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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经济运行已经时间过半，后半年经济走势到底如何，国内也存在许多不同看法，多数专家还是表示谨慎乐观。
一、1999年经济走势
从1998年初以来，政府相继推出了一系列鼓励投资的财政和金融政策措施。财政政策主要有：免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设备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免征个人所得税，为扩大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等等。金融政策主要有：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的规模控制，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将金融机构备付金帐户并入法定存款准备金帐户，并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前两年连续3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基础上，又4次降息，减轻投资者贷款利息负担；增加银行呆帐准备金，发行特种国债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增强国有商业银行货币投放能力；等等。这些政策措施的实施无疑有利于转变投资者的经济预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整个国家的投资的基本判断，对拉动整个经济增长8 %，扩大内需、投资起了作用，投资受到了空前未有的重视。
从结构上来看，政府投资与国债发行发挥了效应，交通、通讯、农业、水利等等这一块得到了发展，从地区结构来看，国债对西部地区的经济支持率是比较大的，西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中部地区。但是，也应该看到，经济启动在国内外都遇到了相当的阻力。1999年我国经济走势主要取决于国际通货紧缩程度与我国政府扩大内需政策强度的力量比较。
1999年国际性通货紧缩环境除了从出口需求、国际商品市场价格、汇率压力和外资利用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消极作用外，更严重的是影响国内外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良预期可能使政府扩大公共投资启动经济的举措不能得到企业的热烈反应，大大增加了启动经济的难度。
不利于我国1999年经济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国际方面，亚洲经济中不确定因素较多，金融困境加剧、信贷风险加大，使各国对亚洲的信贷投资持谨慎的态度，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的对外借款；东亚国家经济的恢复，可能在出口和吸引外资上增强与我国竞争的实力；我国金融企业信用等级较低，使我国在国际市场融资难度和融资成本增大；我国资本市场不开放，影响了国际资本选择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国内方面，消费能否拉动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疑问；农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限制了农民购买力的增长；住宅成为消费者普遍可以接受的适用消费品尚存在一个过程，如果在生产、购销以及价格决定等环节不能充分引入竞争机制和不断规范市场，这个过程有可能拉长。经济的不景气，已使相当一部分企业感受到了生产、经营的困难，也使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受到很大限制，因而不利于企业的投资扩大。经济增长亟需金融的支持，但金融扩张的同时又必须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1999年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要有利因素是政府短期调控政策出现更加积极的变化，灾后重建为扩大需求提供了新的商机。政府已经作出了应对国外不利局势，努力扩大内需以保持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部署。
有的学者认为，如果世界各国政府不仅能就不断恶化的全球经济局势达成共识，而且能对国际金融动荡采取实质性的联手干预，世界经济局势不再进一步恶化，则我国政府目前已经采取的扩大内需政策的扩张力度可以使我国经济在1999年走出通货紧缩困境。
部分学者认为1999年经济形势严峻。“1999年受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形势不会比1998年更好。”这是多数专家们的共识。
他们强调，虽然投资拉动产生了一些效果，但外贸出口下滑，农民收入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还没有上扬。因此，可以判断，目前经济增长还没有超出吃存货的阶段，还处于通货紧缩和信贷萎缩时期。
从外部看，外贸情况不妙。东南亚复苏的预测对我们来说，不是好消息，它的需求没增加，但竞争性却增强了。另外，我们对欧美贸易也有所下降。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已经到了美国人难以再忍受的地步。
从内部来看，上半年问题不大。因为1998年财政政策的运用，所上项目大概钱只花了30%左右，大量的支出效用大约在1999年才能凸显。但如果上半年政策投资起不到拉动作用，带动不了民间投资，下半年增长率会又跌下去。这个值得警惕。
有的专家从分析1999年国际走势的角度认为，国际环境不尽人意，出口会更糟，信贷会更难，因此，1999年中国经济应适当降低速度。在现在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5%到8%之间就不错了。
二、继续推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专家们认为，1999年采取措施，首先是宏观政策还是应当保持扩张性态势，特别是如果上半年私人投资还没带动的话，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十分必要。财政政策还是有一定余地的。
另一方面，就是加大能够带动需求的改革措施。比如住房改革中的二级市场问题，小城镇建设等。
