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印度跨越“核门槛”的背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门槛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在不到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标志着印度政府在核政策上的新突破，公开追求核大国地位，跨越了“核门槛”。印度这样做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政策背景和国际背景。
一、印度长期奉行核政策 谋求“世界大国”地位
印度要成为核大国，是早在印度独立之初的尼赫鲁政府就确定了的既定方针。还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6年6月，尼赫鲁就宣称：“印度将发展自己的核研究、我希望印度的科学家们把原子能用于建设性目的。但如果印度受到威胁，她必将使用一切手段保卫自己。”（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这个“一切手段”当然包括核武器在内。印度独立之后的1948年4月，尼赫鲁又强调：“我们发展原子能必须用于和平目的。当然，如若我们被迫用于其它目的，我们当中可能不会有人反对这样做。”（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当年，印度就成立了原子能委员会。1974年5月18日，印度成功地爆炸了它的第一个核装置。至此，印度已经实际上成为世界“核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此后，印度历届政府的领导人，都一再公开宣称印度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而另一方面，它又始终不愿意向国际社会公开作出不拥有、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它不仅反对巴基斯坦的建立南亚无核区的主张，而且拒绝了美国提出的举行美、苏、中、巴、印5国首脑会议以建立南亚无核区的建议。即使在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解体，世界局势发生转折性变化，阻止核扩散、全面禁止核试验成为国际性潮流的情况下，印度仍一再重申，决不会在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
事实上，印度一直在悄悄地致力于研制和发展自己的核武装。据一些国家的媒介披露，它在1985年就已经获得了自行生产核武器级钚的能力；从1988年起就能每年生产20件核武器；1989年起已经能够制造威力更大的氢弹。（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2页。）可见，印度当局在走向核大国的道路上从未停止过。
印度的核政策是为实现它的国家战略目标服务的。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4年就在他的著作《印度的发现》中宣称：“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消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注：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1956年，第57、712、712页）他的女儿、继任总理英迪拉·甘地也认为，印度应当成为世界上四个超级大国之一。可见，当“世界大国”是印度50年来一直所追求的战略目标。印度首次成功地进行了核爆炸以后，英迪拉·甘地夫人就曾说：“印度进行核爆炸的唯一原因是要提高国家威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在她看来，印度采取的这一“重大步骤”，为它在世界范围内取得大国地位又增加了一份可能性。
印度自恃南亚地区的第一大国，经济、军事实力处于绝对优势，具备充当南亚“霸主”的客观条件。巴基斯坦作为南亚次大陆第二大国，虽实力远逊于印度，但它要在南亚次大陆寻求力量平衡、与印度抗衡的决心很大。在印度看来，巴还有美国和中东穆斯林国家的支持，确有可能具备能力对印的独尊地位发起挑战，从而打破南亚次大陆以印度为核心的战略格局。为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一支对南亚各国具有强大威慑效应的军事力量来达成其地区战略目标，而核武器是“更适合在南亚次大陆起必要的威慑作用”的工具，“即使拥有很少量的核武器，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能对其敌对国产生威慑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21页）
印度要成为“亚洲的中心”，这也是它所追求的国家战略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40年代末，作为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就曾以印度世界委员会的名义两次召开“亚洲会议”，其动机就是试图成为“亚洲的领导”，他在会上的讲演中宣称：由于种种原因，“某种特殊的责任已落在了印度身上”，（注：《世界历史》杂志1988年第四期）这里所讲的“特殊责任”，实际上就是指由印度来“领导亚洲”。因此，印度把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西藏的和平解放，看作是它在亚洲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障碍。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中的失败，使印度朝野感到“因被中国打败而蒙受耻辱”。当中国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进行了核试验和发展数量有限的核武器后，印度更认为是对它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并毫无根据地臆测中国把印度看成其在亚洲的敌国。鉴于上述考虑，印度当局发展核力量的基本要求，就是能“敌得过中国的核能力”，（注：姜兆鸿 杨平学：《印度军事战略研究》，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并具有第二次核打击能力。
