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探究——兼论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途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农村论文,中国论文,化与论文,途径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农”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问题，也是突出的难点问题，必须妥善解决。“三农”问题若没有好的解决思路和途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不能真正实现。按照以人为本的观点，中国“三农”问题的关键或核心是解决农民问题，具体地说，是要解决农村人口农业就业比重过高、农民收入过低、农民公共资源享有量过少、城乡收入水平和享用公共资源差距过大等一系列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就解决“三农”问题发布了七个“一号文件”，前五个主要是对农村联产承包土地经营制度和农产品收购制度改革等方面工作的肯定。时隔8年，针对农民人均纯收入连年增长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有所拉大的情况，在2004年，出台了有关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第六个“一号文件”。但改变农民收入低、农村生活质量差的状况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工作同时推进，所以2005年的第七个“一号文件”则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同年出台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则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头条。第六和第七个“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两个全会决议的精神，一方面说明党和政府对农民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农民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一些公开的观点及笔者对新农村建设的实地调研和与部分县长和县委书记的交谈表明，目前对建设新农村的理解还存在一些偏差，其中一些表现为，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将现有所有农民留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认为新农村建设就是在农村搞新城镇建造，实现简单的“就地城市化”；认为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吸取拉美教训，放慢城市化进程的步伐等。以上认识偏差归结起来，就是没有较全面的把握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之间的关系。
笔者认为，要根本解决中国农民问题或以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方式解决此问题，一个重要途径是要把大量过多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走进城市，实现城市化的迁移增长；另外一条不可或缺的途径，也是最终的根本途径是①，形成数量、比例适宜的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实现收入增长和生活质量提高，建成新农村。并且，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并非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相互独立的两条路径，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
在中国，由于对城市化的理解存在不同认识，因此在阐述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的关系之前，首先表明笔者对于城市化衡量标准的理解，这是展开后文的基础。
一、关于城市化水平的衡量：居住地所属和从业所属并用
库兹涅茨等经济学家及大多数的人口学家认为，城市化是由工业化引起的、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一种空间地域人口分布不断由农村向城市集中的过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的定义，城市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是反映各国城市化水平的两个指标之一②。
我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意识到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严重性和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实际，从而对城市化问题的研究较多，也引发了城市化与城镇化、城市化率衡量问题等诸方面的争论。笔者认为，城镇就是城市，只不过是规模很小的城市，就目前中国的状况而言，居住在乡村家庭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还未城市化的村民；居住在城市(镇)、家庭的劳动力从事第二或第三产业的人，就是已城市化的市民。③ 因此城市化的衡量有两个维度，一是居住地所属，即居住在城镇还是乡村；二是从业所属，即家庭劳动力从事的是农业生产或是工业和服务业。
一般而言，城市化水平的衡量以居住地所属为标准，如，(图1)2004年世界农村人口比重平均为51％，城市化率平均水平则为49％；发达国家农村人口比重平均为28％，城市化率则为72％；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比重为58％，城市化率为42％。2004年中国按居住地统计口径，农村人口比重为58.2％，而城市化率为41.8％，比世界平均水平低7个百分点以上，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还低0.2个百分点。但即便是这样，以城镇居民比重衡量的中国城市化率仍然比实际水平要高。
图1 世界各地区农村人口比重及农业就业比重(2004)
数据来源：Summary of World Food and Agricultural Statistics(2005)及中国统计年鉴(2005)
联合国粮农组织(2005)数据显示，中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64.9％，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调查显示，中国2004年农业人口比重仍然高达69.19％，远高于按居住地统计的农村人口58.2％的比例。这一是因为二三产业发展对农业人口的吸纳能力很有限，并且长期以来户籍制度对农业人口迁往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了制度屏障；二是因为农村总和生育率要远高于城市；三是如林毅夫(2005)指出的，在中国有一些农民虽然已经居住在城镇，但仍然从事的是农业生产，笔者(2006)在江苏常熟市的调研也发现，那里有些镇已经全部是非农户籍了，但不少人的职业仍是从事农业生产。也就是说，一些地区为追求城市化率的快速提高，采取了将从事农业人口的户籍变成非农户籍的做法。因而以居住地所属来统计中国的城市化率，其结果就比实际的城市化水平高。笔者的观点是，在测算中国城市化水平时，不仅要看人口的居住地所属，还要考虑人口的就业所属。
