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的经济影响：理论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道国论文,直接投资论文,外国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学界对于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关注起始于50、60年代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当时流行的理论思潮是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演变，尤其是通过大量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的支持，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在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渗入较深的拉美国家，另外两个有关外资影响的理论（以下简影响理论）派别——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依附论（Dependency）——逐渐形成，并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自此以后，影响理论基本定型。本文将分别介绍和评述这三种理论，并指出未来的理论发展方向。
一、发展主义
发展主义是历史上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第一个比较系统的理论。它是由同一时期深化了凯恩斯经济学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和“双缺口”模型引申来的。“哈罗德—多马”模型原用以说明发达国家实现充分就业所必需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基本关系式是：g＝i／k或s／k。其中，g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i，s分别是该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k 代表边际的资本——产业比率（lncremental capital- output ratio）， 即为了增加一定量的产业需要投入多少新资本。这一关系建立在I=S和封闭经济的假设条件之上。 后来，发展经济学家将该模型也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杨叔进，1989）。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率虽然很低，但投资却不一定要完全依靠国内储蓄。通过引入外资，投资率立刻就可以增加到（Sd+Sf ）的水平（其中，Sd为国内储蓄率，Sf为外资流入所增加的储蓄率）。这样，“哈罗德－多马”模型就从封闭条件扩展到开放条件，即：g= （ Sd+Sf）／k。“双缺口”模型由H.Chenery和A.M.Strout 首先提出（ H.Chenery 和A.M.Strout，1966）。他们认为，在开放条件下， 从总支出方面看，有Y=C+I+X恒等式存在；从总供给方面看，有Y=C+S+M恒等式存在，其中Y是一国的国民收入，C、I、S、X、M分别表示该国的总消费、总投资、总储蓄、出口和进口额。综合以上两式便有：I-S=M-X 即：投资和储蓄之差等于进出口之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存在两个缺口：一个是I-S，即储蓄缺口； 一个是M-X，即外贸缺口。根据这个模型，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储蓄水平太低，如果要提高投资率，那就需要利用外国的储蓄；另一方面由于增加投资需要购置大量的外国机器和设备，便会出现入超。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应付外贸逆差（即外汇不足）问题，又要处理储蓄不足问题。外资的流入可以弥补束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这两个缺口，起一石双鸟的作用。
基于这两个模型，发展主义认为，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能增加当地储蓄，从而提高当地积累率和经济增长率；第二能缓解当地的外汇约束，从而使当地发展中东道国进口更多的机器、设备等；第三能带来新的技术、管理技巧等。
50年代阿根廷著名经济学家普雷维什领导下的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ECLA）就持有这种观点。ECLA认为：拉美国家严重依赖初级矿产品、农产品出口的畸型单一经济将会由于外贸条件的恶化而导致持续的外部平衡问题。进口替代型工业化将彻底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国际分工，并使拉美国家享受越来越多的技术进步成果。同时，他们还相信，制造业中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会为实现这种目标作出重要贡献，并补充因当地生产效率低下而导致的储蓄不足（Prebisch，1969）。
70年代之前，发展主义的观点在TNCs（指跨国公司）及其代言人中间尤其流行， 典型代表是那些为美国国务院所准备的研究报告， 如：May（1970）；May and Femamdez Arena（1970）；May（1978）。这类研究中一个最基本的假设是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尤其是拉美）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补充了而不是替代了当地的资源。在此假设下所作的实证分析自然会最大可能地估计出外国直接投资对当地的有益影响。这一点在分析跨国公司对拉美发展中东道国外部平衡影响的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些外部平衡影响不仅由新进的外国直接投资减去其汇出的利润、特许权费等构成，而且也包括了这些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直接出口和其销售产品活动的“进口替代效应”等。其中，进口替代效应构成了跨国公司对当地外部平衡的最大贡献。如1966年和1972年在拉美的美国跨国公司对当地外部平衡的影响，39%以上的份额都来自这种进口替代效应。这类研究在计算进口替代效应时假定：在没有外国直接投资介入的情况下，（1）不存在当地生产，同一产品不得不靠进口获得；（2）被跨国公司使用的当地资源将不被利用。因此，毫不奇怪，在这种假定下，跨国公司的介入对当地东道国的外部平衡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分析跨国公司介入而给当地东道国造成的“成本”时，这类分析通常用跨国公司自己的申报利润水平（Declared Profit）作为指标， 即：长期内大约是11%的水平，加上特许权费的技术援助也只达到13%、14%，因此，结论是：跨国公司的介入对拉美东道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且回报很少。
