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崇拜论文,中山公园论文,民国时期论文,空间论文,中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6）01—0001—18
民国时期中国曾出现孙中山崇拜运动，国民党透过时间、空间、仪式、教育及传媒等多个维度，将孙中山符号向民众传输，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全国广泛掀起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中山公园成为国民党政府推行孙中山崇拜空间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成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同名公园，在民国时期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过较大影响，是新兴民族国家透过空间重组对民众进行控制影响的重要权力场域。目前学界少数学者在研究公共空间、市政建设、园林时对中山公园略有涉及，① 仅有陈海忠对汕头中山公园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历史学个案考察，其中谈到党化教育，但尚无学者从空间与象征的维度深入剖析中山公园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力渗透场域对人们日常生活、社会记忆的影响，也没有学者对全国中山公园建设运动进行过全面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山公园既是作为一个物理场所的空间存在，又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是一套意义与符号的系统再现，有必要对其进行全面考察，并从空间的维度分析其内在结构与纹理，以揭示中山公园建构背后潜在的意义：孙中山符号的空间化与日常生活化，国民党对权力空间的操控与意识形态传输， 民众对中山公园空间象征意义的接受与实践以及对中山公园空间的再建构，最终形成的关于孙中山记忆。本文初步运用现代空间理论与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研究，希冀能深化民国政治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一 中山公园纪念空间的生成
现代意义上的公园是由近代西方列强引入中国，进来伊始即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既是西方文明的象征与新兴生活方式的体现，又是殖民主义空间渗透的重要载体，由此，随殖民主义进入中国的公园本身就是一套自成体系的语义系统，公园在一定时期成为中国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集体记忆的代名词，并成为近代中国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的政治空间。恰恰由于公园这一休闲空间在近代中国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导致中国人自己建造公园时特别强调民族主义特性与教育功能。 ②
在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中，国家权力渗透的方式之一就是时空重组，这是现代性的重要表征。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步入全面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阶段，时空重组成为国民党进行统治的权力技术。国民党政府在将意识形态向社会广泛传输时，将触角伸向日常生活等各个向度的空间，动员一切资源进行国民教育，公园成为重要的政治与社会教育空间。一般公园都被列入社会教育类，中山公园也是如此。③ 国民党竭力推行三民主义党化教育，努力推行孙中山崇拜运动，由此，利用公园推行孙中山崇拜成为国民党与各地政府的必然选择。孙中山逝世后，民国各级政府逐步将中山公园作为政治空间在市政建设中推广，兴起中山公园建设运动。
孙中山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在民国建立后受到民众的普遍尊敬。国民党从教育、出版、设置纪念日、做总理纪念周等多方面建构孙中山伟人形象，孙中山逐渐成为国民党以及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中山”也成为一个政治象征符号。为进一步向民间传输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的“中山”符号，国民党及民众又在空间层面对孙中山符号进行建构。
当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社会各界即为“民丧国父”、“党失导师”而哀鸣，④ 各地举行声势浩大的追悼仪式。但追悼会只能暂时表达人们对孙中山的纪念，为了永久纪念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一些团体及个人提出修建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这一类永久性纪念场所。3月15日，即孙中山逝世后第三天，江苏省公团联合会等64个团体向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致电，提议在南京紫金山建中山公园。⑤ 同日，陈冰伯发起在上海建中山公园，得到各界人士赞同：⑥
吾人纪念中山之法，莫如于沪滨国土集资开中山公园、立中山遗像、镌中山遗言、高标三民主义……瞻仰伟迹，不免有人亡神存之感，而起悲昂奋发之思，即外人园游睹迹，亦知委靡之中国，尚有独立之精神在也。……惟最要者，园宜建诸华界，即吾人所谓国土者。费用不稍借重外资，庶符先生生前独立不依之精神，而扫近代假借外力之恶习。
从陈氏的建议可以看出，建立中山公园的目的是为建立永久性纪念空间，促使国人奋发图强，同时让外国人明白中国人具有奋争与独立精神。无疑，国人兴建中山公园已经超越纪念孙中山的考量，而试图将其升华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这也是后来国民党能够推广孙中山崇拜运动的根本基础。
上海闸北公学学生致函各界，赞同陈氏建议，并呼吁闸北市政兑现原计划在华界柳营附近建设公园的建议，定名中山公园，“为中山先生留一绝大纪念，以为瞻仰。”⑦ 3月16日，中华民国各团体联合会建议“建设上海中山公园并铸铜像，以留永久纪念”，并建议南京“改为中山城，并再建中山公园。”⑧ 与时同时，北京公祭仪式上出现这样一副挽联：⑨
心系民国，言系民国，行系民国，民国常存；
山名中山，城名中山，园名中山，中山不朽。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纪念孙中山可以通过城池、公园等命名而使“中山”之名不朽。在个人与社会团体呼吁的同时，国民党地方党部也开始倡议。3月26日， 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在致各地同志函中建议“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及各大城市创立中山公园及图书馆；人民自动集资，在各大城市建立铜像。”⑩ 显然，国民党不局限于地方性、而是要在全国掀起一场由民间广泛参与的中山公园运动，目的是通过这种动员来强化民众对孙中山符号的认同与建构。
广东省香山县作为孙中山的故乡，对于筹划纪念事宜最为积极，并迅速投入实际操作。香山县工务局长早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唁电中已经提出建中山公园：“元首德高舜禹，望重中西，千古不朽”，决定建中山公园，“立像建碑，以伸纪念。”(11) 3月底，香山工部局就拟定详细计划向政府请求拨款，同时举行募捐。(12) 但因财政困难，广东省并未拨款，并强调款项应该全数募捐，因为“合国民之力，方昭崇报之诚……以表纯粹之民意。”(13) 香山县带动了全国各地的中山公园兴建运动。以后，各省市积极行动，江西省各界也敦请“政府迅速筑中山公园及中山纪念碑”。(14) 建设新中山公园或改建中山公园成为各地政府及团体的共同设想，由此，中山公园作为孙中山纪念空间在全国各地逐步生成。
二 全国中山公园建设运动
孙中山逝世后国家尚处于动荡之中，即使南京政府成立后，各级政府的财力仍然有限，地方当局遂透过动员社会力量来共同完成这一象征性符号在政治中的建构，征用各地原有公园资源及民间资本，从而加速孙中山纪念空间的生成。中山公园在初期的倡导与建设中，民间力量发挥了一定作用。如宁波各界发起筹建的中山公园，款项全由募捐而得，其中商会捐款2.8万元，殷富捐款1.83万元，承源、敦源等钱庄借垫1.6万余元。(15) 但宁波属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对于中国大部分城镇而言，建设公园是一项耗资巨大的市政工程，在民间社会发展薄弱、国民经济整体不济的民国时期，民间徒有设想而无法付诸实践。因此，中山公园建设工程基本由政府与军队承担，民间力量在中山公园的物质空间构造中担任次要角色，国民党各级政府成为中山公园空间的主导建造者。
孙中山逝世后，许多大中城市将原有公园直接改名为中山公园。最早改名中山公园的是广州等地，孙中山逝世后20天，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即下令将原观音山改为中山公园。(16) 随后，贵阳唯一的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17) 1926年，孙中山逝世后举行公祭大会的北京中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曾作灵堂的拜殿改名为“中山厅”。(18) 天津的天津公园、山西太原的瀛湖公园等因为孙中山曾莅临讲演而改为中山公园。(19) 改名型中山公园，一般都位于近代化相对较早的大中城市，政府与各界可以不需大量资金即能更快捷地取得宣传孙中山的成效，在孙中山逝世后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大部分采取公园改名这一形式，少数小城镇中也存在将原有公园甚至个别私园改名改建的现象，如广东省乐昌县将原昌山公园、江西省萍乡县将士绅所建方公园改为中山公园，(20) 湖北省宜都县国民党驻军甚至将私家园林卢园改建并改名为中山公园。(21) 任何一个空间的命名实际上都是一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改名更是对原有空间意义的重构，反映出改名者对空间新生意义的强调。政府将公园改名既是一种经济的选择，同时也是政府意志在空间重构中的体现，国民党透过公园更名与改建，取得对孙中山符号诠释的正当性霸权，从而体现出其作为孙中山继承人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地位。