二、中国城市化的迁移增长是建成新农村的前提
(一)迁移入城市已成为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最主要方式④
一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通常有三种可能的实现形式：一是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快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转变为城镇，实现城市人口的长入式增长；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实现城市人口的迁移增长(王雅莉等，2002)。城市化率的提高是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快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而推进。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远低于农村的人口增长，通过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来提高城市化水平是不可能的，也不符合我国人口数量状况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城市化的长入式增长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从事非农产业促成农村地区转变为城镇的城市化实现形式，这是一种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剩余劳动力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而产生的城市化实现形式。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国家的经验表明，城市化一般主要是通过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以通过迁移增长促进城市化的发展。
经济发展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看作是工业化乃至城市化的根源所在。产业结构的变化必将伴随劳动力和人口不断从农业产业转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地区转入城市地区；同时，工业化过程中，除了少数如农产品加工业放在农村比较合理外，大部分的工业、服务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都会自动向城市聚集⑤，这是企业摊薄成本、获取聚集经济规模效应的自然取向，因此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也是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不断向城市集中聚集的过程，即它同时也是农村(劳动力)人口不断向城市流迁、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城市化过程。因此农业人口转而从事非农产业，成为非农业人口，实现真正城市化，其最重要的实现方式应该是迁移增长的城市化。
(二)大量过剩农业人口必须转向非农产业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100美元⑥，中国农业人口比重高达64.9％，而同期人均收入水平还低于中国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乌克兰、斯里兰卡等国，2003年人均国民收入分别为1080美元、970美元和930美元，但他们的农业人口比重仅分别为37.5％、45.4％和14.5％，远低于中国(图2)。说明中国在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推动真正的城市化进程⑦ 方面尚任重道远。
图2 人均国民收入低于中国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农业人口比重(2003)
资料来源：FAO网站及world bank网站
2004年中国农业人口70％，人均耕地1.41亩，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并且尚有不少农村的土壤、气候和水资源等自然条件恶劣，加之农产品是初级产品，价格低。众多的人口在从事农业，人均耕地少，农产品价格低，在这些因素制约下，中国农民要富起来谈何容易？数据显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已从1992年2.6∶1，提高到2004年的3.2∶1，李京文(2004)指出，若考虑到政府对城镇居民的财政补贴，这一比例会高达6∶1⑧，这在世界范围也是不多见的。
若现有的农民继续留在为数不多的耕地上，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无法大幅提高，农业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也不可能根本扭转，因而建设新农村也就无从谈起。根据理论研究和国内外经验，要长期持续较快地增加农民收入，基本途径是减少农民，不断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⑨
(三)仅靠就地非农化(小城镇化)无法吸纳庞大的农村过多人口
尽管费孝通先生指出，中国农村可以通过“苏南模式”、“温州模式”、“东莞模式”以及中西部农村的“一村一品”发展农村经济，走农村—小城镇—城市的发展道路，但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农业人口非常庞大，农村地区的发展条件也千差万别，就地非农化(小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的特色模式，但也存在公共设施重复建设、利用率低、难有规模经济等缺陷，不可能解决中国所有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
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比重为69.2％，国家统计局预测，若2020年降至40％～50％⑩，届时我国人口总数预计为14.6亿，(11) 则有4.3亿～2.8亿农业人口转而成为非农业人口。经济学家约翰逊认为，到2030年，中国的劳动力中应该只有10％从事农业生产(12)，根据中国相关部门做出的预测，203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5亿人(13)，按照李京文的中国预测方案，(14) 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届时，中国劳动力人口比重将下降至近50％，约为7.5亿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应约为7500万人，而2004年，中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约为3.5亿，这样2004年至2030年，中国还有2.7亿农村就业人口需进入城市(或变为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活动。仅靠就地非农化的小城镇发展，无法吸纳如此多的人口，并且大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引力也是小城镇难以比拟的。李子奈(2006)研究发现，小城镇已经不是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的首选目的地，农村青年劳动力更倾向于进入大城市、省级城市(15)。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中城市的经济持续发展，对吸纳农民工可能会收到更好的效果。
