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制度论、危机论到发展论——论西方政党创生理论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3-0040-03
政党和政党政治研究是政治学研究的传统题域之一，也是现代政治学的重要分支学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西方民主宪政和议会制度的产物，同时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标识。现代政党是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和政治参与的大众化逐步发展起来的，同时现代政党又是选举权普及和政治参与扩大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者。随着各国议会斗争的激烈展开和宪政民主的确立，政党组织开始普遍出现。政党的产生是政治参与扩大化最突出和最明晰的标志。现代政党自产生以来，它的活动舞台已经蔓延到整个世界，并且占据了政治交易中的绝大多数份额，有关政党的论述也是汗牛充栋，除了学理性的研究和操作性的分析之外，还有数不清的道德性、功能性的评价。虽然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作为民主政治的核心，对政治发展的强大推动作用已为许多学者公认，但是当人们对政党问题似乎都耳熟能详时，依然存在着对政党一定程度的误读——或是期望过高，或是充满诋毁。一般公认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雏形起源于17世纪70年代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以及此后美国的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批社会主义政党的诞生改变了政党社会属性的构成和政党竞争的政治格局，政党的组织样式和活动形式也开始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具有明确而具体的政纲、稳固而分化的组织结构、稳定而庞大的党员队伍、统一而严格的组织纪律和丰富多样的组织活动的政党组织形态，经由社会主义政党的启发和刺激，经过传统政党的改造和新兴政党的模仿过程而成为现代政党的普遍形式。
从严格意义上讲，政党最早出现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的历史产物，传统社会并不存在政党。现代社会为什么会产生政党，政党发轫的动力和制度基础是什么，政治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重要的解释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制度论、发展论和危机理论等。制度论是解释政党起源比较重要的理论。制度论认为，政党的出现是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的产物。法国政党学家迪维尔热在他的经典著作《政党概论：现代民主国家中的政党及其活动》一书中，从政党起源的角度把政党区分成两种产生的类型：内生政党(The Electoral Parliamentary Origin of Parties)和外生政党(Extra-Parliamentary Origins of Parties)，迪维尔热认为，现代政党无非是从议会内的组织演化而来或从议会以外的团体扩充而来，二者必居其一。内生政党的产生、发展、演变与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密切相关，是立法者在自身的活动中逐渐形成的，主要是以议会为生存的土壤，随着议会政治的确立，议会的权力越来越大，独立性越来越强，议员们感到有必要结成组织以协调行动。另一方面，普选权日益扩大，政治家们也感到有建立组织的必要，以向选民推荐、介绍自己的候选人，将选票吸引过来。当这些议会团体与竞选委员会之间建立了紧密、经常的联系后，议会内的政党便出现了。这种类型的政党通常出现在早期现代化国家即先发现代化国家，如17世纪70年代英国出现的托利党和辉格党就是比较典型的内生政党类型，同样，19世纪欧洲的保守党和自由党也属于这种类型。而外生政党是在立法机关之外成长起来的类型，多是通过民族独立、反帝、反殖民统治等群众运动成长起来的政党类型，如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等建国政党(nation-building party)就属此类型。迪维尔热从政党起源的角度对政党的分析已经成为学术界的经典之作，迪维尔热的政党分类模式同样有助于我们分析晚清政党成长的过程研究，它在概念上的明晰性和有效性使之成为政党起源分析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现代意义上最早的政党雏形产生于英国的议会内部，属于迪维尔热所言的内生政党类型。早期政党在其产生初期往往都是围绕着某些重大的政治原则，由议会内部的各种政治派别分化组合而成的。早期政党的活动也只局限于议会和政府内部，并没有将其活动领域伸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随着选举权的普及、普选制度的完善，早期严格的财产资格限制被取消，议会内的政治派别必须扩展自己的组织，形成全国性的联合，以获取选民更大的支持，这样，政党之间的斗争从狭小的政府内部、议会内部扩大到整个社会，政党也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众性的政治组织，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就成为政党产生的制度基础，而政党组织的演变以及政党制度的建立都与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息息相关。如英国虽然是最早产生政党雏形的国家，但是政党组织突破议会的活动领域，发展成为全国性、大众性的政治组织却是随着1832年通过《选举改革法》、扩大普选权之后才完成的。英国的政党直到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才真正走出议会的门槛，全面走向社会，并在这一时期建立起全国性的政党组织，实现了从早期议会宗派向现代群众型政党的转型。相比而言，美国则是建立大众性政党组织最早的国家，南北战争后，黑人获得与白人一样的选举权，选举权的不断扩大使各党派要想在轮流执政的政治格局中获胜，就必须走向社会，获取更多选民的支持，这样政党之间的斗争就从狭小的政府内部扩大到整个社会，在议会内活动的政党派别也建立起全国性的政治组织。诚如政治社会学家奥罗姆所言：“直到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现代政党才充分具备了它的外部标志——强有力的组织和公众卷入。”
危机理论认为，政党是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原有政治体系出现危机时的产物，政党多产生于历史上的某种危机时刻，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第7卷，即《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发展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National identity crisis)、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 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 crisis)、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 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 crisis)，派伊认为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合(成一体化)危机(Integration crisis)来概括。美国社会科学学会的政治比较委员会指出，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通常会出现以下几种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渗透危机、参与危机、分配危机。政治学者拉帕隆巴拉(Jeseph La Palombara)和魏纳(Myron Weiner)在《政党与政治发展》中指出有三种危机的出现和政党的产生密切相关：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领土整合的危机。奥罗姆在分析政党的产生时就采用了拉帕隆巴拉和魏纳的危机理论，他认为这几种历史性危机的出现为现代政党的形成提供了最后的动力，现代政党又是解决这些危机的惟一途径。如美国的联邦党和共和党的形成时期就出现过合法性危机，而参与危机的出现又导致了民主党的诞生。