有的人认为，1999年财政形势也比较严峻，虽然从今后一个长期趋势看，过度依赖债务、过度依赖赤字并不可取，但对于这两年的特殊情况，1999年还要继续扩大赤字，继续维持一个较大的债务盘子。
如果1999年国家不像去年从财政上出台一些大的政策，我们觉得非常不乐观。有消息说国家不仅要发国债，而且要大于今年，明年的投资从数字上看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预定目标比今年要低一些，整个经济的增长是7%左右，投资是12%左右，我认为低了。 如果今年能够完成15%的话，在国家明年还要采取这么大财政力度的情况下，明年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块应该不会低于15%。
但如果不针对今年投资领域反映的一些问题采取相应的对策，今年投资领域里出现的问题在明年会继续显现。
基础设施现在有些超前的问题，我自己的看法，对重复建设的问题不要担心太多，基础的东西搞好了，对于将来的经济起飞是一个很好的铺垫，为未来的瓶颈制约扫清了道路，说到底也是一个不得不做的事情。但从1998年的情况来看，项目的一些前期论证工作做得非常差，有些水利工程，水源都不知道在哪里，就仓促上马了，这在施工的质量和投资的效益上非常成问题。再是配套资金问题，我们了解的情况，地方配套资金到位非常不好，有些根本没有什么地方配套。一个项目，在申请项目的时候，说地方配套多少，地方根本没有落实，这就影响到了投资实施。
部分专家认为，我国既应该又完全有可能在今后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保持公共投资高速增长，直到水利电力、交通通讯、育林治沙、市政建设以及教育设施等方面都赶上或者接近目前发达国家的水平。然而，要将上述可能性变为现实，必须克服一个无形但却巨大的障碍，即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传统经济理论束缚，消除人们对财政与物价承担力所持的不当怀疑，以便放开手脚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公共投资力度。
1999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公共工程投资，实践将再一次表明，增发建设用本币国债的结果，必然是在增多政府实物资产、进一步改善城乡人民生活环境的同时，等量地增加民间和国有企业的高质量金融资产。这些增多的真正来源，是闲置生产力的调动或者说潜在劳动的物化。在反复出现的事实面前，人们会逐渐加深对国家本币负债的本质和潜力的认识，进而赞同在2000年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样的政策只要连续施行五至七年，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就会大变样，从而使人们有信心在更长的时期内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
三、政府投资能否拉动社会民间投资？
专家们都认为，宏观经济启动的关键在于政府投资拉动民间投资。政府增加投资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看能不能对社会投资的增加起到拉动作用。社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45%左右。改革开放20年来，社会投资的年增幅达到28%以上。它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0%，是经济增长中最活跃的部分。 去年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9%以上，而社会投资的增长只有11%，这是不正常的。
影响非国有投资增长的原因，一是受市场需求的制约。买方市场条件下，投资者看不到稳定的收益前景，不敢贸然投资。二是小企业在得到贷款和融资方面的条件比国有企业差。三是受全社会消费心理预期的影响。有利的因素是，今年全国人大修改《宪法》，给了“私营经济”应有的地位。现在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省级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为小企业贷款提供信用担保的政策措施，同时为小企业投融资提供积极的政策指导和服务。这些措施落实之后，社会投资有望在今年有较快增加。
四、政策效应为什么减弱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经济中深层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经济转型、体制转轨、国企改革、结构调整等等还没有理出头绪，必然产生的某些负面效应已使有关改革难以进行。加大改革力度，则不但会有既得利益者的极力反对，企业和机关的下岗人员也会大量增加，社会稳定可能出问题；但放慢改革步子甚至退回原来的样子，也只能是把问题暂时掩盖起来，对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危害更大。而企业效益的普遍降低、消费市场的持续低迷、出口增长的停滞不前，也使今后的经济增长显得后继乏力。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政策选择空间大大缩小了，政策效应也大大减弱了。前面六次连续降息，投资和消费市场几乎没有反应，储蓄依然增加，市场依然疲软，股市依然不振；启动房地产，启动汽车，启动农村市场，却总是启而不动。只有政府亲自动手，加大财政投资力度，推着经济往前走。但这样做，既有政府财政能力的局限，又有可以想象的投资效益的约束，还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等问题的后顾之忧，偶尔用用或可，长期连续使用无疑饮鸩止渴。所以，1999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只有比1998年更困难，而不可能更宽松。
还有的专家指出，由于社会保障和粮食亏损欠帐等方面因素的存在，中国潜在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已经不小，进一步的财政扩张空间有限。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在银行受到风险管理约束、存差较大的情况下，向商业银行发行长期国债，由财政来花钱，虽然很容易花出去，短期内也会刺激需求，但花钱的效率会如何，从供给方面看是否会导致资源的更大浪费？已经频频曝光的豆腐渣工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普遍疑虑和高度警觉。