在改名、改建的同时，各地建设了大批新中山公园。这类公园一般具有完整规划，在城市空间的定位与城市规划较为一致。中国人非常重视城市构造，早在《周礼》“匠人营国”中就记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22) 官署、学宫、庙宇都是具有政治与文化象征涵义的建筑群，它们从权力与象征系统分割着空间，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方式，是中国人宇宙观、权力观与秩序观在空间上的体现。近代以后，这种空间象征系统并没有根本改变，但中山公园的出现却改变了这一格局。它一般位于城镇较为重要的区域，这固然与公园作为公共活动空间必须交通便利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试图突出中山公园的地位，这是设计者赋予孙中山隆尊地位在空间中的体现。正是通过空间里的中心—边缘定位，从而确认由此衍生的权力—差异关系：即中山公园中所蕴涵的孙中山符号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
笔者考察了众多中山公园在城市中的位置，基本上处于城市的中心或闹市区的边缘，新建公园多与县政府、县党部相毗邻，或距文庙、学宫不远，并距中山路较近，在整个城市空间中占据突出位置。以湖南汝城中山公园的地理位置最为典型。1930年，汝城兴建中山公园，择址于县政府后面，(23) 与县政府、圣庙、中山纪念堂及县党部紧密相连。见下图：(24)
湖南汝城中山公园、中山堂图
简单示意图：
中山公园空间定位的政治化在民国时期并非个别现象，广东清远的中山公园也建于县政府之后，中间仅一墙之隔，而广东钦州的中山公园则位于县党部对面。(25)
在中国城市营造上，中轴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定位标准，中轴线的概念源于儒家“居中不偏”、“不正不偏”思想，历代帝王宫殿、政府衙署均位于城池的中轴线上，这一空间定位系统所体现的是对帝王与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民国时期，城市营造依旧沿袭这一传统。因此，部分中山公园虽与县政府、县党部有一定距离，但却在同一中轴线上。广东三水县中山公园位于城中闹市区，与县党部、学宫在同一中轴线上，紧邻清代考棚遗址。(26) 河南开封、广东新兴等地中山公园均位于城中主干道中山路的尽头。(27) 中山公园不是一般休闲性公园，它在城市空间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是孙中山具有至高至尊领袖政治地位的物化体现。
一般而言，公园属于政府控制的市政建设工程，但国民党军队在民国时期的特殊地位，军队也成为建设中山公园的重要力量。湖北蒲圻、枝城、福建龙岩、广东紫金、广西龙州、贵州清镇、甘肃固原的中山公园均为国民党驻军所建。(28) 由于经费、职权矛盾等问题，军队与政府所建的中山公园存在差异，特别是园内纪念建筑略为逊色，但建设者仍然尽力建构孙中山纪念空间。1926年，国民革命军29军在四川三台县城外兴建中山公园，仅一年时间竣工，建有图书馆、纪念碑等。(29) 军队在建中山公园时，有的也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如广东梅县松口、湖南新田、湖北沙市、兴山、广东廉江、云南马关等地中山公园均由驻军与地方政府共同兴建。(30)
30年代以后兴建中山公园已经蔚然成风，中山公园如雨后春笋，成为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最为普及、且最具政治色彩的市政公用工程之一。笔者根据全国各地民国时期出版的建设报告、档案资料、地方志、旅游指南及新方志、文史资料初步统计，全国（包括光复后的台湾）在民国时期共建有267座中山公园。见下表：(31)
全国中山公园表（1925—1949）
省份
市、县、镇名称
公园数目
江苏
句容、溧水、金坛、上海、松江、川沙、崇明、昆山、江 17
阴、盐城、如皋、高邮、武进、启东、东台、嘉定、泰州
浙江
杭州、宁波、富阳、嘉兴、淳安、温州、桐乡、平湖、长 22
兴、鄞县、奉化、象山、绍兴、衢县、江山、开化、金
华、兰溪、龙泉、云和、丽水、永嘉
安徽
蚌埠、青阳、舒城、南陵、当涂、泾县、婺源、石埭 8
江西
南昌、广丰、赣县、永新、莲花、萍乡、武宁、瑞金、清 13
江、高安、万载、临川（今抚州）、湖口
湖北
武汉、沙市、宜昌、枝城、光化、兴山、蒲圻、均县（今 14
均州）、天门、恩施、枝江、谷城、阳新、光华（今老河
口）
湖南
长沙、汝城、新田、新宁、岳阳、邵阳、澧县、洪江、永 13
兴、衡山、浏阳、临醴、郴县、
四川
重庆、成都、南川、宜宾、三台、隆昌（城内城外各1个）、 11
南部、南江、达县、绵竹
福建
福州、厦门、龙岩、东山、华安、建瓯、漳州、长汀、连 28
城、南平、泉州、永安、漳平、平和、永定、永定县坎市
镇、松溪、龙溪、南靖、诏安、漳浦、上杭、崇安、古田、
宁化、龙海、邵武、平和
广东
广州、英德（大湾镇）、浛洸镇、深圳、汕头、汕尾、廉江、 57
河源、怀集、梅县、大埔、东莞、清远、兴宁、连平、
翁源、高州、惠来、花县、化州、佛山、紫金、顺德、惠
州、三水、四会、罗定、乐昌、阳江、江门、五华、海康、
乳源、中山、台山、揭阳、从化、澄海、新会、广宁、饶
平、吴川、龙门、曲江、汉门、潮州、鹤山、合浦、北海、
恩平、丰顺、海口、连县、阳春、新兴、电白、信宜
广西
邕宁（今南宁）、桂林、平乐、梧州、修仁、龙州、鬰林 27
（今玉林）、桂平、靖西、贵港、防城、平南、北流、陆
川、天等、百色、东兰、平果、富川、那坡、博白、宾阳、
灵山、上思、田阳、蒙山、都安
云南
马关、永仁、镇雄、永康、威信、普洱、麻栗坡、
7
贵州
贵阳、清镇、沿河、安龙、独山、江口、思南、开阳、正 13
安、修文、广顺（今长顺）、荔波、榕江、
河北
北平、天津、保定、 3
山东
济南、青岛、商河、泰安 4
河南
开封、博爱、上蔡、焦作、济源、武陟 6
山西
太原、清源、
2
陕西
宝鸡县虢镇、乾县、 2
甘肃
天水、西固（今舟曲）、岷县、张掖、清水、固原
6
宁夏
银川
1
察哈尔 张家口 1
新疆
迪化（今乌鲁木齐） 1
辽宁
沈阳
1
吉林
长春
1
台湾
台中、台南、嘉义、旗山、新竹、宜兰、宜兰县罗东镇、 9
屏东、南投
总计 267
民国时期出现如此众多的中山公园，折射出国民党所推广的孙中山崇拜运动得到地方政府、军队及民间人士的认同，国民党将孙中山定位为党的“总理”、中华民国的“国父”，神圣的地位使得各级地方政府或军队都将宣传总理遗教与“中山”符号作为自己天然的职责。笔者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仅查到4 条关于中山公园的档案，检索《中央日报》（1927—1949年）也仅有相关记录30余条，均未发现中央倡导修建中山公园的文件或命令，可见，中山公园的建设更多地源于地方政府、各地驻军与民间，但国民党是以党治国，政府完全是由国民党控制，因此，中山公园的建设尽管以地方政府为主，但仍是国民党控制意识形态与宣传孙中山崇拜的结果。由于中山公园既可作为市政建设的政绩，又可与民同乐，还能完成宣传总理遗教的政治任务，各地都将中山公园建设作为政府德政的象征性工程。但必须指出，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中也存在问题，少数地方政府借机创办供政府官员享受的“私园”，譬如，浙江宁海县曾将原来的县苗圃改建为中山公园，园内古亭亦改称中山亭，但该园主要供政府工作人员工余休息，仅在元旦或“双十节”偶尔对外开放，因此，宁海百姓仍称此园为县圃，不叫中山公园。(32) 类似的情形在河北张家口等地也存在。(33) 地方政府将中山公园作为独占资源不让民间享用，使公园失去了本身的特性，无法发挥宣传孙中山崇拜的功能。个别地方政府迫于压力修建中山公园，但实际态度并不积极。1941年湖南省耒阳县政府曾规划建中山公园，绘有图纸及招标规范，但直至1949年依然是纸上蓝图。(34) 此外，少数地方政府只管建设，以求政绩，却不重视日常维护。山东济南中山公园因没有经费维修，以致阴雨连绵多日后，园内阅览室及部分围墙倒塌。公园管理处曾申请维修经费，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因倒塌才经省政府审核批准拨款。(35) 有的中山公园甚至沦落到无法经营的地步。宁波中山公园建成后经费无着，管理困难，逐渐被商会、学校等文化、商业团体占用。抗战期间，园内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战后县政府无力整修，只好租赁给商人经营。(36)
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山公园建设运动遍布全国各地，偏僻的边陲小镇也出现了中山公园，充分说明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取得了一定的实绩，而民众也在这场运动中获得了休闲娱乐空间。
三 中山公园空间象征建构
近代中国公园尤其是纪念性公园是社会政治化的产物，它所表达的象征意义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从民国时期各地政府与军队所建中山公园来看，目的极为明确，通过空间的建构向民间推广孙中山符号，进而达到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空间的生产。
具体这种空间的生产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那就是通过空间象征系统的建构，即外部空间位置及内部建筑的空间组合来实现。改名而来的中山公园因原有空间位置与格局的局限，只能通过增加建筑来进行空间的分割与重组，一般为孙中山像、中山纪念堂、纪念碑、纪念亭等。杭州中山公园由改名而来，1929年政府在内增建中山纪念亭。(37) 纪念亭使原有空间格局发生改变，空间政治性增强，弥补了原来公园无法完全按照纪念公园规划的缺失。另有部分公园在改名的同时进行改建，如浙江宁波中山公园是由旧宁波道台衙门和后乐园改建而成，为改变空间布局，公园进门处建“遗嘱亭”，亭内建总理遗嘱碑，园内还建有“民主亭”和“中山亭”，(38) 这使公园空间完全“中山化”。与此相类，武汉中山公园由原来的民乐园改名而来，后增建奉安纪念碑、中山纪念亭、纪念堂，将原来单纯的“民乐”空间而转化为政治空间，而使“游人至此无不动景仰之忱”。(39) 这种空间的转换实际上是新型意识形态空间的生产。
为营造孙中山崇拜的情境，中山公园的空间布局与众不同，首先是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正门。这一方面是受传统园林门楼、牌楼形式的影响，另一方面是为突出孙中山民族主义精神领袖地位，中山公园园门大多采用中式牌坊式样（极少数为西式园门，如宁波中山公园）。