(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从总和生育率角度对降低农业人口比重有积极意义
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文素质决定了城市生活的快节奏和高度竞争，以及优育孩子的高成本。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可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实现优生优育，加大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减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1998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总体水平为1.8左右，估计农村为2.1，城市为1.2(16)，即中国农村生育率远高于城市，如果现有农村人口还都继续在农村生活，意味着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是远快于城市的，若城市人口得不到迁入增长，我国真正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会举步维艰，甚至成为不可能。
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哪怕不能在城市长久的居住下去，但由于在城市生活经历所感受的生育观念，对他们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伍海霞(2006)调查表明，农村流动人口期望子女数减少，一胎与二胎生育间隔延长；巫继学(2006)的研究也指出，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打工后，生育观念正在发生本质变化，少生优生已经成为他们的生育新观念。(17) 可以说，在城乡互动的推拉机制影响下，人口的合理流动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而且人口流动也是一场规模巨大意义深远的文化启蒙活动，它对传统人口行为的改变和社会变迁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18)
(五)进城务工、城市化是农村人口反贫困的重要途径
建设新农村最起码首先应消除我国农村的绝对贫困现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农村仍存在至少3000万的绝对贫困人口。张晓辉(2006)的研究表明，农村贫困户和非贫困户收入差距的最主要不同来源，一是工资性收入，二是非农经营收入，这两项收入来源不外乎是进城务工或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姜生贵(2006)的调查表明，农民工进城打工月平均收入在500元以上的占到80％，而同批人在家务农的收入平均每月在210元以下的却占近80％。从两组数据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收入尽管低于一些城市部门的职工，但是仍远高于他们在家的务农收入，这是他们离开家乡，走进城市的最根本动因。(19) 由于工资性收入是江苏农民增收的最大来源，对农民增收的贡献份额达65.7％，从2003年开始，江苏实施了农民大培训大转移策略，以此作为现阶段最大的农民致富工程。至2005年农村劳动力转移已经成为江苏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外出打工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近20％(20)。
对于那些土壤、气候、水资源、地势等自然条件十分恶劣、不适宜农业发展、人口分布又极其分散的农村，建设新农村不仅成本高昂，而且不具备可行性，并且由于恶劣的自然条件，那里的农村人口多是贫困的。在这样的农村地区，国家应出台资金及政策扶持措施，促进村落合并，加强对村民的就业培训，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村民进城务工，这是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途径之一。
(六)中国并不能因拉美过度城市化的教训而人为放慢城市化进程
拉美过快城市化、过度城市化的教训使我们不禁思考城市化进程的速度问题，有些人认为，中国城市化脚步应有所放慢。但笔者认为，按照城市化发展的规律，当一个国家(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或者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城市化将会加速发展。城市化率从30％提高到70％，美国花了100年，日本用了70年(21)。无论从人均GDP指标还是从城市化率指标看，我国都已处于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人为控制城市化进程的速度是违背规律而行的。何况，正如上文所分析指出的，我国目前的农业人口比重还是过高，不适应经济发展。因此，中国并不能因拉美过度城市化造成了严重问题，而人为的通过政策障碍等方式降低城市化推进的速度，应正确认识拉美型过度城市化的问题，积极应对城市化加速阶段的问题和挑战。
拉美过度城市化的表面直接原因，60％由于城市人口的高自然增长率，40％由于农村人口大规模迅速地向城市流入(22)。这一是因为拉美国家实行人口控制政策比较晚，也不严格；二是因为城乡生活差距很大，农村贫困人口比例高达60％，当具有“用脚投票”的自由时，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的流入不可避免。拉美过度城市化的本质原因则在于，拉美政府和国际援助组织在拉美城市经济发展导向方面的错误以及农村土地私有制造成大多数农村人无地而陷入贫困(23)。
中国有较为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并且城市总和生育率只有1.2(甚至更低)，因而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同时，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不会出现少数“大地主”垄断土地的情况，所以诱发拉美过度城市化的直接原因在中国尚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已开始实施建设新农村的措施，通过加大对农村生产、基础设施及教育方面的投资力度，农村的生活水平会有所提高、村民精神风貌也会有所改善，这些因素会很大程度的降低农村过多人口过快盲目向城市涌入现象的出现。当然，城市发展的合理规划、注意形成集聚效应及发展就业能力强的产业导向等，也是避免拉美过度城市化问题的重要措施。
