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 一部论述西方在印度和中国的经验的著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局外人论文,论述论文,中国论文,著作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局外人》一书是密执安中国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丛书之一。作者罗兹·莫菲(1919—)是中国问题专家，曾先后为华盛顿大学和密执安大学地理学教授，自1969年起任密执安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莫菲教授一反传统的西方中心论观点，从文化多元论的视野力图客观地描绘东西方文化在殖民地时期的接触与冲突。作者通过中印两国对西方殖民计划和殖民过程不同反应的深刻对比，在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僵化的同时，着重阐明了它的顽强的生命力与内聚力，使西方人在华的图谋未能得逞。书中把在亚洲、在中国和印度的西方人称为“局外人”，意即怀着一种文化优越感的西方殖民者不可能理解东方的文化与历史，这正是他们在中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局外人》一书的主题。《局外人》一书299页，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共分12章，除“导论”部分外，第二章概述了西方到亚洲扩张早期到晚期的情况。第三、四、五章详述了西方在印度的成功和经验。从第六章起转向中国，西方人首先在东南亚沿海建立接近中国的前沿阵地。第七至十二章详细阐述了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等背景和西方人在中国的努力及其失败。对中印两国的对比研究贯穿在全书的始终。以下是对《局外人》一书的概略介绍，主要依据该书《导论》部分编译。──编译者）
新格局与新视野
在短短两三个世纪里，西方占据着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这个时期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而放下了帷幕。这次战争是一个世纪以来突飞猛进的工业化、都市化和技术爆炸的顶点。这些发展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至今才开始为人们所认识。照例，要确切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及其意味着什么，显然要由1945年以后的另一代人来承担。当今的世界舞台愈来愈为各国所分享，尤其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所分享。这种变化了的局势为人们理解前两三个世纪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西方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已经结束，人们现在可以正确地理解下面这种貌似古怪的说法，即认为在近代世界上，西方已经越出了常轨，亚洲才是更符合规范的。束缚通商口岸的界线，用R·H·托尼富有启迪性的话来说，“犹如沿着一件古旧长袍边缘缝合的那条边线”①，已经断开了。亚洲自豪地觉醒了，我们西方人已不再是参与者，至少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参与了，我们可以开始从过去学到某些东西了。
我打算在本书中从宏观角度来考察近代西方在亚洲的经验，尤其要在这一宏观背景之下来区分印度和中国的情况，把它们作为西方努力加以改变的两个主要样板。既要研究两国的情况，又要顾及到更大的背景，这就意味着我必须广泛概括地论述，而不要去罗列琐碎的资料或论据。为要获得一般性的结论，我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抽样的方法，而不作同样的描述。与此同时，还力求保证我的结论具有现实的基础，不把它扩展到超越现有论据或合理假设使人难以接受的地步。
我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传统的生产、交换和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和持久性，以及它在抵抗西方影响方面发挥作用的程度，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情况与印度和亚洲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当然，我承认这种观点虽然适用，但也有些过时。所以，我所注意的焦点主要是经济状况，特别是殖民通商口岸的作用和影响。这些通商口岸城市是外国人早期的立足点，并成为西方人企图支配和改造每一个国家的中心。以印度那些殖民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网络，渗透到全印度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现代印度的发展。而西方人以中国通商口岸为基地所作的类似努力，却远不能渗入到中国当地的体制之中，甚至，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变化。中国的革命变革是通过一场公开抵制通商口岸及其所代表的模式而产生的本土运动。