在这些具有民族建筑特色与气势的门楼上，最为醒目的是“中山公园”4个大字，一般由通晓书法的地方长官或驻军将领题写，也有部分为书法家题写。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谭延闿以及孙中山精神遗产的主要阐释者之一的胡汉民以及“总理信徒”蒋介石等，都曾为一些地方的中山公园题写匾额，广东大埔中山公园园门匾额“中山公园”4字由胡汉民手书， 园内中山纪念堂的中堂为蒋中正所书“景仰国父”，林森书“作君作师”。孙中山遗像上书“博爱”二字，为孙中山生前真迹。(40) 具有类似地位的还有广东汕头、清远等中山公园。国民党元老为中山公园题字，是对中山公园宣传孙中山崇拜功能的直接定位，为中山公园平添了几分庄严，并提升了中山公园的地位与声名。
纪念公园最显著最经典的布置当属被纪念者的塑像，中山公园内最重要的象征物自然是孙中山塑像，无论是庄严凝重的铜像，还是朴实无华的石像，都是中山公园的核心布置。步入广东清远县中山公园，印入人们眼帘的就是正对面的孙中山全身塑像，塑像底座颇高，巍然屹立，(41) 塑像与人在空间上的距离让人必须仰视，使人顿生敬仰之感，正如不少中山公园建有“仰止亭”，力图让人们对孙中山产生“高山仰止”的崇拜之情，并形成深刻记忆。湖北武汉、广西桂林、江西清江、山东青岛、广东连城等地中山公园内均有孙中山塑像。没有条件安置孙中山塑像的公园，则悬挂孙中山巨幅画像或遗像，以此达到让人们认识孙中山的目的。这些塑像或遗像强化了中山公园宣传孙中山符号的功能，许多人尤其是基层民众正是通过瞻仰塑像而对孙中山产生最感性的认识。
对于下层民众而言，除孙中山塑像外，建筑同样能直观地表达象征意义并传输意识形态。全国多数中山公园不是建孙中山雕像，而是建设既能作为纪念空间、同时又兼具公共集会与活动空间的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是国民党中央倡导的全国性工程，虽然它更多地成为党政机关的办公地，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建在中山公园内，是构成中山公园纪念空间的核心建筑。国民党最初提出修建中山纪念堂倡议时，就特别强调其象征意义。1925年3月21日， 国民党中央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社论，呼吁注重兴建庙宇和宗祠的中国人将“热诚用以建造国父会堂”。(42) 在国民党看来，建筑中山纪念堂可以将孙中山“国父”形象展示于空间。与中山公园的娱乐性相比，中山纪念堂更直接地体现出单一的纪念性与政治性。其实，这与著名社会学家福柯的论述是极其相似的：“空间位置，特别是建筑设计，在一定历史时代的政治策略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筑……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布署问题’。”(43) 中山纪念堂强化了中山公园意识形态的空间特质。
由于国民党的大力倡导，从孙中山举行公祭仪式的北京中山公园，到江苏川沙、浙江温州、湖南郴州、福建东山、广东河源等地，数十座中山纪念堂矗立于中山公园内，彰显出中山公园空间的象征性与政治性。虽然许多地区因资金等条件限制，无法修建中山纪念堂，但一般也都在园内建中山纪念亭、逸仙堂、总理厅、中山台、中山阁等建筑，同样发挥着强化纪念与崇拜孙中山的功能。以广东汕头中山公为例，园内计划建一座中山纪念堂，汕头市政厅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向全国公开征集设计图案，(44) 但中途一度为资金所困，市政府遂在公园基址上组织潮剧会演，发行彩票，举行游园大会，吸引了9万人（次）观众，筹集到1万多元资金。1928年8月，公园建成开放，并继续修建，最终建成中山纪念堂与中山牌楼。(45) 这一从倡导到筹款、兴建中山纪念堂，本身已经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与社会动员，孙中山纪念空间在中山纪念堂筹建过程中就得到拓展。此外，中山纪念堂一般为公园内最大的建筑，有的甚至是当地最大的公共建筑。如湖南省沙市中山公园内的中山纪念堂，位于公园中央，建制规模宏大，一次可容纳900余人集会， 纪念堂成为沙市民众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46) 许多中山公园内的纪念堂成为当地重要的政治空间与公共活动空间，其中心意象已经超越中山公园边界而扩展至全社会。
孙中山塑像与中山纪念堂是通过形象表达来建构中山公园象征系统，而空间书写三民主义政治语汇则直接导致空间的“三民主义化”。中国传统园林中匾额体现出建园者的目的与情趣，各地在中山公园建设过程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只是更加突出意识形态功能。一般在园门入口匾额有“自由”、“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如广东连县三江镇中山公园就是如此布置，并置有放大的孙中山遗像，遗像下有石刻的“总理遗嘱”全文。(47) 福建诏安中山公园的匾额除有上述语汇外，还有“三民主义化”对联：“天下为公”对“以党治国”、“三民主义”对“五权宪法”。(48) 前面已述，宁波中山公园内建有以三民主义命名的建筑， 实际上，这是民国中山公园中最为普遍的建筑布局。广东阳江中山公园内建有民族楼、民权阁、民生亭、民治亭、民有台。(49) 广东阳春春湾中山公园内建有博爱亭。(50) 安徽蚌埠中山公园空间布局设计也都围绕“三民主义”关键词展开：园内水池中建有一圆顶方柱，柱的正面刻有“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其余三面分别刻有“民族”、“民权”、“民生”。(51) 广西桂林中山公园内建有中山纪念塔，塔“上面三方，象征三民主义。每方均有四个大字：一是中山不死，一是主义常新；一是五权宪法。”(52) 此外，修建孙中山纪念碑，直接镌刻总理遗嘱，厦门中山公园内就建有国父纪念碑，“镌有国父遗训”。(53)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三民主义化”的空间布置与建筑，已经成为新建中山公园内的基本格局。
国民党将三民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关键词复制到中山公园空间中，使民众从视觉上更为直接地了解孙中山的思想内核，以达到“化民成俗”之功效。可以想见，在这样的公园中游玩，人们不可能不“习得”这些语汇，也不可能不对孙中山符号产生记忆。
四 民族主义象征空间的实践
空间永远都处在不断的建构之中，因为人是空间存在的主体，人的活动必然影响空间的存在。中山公园作为一个象征空间，它有着其独特的动员民众的意义与功能，而同时在这种动员之中，空间又被民众的实践再建构着。
政治象征符号一般都具有模糊性与弹性，它能够长期存在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能够发掘出新的象征意义。“中山”符号从一开始就具有民族主义的含义，而且经过国民党的全方位宣传与社会各界的共同接受与建构，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符号在民族主义意识方面的动员作用更为彰显，因为“要得到抗战胜利，绝不能专赖兵力，必须动员民众的精神”，而“中国民族，遵奉孙中山先生之遗教，相信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54) 这是国民党推行孙中山崇拜的积极意义所在。
建筑空间具有营造“情境”的因子，在外来势力入侵时，中山公园营造的是孙中山为谋求中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悲壮斗争“情境”，此时，中山公园所传输的三民主义更偏重于民族主义，身处其中的民众易于将“中山”符号影像化，强化其民族主义情绪。正因为如此，有相当一批中山公园是在抗战期间改名或修建的，如福建长汀县、广东乳源等县中山公园。(55) 这一时期中山公园内在空间布局也发生变化，园内建筑更强调鼓舞抗日士气，多建有正气亭、浩然亭等，并置有对联“杀敌成功”、“捐躯成仁”。(56) 有的则建祝捷亭或阵亡纪念碑，如1941年，如湖南长沙将群众俱乐部改称中山公园，在园内建湘北中日会战三次大捷纪念亭。(57) 1942年，福建东山中山公园建有“陆军第七五师二二四旅八一三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58) 浙江衢州、四川宜宾、湖南新宁等地中山公园内均有抗日将士阵亡纪念碑。(59) 随着“中山”符号民族主义象征意义的突显，抗战时期的中山公园也就转换为纪念抗日将士的场所。1944年，湖南新田兴建中山公园，其目的就是纪念“长衡战役”中牺牲的1000多名官兵，公园正中建“陆军新编第二十四师长衡会战抗日阵亡战士纪念碑”。(60) 这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山公园就是民族主义象征空间。
公园最本质的空间特质之一是公共性，中山公园为各地民众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抗战时期这一空间就成为各地宣传抗日的场域。1937年5月30日，4000—5000学生在汕头中山公园召开大会，纪念“五卅”惨案，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抗日救亡”的口号，并举行示威、游行，到市政府请愿抗日，掀起汕头市民的爱国热情。(61) 同年8月29日，福建厦门各界抗敌后援会在中山公园召开，6000民众参加抗日宣传大会。(62) 1939年春夏之际，浙江淳安中学全校师生在淳安中山公园举行“战时服务大演习”和营火晚会，《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战歌声响彻夜空。(63) 社会各界都将中山公园作为宣传活动空间，左翼文化人士为动员群众的抗日激，在中山公园组织各种歌咏活动。1938年4月，郭沫若、田汉等人在武汉中山公园举行万人歌咏日活动，由冼星海担任万人大合唱的总指挥，歌声震撼三镇，激发了各界人民抗日救国的战斗热情。(64) 次年元旦，著名作曲家贺绿汀带领中国合唱团在重庆中山公园举行露天歌咏大会，而后基本每月举行一次，将抗日歌曲歌词写成横幅挂在会场四周，并印成小册子免费赠送给听众，扩大影响，还邀请国民党进步人士邵力子等到会演讲，宣传团结抗日。(65) 中山公园为民间组织宣传抗日提供了空间场所，其实政府同样利用中山公园宣传抗日。1940年，浙江省主席到淳安中山公园广场作抗日形势报告，而且中山公园是召开国民月会、夜晚提灯会的主要场山所。(66) 中山公园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为激发民众抗战发挥了重要的功能。
