾向。
3 对中国经济增长与城市发展中“强波”现象的思考
3.1 过高过快的速度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稳定
从前面图1所示中国经济总量增长的11次短期波动情况来看，8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每次波动的高峰值远远低于“大跃进”、“洋冒进”时期，但低谷值却都在4%左右，负增长情况消失， 经济稳定性有所提高。事实上，过高的增长率并非好事。经济学研究表明，不是建立在体制更新、产业创新、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率的“大起”必然导致“大落”，过度的繁荣必然为之后的急剧衰退埋下隐患。而较低的增长率也并非坏事，更重要的是要谋求经济的持续、平稳发展。
对于城市发展来说，过高过快的速度同样并非好事。例如“县改市热”、“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的高速发展之后是大量城不城乡不乡的小城市出现、农田的急剧减少、低利用率的城市用地的急剧增加以及大量的空置房。无序的、过度的热潮使城市建设的有序性、稳定性遭到破坏，造成了资金资源的极大积压浪费，引起了社会总供求关系失衡，为城市衰退期的加速到来埋下了祸根。徐巨洲先生文中将基础设施、土地、人口三要素的增长作为城市发展的三大基本动力，并指出：“基础设施建设量饱和是一个渐进过程，恢复期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一旦处于衰退，就不可能逐速复苏，因此，盲目的投资行为不仅不能加速繁荣，反而为城市提早衰退播下萧条的种子”；“城市土地的增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它由经济规律决定，重要的是把握好周期的时机，让有限的土地发挥最大的效益，避免把大量投资投入无效的城市规模扩大。”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无论对于经济增长还是城市发展，既要研究促进其增长的方式，也要研究减缓衰退的对策，研究包括衰退因素在内的可持续增长模式，而不是一味求大、求快。当经济增长或城市发展处于上升阶段，政府应尽早施加一些平抑高峰的措施，不要让其走向过度繁荣；而当经济或城市发展处于衰退阶段，政府则应采取抑制措施，但不应太急太过，以求平衡转折。
1997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不协调，房地产业过度发展，造成了城市规模和建设标准的无效扩大，助长了城市的虚假繁荣。房地产市场的严重过剩导致房价大跌，成为金融动荡的一个诱因。回顾我国前几年的房地产业发展，完全有许多相似之处。 1991 ～1995 年间， 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达8708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3.6%（数据来源：《中国发展报告——中国的“八五”》，中国经济出版业，1996）。投资总量过高，开发速度过快，引起社会总供求关系失衡，妨碍了经济生活和城市建设的秩序，应吸取深刻教训。反观最近新一轮的跨世纪总体规划修编中，不少城市仅看到目前城市高速发展的状况，而未从城市周期发展的角度对未来发展阶段作出正确的判断，造成了人口规模和建设标准的失控。据专家分析，我国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开始复苏，90年代进入扩张繁荣阶段，到2010年前后会转入另一个下降期。2010年是新一轮总体规划的控制期，在制订2010年城市发展各项指标时，必须遵循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周期波动规律，而不是盲目求大求快，以防范虚假繁荣。
3.2 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有反衰退作用
当经济处于衰退期，使经济回升的动力和途径有两个：一个主要是投入（资本、劳动）的外延扩张，简单地扩大资金规模，注入货币：一个主要是以结构革新和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扩张。
低效率的外延扩张是强波不断再生的深层诱因。因为低效增长的实质是高投入创造低产出，而追求产业的高速增长诱发投入冲动，简单地注入资金推动低效益的产值增长，低效益的产值增长又进一步要求更多资金注入，最终推动经济走向虚假繁荣。当资源“瓶颈”，人力、资本短缺，低收入水平带来消费不足，以及投资需求过旺本身会诱发和加剧通货膨胀等因素的约束下，突发式投资扩张势必或迟或早地伴随急剧的投资紧缩，从而诱发经济总量增长的过度繁荣转入过度衰退。
而走内涵扩张的道路，不必过度投资就可能带来生产的回升。事实上，效率的提高是一种无形的投资，低投入高产出使经济发展较少地受资源的约束，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1986年以来经济波动减缓，消除了负增长现象，除了政策、机制的改进外，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效率的提高。
因此，走内涵发展的道路有反衰退的功能。对于城市规划来说，应通过对城市功能、结构的合理安排，对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集约利用，并加强和改善城市规划管理，来摆脱粗放型的发展方式。
3.3 优化政策，理顺政府职能，依法行政， 有助于缓解强波趋势
分析我国建国以来经济和城市发展的强波现象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经济的波动与政策，计划的不规则变动密切相关。
计划与市场两者并不是相悖的。市场在微观层次上，能自发调节供给、消费，保持经济微观层次上的平衡。而计划的优越性在于能掌握宏观经济动态和长期趋势，并据此采取市场所不能及的行动。我国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的过程中，并非不要计划，减少计划。实际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计划的作用在加强，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就使得经济危机受到抑制，经济的稳定性得到加强。但这个计划不是逆价值规律而行动，不是服从个别领导人的主观意志而破坏价值规律的客观发展过程，不是为政府任期内的短期行为思想所指导，不是用官僚主义来支配经济计划的具体形成和实施，而是从经济规律、长远发展出发，接受价值规律的约束。
