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波动周期的度量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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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L Classification:E320,C130,C32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的经济学者对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一直就没有停止过,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以后到底出现过几次宏观经济波动;二是每一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的成因是什么。实际上,解决第一个问题是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必然前提,因为我国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特殊的渐进式改革历程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很难简单套用西方的经典经济理论来描述清楚,所以,要想很好地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必须首先明确界定出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曾经出现过几次宏观经济波动,以及每一次波动的具体发生时期。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周期的划分,目前学术界存在几种不同的意见,刘树成、张晓晶、张平(2005)认为,我国一共经历了五次经济波动周期,分别是1977-1981年、1982- 1986年、1987-1990年、1991-2001年和2002-2005年;吴俊培、毛飞(2005)认为经历过两个经济波动周期,分别是1979-1993年和1994-2005年;卢建(1987)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直到1985年只出现一个经济波动周期,而不存在两个经济波动周期,这种意见也得到了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魏杰(2001)认为在2001年之前中国经历了三次宏观经济过热和一次宏观经济过冷,过热分别是1984-1986年、1987-1990年、1993-1995年,过冷是1997-2001年;而对于2002年以后宏观经济运行究竟是否出现了过热,学术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

其实,这个问题不只在我国存在,在国外,如何更好地测度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也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Taylor和Woodford(1999)就曾经提出,如何界定经济波动周期以及如何量化一个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与经济波动周期本身的协动(comovement),这是经济波动周期领域中两个最主要的问题。

事实上,关于目前的所有分析,基本上都建立在全国经济普查之前的统计数据基础之上,数据的统计误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已有的经济分析造成不良的影响。因此,在获取全国经济普查的最新统计数据之后,为了更好地对中国经济波动周期进行划分,本文比较了几种国外经济学界公认比较成熟的测度方法,希望通过这些方法的验证和对不同方法所得到的结果的比较,能够对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的界定提供更为科学的依据。

二、衡量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和方法

Taylor和Woodford(1999)提出,衡量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波动的方法就是看总产出和其它相应经济指标的时间序列对于它们长期趋势的偏离程度,这些指标有很多,NBER经济波动周期确定委员会使用了总产出、收入、就业、贸易等等指标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但是其中最基本的指标就是 GDP,对于其它的指标的研究一般需要建立在对GDP指标的研究分析基础之上。所以,在判断宏观经济波动是否出现时,我们主要是考察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即

经典经济学中对潜在产出的定义是,在稳定的价格水平下,给定当时的技术水平,劳动力实现充分就业时,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资本和劳动力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量。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秘书处对潜在GDP的定义是,在稳定的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中期的总产出水平,在这个定义下,笔者认为,研究一个国家相对于中期产出趋势水平的偏离更具有操作性,因为一个国家调动所有生产要素所能够实现的最大产出能力很难精确衡量,这对于各个方面的统计数据要求非常高,因此本文的研究基本是以OECD的定义为基点。

三、度量实际GDP波动程度的方法

目前学术界衡量潜在GDP的方法主要有单变量工具法(Univariate methods)、生产函数法 (Production functions methods)、增长核算法(Growth accounting methods)和分部门核算加总法(Analysis by sectors),等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方法是前两种,单变量工具法是通过统计方法来分析实际GDP数据,分离出其中的周期成分,得到的趋势就被认为是潜在GDP的数值;而生产函数法是根据当时的技术水平估计出全要素生产率,统计出充分就业人口和资本存量,再由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来计算潜在GDP的数值。

本文的研究主要就是依据这两种方法,首先计算出我国的潜在GDP,然后根据实际GDP偏离潜在GDP的程度来测度宏观经济波动。

(一)单变量工具法的检验①②

1.线性趋势法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实际GDP的时间序列是包含单位根的,而用线形趋势法则无法消除这个影响,所以他们对这种方法提出了置疑。但是Nelson和Plosser(1982)坚持认为,实际GDP是一阶差分稳定的,他们特别提出,在研究中应当注意,稳定的、接近于1的自回归根(large stationary autoregressive roots)与单位自回归根(unit autoregressive roots)事实上是很难区分开来的。

线性趋势法认为,在一定时期内,实际总产出是按照一个稳定的速度增长的,即

然而,从长期来看,β并不是一直固定不变的。当某一年度有影响整个经济形势的政策颁布的话,该年度就会有可能成为一个突破点(breakpoint),在其前后两段时期的GDP增长速度会发生明显变化。