空间象征与实践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化场域，人们在理解空间象征的同时，其实践活动又在进一步强化着空间象征，是对空间的再建构。中山公园内举行的抗日宣传活动，进一步将中山公园及孙中山符号强化建构成为民族主义象征，而且民众通过空间中的实践表达着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由于普通民众对文字与话语没有支配权，他们只能通过实践来表述其思想。抗战时期，中山公园就成为普通民众表达其民族主义情绪的实践空间。1943年，江西省清江县民众为表达对孙中山的敬仰与抗战到底的决心，自发在中山公园内增建孙中山塑像及抗日烈士墓，民众的表达方式往往是通过对比来进行的，他们模仿杭州岳王庙前秦桧夫妇下跪像，专门在公园内烈士墓前修铸汉奸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的跪像，不论男女老幼都会采取各种手段污辱跪像，以表达对出卖民族利益者的憎恨。(67) 这样的例子并非个案，抗战时期，四川省南部县民众自发在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碑前增塑汪精卫、陈璧君夫妇跪地石像。(68) 此外，南京中山陵、四川乐至、邛崃等地也出现孙中山塑像前的汪精卫跪像。(69) 汪精卫像与岳王庙里的秦桧像一样，受到万人唾沫的洗礼。汪精卫跪像的出现，是民众对中山公园空间格局的一大改变，民众的空间实践彰显与强化了中山公园的民族主义空间象征意义。中山公园在民众眼中已经不是单纯的休闲娱乐空间，它与“在场”的民众共同营造出一个全民抗战的政治性空间场域。
孙中山符号的象征意义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民族主义象征，鼓舞抗敌士气，而日本人也认同中国人对孙中山的定位，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尽可能消弭孙中山的影响。日军入侵后，将所到之处的中山公园更改名称，如1937年占领山西太原后，日本人将中山公园改名为“新民公园”。(70) 193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厦门后将中山公园改名为厦门公园，磨去公园广场上孙中山纪念碑上所刻的《建国大纲》全文石刻，园内亭台楼阁毁坏殆尽。日军还在公园内成立日伪治安维持会、举行“明治节运动会等各种宣传“皇民化”的活动，强迫民众召开“倒蒋”大会，对中国人进行奴化教育。(71) 日军占领北京后，将中山公园内的孙中山奉安纪念碑上的字迹磨去，另刻文字，树立在卢沟桥边，纪念侵华日军阵亡将士。日本人还强令公园恢复“中央公园”原名，把中山堂改为“新民堂”。(72) 可见，中山公园在日本人眼中就是宣传抗日的民族主义无言的话语与实践空间。
为消弭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日本人进一步将中山公园改造为宣扬军国主义的场所。日军在攻入广东佛山后一度进驻中山公园，并在园内修建一座“靖国神社”，供奉侵华日军的亡灵；(73) 日军占领济南后，在中山公园内建电台、盖神社，甚至筑炮楼、挖战壕。(74) 日军不仅在沦陷区改建中山公园，而且毁灭中山公园，湖南澧县与临澧县的两座中山公园均被日军焚毁。(75) 民国时期众多消失的中山公园也主要毁于日军炮火。但值得一提的是，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后，为争夺合法性资源，一度也将孙中山尊为“国父”，(76) 由此，汪伪上海市政府将原兆丰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77) 显然，日本人也将中山公园视为重要的政治象征，先是进行疯狂摧毁，而后的汪伪政权意识到孙中山是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又对这一象征符号进行争夺。
中国人将中山公园视为民族主义象征空间，抗战胜利之后依然如此。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中山公园成为庆祝胜利的场所与激励民族复兴的场所。广东汕头、云南永仁、湖南新田等地胜利后均在中山公园内增建抗战纪念碑、忠烈祠、胜利厅，举行各种庆祝活动，(78) 江苏省江阴县中山公园内公演话剧《重见光明》与《祖国》。(79) 最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9月18日，国民党第六战区接受日本军投降的受降仪式在武汉中山公园内举行。(80) 作为民族主义象征符号，抗战胜利后， 中山公园数目又有新的变化，国民政府将从日本人手中收回的公园在抗战胜利后改名为中山公园，尤其是过去日本人命名的沈阳千代田公园和长春儿玉公园，(81) 台湾光复后也将台中、台南、嘉义、旗山等日据时所修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82)
中山公园作为民族主义象征、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著名后现代地理学家索雅（W.Soja）在《第三空间》（Thirdspace）一书中指出，第三空间是真实的第一空间（first-space ）与想象的第二空间（second－space）综合之后的既真实又想象的“他者”（another）空间。(83) 笔者对中山公园的考察与索雅的分析不谋而合，中山公园不仅是物理性的真实空间，同时又是由符号、意象构成的第二空间，也是二者结合又与实践共同构成的第三空间。人们既受该空间的影响，又再建构着这一空间。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人在中山公园中宣传抗日，还是日本人用炮灰破坏中山公园，以及汪伪利用中山公园，他们都在再建构着中山公园空间的内在特质。
五 中山公园与孙中山崇拜记忆
纵观中外历史，国家透过历史的纪录和诠释来塑造民族记忆，具体体现于博物馆、纪念碑的建设、民族历史的教育以及各种节日仪典的举行。实际上，中山公园在这一意义上也是政府设立的“记忆装置”，它使民众在进入这一空间就产生对孙中山及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潜在记忆，并无意识地产生政府所期望的敬仰孙中山、服膺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心理。正是在政府霸权对空间的操弄中，孙中山符号在全国普及并日常生活化，民众逐步形成记忆，从而推动孙中山崇拜运动，促成人们对国民党意识形态及中华民国的认同。
中山公园在许多地方成为当地重要的或唯一的娱乐休闲公园，生活在民国时代的当地人不易忘却这一特殊空间。人们经常到中山公园游览，特别是免费中山公园，为下层民众提供了重要的休闲空间。但无论是收费还是免费，中山公园都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娱乐场所。海南海口中山公园“每当夕阳西下，如云士女，踯躅于山巅水涯间，其状至为欢逸也。”(84) 汉口竹枝词也记载，人们将中山公园当作纳凉的好去处：“中山园里晚风凉，五五三三坐道旁。”(85) 宁波中山公园内设有游艺场，经常放映电影。(86) 在这样的空间里，人们可以怡然自得、休闲放松，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山公园从名称到内部空间结构的意识形态化，使得进入中山公园休闲娱乐的人们，在潜意识层已经受到“中山”符号的浸润，关于孙中山的记忆化为中国人的内隐记忆。
据笔者所作的部分访谈，有中山公园的城镇一般民众会去，或随学校去公园活动，或去休闲娱乐，都知道这是纪念“国父”孙中山的公园，也都知道公园内的政治语汇及其涵义。而且，政府常常将纪念孙中山的仪式安排在中山公园内举行，如1929年天津特别市政府、1930年江苏省金坛县均在当地中山公园举行孙中山逝世纪念大会与植树节仪式；(87) 湖北汉口各界则在中山公园举行总理诞辰纪念大会；(88) 广东省阳江县机关团体的每月在中山公园举行联合纪念周，纪念孙中山。(89) 中山公园内的纪念活动进一步强化着人们对孙中山的记忆。有些精英专门到中山公园纪念孙中山并摄影留念。1933年“双十节”，武汉市立第43小学校长孙锦章，带领家人到汉口中山公园拍摄全家福合影。(90) 中山公园在民国时期人们的记忆中就是纪念孙中山的空间，只要出现“中山”二字，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孙中山、三民主义。以江苏宿迁为例，当时的县长为中山公园题写上联：“园本无奇，二三子携手来游，须着眼中山两字”，随后向官民广泛征求下联，一位应征者写出下联：“国方有难，亿万人同心以赴，要求思主义三民。”(91) 显然，这幅上联明明白白道出了建园者纪念孙中山的心声，而下联则折射出民众中的精英对于中山公园作为三民主义教化空间的理解。显而易见的是，对于中山公园作为象征空间的功能，政府与社会精英是心有灵犀的，精英对于孙中山记忆深刻。
民众正是在中山公园游览、休闲过程中自觉不自觉地被孙中山崇拜的意识形态所涵化，这恰恰是国民党政治空间化、日常生活化的目的与成效。对于中山公园的记忆，前述各种社会团体在公园内举行抗日宣传活动以及建汪精卫跪像等实践活动，就是人们对孙中山崇拜记忆的具体化。日本人用暴力改造和毁灭中山公园，但在民众记忆中，中山公园作为民族主义精神载体的空间却是永生的。笔者在全国各地文史资料中发现大量回忆中山公园的文章，尽管有些公园都经过改造或已不复存在，但记述者都能清晰地复述当年中山公园的风貌，因此，中山公园是一个民族集体记忆的载体，它承载着人们对孙中山的纪念，也承载着民族不屈的精神。今天有不少地方在整理中山公园资料，有的在复建，全国还成立了“中山公园联谊会”，并在筹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92) 中山公园堪称全球规模最大的同名公园家族，即便已经消失的中山公园，仍然存活在中国人的记忆中。
但是，必须看到，作为一场民间与国民党共同发动、而由政府和军队主要承担的中山公园建设运动，同时也是一场社会政治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存在许多运动中可能产生的各种问题，加之民国时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发展尚不健全，中山公园的建设中必然存在不少问题，使得中山公园作为孙中山崇拜空间的功能受到削弱，有些地区表面上实现了空间重组，但实际上人们的思想意识并非全然被三民主义化，从地方官员、到商人、到一般民众，对于中山公园的认识完全不同，对孙中山崇拜的记忆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特别是政府修建中山公园的原初目的与民间认同间存在差异，下层民众以其自己的方式建构着关于中山公园与孙中山的记忆，同时也对这一空间进行着解构。
改名型中山公园一般通过增加纪念建筑而实现了空间转换，但也有少数内部空间构造、建筑布置却仍保持原有样式，而原公园又在民众心目中印象极其深刻，因而也难以使民众认同中山公园。山东青岛中山公园最早为德国所建植物试验场，后被日本改建为旭公园，并从日本移植大批樱花于园中，这是日本殖民主义空间化的表现。1923年青岛收回后，胶澳商埠将旭公园改为第一公园，1929年4月， 南京国民政府接收胶澳商埠，为纪念孙中山，5 月接收专员公署下令将第一公园改名为中山公园。(93) 但是，园中的景物依旧以植物尤其是樱花为主，因此，当著名作家臧克家在散文《青岛樱花节》中描写1934年青岛中山公园内樱花节盛况时，始终称该公园为“第一公园”而非“中山公园”。(94) 卢孚曾于三十年代初访青岛中山公园，在日记中也称其为第一公园。(95) 无疑，青岛中山公园未改变原有空间形构，影响人们形成“中山”记忆。