伴随着学术上专门化的发展，区域中心论的观念也在加强，它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到某一个地区的情况上，从而忽视了作比较研究。例如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对印度了解较少，仅仅凭着对欧洲和日本稍多一点的了解就错误地认为这些知识已经足够了，而对印度了解多少则无关紧要。印度曾经是西方人对中国发动攻击的主要基地，在西方人看来，可以赁借他们在印度的经验到中国来实现他们的图谋。通过比较中国与印度对西方人行为的不同反应，通过对比西方的努力在这两个国家得到成功或遭遇失败的程度，人们能够了解许多有关这两个国家不同的特性、演变过程和它们的经济与文化。
中国人的学问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无与伦比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映了他们把中国视为“天朝帝国”的传统观念使他们感到没有时间（因此没有必要？）去研究其他问题。研究印度可利用的素材很多，尤其是16世纪以来的资料同样多得令人惊叹，其中许多资料不难从殖民地档案里、从堆积如山的其他一手和二手英文文件里找到。中印两国都是大国，历史错综复杂，国内地区之间的差别很大。试图从宏观背景着眼把两个国家加以综合研究的人要冒某种风险，正因这种风险的存在，使人们一直只作专门化的研究。然而实际上有关中印两国资料的丰富性、西方的图谋在这两个国家的充分施展以及中印两国作为亚洲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地位，都使得对这两个国家在诸方面作对比研究不仅显得十分必要，而且是很有条件进行的。
西方化与现代化
印度、中国、东南亚和日本是在同一个时期与同样的西方势力遭遇的。西方人把他们在这些国家里的所作所为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就是说他们在各个时期渗入亚洲的志向和动机实质上都是一致的。虽然西方在上述各国的殖民政策和手段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目标从来就是实现经济上的控制。另一方面，尽管某些亚洲人对西方殖民政策的反应以及对西方施加的影响表现出极大的不同，然而从总体上看，亚洲人依然认为西方人的行为是共同一致的。实际上西方人在亚洲确实有个宏大的殖民帝国的计划，就是一种西方扩张主义者心目中的模式。
从西方人在亚洲各沿海地区、国家建立或控制的许多通商口岸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特征和西方人力图使它们发挥的作用方面，人们能够十分清楚地看出这种共同一致的计划。殖民地加尔各答或巴维亚两地的大小环境、人们的举止、制度和机构，以及人的理想和抱负，在遍及东亚和南亚40到60个外国制的通商口岸里，普遍得以再现。西方人在这些城市中任何一处生活，都确有某种像在家里的感受。来往于不同国家、不同殖民地区的这些口岸城市，以及从亚洲一个主要文化区到一个根本不同的文化区，也只能看到表面上的一点变化。先后帮助建设这些城市并管理其物质或非物质设施以至主宰人们观念的都是同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也常常是同样的公司，甚至干脆就是同一些人。由于显而易见的地理上的原因，印度成为西方扩张者抵达亚洲并实行渗透的第一个据点。西方人在殖民化和半殖民化的亚洲各地，广为散布被讹用了的印度语,如码头(bund)、货币况换商(shroff)、小孩(chit)、午餐(tiffin)和含酒饮料(peg)，提倡英──印人的制度和风俗，并且向各殖民地派遣以印度人为基础组成的团体，例如像袄教徒的组织，这样做有助于加强西方人那个宏大计划的一致性。
其实这种一致性仅仅限于那些通商口岸和外国人的设防地区，甚至显然也未能把所有的通商口岸都囊括进去。外国人在从事殖民侵略行动的同时，很容易就散布了这种一致性的舆论，人们如果能排除这种舆论噪音的干扰，同时更细心地观察各地的总体情况，就会发现差异超过了一致性，显然西方人的主观想象导致了严重错误。西方人在印度和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把殖民统治强加于人，而且还在于（与印度的合作者一起）促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改变它们的文化主流。但这并不代表随后在中国的经验。人们都知道印度发生的事情，甚至把它视为当然，那是因为征服者和统治者都是英国人。印度实际上已成为西方历史的组成部分，至少从1757年普拉西战役之后是这样。那么为什么滚滚东去的西方浪潮不能在中国产生类似的结果呢？
从相对和绝对两方面看，西方的技术力量以及由此而来的政治力量在普拉西战役后继续以量子跃迁般的速度急增。他们的目标在于使中国“开放”、“文明”和“变革”。对他们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这能带来巨大骄傲的挑战，西方人一直宣称他们在坚持实施这个目标，可为什么不能像他们期待的那样迅速获得成功呢？哥伦布及其同时代人所寻找的是传说里的中国，从达·伽马时期到现代，通过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谋求中国财富和高额商业利润的梦想构成了西方人在亚洲的雄心和特定的计划。为什么强有力的西方人在中国坚持不懈的努力却不能取得像在印度那样的成果呢？
西方人在19和20世纪初期为自己塑造了一种逐步积累起来的关于自己的力量、效率、“发展”和“现代化”的形象。在他们看来，其他文化在艺术、宗教、大众智慧或工艺等成就方面可能会有所建树，但它们却不具备那种在近代世界上可能取得成功、地位和生存的素质。许多西方学者始终强调的“现代化”，无论是否言明都没有同“西方化”清楚地加以区别。西方人总是在说：“像我们这样，你们就会成功，坚持你们自己的路（也就是倒退）就要失败”。帝国主义者的吹虚使我们至今还分辨不清真伪，看不清西方对亚洲评价的错误，他们认为亚洲因为没有按照西方人的方式对西方的主张作出一致的反应而犯了某些错误。