上述分析表明，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比重还是过高，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镇)从事非农产业，是数量适当的农村人口通过发展现代化农业、建成新农村的前提。这是城市化与建设新农村关系的一方面表现。另一方面，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也必将是推动城市化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并为城市化持续健康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建设新农村是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一些国家曾经的现代化进程以牺牲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利益为代价，“强行”推进，但在过了200多年后的更加文明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体现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中国解决农民问题时，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这是在推进城市化进程解决农民问题的同时，又一条解决农民问题的重大举措，其主旨在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城市化不足以、也不能解决中国农民的所有问题，适量规模的农业人口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型农村，是平衡城乡收入差距、最终解决中国农民问题的内因动力所在(24)。而且，建设新农村也是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保障。
(一)没有农村的健康发展，城市化也无法持续健康的推进
拉美城市化教训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城乡差距过大、农村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因而造成城市化的混乱。由于拉美农村土地占有制度不合理、农业现代化的局限性、农业发展政策失误及农村发展落后等方面原因，造成了拉美农村人口大规模、无序的、过快涌入城市，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病问题和城市化过程的混乱，并且进一步加剧了拉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25) 这启示我们，只有农业生产发展的好、农村基础设施(水、电、路)和公共服务体系(教育、卫生、社会保障)不断改善，以使农民收入水平与市民收入水平差距不断缩小、农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城市化才能健康发展，整个社会才能和谐有序。
新农村建设中，各级政府会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事业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和政策扶持力度，从而逐步带动农民收入提高、农村生活质量改善以及农民精神风貌的提升，这不仅对防止农村人口过快盲目流入城市有一定功效，并且即便进入城市，也会具有更高的自觉意识和获取就业机会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农村建设是城市化持续健康发展的条件之一。
(二)新农村建设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重视有助于加快城市化的有序发展
新农村建设中，随着各级政府和村民私人对教育投入的重视和投资力度的加大，农村人力资本状况将有所改善，将有力的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流迁。韩国新村运动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尽管在新村运动刚开始时农村的基础设施条件非常落后，但政府和农村家庭私人对教育投资却是一直非常重视，韩国农村的教育一直处于不断进步中。农村人力资本的积累为韩国过剩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就业以及新农村建设中“自助、勤勉、合作”精神的发扬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韩国的新村运动同时也是一个农业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在新村运动刚开始的1970年，韩国农业人口为141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4.7％，到1990年即城乡收入水平基本相当时，其农业人口已减少至666万，占总人口比重大幅下降至15.7％(图3)。
图3 韩国农业人口的减少情况(1965—1994)
资料来源：[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中国农业出版社，2005年版，68页。
朱农(2003)的研究表明，教育在非农业活动中的回报率通常比在农业活动中的回报率高，文化程度较高的家庭成员有更多的可能性为非农业活动所吸引。所以新农村建设中，对农村教育投入的重视和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可以促使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素质的提高，有更强的能力从土地上走出来，走进城镇，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从而推动城市化进程。
(三)新农村建设将带动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兴起，促进城镇化发展
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地区农村的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增强分散小农户抵御风险能力以及更好的分配和管理，政府对农村的投资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协”，处理农业存贷、保险、农产品购销、技术指导、土地利用及乡村旅游等方面的问题。“农协”组织的发展，会带动周边城镇金融、保险、信息、技术等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兴起，也会吸纳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入这些服务组织，促进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2006)的研究指出，人口迁移、就地非农化(主要指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实现小城镇化)是中国城市化两种并行不悖的实现方式，就地城市(镇)化实现城市化的长入式增长，不仅是计划体制下城乡严格户籍制度的产物，也是新农村建设中会出现的一种现象，但其表现形式与计划体制下的小城镇化本质是不同的。计划体制下的小城镇以集体经济为主要形式，多从事农产品加工或简单的工业品的生产，究其本质，是生产型的小城镇。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就地非农化现象，应该是在农业生产区的周边城镇地区所兴起的，由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农产品技术开发、产品营销、信息网络咨询等行业所带动的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走出土地，转向非农(业生产)行业的现象，其本质是服务型的小城镇化。笔者在上海南汇区的调研获知，其果园村就有一部分农民组成供销合作服务公司，为农产品的开发、销售服务。以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农村供销合作社、农村互助保险公司、农业中小技术研究等服务性合作组织带动的就地非农化不仅加速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生产的进程，还可以吸引一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新农村建设不仅对于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于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也十分重要。不过，还需要强调的是，尽管新农村建设与城市化有着密切关系，但新农村建设绝不是简单的新城镇“形象工程”建造。