在近代公园定位上，精英与大众间一直存在着明显差异，政府和精英期望公园成为教化民众的重要空间，而实际上民众对此并不完全认同，他们一方面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又不全然接受教化，而以自己的方式在公园中活动。部分中山公园是由庙宇、道观改造而来，有些民众仍视中山公园为庙宇。云南马关县中山公园建于关帝庙，公园除修建“中山公园”牌坊外，内部整体空间布局与布置没有根本改变，依然庙宇高耸，有关帝庙、土地庙等，到处是雕刻精致的神像，并有大钟、大鼓，每年农历2、6、9月民众在此做庙会，烧香拜佛， 俨然将中山公园当作传统寺庙之地。(96) 内部空间形构不变而“徒有虚名”的中山公园，只能有限地让民众感受“中山”符号的存在及其象征意义。
除因官方原因中山公园的空间教化功能受到局限外，民众对公园的商业定位也是阻碍民众接受孙中山崇拜的重要因素。中山公园的本质特征是休闲娱乐场所，在部分民众心目中并不完全是孙中山纪念“圣地”，特别是不少地方的中山公园是收费公园，虽然费用只是用于公园的维修，但限制了下层穷苦民众到公园游览，也使公园的性质有所转化，与建园者纪念孙中山、传输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原初目标有所偏离。如北京中山公园不仅收门票，而且为了多一些管理经费，园内房屋出租招商，由此，商业活动、各色人等充斥中山公园，(97) 使公园纪念空间的特性逐步淡化。有的地方各种赚钱机构与妓女充斥于中山公园，以成都最为典型。1932年，中山公园内茶铺、浴屋、搭棚林立，妓女进入公园揽客，既扰乱秩序又有碍观瞻，与政府所期望的中山公园“清静肃穆之象”格格不入，以至政府不得不下令禁止。但政府根本无法禁止，甚至发生一般女性被当作妓女骚扰之事。(98) 可见，中山公园并非如政府所规划的那样完全成为孙中山纪念空间，尤其是在空间形构中缺乏孙中山象征建筑的中山公园更易被异化为商业空间，而丧失其休闲教化一体的空间功能。下层民众生活艰辛，对于政治并不热心，当建中山公园危及其个人利益时，往往持反对态度。广东梅县松口镇建中山公园，要求民众迁坟，遇到极大阻力，后出动军队及地方贤达进行多方说服，才最终建成。(100) 有的地方则因建中山公园触及其地方利益时，反对声一直上达中央。江西湖口将原纪念镇压太平天国的湘籍将士昭忠祠——“三公祠”改建为中山公园，在大门上书“湖口中山公园”等字并在原亭“上刻一中山遗像”，遭到湖南同乡会的强烈反对，认为湖口人是“借中山之名，实行劫夺湘人祠产”。后经江西、湖南两省主席及中央出面协调，在保留原三公祠为一景点并允湘人祭祀的基础上，扩展面积，才平息矛盾而建成中山公园。(101) 在湖南人看来，江西湖口人是利用孙中山做幌子谋取利益，尽管是借孙中山之名，他们不能接受。显然，双方均未真正接受孙中山崇拜理念。
中山公园使孙中山崇拜日常化与空间化，对于民众形成孙中山记忆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下层民众没有能力、也不完全具有现代意识去公园接受政治教化，他们以自己对孙中山的理解去“游览”中山公园，甚至以戏谑的方式对对待中山公园，解构着空间意识形态。著名作家苏青曾有过生动的描述：
人们经常的游玩之所是“中山公园”，那是北伐成功之日，地方当局所办的德政之一。他们的政绩就是把旧有的“后乐园”略加修葺，离大门进口不远处还加盖了一个“中山纪念堂”……当中悬挂一张“总理遗像”……后来革命的高潮过了，革命的情绪已经冲淡，人们闲着无聊，不免欢喜恶作剧一下，因此常在篱笆上画乌龟之类，当局认为这就是歹徒存心捣乱，于是不惜工本地在篱笆外面又加上了一道铁丝网，瞧着令人悚然而惧，但还是有许多情侣相约晤谈于此，有时还在中山纪念堂前拍照留念。还有乡下老太婆进城也会赶时髦似的去逛上一阵，在中山纪念堂上指指点点的说：“哦，该画就是孙中山照相，一也勿像中国人，倒像罗宋人……”(102)
这一叙述反映出一般民众对于中山公园与孙中山的态度，但不论怎样，民众通过中山公园还是初步认识了孙中山，并以他们对英雄的崇拜方式来理解孙中山。在这段叙述的背后，还能隐约看到另一层涵义：孙中山作为政治精神领袖是民族的象征，他应该具有典型的中国人模样，而事实是孙中山的长相不是普通中国人所崇尚脸型，因此，那位老太太会发出“一点勿像中国人，倒像吕宋人”的感叹。显然，民众心目中的“孙中山”意象与国民党宣传的“孙中山”明显不同，孙中山记忆存在着社会阶层性差异。
上述情形反映出人们对孙中山记忆的程度不同，但民众并未完全反对建中山公园，而官员或军队为谋私利建中山公园则引起民众的全面反对。少数地方政府或驻军脱离当地民众的经济水平，纯粹为好大喜功而建中山公园，常常引来民众抱怨与抗议。福建龙岩中山公园由军队主持修建，军队强制征用民工，拆迁民房、宗祠，当时驻军军饷也由县政府承担，人民负担过重，对建园修路并无好感，反而怨声载道。(103) 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不仅起不到宣传三民主义的作用，相反引发人们对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的不满。但毕竟龙岩中山公园修建成功，为民众还是带来了一定益处，而个别地方当局竟以修建中山公园为名募集资金而后挪用、挥霍，引起民众的进一步反对。广东兴宁中山公园在日本入侵时被毁，1946年兴宁县决定重建，为此成立“建筑中山公园筹募经费委员会”，县长亲自兼任建设委员会主任，通过发售奖券的办法，两年共募集资金4亿多元， 但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国民党县党部纷纷向公园筹委会伸手要钱，公开挪用公园款。“新中山公园”最后只建造了一座十分简陋的双十字型门楼，余下的3亿3千多万元（国币），全部被移作他用或被官员侵吞。(104) 这一公园的建设过程折射出国民党到统治后期的腐败，基层中山公园建不再是宣传孙中山精神的空间场所，而成为少数官员搜刮民财的渠道。如此民众不仅不支持孙中山崇拜运动，相反，反感这场运动并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
除官员利用中山公园为幌子进行牟利外，也有商人利用中山符号达到自己的目的。1934年9月，江苏省松江县精明人士吴某购得闹市一块有升值潜力的土地，但吴某与当地另一商人蔡某有过节，蔡某遂在这块土地上建筑一座“中山纪念亭”，以图占用地皮、报复吴某。蔡某向松江县党部呈准登记，取得合法手续，并雇乐队抬着新制匾额，绕市一周，悬挂亭上，吴氏不服，最后通过法律手段将土地要回。事后，县党部出面，将这所中山纪念亭迁移到别处，另辟地数十亩，定名为中山公园。(105) 这个案例显示，社会各界对于中山公园的兴建不纯然是出于对孙中山的敬仰与崇拜，在这些人的记忆中，“中山”符号是一个象征性资源，可以加以利用而去换取自己的私利。实际上，不少地方官员主政时政治腐败，而大作表面文章，利用修建中山公园来博取政通人和、政绩昭然的名声，所以，对于这些官员而言，“中山”符号是可以转换为政治资本的象征资本。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直到抗战，蒋介石等竭力推销孙中山符号，力图通过宣传孙中山崇拜而获得合法性地位并获得民众对抗战的支持，但随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地位的巩固，开始出现“中正”崇拜，1936年蒋介石铜像出现于中山公园内。(106) 抗战之后，不少地方又出现中正公园，如浙江奉化、江西赣州、广西南宁、田阳、福建明溪、武夷山等地，(107) 孙中山崇拜逐步转向低调，中山公园建设运动也转向衰落，不少中山公园因战乱年久失修，无人管理而废圮。(108) 这些中山公园已经不再是公园，成为社会单位组织的聚集地。中山公园到后期部分失去了纪念孙中山的意义，在民众对国民党政治腐败、生活苦难的载道怨声中，“孙中山”记忆转化为对蒋介石违背总理遗嘱的谴责以及对政治清明的呼唤。
结语
福柯曾经指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109) 的确，空间布局是政治权力付诸实践的最重要方式之一，空间怎样定位，会催生人们不同的意识。中山公园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空间中县署、文庙、学宫在空间上的霸权格局，对人们的空间视觉产生冲击，标志着传统空间开始向现代空间转换。公园作为近代从西方引入的城市公共活动空间，具有一定的公益性，是现代出现的为全体民众享用的休闲娱乐空间，这样的空间被赋予崇高的地位，是对传统空间的颠覆，体现出现代国家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心。公园既给人们带来了现代娱乐休闲场所，同时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空间的感受，并促成了城市新型空间的生产。
然而，在人们享受娱乐空间带来的便利时，空间作为权力的、政治的场域又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形地遭遇到国家的控制。统治者可以透过对空间的重组、形构、支配、操弄来行使权力，使被统治者产生敬畏、驯化或顺从心理，进而行动也被限制于其可预测、控制的范围之内。(110) 因此，必须看到，空间既是一个物理场所，同时它又是传输文化、意识的象征系统，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政治内涵对于人们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涵化作用，而纪念性空间更具有教育功能，是重塑国民的教育空间，是现代民族国家权力渗透的重要场域。中山公园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较为密切，它表面上以休闲娱乐空间的形式出现，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实施统治、民众接受国家意识形态教化最隐秘的空间，是国家权力空间化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山公园是国家运用的一种政治安抚和瓦解的手段，意味着在娱乐空间中，人们的注意力从真实生活的压迫中转移出来，而实际上又转入另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压迫之中，虽然它是以一种民众自愿、同意的形式出现，但它对社会主体的意识形态传输是潜隐而深刻的。