我国在建国之后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政策变化:一是1979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由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二是1992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EVIEWS4.1对1952年—2005年的不变价GDP数据进行Chow-Breakpoint检验,在置信水平为1%的条件下拒绝了这两个点不是突破点的原假设,即这两个年份把不变价GDP时间序列划分成的三段样本区间中,分别有明显不同的斜率。

那么,分别以1952年—1978年、1979年—1991年和1992年—2005年的数据为样本估计一元线性模型可得:

而得到的周期波动项③如图1所示:

2.H-P滤波法

从上个世纪末开始,H-P滤波法得到了日益广泛的应用,其原理是把样本点的趋势值当作潜在 GDP,通过最小化实际GDP和样本点的趋势值,来估算出潜在GDP,也就是:

周期成分

但是,目前对于H-P滤波法存在的最大争议就是λ的取值。当使用季度数据时,经济学研究者们一般都认同Hodrick和Prescott(1997)的意见,λ=1600,但是当使用年度数据时,学术界对λ的取值存在着不同观点,Backus和Kehoe(1992)认为应当取100,而OECD则提出应当取25。

因为目前比较全面的只有1952年以来的不变价GDP的年度数据,所以我们对λ分别取100、 50和25,使用MATLAB6.5对实际GDP数据进行估计后的结果见图2:

3.Band-Pass滤波法

Baxter和King(1999)认为H-P滤波法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在所取的数据时间序列的末尾,周期波动成分的表现会出现误差,二是当使用年度或者月度数据时,λ的取值不明确。所以,他们提出Band-Pass滤波法,认为可改进H-P滤波法的这两个问题。

Band-Pass滤波法的原理就是,首先确定经济波动周期会维持多长时间,即最短时间和最长时间,然后相应设置一种固定了最低频率和最高频率的滤波,使得时间序列中处于这个时期之间的周期性波动成分能够通过,从而去除掉更高以及更低频率的波动成分。Band-Pass滤波法采用了三年滑动平均法,通过权重的选取以实现最佳滤波和大致最佳滤波之间的平方差最小,并且满足当频率为0时,滤子的取值为0这个约束条件,从而尽量使得所得到的结果和所取样本时期无关,即所构建的滑动平均是不会随着样本点时期不同而发生变化。

其具体做法是,首先设计出一个Low-Pass滤波,假设其最佳形式为:

最后,在此基础之上,构建Band-Pass滤波BP[,K](p,q),即在截断点为K的条件下,Band-Pass滤波能够通过持续时期为p到q的经济波动周期影响。NBER的研究人员发现在成熟的美国经济体中,经济波动周期的持续期间在18个月到8年之间,因而,Baxter和King(1999)提出,在使用季度数据时,p为6,q为32,而由实证表明,为了避免损失过多的样本观察值,K取12为最佳。

由于我国建国之后的季度数据很不完善,所以就把研究建立在不变价GDP的年度数据之上。我们这里也假定NBER宣称的美国经济波动周期的持续时间同样适用于我国,那么我们进行研究时,首先,取p=1.5,q=8,K=3,使用MATLAB6.5对不变价GDP数据进行估计,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来,1992年开始的经济波动周期一直到2002年都无法判断其是否结束,本轮经济波动周期持续了至少11年,q取值至少为11。我们再假设2002年真实GDP达到最低点,即本轮经济波动周期结束,那么我们应当重新取值,p=1.5,q=11,K=3,再次使用MATLAB6.5对不变价GDP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见图3,这样得到的结果才和我们对参数的取值相一致。但是,由于K取3,1955年以前和2002年以后的数据被截去了,我们还是无法判断2003年不变价GDP是继续下降还是开始上升,因而我们再取p=1.5,q=11,K=2继续做检验,以观察2003年不变价GDP的发展趋势。由结果可以得出,2003年真实GDP开始上升,1992年开始的经济波动周期持续了11年。

由中国的实际经济波动周期可知,我们做Band-Pass滤波检验时,最终应当取p=1.5,q=11,K =3的结果。

(二)生产函数法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估计④

生产函数法的原理就是认为总产出取决于生产过程中的三个因素,资本存量、劳动力投入和技术水平,总产出可以表示成为这三个变量的一个函数关系。由于生产函数法背后有经济理论作为强有力的依据,因而国外官方组织一般都采用这类方法对一国的潜在产出进行估计,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采用的是分段趋势估计法,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采用的是两阶段估计法。