除了结构问题、体制问题等深层次的原因以外，至少还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我们一方面加紧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却又加大了税收征管力度。如此一来，虽然名义税率并未发生变化，但实际税率却大大提高。我们的税收征管力度恰恰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降温而逐步加强的。税收政策本应是经济波动的稳定器，在我国却变成了助推器、放大器。
其二，我们一方面对国内企业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又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来对出口企业进行“优惠”，这种资源配置向外倾斜的做法在国外需求萎缩、外部风险增大的情况下是否“划算”，宏观经济效果究竟如何，值得反省。
其三，我们一方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投资，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宣称这种政策是不可能持久的。其结果是，民间投资迟迟不肯跟进。这就如同在股市上，机构大户进场之后一个劲儿地大声疾呼散户赶快跟进，并告诉他们：你们进来我好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有谁会愿意跟进呢？
其四，我们一方面勉为其难地大规模增发国债、加强税收征管力度，另一方面却又将这些辛辛苦苦聚集起来的有限资金撒了“胡椒面”，没能形成聚集效应。
除了继续贯彻执行既定的以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适当的货币政策为辅的景气对策以外，还有必要综合运用企业政策、产业政策（譬如打破国家垄断，将非义务教育当作新兴产业加以大力发展）、地区政策以及收入（福利）政策等等，实施全方位的综合景气对策。否则的话，经济增长回升势头就难以保持下去。
五、政策矛盾
有人指出，在1998年财政政策中存在一些矛盾现象：例如支出政策是扩张的，而收入政策是紧缩的。今年第1 季度继续了这样的政策操作，支出增长17.5%，而收入增长26.1%，相差高达8.6个百分点。 在财政主体进入市场支出效率不高和产生挤出效应的同时，却又因税收的高增长而抑制了民间投资和消费支出。与其财政把钱拿过来“替别人花别人的钱”，还不如少收钱以直接刺激民间“自己花自己的钱”，大刀阔斧地削减阻碍民间投资和居民住房、汽车等大件消费中的各种过高和不合理的税费，特别要打破教育、医疗保健、金融服务、媒体、电信等部门的“主管部门障碍”和“垄断障碍”。在民间投资和消费显露出回升迹象的情况下，及时清理影响其进一步提升的各种制度障碍，是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都比较有利的一种选择。要做到这一点，需要进一步推进政府体制改革，转变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思维方式，从“生产者角色”转变为“管理者角色”，从强调和支持“生产者主权”到保护和扶助“消费者主权”，从单纯重视和片面依靠国家信用到大力支持和发展民间信用。
六、如何看待当前的通缩
商品零售物价连续18个月的负增长，已使通货紧缩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由于判断标准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分歧。有人单纯用物价指数来衡量，认为出现了通货紧缩；有人按照传统定义，以价格持续下跌、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和经济持续衰退（生产负增长）为标准，认为不存在通货紧缩。其实，前一个标准过于简单，后一个标准又过于繁杂，且有的还不大准确。恰当的标准也许是，物价持续负增长和经济实际增长率持续低于自然增长率，同时还要注意它们的边际变化。以此来判断，过去的一年，中国的确出现了通货紧缩，但自去年第4季度以来， 情况有所好转。这就需要对物价下跌和货币增长作出进一步的讨论。
导致物价下降的不仅仅是通货紧缩，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当前，在生产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的情况下，中国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市场竞争加剧和某些制度性通货膨胀因素的消除。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信息经济和知识产业的发展以及工会力量的削弱，消除了成本上升刚性，导致了“通货膨胀的消失”。中国近几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也消除了原来的一些制度性通货膨胀因素（典型的如安定团结贷款）。由于竞争加剧和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老产品价格迅速下跌，新产品却不能象在更新速度很慢、竞争力很弱时期那样索要过高的价格。金融体制改革迫使银行体系加强风险管理，追求稳定的贷款收益，贷款投向从不讲效率主要给国有企业贷款，转变为主要给效率较高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贷款，也在一定程度上从货币投放的源头上抑制了通货膨胀因素。
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加快，特别是从短期来看，M1增长的加快，似乎是走出通货紧缩的一个信号，但是，货币扩张与通货紧缩的偏离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一是货币流通速度减慢。根据历史资料，经济紧缩时期货币流通速度每年平均减慢10%左右，这样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实际效应就被削弱。二是贷款不够活跃。第一季度各项存款余额增长18.1%，而贷款只增长了15.7%，存差的增长达2.4个百分点，比去年末（0.6）高出1.8个百分点。可见，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存款的增长和存差的扩大，而贷款增长的缓慢预示着经济活动的不够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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