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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近美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数字，1996年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995年的0.7%提高到3%；在此基础上，1997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4—5%。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继续回落，1996年上半年只有22%，为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由于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幅度大于外债额的增长幅度，因此外债负担有所减轻，1996年负债率（外债相当于出口收入的比重）估计在225%左右，为198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总而言之，种种迹象表明，拉美国家已彻底摆脱了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
拉美国家能在较短时间内走向经济复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多年的经济改革增强了拉美经济的活力，也使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不断增强。
除智利以外，几乎所有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都是从80年代后期开始的。拉美经济改革的动因就外部因素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以及美国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敦促拉美国家实施全方位的经济改革，并以此作为提供资金援助的重要条件之一。然而，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起作用。1982年拉美爆发债务危机后，该地区陷入了本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双重危机的打击，拉美国家认识到，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彻底摆脱困境。
还应该指出的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广泛传播以及新结构主义的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尽管这两种学说在许多方面有分歧，但它们都认为，拉美国家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必须使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合理化。
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通过降低贸易壁垒和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来扩大国民经济的外向性。在战后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过程中，拉美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的发展而将外国商品拒之门外。这一忽视比较优势原则的保护固然使民族工业在无外来竞争的条件下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企业的效益却长期得不到长足的提高。在改革中，拉美国家不仅大幅度降低关税壁垒，而且还取消了多种非关税壁垒，从而使外国商品很容易地进入拉美市场。此外，拉美国家还修改了外资法，进一步放松对外资的限制。
第二，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等手段来减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另一个特点是强化国家干预。对于拉美国家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私人资本实力不足和市场功能不健全，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等途径来强化国家资本是十分必要的，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也是完全应该的。然而，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因经营不善而亏损累累，国家的财政负担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国家对经济生活各个方面的强有力干预反而扭曲了价格信号，最终抑制了市场机制的发育，使资源得不到合理的配置。在改革中，拉美国家用多种方法对国有企业实施了私有化。私有化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影响之大，在整个第三世界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此外，拉美国家还通过放开价格等手段，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管制。
毋庸置疑，拉美经济改革的成效十分显著。进入90年代后，拉美经济终于从“失去的十年”走向“希望的十年”。1992—1994年，拉美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分别为2.8%、3.0%和4.6%。即使在1994年12月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以后，受此危机影响最大的国家也只有墨西哥本身和阿根廷两个国家。1995年整个拉美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仅增长了0.7%，但在其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依然保持在4.2%的水平上，其中秘鲁和智利增长率均超过7%。
但是，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改革并非使全社会的每一个人获得利益。许多统计资料表明，最近几年，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收入分配状况不仅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在恶化。常被人引述的一个典型事例就是，被美国《福布斯》杂志收录的墨西哥亿万富翁从改革前的2位增加到1994年的20多位。因此，贫富差别不仅未缩小，反而在扩大，影响了社会稳定。
其次，失业问题越来越突出。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统计，1996年上半年，在7个主要拉美国家中，4个国家的失业率在10%以上，其中阿根廷高达17%。在失业大军中，妇女和青年占较大比重。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当然与发展模式的转型诱发结构性失业有关，但它更与以下三个因素密切相连：第一，大量国有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常用裁减雇员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开放市场后，为数不少的中、小企业因无力与外国商品竞争而压缩生产规模甚至倒闭；第三，政府为降低财政支出而取消或压缩公共投资。
再次，在实施贸易自由化的同时，未能使出口贸易得到相应的增长，从而使经常项目失衡的问题愈益突出。1994年，拉美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曾高达492亿美元。虽然最近两年这一逆差开始呈降低的趋势，但1996年依然高达321亿美元。许多经济学家指出，墨西哥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之一就是政府用短期外资来弥补巨大的经常项目逆差。此外，随着贸易壁垒的降低，大量外国商品涌入本国市场，从而使实力微弱的某些部门或中、小型企业和农民因难以抵挡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国内资本积累率依然很低，从而增加了对外资的依赖性等。
令人欣慰的是，拉美国家的决策者越来越认识到，在推动改革的同时，必须注重社会公正和正确掌握对外开放的程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经济学家也不时提醒拉美决策者采取一系列为改革服务的配套性措施，如改善收入分配、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储蓄率、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扩大出口，等等。
可以预料，随着拉美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拉美国家将以更新的姿态迎接21世纪的到来，该地区在世界经济全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