我们这里的生产函数取标准的Cobb-Douglas方程

然而,这个方程并没有考虑到时间滞后变量,为了更好地估计系数值,我们可以在回归方程中引入时间滞后变量,如下:

由于我国目前的正轨经济尚未成熟,以及统计过程中种种不完善的情况导致了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受到外界置疑,那么,由此而估计出来的β长期趋势值相对不会受到短期周期性因素干扰,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弥补统计过程中出现的失误。

由于我国在2005年实行了全国经济普查,统计部门对数据进行了调整,1993年以后的详细数据还没有调整完成,所以这里只是对1952-1978年和1979-1991年的数据分别进行回归检验。

对方程(13)做回归时,首先忽略trend项,得到的残差项经过H-P滤波法分离出趋势项,则趋势项时间序列就可以被认为是trend项,由于这个思路和OECD的两阶段估计非常接近,所以这里的λ就取OECD建议的25。当得到trend项的时间序列以后,我们再对方程(13)重新进行回归,可得β值分别是:

四、测度经济波动周期起止时期结果的比较分析

本文使用了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Band-Pass法和生产函数法分别估算了潜在GDP和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期。除了生产函数法使用中,由于1992年之后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数量的统计数据不可获得以外,其它方法都检验了1952-2005年的不变价GDP,以尽可能加大样本容量。

我们从图5中可以看出来,在 1992年之前,这四种方法的拟和效果非常接近,而在1992年之后,线性趋势法、H-P滤波法和Band-Pass法对于数据的拟和也几乎一致。虽然在H-P滤波法中,λ的取值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在下图中也可以看出,只是周期波动项的幅度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而对于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期,在λ的三种取值情况下都非常接近。

从图5中,我们可以得出四种方法来测度经济波动周期所得的结果,如果从实行改革开放的 1979年所处的经济波动周期开始算起,那么这四种方法对于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的估计具体见表1。

就单变量工具法和生产函数法这两大类估计方法来看,各自都有明显的优缺点。单变量工具法是单纯从不变价GDP时间序列来分析,更容易找出数据的趋势变化,能够更好地拟和数据,但是它的应用主要偏重于统计方法的改进,经济学理论底蕴稍显不足。生产函数法背后有着经济学理论做支持,更具有解释意义,但是缺点就在于生产函数方程中的各个变量的统计数据的准确度必须要很高,而在一个国家的实际统计过程中,这需要很多努力,不只我国,其它国家也是如此。

笔者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生产函数法对于数据的要求很高,文章选取的数据可能会存在一定的不准确;第二,当使用年度数据时,H-P滤波法对于的取值还有很大争议;第三,H-P滤波法在末尾几年的结果表现并不好。因此,通过对这四种方法所做结果的相互验证,笔者估计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经济波动周期应该为:第一次经济波动周期1977-1982年,第二次经济波动周期1983-1986年,第三次经济波动周期1987-1991年,第四次经济波动周期1992-2002年,第五次经济波动周期2003-2005年。因为目前的数据只有到2005年,本轮经济波动周期是否仍在持续还不确定,等待以后年度的数据进行验证。

五、结论

目前国内对于宏观经济波动的研究文章很多,然而正如本文开始所言,对于每一次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期以及经济波动周期背后的导致原因,理论界存在的争议很大。现有的文献中,尤其是分析宏观经济波动背后导致原因的文章,一般都直接给出了历次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期并进行下一步的分析,鲜有文章给出界定经济波动周期起止时期的理论依据。因而,本文比较了目前国外公认比较成熟的几种度量方法,分别是线形趋势法、H-P滤波法,Band-Pass滤波法以及生产函数法,并根据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后的调整数据,对我国1952年—2005年的数据进行检验,接着对不同的方法所作的结果进行相互验证,估算出来改革开放以后出现过的历次经济波动周期的起止时间。这个结果,则正是进一步研究分析历次宏观经济波动背后深层次原因的必要基础。

注释:

①在其中涉及到的三种方法中,使用的数据分别来源于:1952年—1977年的数据,Chow(2002);1979年一1992年的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2005年的数据,是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不变价GDP的增长率推算而得,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是根据2005年全国经济普查之后的结果所得。

②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均为不变价,以1978年的价格指数为基准。

③因为统计分析一般都基于GDP取对数的基础之上,我们这里就用可以看出两者的波动趋势是一致的,只是幅度不同而已。

④在这种方法中使用的数据来源于Gregory C.Chow(2002)。

⑤参见Jorg Scheibe(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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