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之基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精神文明建设论文,基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的关系，是一个引起学术界广泛重视的问题，时贤们已经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但一般都只论述到传统文化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资料这个层次。我认为，传统文化不仅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料，而且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出发点和现实基础。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从对文化的理解说起。
文化的定义很多，本文取通常所理解的意义，即与特定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以语言为符号传播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注：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也就是一般所说的精神文化（注：黄枬森《唯物史观与文化的共性与个性》，《哲学研究》，1997年第4期。）。 这个理解与中国传统的文化概念即文治教化的意义也是相通的。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特定的涵盖范围内都有两个层次：世俗文化和精英文化。世俗文化即在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中所表现的文化，主要在一般民众中间流传。精英文化则主要表现在各种文化典籍之中，一般由知识分子所掌握。世俗文化粗疏、简朴，精英文化则精密、复杂。二者并不是绝然分开不相通的，而是互相影响互为依存的。精英文化作为充分反映统治阶级利益愿望的意识，其主要内容必须传播到一般民众中去，只有这样，它才有存在的价值。这也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的含义之一。反过来，世俗文化又以它独有的生动活泼、简便宜行的特点不断充实丰富精英文化，给精英文化以新的生命力。当然，二者的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精英文化中有关处理统治者内部关系以及如何治理民众等内容，是不必也不会传播到民众中去的；世俗文化除了接受精英文化的部分内容外，也还包括从他们自身体验中总结出来的生产生活经验，这些有的可为精英文化吸收，有的则不然。只有把一个民族的这两个层次的文化合起来，才是这个民族文化的全部。文化人类学者们之所以强调“田野作业”，道理就在这里。
说起来，这都是些尽人皆知的普通常识，但事实上却常被遗忘或忽略。如“国学热”，当然是一种文化热，但所“热”的只是精英文化，世俗文化是不在它的视界之内的。就是目前出现的相当一批文化学著作，也往往只停在文献的范围里而很少延伸到世俗的层次。而忘记了这些，往往就会忽略文化与人的关系。
文化是人创造的，反过来，文化也制约人、影响人、创造人。曾有学者提出过“文化之网”的观点（注：克利福德·吉尔兹在《文化的解释》中说：“所谓文化，就是这样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就是从这里着眼的。人都在一定的特定文化氛围中生活，受到特定文化的制约。人要想离开他生活于其中的文化而独立存在，就像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文化当然主要靠教育来传播与继承，但这教育是泛义的，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潜移默化的，是无意识不自觉地进行的。因此，即使是从未进过学校的文盲，也会受到一定文化的熏陶，呈现出特定的文化状态。汪曾祺曾说，有些人尽管没有读过老子、庄子的书，但可能有老庄的影响。（注：《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北京文学》，1983年第2期。）他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80年代曾有一位青年学人，大倡“全盘西化”理论，彻底否定中国文化，而他这种极端二值判断的思维方式，恰恰正是中国文化而且是其中糟粕部分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与人同在或人与文化同在，现实的人总是呈现出某种文化型态的。
那么，现实的中国人呈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型态呢？这就要说到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问题了。
什么是传统？就是过去流传到现在的东西。传统是可以按时段加以区分的。有的学者将传统分为两种（注：刘世军《区分两种不同的传统》，《社会科学报》，1997年8月7日。），我以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传统文化分为三种较为合适。即：古代传统文化，近代传统文化，现代传统文化。
古代传统文化指从上古直到清末的文化，包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这文化当然是变动不居的，但其基本的形态则是一种以儒学为主、儒道互补的文化。时贤们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东方文化，指的大体就是这一种。
近代传统文化指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此时的中国文化，除了原有的东西外，又融进了西方文化的许多成分。这个融进过程，开始是被迫，后来是主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一次最自觉最彻底的吸收、融合西方文化的运动。正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努力，这种对西方文化的吸收融合才不仅停留在精英层，而且深入到世俗层，使中国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代传统文化（这里不是在严格科学的意义上使用“现代”这一概念），指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后，特别是马列主义成为全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之后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建国以来形成的文化。这时期中国文化的特征就是用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原有文化进行了一番改造，从而形成的一种新文化。这是一种离我们最近的文化。虽然离我们最近，但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因而也是一种传统文化。
问题不仅在于区分不同时期传统文化以便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了解不同时期传统文化的演变状况，这就涉及到文化的流变形态问题。文化的流变有如逝水，总是处在不断地吸收、融合、变化、发展之中的，不可能停止或中断。80年代文化热出现之后，曾广为流行一种“文化断裂带”的说法。“寻根派”的所谓“文化断裂”，可能有他们特定的含义，这里且不作评论。就这个说法本身而言，其实不符合文化流变的实际情况，因而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在文献资料或学理研究中，我们虽然可以有时甚至是必须把传统文化分成若干层次但在现实存在上，它们并不是分割并列而是叠加融合的。就中国传统文化说，古代传统文化是不断变化发展的，近代传统文化则是在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了西方文化的一些成分而形成的，现代传统文化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指导对近代传统文化加以改造的结果。也就是说，现代传统文化中积淀着古代传统文化与近代传统文化的基本成分，而且最终体现在现实的中国人身上。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任务。