中山公园仅是：“中山”符号空间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其他还存在着中山纪念堂、中山路、中山桥、中山码头、中山纪念林等多重空间，而且在一般公园中也有孙中山铜像或中山亭等纪念物。(111) 值得注意的是，“中山”符号在空间化的同时达到了普及化，国民党为孙中山纪念设置了系列纪念日——逝世、诞辰、蒙难、就职、起义纪念日，并设置了每周一举行纪念仪式的“总理纪念周”，由此，“中山”符号已经在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完全普及化，可以说无处不在。符号形式的普遍化与复杂化，必然蔓延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导致符号价值霸权。这种霸权因其以隐性的民众同意甚至乐意接受的形式出现，不易为民众觉察，民众往往在无意识状态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自愿接受者。
综上所述，中山公园作为一个空间展示场域，已经打破原有其物理性空间形态，俨然成为承载意识霸权的异质空间，而中山公园所在的城镇空间也因此发生改变，王朝体制下传统的空间文化霸权向现代民族国家空间文化霸权转型，生成现代意识形态的再生产空间。由此，中山公园作为符号影像、认知空间和意识形态载体，在塑造现代新型国民时扮演了重要角色。它作为空间性的社会生产和社会记忆生成的装置，其空间影像与意蕴重塑了人们的心灵空间。可以说，中山公园的空间性被化约为一种心灵的建构，一种观念记忆生成的过程。国民党正是藉由空间重组建构着大众关于孙中山的记忆，尽管这种观念记忆的生成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民间与官方只有相互的需求一致时，才能达成对孙中山符号建构的合谋，但是，中山公园作为推广孙中山崇拜的重要空间场所和表现形式，在向社会其是普通民众传输三民主义基本概念时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一空间所渗透的意识形态通过中山公园的普及而渗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是其他僵化的政治宣传形式所无法比拟的。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试图利用“中山”符号的象征资本服务于自身的统治，然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阻止了民众认同蒋记三民主义，从这一意义上说，国民党是失败者。但是，必须看到，国民党在宣传孙中山崇拜时，孙中山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弘扬，“中山”符号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特别是抗战时期，中山公园成为宣传抗日的主要公共场所，也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与实践空间，鼓舞着民众抗战到底。国民党透过空间、时间、仪式及多重途径，将孙中山塑造过成为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其民族主义精神领袖形象在民间得到进一步建构与塑造，为激发中国民众抗日救国热情起到了积极作用。直至今日，中山公园虽数目大幅减少，但仍遍及海内外，孙中山也成为生活在民国时期人们社会记忆中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而且这种记忆仍然影响着后来人们对“伟大的先行者”（毛泽东语）——“孙中山”的接受，“孙中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象征符号而继续得到传扬。
注释：
① 参见李德英：《公园里的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史林》2003年第1期；周子峰：《近代厦门市政建设运动及其影响（1920—1937）》，《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刘庭风：《民国园林特征》，《建筑师》2005年第1期；陈海忠：《游乐与党化：1921—1936年的汕头市中山公园》（硕士论文），汕头大学2004年。
② 参见拙文《日常生活中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冲突——以近代中国公园为中心的考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 如河南省济源县政治视察报告将中山公园列入社会教育类。见《济源县政治视察报告》第2页，河南省政府秘书处编《河南政治视察》第1册，1935年版。
④ 《孙先生周年哀典》（11），上海《民国日报》1926年3月14日。
⑤ 《苏公团之两电》，《申报》1925年3月16日。
⑥ 《发起在沪建中山公园》，《申报》1925年3月17日。
⑦ 《主张建中山公园之继起》，《申报》1925年3月19日。
⑧ 《各团体联合会议》，《申报》1925年3月17日。
⑨ 刘作忠选编《挽孙中山先生联选》，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⑩ 《北京市党部致各地同志函》，《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27日。
(11) 孙中山先生葬事筹备处编《哀思录》第2册，卷2、吊唁函电，乙、唁电，第6页，上海1926年版。
(12) 《香山县筹建中山公园》，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13) 《请款筑香山中山公园之省批》，《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5日。
(14) 《申报》1927年3月13日。
(15) 张传保等修、陈训正等纂《民国鄞县通志》工程志丁编·公用工程，见《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18辑），上海书店1993年版，第117页。
(16) 《观音山改为中山公园之省令》，《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日。
(17) 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阳市志·城市建设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6页。
(18) 刘一峰（当年中山公园董事）：《北京中山公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2辑，1986年3月版。
(19) 《从劝业会场到中央公园》，政协天津市河北区委员会文史资料书画艺术委员会编《天津河北文史》第10辑（《天津河北史迹》专辑），1998年7月版； 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旅游志》第1编，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0页。
(20) 乐昌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乐昌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8页；程庆麟：《方本仁与方公园》，政协萍乡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萍乡文史资料》第12辑，1990年12月。
(21) 王子观：《宜都卢园——中山公园》，政协武汉市汉阳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枝城市文史资料》第3辑，1989年12月。
(22) 崔高维校点：《周礼·仪礼》，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5页。
(23) 朱劲生：《汝城“中山公园”纪实》，政协湖南省汝城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汝城文史资料》第1辑，1985年12月。
(24) 赵远光：《四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汝城县街道图》，《汝城文史资选辑》第1辑。
(25) 江兆荣、刘林：《旧中山公园忆述》， 政协清远市文史委员会编《清远文史资料》1987年第6期；吴斯俊：《钦州市发现一座孙中山先生纪念碑》，政协钦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钦州文史》第2辑（孙中山与钦州专辑），1996年6月。
(26) 舒华：《三水旧县城图浅说》， 政协广东省三水县文史委员会编《三水文史》第18、19期合刊，1989年10月。
(27) 潘光旦：《旅行记》，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1页； 辛宁《中山公园》，见政协广东省新新兴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兴文史资料》第17辑，名胜古迹、文物景点专辑，1997年版。
(28) 王琦：《记〈城厢街道示意图〉》，政协湖北省蒲圻县委员会文史研究委员会编《蒲圻文史》第2辑，1986年11月； 龙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龙岩市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115页；紫金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紫金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79页；韦应淞：《中山公园序》，政协广西省龙州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龙州文史资料》第12辑，1993年6月； 罗来安《中山公园简介》，政协贵州省清镇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清镇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1991年12月；宁夏史料丛刊《民国固原县志》卷2，地理志，形胜，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第152页。
(29) 三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三台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8页。