四、新农村建设绝不是简单的新城镇建造
对新农村建设的误区之一就是认为建设新农村就是搞新城镇建造，是直接城市(镇)化的一种形式。因此将着力点放在水、电、路的修建及房屋的改造方面，而忽视了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其机制保障是管理民主，其精神动力在于乡风文明等。
单纯新城镇建造的结果之一是，在农村地区形成小而全、散之又散的乡村工业。因为，在农村搞城镇建设需要大量投资，资金只能靠发展第二或第三产业获取，相当多的农村以发展第二产业积累城镇化的建设投资，这就是过去的“村村点火”的就地城镇化模式。但除了农业条件好，可以带动乡村工业的“苏南模式”、勤劳善商的“温州模式”、有毗邻香港地缘优势吸引外资的“东莞模式”及中西部地区个别农村的“一村一品”模式外，中国很多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由于远离市场、农业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信息闭塞等原因，发展乡村工业没有资金支持，没有产业依托，又远离销售市场，存在很大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搞单纯新城镇建造的“形象工程”，最终势必损害村民利益。单纯新城镇建造的更为恶劣的后果是，粗暴迫使农民拆除旧房、建造新房，剥夺农民决定自己住所的权益，会严重伤害农民的情感和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
五、结语
发达国家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验表明，当社会进入到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时，城市具备了支持农村建设的经济实力，不仅表现为城市的税收收入可以更多的投向农村生产和社会事业，还表现为城市经济发展具有吸纳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发展阶段，城市化的迁移增长有助于吸纳大量的农村过多人口，而农村人口数量和比重适当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得以不断提高并且建成新农村的前提；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教育投入力度的加大、村民精神风貌的提升及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兴起，有助于遏制农村人口过快、盲目的涌入城市，有助于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的有效和有序转移，为城市化的持续健康发展创造条件，提供保障。
因此，解决中国农民问题需两条腿走路，城市化和建设新农村应同时推进，并且可以互动并举，相辅相成。
注释：
①因为当过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从事非农产业后，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就是留在农村的人了，此时，建设新农村是内因性根本途径。
②另一个是在百万及以上城市人口聚集区的人口估计值，陈甬军等(2002)。
③有些观点认为，城市化不仅是所居住的地域属性和从业属性，还包括生活习惯和观点等方面，由于这些无法量化衡量，加之笔者认为，现阶段，这并非中国城市化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所以对习惯观念方面的城市化问题不予考虑。
④参见笔者“长江三角洲人口入迁及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因素”，《市场与人口分析》2006年第2期。
⑤文贯中(2003)，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城市化和农村人口的转移，见陈爱民“中国城市化：田野研究与省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版，183页。
⑥注意人均国民收入与人均GDP的区别。
⑦即不仅是居住地发生从农村向城市的改变，从业也要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
⑧中国网2004年1月9日。
⑨林毅夫(2006)建设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选择，人民日报，2006年10月30日。
⑩这仍然是比较低水平的估算，因为2003年世界农业人口比重的平均水平仅为41.2％。
(11)张维庆(2003)关注人口安全，促进协调发展，中国人口信息网http://www.cpirc.org.cn。
(12)D.盖尔·约翰逊：经济发展中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序言。
(13)中国人口网http://www.chinapop.gov.cn/rkzh/rk/rkyjhsyfz/t20040326_2485.htm。
(14)李京文(2001)，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广州经贸网http://www.gzii.gov.cn。
(15)李子奈等(2006)，中国农村城市化模式的需求分析，科学网http://www.sciencetimes.com.cn。
(16)蔡昉等(2002)，人口将给中国带来什么，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7)巫继学(2006)，影响中国生育政策走向的农民工新生育观，人本经济学网http://www.economics.com.cn。
(18)彭希哲(2006)，构建和谐社会，呼唤科学的社会人口战略，复旦新闻网http://www.fudan.edu.cn/fudannews。
(19)姜生贵，农民工未来归宿意愿的调查分析，学习时报网http://www.studytimes.com.cn。
(20)国家统计局网站，2006年3月31日“江苏农民增收目标超额完成，持续增收难度较大”。
(21)仇保兴在全国建设科技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福建建设信息网，2002年9月12日。
(22)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02-506页。
(23)托马斯·安戈蒂(1996)“拉美的城市化和城市规划”，出自奇尔科特·罗纳德编“替代拉美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版。
(24)见脚注1。
(25)苏振兴：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5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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