在我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实践中，计划与市场关系模糊。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实体，市场的组织、运行以及企业的投资、生产行为接受自上而下政策指令调节，致使经济周期不是在于市场推动，而是在于政府的政策拉动。而同时，我国的经济政策和政治领导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大程度上，经济政策的形成依赖政治路线指挥，经济受政治支配。由于法制意识薄弱、法制建设滞后，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很低，加之长官意志和官僚主义作风，使中国的行政干预表现出了强烈的随机性和多级性。与此同时，政府领导任期的随机变动又常常发生，每次不规则的政治变动总是破坏了经济政策的延续性，使经济波动的周期规则发生变异，这是造成我国经济发展强波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优化政策，理顺市场机制与政府职能之间的关系成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基础性调节作用，而国家宏观调控从价值规律出发，发挥导向性调节作用，弥补市场的缺陷，使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缓解我国经济、城市发展的强波倾向的根本条件之一。而同时，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法制化则是优化政策的另一根本途径。行政权是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具主动性的部分，而且随着社会事务的复杂化、广泛化和专业化，出现扩大化的趋势。有权力，必须有制约，不受法制的羁束，权力必然失控，导致腐败、罪恶和灾难，这是已为人类历史所证实了的真理。因此，只有依法行政，才能保障政策的科学性、延续性和稳定性。
城市规划工作是政府的一项职能，是政府依法行政的行为。因此，研究市场，引入市场机制，研究法律法规，加快和完善城市规划法律法规建设，从而保障城市规划的科学性、连续性、权威性，保障城市规划实施管理，是实现城市持续、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
3.4 经济周期与城市发展的机遇
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一书中认为核心国（美、法、英、德等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的工业生产增长是外围国（其余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也是对外围国提出的挑战：而外围国的经济发展则是对核心国这一挑战的应战，他认为“在19世纪中期，核心国首先成功地进行了工业革命，这就向外围国提供了两种选择：一种是模仿核心国直接进行工业革命，另一种是通过与核心国进行贸易来为工业革命创造条件。各外围国对核心国的挑战作出了不同的反应：有些国家或通过模仿或通过贸易，实现了工业化，而大多数国家则没能利用核心国发展这个机会，从而使经济处于落后状态。”
在经济的周期波动过程中，上升阶段时，世界经济增长重心即核心国的经济以极化为主，聚集作用大于扩散作用，城市的高度聚集带来城市的高效益和繁荣。但同时，由于高度聚集，导致土地、劳动力、资源等成本上升，而周边扩散区由于低成本因而对资本产生吸引力，核心国经济开始发生涓流作用，产业、资本、技术向外转移，周期转入下降期。这对于周围的扩散区来说，便是历史的机遇，如果抓住这个机遇，充分发挥其“后发效益”，将会实现跳跃式发展，成为新的更有竞争力的中心，并带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可以直接吸收一切先进的技术成果，缩短创新成果的发育过程，利用先进国家的资金、人才和管理经验，同时发挥自身优势，从而大大缩短长波周期。按日本学者的划分，日本经济长波平均长度20～25年左右，正是因为日本抓住了“后发效益”，使长波缩短，才导致了它的工业化加速，出现了一次紧接一次的高速繁荣。而中国在建国后的第一次长波（1949～1980）中，下降时间达21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在这期间的工业化遇到了非常规的干扰，丧失了后行工业化国家应当获得的后发效益。
70年代中期以来，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陷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的困境。它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大量向外转移产业、资本、技术，并寻找新的市场。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成为海外投资的热点。这便是我们的机遇。但正如刘易斯所说，这也是挑战。对于城市规划来说，应为这个城市发展的机遇做好准备，让城市资源在恰当的时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充分利用“后发效益”。
3.5 推动长波形成的动力——创新
创新是长波理论的核心。创新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杜因认为：“有些主要的或基本的创新的集群导致新的工业部门的出现，随着创新生命周期从“采用”、“增长”到“成熟”、“下降”，这些部门的生产和增长亦会顺序地经过回升，繁荣、衰退、萧条四个阶段，从而造成宏观经济规则地发生长期波动”（转引自陈东琪，《强波经济论》，P314）。这就是杜因的“创新生命周期理论”。
按照经济学家的划分，自1949年以来，中国工业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长波周期。第一个长波周期是1949～1980年，主导产业为重化学工业、钢铁和制造业。第二个长波周期从1980年开始，现仍处于上升阶段，预计到2010年前后将走入衰退期，这个期间主导产业为耐用消费品产业和住宅产业。新的长波的到来则依赖新的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出现。
产业结构的创新推动长波的形成，城市的发展也必然由于新产业群的发展而出现新的格局，必然带来城市功能和结构的重大变革。城市规划也应致力于创新研究，主要是以城市发展为主体的新产业群的研究。应研究城市资源重新配置的方式、途径，研究土地利用、布局形态如何体现创新，研究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的体制、机制如何体现创新，积极配合新一轮长波的到来。
4 结束语
根据国外的实证观察，城市发展将比经济增长提前衰退，也就是说我国城市发展将很快转入下降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应借鉴经济周期波动的法则，揭示城市发展周期波动机制，寻求城市平稳、持续发展之路。
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