二、印度为何加快跨越核门槛的步伐
冷战结束，两极格局终结，整个国际局势发生转折性的变化，进入了世界格局重塑、国际关系重组、国际秩序重建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一进程中，尤其是近两年来的一些重大国际事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印度的大国欲望膨胀，试图通过加快迈向核大国、跨越“核门槛”的步伐，使国际社会承认其世界性大国的地位。
第一，冷战后大国的关系调整和重组进程使印度产生了“失落感”。随着冷战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印苏“特殊关系”突然中断，使印度减少了经济、军事援助的来源；俄罗斯与印度重订的和平友好条约，将原来的一些重要条款删除，印度丧失了原有的战略伙伴和主要“靠山”。更为重要的是，印度丧失了它冷战时期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享有较大机动余地的战略地位。但另一方面，作为冷战后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一改过去“扶巴抑印”的南亚地区战略，公开认可了印度在南亚次大陆的“主导地位”，又使印度平添了新的希望。但是美国在冷战后对印度的青睐，只是为要建立由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出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把印度作为谋求地区力量、尤其是亚洲大陆力量平衡的一只棋子而已。新德里国防分析研究所的一位战略分析家指出：“印度的普遍印象是美国不理睬印度，而把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到中国。”（注：《洛杉矶时报》1998年5月17日）印度的一些领导人由冷战结束初期的“失落感”转而变成一种“挫折感”。在他们看来，印度长期以来一直大声疾呼国际社会应更多地承认印度作为一个全球大国的地位，但印度从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认为，只有“拥有核武器，才能使印度真正同其它大国平起平坐”。于是，为了“准确地表达”印度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跨越“核门槛”。
第二，联合国的改革，特别是安理会的改革酝酿使印度产生了“紧迫感”。在印度看来，如能争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就无异于争得了国际社会对其世界性大国地位的承认，而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改革正是实现其愿望的极好时机。经过几年的酝酿后，去年7月16日安南秘书长提出了“革新联合国”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就在安南的改革方案公布的第二天，美国一反常态，改变了它以往只同意吸收德国和日本为常任理事国的立场，宣布它还将支持三个发展中国家占有常任理事国席位（亚、非、拉各占一席）。不管出于何种动机，美国的这种立场转变缩小了与大多数国家的距离，而这对一向以地区大国自居的印度来说，无疑更增加了诱惑力。但是，印度当局也清楚地知道，亚洲发展中国家想争当常任理事国的不只它一家，而且无论是从经济实力、还是从国际影响力的角度来看，它都不占绝对优势。更使印度懊恼的是，在联合国酝酿安理会改革的讨论中，尽管印度作了广泛努力，它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对它的赞同和支持。在安理会现有的5个常任理事国中，仅有俄罗斯表示支持印争取成为常任理事国。而当今所有常任理事国都是核大国。争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问题上的紧迫感，也促使印度试图加快跨越核门槛、成为“世界第六核大国”的步伐。国际上一些战略分析家、外交家和政治家也都认为，对印度的核试验，“应当看作是它在辩论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之时发出的一个‘政治信息’”。（注：《金融时报》1998年5月12日）
第三，国际核军控进程给印度带来“压力感”。在国际核军控领域，印度一直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尤其是1995年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96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后，由于印度没有签署这两个条约，印度的这种处境更加凸现，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一是来自国际社会的道义压力。防止核扩散、全面禁止核试验已成为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主张和要求，印度一直拒绝签署这两个条约显然与此相悖。尤其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如果没有包括印度在内的所谓“核门槛国家”的签署就不能生效。因此，要求印度尽快签署这两个条约，参加到国际核军控进程中来，是国际社会的普通愿望。二是来自双边外交领域的政治压力。许多国家在与印度的领导人互访、会谈时都向印度提出签署核条约的要求，有的还将鉴约与提供发展援助、开展经济合作相挂钩，尤其是一些西方大国，甚至以制裁相要挟。三是来自国际组织、国际会议等多边外交场合的压力。据报导有些国家就是因为印度拒绝签署两个核条约而不支持印度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来自外部的压力，使印度产生“逆反心理”，企图以制造“既成事实”来抗拒这种压力。
三、印度认为跨越核门槛的风险不会很大