(30) 《建筑松口中山公园记略》碑文（1933年），转引自杨汾：《松口中山公园与孙中山雕像》，政协广东省梅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梅县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7月；刘欣：《新二十四师兴建的中山公园》，《新田文史资料》第1辑；王文伟口述、张俊整理《中山公园筹建始末》，政协湖北省沙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沙市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6月；张全琛供稿、范朝茂整理《马关中山公园今昔》， 政协云南省马关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马关县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9年10月。
(31) 该表省份划分依据民国时期行政区划进行统计， 参见郑宝恒：《民国时期政区沿革》，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张志强等编《中国地名演变手册》（1912年以来省市县新老地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1年版。此表资料来源于民国时期各市县方志、旅游指南、当代新方志及各地文史资料等。因资料过多，来源索引就此省略。
(32) 浙江宁海爱国主义教育网：http://www.5461.gov.cn/aig/gyfq/36.htm。
(33) 察哈尔张家口中山公园内因设有高级官员子女的幼稚园，对外开放不便，该公园名存实亡，杨雪文：《谈谈张家口的公园史》，政协河北省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2月。
(34) 湖南省档案馆藏，卷宗号80—1—1207，《省建设厅耒阳县中山公园建设设计图件（1941—1946年）》，又见耒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耒阳市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35) 《秘书处报告济南市市长闻承烈呈据市财政局长转据中山公园管理呈园内各处房屋围墙坍塌漏甚多请拨款修理转呈核示应如何办理请公决案》，见《山东省政府委员会政务会议决案续编·民政》（1931—1932年）第561页，1932年版。
(36) 王淛甫：《中山公园史话》，见政协宁波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宁波文史资料》第8辑，1990年2月。
(37) 周峰：《民国时期杭州》，杭州历史丛编之6，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15页。
(38) 《中山公园》，《宁波胜迹》。
(39) “奉安纪念碑”是指1929年为纪念孙中山的奉安大典而建立的纪念碑。 《汉口市政概况》（1930年），湖北水水灾善后委员会编《工赈专刊》（1933年8月），转引自胡昌明：《汉口中山公园曾经有“中山”》，政协武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4期。
(40) 徐葆桢：《大埔三河“中山纪念堂”和“中山公园”的建筑经过》，见政协广东省大埔县委员会《大埔文史》编辑委员会《大埔文史》第6辑，1987年第11月版。
(41) 江兆荣、刘林：《旧中山公园忆述》，《清远文史资料》1987年第6期。
(42) 曙风：《国人应建祠堂庙宇之热诚来建国父会堂》，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3月31日。
(43) 转引自戈温德林·莱特等：《权力空间化》，载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第30页。
(44) “汕头中山公园应建孙总理纪念堂一座，为求美善起见，特定奖金征求图案，计第一名奖毫洋七百元，第二名奖毫洋五百元，第三名奖毫洋三百元”，见《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1月11日。
(45) 钟浩：《汕头中山公园建设史略》，政协汕头市学习文史委员会编《汕头文史》第11辑（《潮汕文化丛拾》），1992年3月。
(46) 王文伟口述、张俊整理：《中山公园筹建始末》，《沙市文史资料》第5辑，1989年6月。
(47) 岳山：《三江中山公园简忆》，见政协广东省连南瑶族自治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连南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12月版。
(48) 陈士培：《诏安中山公园始建概貌》，政协诏安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诏安文史资料》第11辑，1991年10月。
(49) 南方网，阳江江城区中山公园：http://southcn.com.cn/nfsq/netlgd/gdxly/200402040745.htm。
(50) 张剑雄、荒芜：《春湾中山公园今昔》，政协广东省阳春县文史组编《阳春文史资料》第16辑，1992年10月。
(51)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安徽省志·城乡建设志》，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91页。
(52) 李任仁口述、李微记述整理《孙中山先生莅桂和桂林中山纪念塔的建成》，政协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西文史资料》第18辑，1983年8月。
(53) 吴雅纯：《厦门大观》，新绿书店1947年版，第184—185页。
(54) 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427、183页。
(55) 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21页； 乳源瑶族自治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乳源瑶族自治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53页。
(56) 徐先成：《兴山中山公园》，政协湖北兴山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高阳春秋》（《兴山文史资料》第5辑），1990年10月。
(57) 苏时松：《青少年宫现址的历史沿革》，政协湖南省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长沙市北区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版。
(58) 史克勤述、夏重九整理《东山·诏安抗日御寇》，《漳州文史资料》第18期，1993年。
(59) 衢州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衢州市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2页；宜宾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宜宾县志》，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5页；范席汉口述《苟中一在新宁二三事》，见《新宁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5年第6号。
(60) 刘欣：《新二十四师兴建的中山公园》，《新田文史资料》第1辑。
(61) 马光佐、吴普荪记录整理《林光同志回忆录》，政协广东惠来县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惠来文史》第5辑，1994年12月。
(62) 《江声报》1937年8月30日。
(63) 吕绍槐：《抗日战争时期淳安中学大事记》，政协浙江省淳安县文史资料组编《淳安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10月。
(64)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74页。
(65) 张纯贵：《贺绿汀事略》，政协湖南省邵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邵阳文史》第17辑，1992年7月。
(66) 章本汶：《贺城旧事》，《淳安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12月。
(67) 江西省清江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清江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78页。
(68) 四川省南部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南部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0页。
(69) 杨月生：《古今职官政绩述略》，政协四川省乐至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编《乐至文史资料》第17辑，1998年1月；何学川：《人民抗战惩佞贼 中山像前跪汉奸》，政协四川省邛崃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邛崃文史资料》第1辑，1987年10月。
(70) 山西省志研究院编《山西通志·旅游志》第一编，中华书局2000版，第130页。
(71) 洪卜仁、方红菱：《抗战时期厦门大事记》，政协福建省厦门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厦门文史资料》第12辑，纪念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专辑，1987年7月。
(72) 刘一峰（当年中山公园董事）：《北京中山公园》，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2辑，1986年3月版，第124页。
(73) 区瑞芝：《佛山沦陷散记及民间顺口溜》，政协广东省佛山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组编《佛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1986年6月。
(74) 济南园林管理局网：http://www.jnsylj.gov.cn/Gyjq/zsh.htm。