当前我们所要建设的精神文明，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然其根本任务是极大地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注：邢贲思《邓小平论精神文明》，《求是》，1996年第10期。）。这一根本任务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关系到全民族的现实的社会性任务，是一项教育人、培养人的伟大事业，是人自身的现代化建设。
总之，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所面对的对象是现实的人，要以现实的人的状况为基础，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去进行。而现实的人，又总是体现着传统文化积淀的人。因此，现代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就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和出发点的，传统文化决不仅仅是为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资料而已。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中国实际、中国国情、中国特色。
二
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关系的认识上，有几个值得注意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西化论”。这种观点的要害在于以西方为现代化的标的。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先发展国家，自己走向现代化而中国却不行，其原因就在于西方文化中包含有走向现代化的成分而中国没有，或至少是西方发展了其文化中有利于现代化的成分而中国未能办到。比如说，西方文化重视分析外界事物的工具理性精神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西方文化的重商意识推动了经济贸易的展开，西方的个人中心价值观造成了强烈的竞争意识等等。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日本。日本的现代化得力于两次重要的“西化”，一次是明治维新，一次是二战后美国占领时期的强制民主化。过去持这种观点的人较多，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已经比较少了，但还有，在各方面都还有所表现。如有的学者认为，中华文化是农业文明时代的杰出代表，西方近代文化则是产业时代的中心，并日渐成为普遍性的价值尺度（注：刘三富《儒家道德体系与时代精神的价值错位》，《吉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有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学至今没有进入现代化，还只是近代文学，也是以西方现代派文学为标准来立论的（注：杨春时、宋剑华《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近代性》，《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这种观点的失误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不全面。中国文化中也有适合现代化的成分，十六世纪以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国社会几次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走到资本主义的边缘等就是证据。所以毛泽东才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26页。） 当然中国文化中还有更强大的不利于现代化的成分，因而中国最终没有能够自发地走上现代化道路，而是在外力压制下被动地开始现代化的努力。但这，也还是证明了全盘西化的不正确。二是对现代化模式认识的僵化。事实上，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与模式都是不一样的。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每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都必须而且实际上也只能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的特定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有学者在谈论所谓儒家资本主义时，曾嘲笑说：“随着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指日可待地成龙成虎，大谈儒家资本主义的时贤，应该预留一些篇幅给伊斯兰资本主义、佛教资本主义。”（注：曾德雄《改善学术文化发展的社会环境——袁伟时教授访谈录》，《开放时代》，1995年第3期。 ）话是说的辛辣幽默而且痛快， 但从社会发展的民族特色而言，情况可能正是如此。 我并不是同意所谓儒教资本主义的说法，但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确有各自的民族特点也是事实。
第二个误区是“东方中心论”或曰“中国中心论”。又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心论。这种理论的要点是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无所不包，完全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而且比西方文化更合理，可以避免西方现代化的所有弊端。如天人合一观较之西方的天人相分观更能避免工业发展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重义轻利的道德观能克服市场经济中的唯利是图等等。当今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少，新儒家可谓典型代表。甚至在西方，也有一批持所谓“东方文化救世论”的学者。这种观点的失误也有二。一是只看到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部分甚至无限夸大这优秀部分而忽视甚至不承认中国古代文化的糟粕部分，恰恰这糟粕是极有害于现代化的。这种观点现在往往打着弘扬民族文化的旗号而大行其道，却忽视了民族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比如提倡京剧。京剧作为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当然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中精华很多，糟粕也不少，笼而统之的提倡，究竟会起什么作用？我自己是很喜爱京剧的，但却不得不承认，京剧许多剧目的内容完全不适应当今的时代要求，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要求，有的甚至恰恰相反，如《吊金龟》、《四郎探母》、《大登殿》、《游龙戏凤》等等。再如新儒学所提倡的“新内圣外王”，无论它“新”到什么程度，其实质都不外是以个人道德的自我完善来牴牾民主法制的建设，其不利于我们的现代化进程是显而易见的。二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有些人看到了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诸多弊端，于是总想配制一种全无弊端的现代化新药方。这其实是一种幻想。我们作为后发展国家，当然应该也能够借鉴西方现代化的经验教训，尽量少走弯路，减少弊端，但要完全没有弊端，不付代价，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中国文化并没有这种完全免除弊端的能力。