“我的”和“真的”要重分辨
大约从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开始，西方在许多方面的效率水平确实保持着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亚洲传统边界以内大部分地区的效率却趋于下降。西方的上升和东方的衰落是绝对的，它们在时间上的巧合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如约瑟夫·列文森所说，如果说中国人混淆了“我的”（就是属于我自己特有的文化，因为它是我的，所以对我说来它是有价值的）和“真的”（这是普遍永恒的真理，对所有的人都是有价值的），那么我相信西方人犯了同样的错误，而且甚至错得更加厉害。在工业化浪潮推动下前进的西方，在同其他文化和国家在物质上的竞争中获得了成功，从而大大加强了西方人对自己特有的观念和制度所抱的信心。西方相信，那些已被证明对自己很有价值的东西，对所有其他文化必定也有价值，其他文化从自身利益出发不得不仿效西方模式。这不仅是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且是整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道德体系问题，西方人认为这一体系产生并支配着技术，而科学技术又导致了财富和权力的巨大成就。西方的道德、法律、宗教、社会习俗、兴趣爱好、服饰、语言以及所有其他文化特征都因其与物质上的成就相关，所以在以上诸方面它不仅一定比其他文化更加优越，而且必定成为全人类的普遍准则，即真理。
西方人的这一信念如此坚定，以为普及他们的制度（“现代化”）不必去征服，只要其他文化认识到西方文化模式的优越性和真理性，这种普及的过程自然就会开始。铁路应该是西方人最有说服力的广告，有关铁路起源的一切知识会使所有那些“没有法律知识的劣等民族”接受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制度。的确，一旦看到了“进步”的样板（西方的样板），没有一个民族会继续选择“落后”。在这种信念中确乎有某种千年王国式的东西，那就是现代西方已经解决了人类的共同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会越来越快地进入西方人的行列，迈向一个光明的未来，正如各种不同的教派最终要归依一部能给一切人带来一切的福音书一样。
现在，西方对自己的成功不再那样自信了，不再那么自信他们所提出的解决自己的或其他问题的办法了，不再那样相信西方模式的优越性了；“我的”和“真的”两词要重新加以区别，我们现在有了一种新的和更有效的视野，以重新认识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进而把西方人的抱负和他们在国内外的成就区别开来。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好的历史学家，部分原因是我们摆脱了西方人曾犯过的错误，也摆脱了“那种混淆”，用列文森的话说：“在一个人审视其他历史时期的时候，仅仅以他自己的标准为依据，而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后来者，而不是历史的终极者，他只能有与他的国民同样的东西──理想、审美力和道德观。这对于他所处的时代来说是合理的，令人愉快的和受人称赞的。但作为一种绝对的历史判断来说，则是不合理、不完美或带有强迫性的。谁也不能拥有绝对真理。”②拥有古老社会规范的中国文明，即使在它衰落之时也已证明它希望并且能够抵御西方的福音──无论西方人把他们的福音看得如何有效，在印度又获得了多么大的成功。承认我们在中国始终只不过是局外人，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认识自己，那就是在一段不长的时期里，我们确实扮演了一个具有某种重要性的角色，但是，我们从未能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造亚洲。
殖民者在印度和在中国
在中国，尽管国家政治腐败，但文化上的内聚力却很顽强，而且还有一套相对说来有生产能力和有较好经营传统的经济体制。外国人被限制在边缘地区，这同他们在印度的渗入形成了对照。外国人在印度不仅控制着该国的经济、按照西方道路确定印度的发展模式，而且还受到印度知识分子和民族主义者的崇敬，在印度，西方的意识形态、制度模式和物质生活模式一样被模仿。外国人创建并居统治地位的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已经成为改变着近代印度的中心。在中国与此相类似的通商口岸里，其经济、意识形态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处于封闭状态。与西方人在印度的经验不同，这些通商口岸与其腹地之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的限制，通商口岸主要是通过中国官方代理人进行少量农产品的出口和贩卖，还通过这些代理人进行较少量的进口贸易和产品加工。中国通商口岸经济使一些经济部门的商业化有所发展，外贸也有大的增长。但总体上看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没有太大影响。此外，中国商人和企业家通常仍然控制着通商口岸以外的经济，而且尽管他们大多数人依旧采用传统的中国方法，但甚至在那些通商口岸里，他们也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他们中多数人不是西方人的追随者，而是竞争者，即使在被视为外国领地的范围内也是成功的竞争者。