发展理论认为政党是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政治现代化的产物。亨廷顿指出：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发达的现代政体区别于发达的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政治制度的性质。传统政体的制度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故而这两种政体关键的制度性区别在于组织大众参与政治方面，现代政体的独具制度因此就是政党……政党恰恰是现代世界所独有，并普遍存在于现代世界。它是现代政治所特有的制度。政党是政治参与的工具，是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结果。亨廷顿把政党视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政治体系内部，随着政治参与的扩大化，必须有政治组织来使其制度化，由此出现政党这种现代政体特定的政治参与工具。对于西方英美等民主政治国家的政党发展来说，参政权的变化体现了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发展轨迹，从18世纪的参政权局限在少数人手中，到19世纪工人运动争取权利的斗争，参政权在不断的扩大，任何企图获得政治权力的团体或个人，都必须通过政治组织的团体力量，来组织、动员民众，积蓄力量，以求获得选举权的胜利。到了20世纪，随着普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西方政党制度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因此可以说，议会制度和普选制度的建立及其完善是西方政党类型生长的制度环境。西方政党从早期的干部党、精英政党发展至今天的群众性政党，体现出随着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变迁，政党组织本身也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不过这是在西方多党竞争的政治体系下，随着普选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完善，政党本身不断演变的进程，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有着较大的不同。
制度论、危机论都可以统合在发展论的理论模式之下，相比而言，制度论和危机论的研究对象更为具体，而发展论的研究视角则更为宏观和广泛。制度论主要侧重分析政党的产生和议会制度、选举制度之间的关联，换言之，制度论主要是分析内生政党的理论工具，而危机理论主要是借用危机这一概念对政党的产生做出独特的分析，认为政党的产生可以从变化社会中几种危机的出现来加以解释。发展论使用的范围更为广泛，无论是西方或非西方的政治体系下政党的起源，都可以借用这种分析框架。从传统政体向现代政体的转变，意味着政治发展的进程，而其中议会制度、选举制度的发展又是政治发展的重要环节，而此时作为变化社会中的政治转型，危机的出现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的理论视角，以此可以更为清晰和透彻地了解政党产生这一复杂的政治过程。因此可以说，制度论、危机论都是在政治发展的视角下对政治参与、政治组织的变化，并以此导致现代政党产生的过程进行诠释的。
对于非西方的政治体系，由于历史、文化及社会组织的差异，政党的孕育、创生、发展、演变直到成熟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目前绝大多数的欧美政治学有关政党政治的论述，大多肯定欧美政党形态为典范(model)，但是如果用这些理论来探讨“非西方”的政党体制，尤其是分析政党起源的问题，有时会出现格格不入的现象。研究政党的著名学者纽曼按照政党的功能，曾把政党分成两种类型：代表政党(Parties of representation)和整合政党(Parties of integration)。前者指代西方社会政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而整合政党多属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主义政党类型，其主要功能是整合社会的各种利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政党体制，主要是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所致。彭怀恩在分析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建立时也指出，建国政党或动员政党(mobilization party)的类型在发展中国家更为普遍，这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党的前身多是为了争取民族独立或摆脱殖民统治，以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为目的的政治团体，甚至在革命胜利之后，为了继续从事建国工作，还需要开展政治动员，因此强有力的组织力量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是社会出现多重危机的产物，政党创生时或创生之初的历史来源对政党的组织结构有着重大的影响，这主要指政党组织结构创生和发展的方式、方法、出发点或起点的关系问题。
政党在创生、起源时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国政党组织的演变和政党制度的建立，内生政党和外生政党在起源上的差异也造成了他们发展模式的不同，内生政党多产生于先发现代化国家，是随着选举制度和议会制度的完善而建立起来的，这种政党类型大多会发展成为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即两党制或多党制。而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多属于外生政党的类型，即建国政党，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工具，在建国后因为缺少议会制度和普选制度的支持，最后大多数发展成为非竞争性的政党制度，即一党制的政党制度，因此我们可以说研究政党在起源时的状态直接关联到对各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深入理解。以上几种重要的理论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政党产生的动力和制度基础做出了合理的分析，同样具有理论上的自洽性和概念上的明晰性，因此可以作为我们分析的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