另一类可称为“50年代优越论”。有人对50年代很感兴趣，尤其是在思想道德、社会风气方面。当市场经济大潮冲击而出现某些道德滑坡的时候，或者换一种说法，当市场经济大潮撕下了一些人的假面而充分暴露了人性恶的一面时，有人在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同时，就特别怀念50年代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此说在表面上似乎有充分根据。50年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是全中国的指导思想，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原有文化加以改造，或曰马列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不正是我们所提倡的境界吗？然而深入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就是排除计划经济的因素不顾，也还有下述问题没有解决：对马列主义是否有误读，是否真掌握？改造中国文化或曰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又改造了什么，结合了什么？这是需要通过实践来检验的。在实践中，单就思想道德而言，问题就不少。举一个例子。1957～1958年，北京曾开展过一场大讨论：共产党员应该是什么样的人？讨论结束时，《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由当时中央一位领导人执笔的社论，提出共产党员应该是党的驯服工具。后来又进一步扩大为对一切革命者即全体人民的要求。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那样不受丝毫怀疑，除了其他原因，驯服工具论不能不说起了极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并持续十年之久，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这样一群无自己主见的盲从的群众作为土壤的存在，无论如何是不能忽略的原因之一。我们总说要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异常惨痛的。所以，50年代决不是一切都好，梦想回到50年代，不仅在实际上不可能，在理论上也是可悲的。
第三个误区难以给一个简单的称呼，其要点是用一种最高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全体社会成员，认为只要有了共产主义道德，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当然也不必花力气去清理什么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从理论上说，如果整个社会都是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人，则这个社会当然是个道德高尚的社会。退一步说用共产主义道德要求全体，即使有一部分达不到，也必然具有较高的道德水平，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得其中”。这样，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也就会相应提高。这当然很理想。50年代以来，这差不多就是我们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所以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进行共产主义理想道德教育，一直到大学毕业，到工作岗位。这里的失误在于失掉了层次感，忽视了打基础的工作，忽视了基本道德的建设。共产主义道德当然是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在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少数人也有可能不同程度地达到共产主义道德的一定水平，如我们社会中的某些优秀分子，但决不可能全体达到那个水准。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道德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的理想道德，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人类基本道德的基础之上。没有这个基础，就像在沙漠之上建筑高塔一样，是建立不起来或是很容易垮掉的。应该说，在过去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由于失掉了层次感，我们普遍出现了一种人为拔高的现象。比如说，售货员为顾客礼貌服务，本来是他职业的起码要求，做不到这一点，就应该失掉这个职务，失掉“饭碗”。这与只讲奉献不计回报的为人民服务精神相差是很远的，却偏要称之为为人民服务。于是就往往出现这种尴尬局面：售货员态度不好，顾客批评他没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回答说：为人民服务又不是为你个人服务，顾客无话可答。再如，市长关心城市用电情况，本来也是他的职责所在，他如不管，也应该失掉市长的位子。现在他去了一趟供电局，也当做关心群众生活的美德加以赞扬，好像他不过问供电情况倒是正常的。由于忽视了基础道德的建设，更严重的是我们曾经出现过相当一批高喊革命口号而实际连做人的基本道德都不具备的假积极分子、假先进人物，一批拉大旗作虎皮包裹自己吓唬别人的人物，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极大危害。1997年，党中央公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其中包括许多属于做人基本准则的内容，如禁止赌搏、嫖娼卖淫等，有些人不理解，其实这正是党中央看到这方面问题而采取的针对性的措施。有的学者认为道德应有两个层次（注：万俊人《现代社会道德合理性基础论证》，《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在我看来， 我们当前社会道德应有三个层次：一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二是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求的道德，三是理想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第一个层次是最低也是最基本的，是基础。第二个层次是适合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普遍性要求。第三个层次是只适合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提高性要求，又是为全社会成员树立的一种道德理想目标。这三个层次可分别表述为：做人，做社会主义社会的合格公民，做共产主义先进分子。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传统文化对于当前思想道德建设的三种关系。在第一个层次，可以说基本上是从传统文化中来。通常所说的道德继承性，主要就是指做人基本准则这一部分。在第二个层次，是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有利于我们经济发展，有利于现代化的成分加以改造而成为适合时代需要的道德内容。在第三个层次，仍需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若干有用的思想资料。
三
认清了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明确，当前社会主义精神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入研究、彻底清理我们的传统文化。这是一项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又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说它艰巨，是因为：第一，这个任务只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有力的指导下才能完成，而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掌握是太不够了。我们习惯于记住一些词句或个别结论，而不善于把握其基本精神；我们习惯于拿某些术语概念去生搬硬套，而不善于运用基本原理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第二，负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实在太多，太复杂，而且，精华和糟粕往往混杂在一起，甚至体现在同一事物、同一命题、同一范畴之中，要真正理解、分析清楚，是很难很难的。第三，积淀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的人，是生活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56个民族的13亿人，不要说全面普查，就是做稍有典型意义的抽样调查，都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田野作业”。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但无论多么艰巨，多么困难，我们都必须完成，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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