印度政府在宣布已经进行了新的核试验的同时，指出：“印度是在深思熟虑后决定进行这次核试验的”，也就是说，它是充分估计了可能遇到的风险，即“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制裁”；但是这种风险不会很大，“国际制裁只是暂时的”，只要采取适当的“后续措施”，经过积极努力是可以克服的。印度政府的这种估计，是它敢于在当今国际条件下跨越核门槛的主要背景之一。看来，印度当局的这种估计并非毫无根据。
首先，在世界格局多极化趋势加速发展的情况下，各主要国家难以步调一致地形成国际社会对印度的联合制裁。在印度当局看来，它的核试验虽然对国际社会为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所作的努力提出了挑战，但具体到各国，则利害关系又各不相同。从不久以前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问题上，印度能够看到自己将有可能避免联合制裁的前景。印度与俄罗斯的关系虽与当年的印苏关系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仍是俄的“东方政策”的重点对象国之一；英国是印度的前宗主国；法国在国际问题上一向有自己的独立主张，中国尽管会反对印度的举动，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般都采取反对制裁别国的态度。目前，虽然已有美、日、德、加、澳等部分国家宣布对印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法国说，制裁“不是一种好办法”，（注：《回声报》1998年5月14日）英国认为，制裁“只会加剧紧张局势”。（注：法新社英国伯明翰5月15日电）俄罗斯不仅表示“不主张搞制裁”，（注：俄——塔社莫斯科5月13日电）而且现在就宣布拟议中的叶利钦总统将在今年12月份访印，这种姿态无疑起到了对印鼓励的作用。更有甚者，俄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还公然支持赞扬印的核试验，尽管这只是他个人的表态，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其次，美国的制裁将是有限度的。印度十分清楚，美国已放弃了它早先的“限制、压缩并消除”印度核能力的目标。而且，克林顿政府在1995年就作出了允许印度购买美国核技术的政策决定，印度核能力的提高，正是得益于来自美国的“多种多样的核技术”。（注：《华尔街日报》1998年5月15日）
因此，印度当局事先估计，美国是要采取制裁措施的，不然它难以向国际社会交代，但制裁的范围和时间都将是有限度的。目前美国宣布的制裁范围只限于经济援助和军售领域，而对拟议中的克林顿总统今年11月份对印度的国事访问则并没有宣布取消。印度政府的所谓“后续措施”也主要是做美国的工作。它在宣布进行了核试验的同时就标榜，“试验不是针对美国的”并且提出“希望美国不要因为印度进行了核试验而对它实行制裁”。（注：法新社新德里5月11日电）与此同时，印度一方面表示，“如果印度受到任何制裁，它将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力量面对这一切”，并由民间人士放风说，印度朝着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迈出的任何一步，都将取决于西方对印度这次核试验所“采取的行动和作出的反应”。（注：路透社新德里5月12日电）
第三，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对几个主要大国掌握核武器存有不满情绪，或者暗中希望自己也拥有核武器，因而会对印度抱有某种同情心理而不实行对印制裁。印度在关于核试验的声明中，就防止核扩散和全面禁止核试验问题两次提到要“一视同仁”此后，印度的一些头面人物又多次强调核军控应“不存偏见”、“没有歧视”。在美国等部分国家对印采取制裁措施后，印度再次表示，这是“不公平的，没有道理的”。这些，既是为它自认为受到“歧视”而鸣不平，也是说给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听的。事实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虽然对印度公然蔑视国际行为准则的举动并不赞同，纷纷表示谴责，但也有的国家只是“表示遗憾”或“表示关注”并不主张采取制裁措施。
值得警惕的是，印度当局认为能靠着“两张牌”的效用来改善核试验后带来的困难处境。印度当局设想的两张“牌”，即所谓“中国牌”和“市场牌”。印度政府在为核试验发表的声明和给美国等各大国的信函中已经打出了所谓“中国牌”，即把它进行核试验的责任归因于中国所拥有的核地位，并诬称中国曾对印“发动了武装侵略”和由于边界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持续存在着不信任气氛，使印“面临的安全环境，特别是核安全环境不断恶化”。（注：《纽约时报》1998年5月13日）印度之所以认为“中国牌”能奏效，是因为它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的战略调整，特别是美国对南亚地区战略的调整中看到，西方国家越来越把印度看作平衡中国的“砝码”和针对中国的“前线”，而且“急切地希望加强印度的导弹技术和核能力”，因此“出于对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考虑，它们不会听任印度衰落下去。（注：《印度快报》1998年5月14日）另一张就是“市场牌”。美国近年来把印度列为下个世纪的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其他西方国家也把印度看作是“最后一块没有开发的大市场。”在印度政府看来，进一步开放投资和商品市场、甚至包括军品市场，将对西方国家有着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尤其是在军售领域，苏联解体后，印度寻求武器来源的多元化，西方国家的军品刚刚开始打入印度市场，它们决不会轻易放弃而重新让俄罗斯独占。印度认为，打出这两张“牌”，西方国家“迟早会取消这些制裁”。
显然，印度当局的算盘有些过于乐观。不过也应当看到，虽然印在政治、外交和道义上会失分不少，但在经济等方面恐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而且它的“核武器拥有国”地位已是客观存在，国际社会最终将不得不面对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