(75) 《常德地区志·建设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建设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76)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3—4581，《尊崇国父致敬办法及庆祝纪念文件》；卷宗号2010—3224，（汪伪）孙中山先生逝世纪念植树节举行造林运动》（1941年）。
(77) 上海市长宁区志编纂委员会《长宁区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
(78) 钟浩：《汕头中山公园建设史略》，《汕头文史》第11辑（《潮汕文化丛拾》）；周方齐供稿、永仁县政协整理：《永仁中山公园》，政协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委员会教文卫体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7年12月；刘育孝：《门墙桃李自成溪》， 政协湖南省新田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新田文史》第3辑，1994年4月；方浩然：《抗战胜利时淳安见闻》，《淳安文史资料》第7辑。
(79) 沙钟群、薛应龙：《江阴三民主义青年团概况》，政协江苏省江阴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江阴文史资料》第6辑，1985年8月。
(80) 徐怨宇著、萧志华整理《参加武汉受降始末》，见《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4期（总第62辑），1995年12月版。
(81) 沈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沈阳市志》第2卷《城市建设》，沈阳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李野光：《历经沧桑的胜利公园》， 政协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委员会文史办公室编《文史资料》第3辑，1986年； 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苏州市志》第1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5页。
(82) 高育仁等修《重修台湾省通志》卷2·土地志·胜迹篇，台湾文献委员会1996年版，第145、227、265页； 朱天顺主编《台湾省》编纂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台湾省》，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2页。
(83) 参见Soja,Edward W.,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 and Imained Places.Oxford:Blackwell,1996.
(84) 陈铭枢修、曾蹇纂《海南岛志》，上海神州国光社铅印本1933年版，第478页。
(85) 吴炳焱：《新汉口竹枝词十二首》，见《武汉竹枝词》，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5页。
(86) 浙江省鄞县地方志编委员会编《鄞县志》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10页。
(87) 天津市农林局编《天津市农林志》，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7页；江苏省档案馆藏，卷宗号5—30—052，《造林运动与典礼仪式第一次、第二次筹备会记录》（1930年3月5日），载《金坛县政公报》，第19、20期合刊，1930年3月24日。
(88) 《汉市各界筹备庆祝总理诞辰》，《中央日报》1930年11月3日。
(89) 如我：《三·三事变》，见广东省阳江县文史资料编辑部编《阳江文史资料》第2期，1984年6月。
(90) 易新生：《孙锦章及其后辈》，《武汉文史资料》2002年第10期。
(91) 窦燕客（对联应征者）：《国民革命军北伐到宿迁》，见政协江苏省宿迁县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宿迁文史资料》第7辑，1986年版。
(92) 钟雯：《“中山公园”全国40个》，《中国绿色时报》2003年4月29日，但该文称包括台湾在内中国共有40余座中山公园，这一数字值得商榷；黄建华：《北京中山公园成首选》，《北京青年报》2002年2月10日。
(93) 青岛接收专员公署《关于妥将山东路改称中山路第一公园改称中山公园的公函》，青岛市档案馆，卷宗号B0038—00478、1029年5月22日
(94) 《臧克家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4页。
(95) 卢晓蓉（卢作孚孙女）：《青岛寻梦——追寻祖父当年的踪迹》， 《青岛晚报》2003年5月18日。
(96) 云南省马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马关县志》，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471页。类似的情形还有1928年冯玉祥将开封万寿宫道观开辟为中山公园，河南省博爱县将月山寺改建为中山公园，但都没有对内部空间进行重构，因此，未见民众回忆资料。刘天军《龙亭门前话石狮》，载《中州古今》1994年第2期； 博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博爱县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567页。
(97) 刘一峰：《北京中山公园》，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2辑。
(98) 《命令》第11页，《成都市政公报》第43期，1932年4月31日；又见《市政府整顿各公园》，《新新新闻》1932年4月28日。转引自李德英：《公园里的冲突——以近代成都城市公园为例》，载《史林》2003年第1期。
(99) 《建筑松口中山公园记略》碑文（1933年），转引自杨汾：《松口中山公园与孙中山雕像》，《梅县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7月版。
(100) 《建筑松口中山公园记略》碑文（1933年），转引自杨汾：《松口中山公园与孙中山雕像》，《梅县文史资料》第11辑，1987年7月版。
(101) 《钧喻抄发江西省政府呈复关于湖口石钟山昭忠祠改建黄蔡宋三公祠一案已改为中山公园应即附祀黄蔡宋三先生以免争执等》（1928年10月8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宗号1—1311，《关于举行纪念周暨各种集会事项》。
(102) 苏青：《歧途佳人·我的家庭》，《苏青小说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9—30页。
(103) 张连深：《漫话龙岩体育场》，《龙岩文史资料》第24辑；柯逢春：《鹅塘老人回忆录》，政协温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温州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12月。
(104) 广东省兴宁县档案馆藏资料，转引自一曲：《筹建“新中山公园”始末》，政协广东省兴宁县文史委员会编《兴宁文史》第9辑，1987年12月。
(105) 杨遇春：《树立中山纪念亭的纠纷》，政协江苏省松江县委员会文史组《松江文史资料》第9辑，1987年11月版。
(106) 《汉口中山公园内之蒋委员长铜像》，见《中央日报》1936年7月24日。
(107) 奉化县政府纂修《民国奉化新志》，卷11，教育，1939年铅印本；邱世荣：《赣州公园的今昔》，政协江西省赣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赣州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5月；南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南宁县志》综合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0页；田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田阳县志》， 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页；明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明溪县志》，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第503页；武夷山市市志编委会编《武夷山市志》，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31页； 长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长汀县志》，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421页。
(108) 广东海康、浙江龙泉中山公园40年代荒废，广西防城中山公园民国后期则被驻军占据。见莫濂：《海康县中山公园》广东省雷州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雷州文史》第1期，1994年10月；见龙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龙泉县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版，第390页；编委会编《防城县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436页。
(109) 福柯、保罗·雷比诺：《空间、知识、权力——福柯访谈录》，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110) 参见［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
(111) 重庆中央公园内有孙中山铜像和中山亭，见陆思红编《新重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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