与设在通商口岸的外国商行做买卖，出售中国货物，购买一些进口货或制成品再转手出卖，这对中国人说来都不是什么新事物，更确切地说只是一种旧方式的继续。中国人继续处于支配地位，外国人在通商口岸以外不能自由投资办厂；他们必须通过中国代理人办理经济事务。与英国，甚至与印度相比，在中国对于黄麻、茶叶、小麦、棉花等产品的商业性生产、加工和贸易几乎没有多少投资，而正是这种经济的产生才需要一种新的国内和国外市场。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像灌溉、公路和铁路建设以及采矿工程方面也投资甚少。轮船和稍后的铁路是可以带来根本变化的具有很大潜力的真正的革新。但是在中国建立通商口岸期间由于各种原因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只限于各口岸城市附近地区。不多的几种进口商品（煤油、机制纺纱和稍后的机器）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现代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些远谈不上改革。虽然西方人相信贸易足以促成变革，但是它促成变化很不明显，特别是因为大多数外国人（传教士除外）语言不通，很少迈出通商口岸这孤立的世界进入真正的中国。作为外国企业扩大市场的结果而产生的新的贸易十分有限，很可能没有超过甚至没有达到中国国内净产值的5%，这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对中国影响的性质和程度。
中国对自以为成功和进步的西方模式从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抗拒要比印度大得多，如果了解印度四分五裂的情况，就会理解甚至连具有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的印度人都愿意承认英国人的统治更具有吸引力，从而试图仿效英国的制度和价值标准。对比之下中国文化的同一性、民族自尊、凝聚力和自给自足意识强劲无比。中国人即使承认西方各种技术的效用，仍很少有人主张采用西方人的办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尽管有些知识分子非常希望效法西方模式，但中国的衰弱又使他们失望。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对出现在通商口岸的西方模式的反应是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那些认为西方制度能使中国变得强大的知识分子只占国民的很少一部分，他们处于这个国家的外围，且无权无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通商口岸时代结束。中国的通商口岸不像在印度的那样，在经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诸方面继续发展下去。
西方模式在中国人思想上的影响
并不是说中国没有受到外国的影响，也不是说这种影响最终要比在印度小些。在中国，除了有限的范围之外，大多不是物质上的冲击，而是对中国人思想上的深刻影响，其深刻性从中国人作出反应的性质和强度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反应延续了很久，并因此使其越来越变得更具有革命性。一个世纪的民族屈辱（大多数有政治意识的中国人开始看到了这点）和外国人及其制度的竞争和挑战最终激起了一场全民族的新的反应。这与在印度的反应相反，它的目标是反对而不是仿效通商口岸模式。通商口岸始终处于边沿地区，而且是一种与中国人格格不入的事物，因而自然会受到抵制。加尔各答和孟买确实改变了印度社会，而且这种变化是在印度人自愿合作下实现的。这两个大城市成为印度的基本构成部分，印度人越来越客观地甚至骄傲地承认这一事实，因为正是他们自己帮助建立了这种印度现代化的新手段，并帮助扩大其影响，上海的外国侨民称上海为“模范殖民地”，是因为这里有比较好的秩序和卫生，还有与中国通商口岸以外地区相比之下的“进步”。外国人还想以上海为模范并按上海的方式去改变中国其余地区。但是他们的这种努力毫无结果。通商口岸模式最终导致了一场中国式的反应，而且终于因其被视为一种暂时的、令人憎恨的、顽固和外来的赘瘤而被彻底铲除。通商口岸发生了变革，这是一种革命的变革，最终扫除了通商口岸本身及其所代表的模式。
“中国的物产是丰富的，我们为什么还要那些来自远方异族少量无关紧要的货物？是你们想来做生意，我们不过同情了一下来自远方的人，所以没有禁止〔你们进入〕。现在你们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不能服从法律。……现在是需要维护法制和安抚民心的时候了。所有的人都必须恢复协调合作”①。
这是1759年清朝皇帝按惯例颁布的关于中国情况的至高至尊的一份诏令。自此以后，在中国的力量和威望仍然很高的80年中，类似的诏书还有过，尤其是在1793年著名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际。1842年后的一个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看来1759年的诏令反应的是一种预言，是一种事实而不是一种借口。外国人在中国占据显然优势的短暂的黄金时期得到了什么呢？中国的反应暗示着确实发生了某些事情，所有的议论，所有关于外国剥削的说法看来肯定是有确切依据的，但西方人所寻求的并非是这种被中国人视为依据的东西。无论西方人在印度的历史多么成功，或至少是多么与众不同，中国却不是印度。
曲军锋 译
注释：
①R·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工》第13页，伦敦，1932年。
②J·R·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思想延续性问题》，美国伯克利，1958，第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