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三苏先生文粹》版本考
杨丽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5）
摘要 ：南宋初期，以苏轼为首的元祐党人受到朝廷的积极评价，其诗文也受到统治者的特别推崇，三苏地位迅速提高。备受朝廷褒赞的三苏文，一时成为读书人争相效仿的科举参考范本，坊间开始选编、刊印三苏文集，大量三苏选本应时而生，而皆选议论文的《三苏先生文粹》是其中较为成熟的作品，受到历代士人的追捧。自南宋孝宗时初刻后，该书不断被重印，浙江地区尤为兴盛，其版本复杂多样，有适合案头阅读的大字本，也有便于怀携的巾箱本，流行程度可见一斑。梳理《三苏先生文粹》南宋刊印现象，对研究三苏文的传承和宋代出版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宋刻；三苏；婺州；版本；版式
三苏，即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三人均在政治议论文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苏辙文笔健奔放，如《管仲论》《辨奸论》，苏轼文简明透彻，如《论语解》，苏辙论理严谨，如《六国论》，三人政论文各有特色，见解精辟，为北宋政论文的典范。南宋初期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对三苏文极为推崇，“建炎以来，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1]。三苏文的盛行催生了大量三苏文集的选编和刊行，现存的南宋三苏选本就多达七种，分别为《重广眉山三苏先生文集》八十卷，《标题三苏文》六十二卷，《重广分门三苏先生文粹》一百卷，《东莱标注三苏文集》五十九卷，《经进苏文事略》一百卷，《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重广分门三苏文粹》七十卷[2]。由于三苏文的思想、风格等特征非常符合历代统治者的统治需求，与历代科举考试高度契合，出于科考的功利性目的，知识分子更加青睐只为场屋策论服务的三苏选本，《三苏先生文粹》是其中具有纯粹科举导向的选本，其“所录皆议论之文，盖以备场屋策论之用”[3]。此本自南宋开始，就以各种形式为坊间不断刊印，流行于士人之间，直至封建末期。文章将通过辨析宋代刊印的《三苏先生文粹》，使其源流有较为清晰的呈现，以期为三苏文的传播发展和古代举业、出版业研究提供帮助。
《三苏先生文粹》编者不详，共七十卷，包括苏洵文十一卷，六十八篇，苏轼文三十二卷，二百七十九篇，苏辙文二十七卷，三百一十二篇。此选本具有相当复杂庞大的版本体系，重要版本包括：南宋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南宋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本、宋绍兴初蜀大字本以及宋绍兴饶州集古堂刊本，至明代时，宋本稀少而不可得，士人对其需求量仍然不断扩大，故坊间多次对此书进行重刻或翻刻，明本多以宋本巾箱本为底本，便于士人携带。明本包括现存于辽宁图书馆的明代刘氏安正书堂刊本，明嘉靖四十三年归仁斋刊本等。
1 宋巾箱本
两宋时期，婺州（今浙江金华）坊间刻书相当发达，在古婺州的一府八县中，义乌、东阳两地刊刻书籍犹为兴盛。现通常意义的《三苏先生文粹》宋婺州本，实有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和东阳胡仓王宅桂堂本两种版本，因其二者都为婺州所刻，被统称为婺州本，南宋时义乌与东阳，与今之义乌、东阳所辖区域基本一致，两地相距二十余公里，此二书坊在当时都是较为知名的民间印刷坊，两者各为独立的版本。
1.1 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
宋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于上海图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各存一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共二十四册。国家图书馆藏本，傅增湘曾于文录堂阅览，所见此书“卷首铃有‘忠孝’白文葫芦印，甚古。有杨绍和及宋存书室诸印”[4]。而此书确实载于杨绍和《宋存书室宋元秘本书目》中，并有两条相同内容的著录“《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又《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杨氏当时应有两套此书，此为其一，“版高五寸四分，半面阔三寸九分，是巾箱本”[5]。每半页十四行，每行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阑，版心鱼尾下记字数及刊工姓名，有吴正、刘正、徐彦、金章、翁彬等，他们基本都是南宋早期活跃于杭州地区的著名刊刻工人，都有相当丰富的刻字经验，刘正曾于绍兴年间参与刻书《白石六帖事类集》，此书现存于日本，金章参刻的《东莱先生诗集》被确定为孝宗乾道二年所刻，吴吴正参刻过南宋淳熙间的《周益文忠公集》[6]，这几种都是非常著名的南宋刻本，所列刊工基本都是在高宗、孝宗期间频繁活跃于杭州地区的刻书坊，他们共同参刻的《三苏先生文粹》基本可以确定刻于这一时期。傅沅叔曾见此书目后有牌记一方“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刊行。”避讳至慎字，当为宋孝宗赵昚之后刊刻，傅沅叔评其字体隽整，镌工精湛[7]。宋孝宗对苏轼文极为推崇，于乾道九年特为苏轼作序称他“信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结合避讳及刊工活跃时期，此本当刊于孝宗后期淳熙年间。
1.2 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本
相较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东阳胡仓王宅桂堂本在近代鲜为学者提及，也无现存藏本，但前人考证中可大体反应这一版本的基本信息，王国维考证浙江古刊本时涉此版本：“婺州东阳县王宅桂堂刊行，每半页十九行，行二十六字。”[8]可以确定东阳胡仓王宅桂堂版与义乌青口吴宅桂堂本所用绝非同一刻版，东阳本应是王氏聘请刊工另刻的独立版本，且现有资料中并无版心有刻工姓名的记载，此版版心下可能为空白。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曾藏此书，有详细版本信息：“《三苏文粹》七十卷，宋刊本，不著纂辑姓氏，前有标目，无序跋。选老泉文六十八首，东坡文二百七十九首，颖滨文三百二十首。目后有真书墨记云：‘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刊行。’”此版敬、殷、匡、恒、征，至慎字皆缺笔，而惇字不避讳[9]，刊刻时间应该与义乌本大体相同或相近，也刻于孝宗朝。二者均为巾箱本，东阳本半页十九行，版式更小，字迹更加紧密，便于携带。
此时夜幕深邃。揽一缕秋风入怀，让它从我的脸庞边滑过，哪怕没有停留半刻，我也心满意足。不知不觉信步远离了喧闹。□
目前现存的宋代大字本 《三苏先生文粹》仅有一种，刻于南宋宁宗时期的浙江刻本，此版本唯一存世珍本现存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流传至日本前，由近代藏书家陆心源藏于皕宋楼。
仔细探讨施工方案，将下集箱在炉膛内整体组合，加固后用卷扬机、滑轮组提升到安装位置。然后找正验收。综合以上螺旋管圈安装中的要点、难点，大致汇总为：安装施工人员的素质较低；安装施工中的措施不当；设备的厂家制造原因。经分析研究以上要点的形成因素，可发现施工人员的素质较低与施工的措施方法不当都是可以预防避免的主观的人为因素。设备厂家的制造缺陷，则是我们不能提前预防解决的客观因素。
2 宋大字本
同一时期，仅婺州一地就有两家书坊对此书进行刊印，且版式有明显差异，东阳胡仓王宅桂堂似以采取缩小版式的措施来进行竞争，可见当时 《三苏先生文粹》市场之广。其时婺学兴起，婺州教育发展迅猛，大量文人涌入这一地区，对应举模写的书籍需求量非常大。
静嘉堂文库所藏此书目录后有道光七年（1827年）李兆洛和邵渊耀手识文，并次年孙原湘手识文[10]。陆氏藏本有李申耆手跋曰：“此书有宋刊密字本，绝精美。此本疏朗，乃宋刊之别体。”[11]李兆洛字申耆。从手识来看，静嘉堂所存此书，当为陆氏旧藏。他将此本定为北宋蜀大字本，因不同于婺州所刻巾箱本，时代远早于婺州本，更为罕见，所以此本对陆氏来说尤为珍贵。
与巾箱本体系完全不同，宋大字本同样七十卷，但版式增大不少。“其版框高八寸二分，宽五寸六分，半叶十行，每行十八字，白口，左右双边，版心记字数及刊工姓名。”主要刊工有狄永、田彦直、林杞等。在此版本卷一“老泉先生论”首页有藏书章九枚，识其印章，大概可查其流转之脉络，其中有清早期藏书家季振宜藏书朱文长印一枚，可考此书在清康熙年间为季振宜所藏，季氏于书目中著录 “《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十本。”后于清嘉庆年间归张金吾“爱日精庐”收藏，其上有张金吾藏书白文印记一枚，张氏藏书志也著录此书，记载其版式如何，并请友人邵渊耀、孙原湘于书目前作序。1826年，张氏破产后，此书由同乡张芙川所得，辗转至陆心源手中已是1862年，此后流入日本财阀岩崎家族，进入静嘉堂文库。
近代藏书家傅沅叔为睹皕宋楼所藏宋版书风采，同时弥补国人对流传日本汉籍了解的空白，远赴日本观书，“此本版式宽展，大字精严，纸墨莹洁，殊为罕观”。具很高的文献价值，确为稀世珍宝。此本“审其字画，方严俊整”[12]。傅氏认为其为浙本，否定陆氏蜀本之说。古代刻书地域特征十分明显，傅氏以字体风格判断其为浙本的依据较为可靠，而陆氏直接定其为蜀本，并未提及依据。参与此本刻书的刊工狄永、狄杞二人为四川地区刻字工人，或可解释，然其他近十名刊工均长期供职于杭州地区，此本刻于蜀地的可能较小。陆心源言此“语涉宋帝皆空格，桓以下讳不缺避，盖北宋刊本也”[13]。认为该书为北宋刊本，大概因未完整查其避讳而误判。傅氏细查其避讳至扩，确定其为宁宗时所刊刻。
“译者行为”狭义上指的是译者身份下译者所应具有的译者角色行为，是源语文本意义的再现者，彰显的是其语言性，包括译者身份下译者的社会性角色行为，译者是目的语文本的调试者，彰显的是其社会性。译者行为批评是指以译者行为为切入口，在翻译内将译者看成语言人，在翻译外将译者看作凸显某种社会性的社会人两者结合的研究。译者行为批评思想可以粗略地图解为：
5个村庄的规划充分挖掘了地方特色，因地制宜。丹徒区世业镇聘请了东南大学韩冬青设计大师团队，定位于“江岛水乡、健康之舟”，依托独特的洲岛生态环境，传承并彰显乡居、河塘、田野共生的水乡圩村肌理，构建面向村民和游客的公共服务体系，培植健康农业、创意农业、参与式生产体验+度假等多种形式的大健康产业。韩冬青教授在全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电视电话会议上将此规划作为范例进行了讲解。
此版本除版式以外，在内容的选取上与别本有相当大的差异，其他版本仅有三苏文而不是涉及诗歌，尤其是初印时以推广三苏策论为主，士人以此提高科举考试能力。由于时代已经稍晚，为满足士人更多的需求，其内容逐渐多元，刻印已经不再局限于短书小帙，徒备怀携之用，从巾箱小本演变为可以在案头研读的大字本。
3 结语
三苏文集在南宋时期受到整个社会的追捧，为迎合士人科举的需求，《三苏先生文粹》仅在编印早期就发展出了多种巾箱本、大字本，折射出南宋科考的繁荣。目前所见早期版本刊刻均出于浙江地区，可见当时浙江一带出版业兴盛。《三苏先生文粹》选文质量高，刻书时代早，对于其他三苏文集的选本的校勘能够提供诸多帮助，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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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傅增湘.静嘉堂文库观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30.
[13]祝尚书.宋人总集绪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4.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4110（2019）10（a）-0048-02
作者简介 ：杨丽（1992-），女，四川绵阳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