对于发展主义，我们的看法是：第一，发展主义把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看成是发展中东道国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缺口的补充者、供应者，这是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本质特征的一种扭曲。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产业资本，其本质体现在“流”一样不间断的运动之中，而且永远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肢解开的资本或技术并不能代表外国直接投资自身。同样，跨国公司永远只是一个追求私利的企业，绝非“救世主”。第二，把跨国公司带入的资源（资本、外汇、技术、管理技巧等）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看成与当地东道国经济发展完全互补，这具有片面性。实际上，这种“互补关系”只在能够完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规模较小的发展中东道国存在，因为在那里跨国公司是主角，流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本身就构成当地的产业资本循环体系。但是，对于不能完全依附跨国公司的发展中大国，这种关系却不能成立。长远地看，外国直接投资的介入只是促使当地经济发展的手段。第三，对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东道国的情况未加区分，这大大影响了发展主义的理论深度及其结论的普遍性。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差异很大的群体，同一种外国直接投资在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的情形也存在于外国直接投资。总之，作为历史上最早的影响理论，发展主义直接促使了50、60年代外国直接投资向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美和东亚国家及地区的大量涌入，并作为这些国家吸引外资政策的理论基石。即便是在90年代的今天，这种理论仍然拥有众多的拥护者。但是，发展主义所倡导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完全协调一致的主旨是非常有害的。同时，它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性质、介入程度及发展中东道国的类型等不加区分的观点也过于抽象和笼统，从而缺乏理论深度。
二、经济民族主义
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形成的经济民族主义和依附论最初是作为发展主义的反对派出现的。经济民族主义认为，跨国公司多分布在集中程度很高的产业或市场中， 且它们的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揽子（apackage）”性质，因此， 它们的介入与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并非如发展主义所断言的那样是完全协调一致的，而是有冲突、相对立的。经济民族主义的这种判断根植于当时刚刚兴起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之上。海默（Hymer，1976 ）及后来的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 1969）和凯夫斯（Caves，1971）等人指出， 跨国公司在其母国和东道国中多分布在集中程度最高的产业部门和市场中，大多数都是些寡占企业；其对外投资活动具有“一揽子”本性。这种“一揽子”不仅包括资本，而且还包括技术、商标和管理技巧等一系列要素，并指出，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所有权优势是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根基，是它们在陌生的东道国市场上赖以生存的依靠。
既然跨国公司具有很强的所有权优势，并在当地市场上处于寡占地位，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便是跨国公司一定获取了“垄断”利润。据此，经济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申报利润水平的真实性提出了怀疑：（ 1）跨国公司的申报利润是否反映了它们真实的赢利水平？如果没有，又是通过什么机制掩盖的？（2）跨国公司通过什么样的商业操作规则、 市场行为来获取其垄断租金的？
详细实证分析的结论证实了民族主义的怀疑。第一个关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转移定价的研究是由Vaitsos 1974年作出的（研究的是哥伦比亚制造业中的跨国公司）。他发现在所研究的所有部门中，跨国公司的进口都存在着定价过高问题。具体高估的程度是：化学行业25%，电子行业16～60%，制药业155%，橡胶业40%（Vaitsos，1974， 表4.3）。据此，他进一步指出：制药业中的跨国公司，其申报利润只相当于实际所得的3.4%，而这些跨国公司的特许权费占了总收益的14 %，其余的82.6%则完全来自转移定价。其他国家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正是通过这种原料投入的高报价和产品出口上的低报价的转移价格机制，跨国公司巧妙地将真实利润水平掩盖起来，并转移出去。对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当地子公司或许可证获得者之间的技术合同的众多分析显示：跨国公司为了保证其垄断租金的实现，普遍实行限制性的商业操作。在这类合同中跨国公司附加了各种各样的限制条款。其中最通常的限制是出口约束——或者是直接禁止出口，或者是限制出口目的地。另一类限制，是要求当地生产者从其国外的技术供应者处购买原材料，这在技术转让合同中尤其普遍，因为当地企业在无此约束时完全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廉价的同类投入原料（Vaitsos，1971，表2，表4；UNCTAD， 1974，表7；Cassidato and Fung，1976，表4.30等）。 民族主义学者对当地市场上的跨国公司的市场行为，尤其是市场需求创造活动的研究发现，外国公司大规模的广告促销活动已经使当地的消费偏好发生了重要变化（Vaitsos，1976，P.38）。在某些假定下， 这种变化使当地人口中最贫穷部分的生活恶化（Helleiner，1975）。因此， 跨国公司的介入不仅带来了生产技术，而且也把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强加到当地人民的头上，从而为其垄断租金的顺利实现创造了广阔的市场背景。
通过这些分析，民族主义深刻地揭示出了跨国公司与当地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也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就垄断租金的分配而进行的“讨价还价”斗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市场力量的认同和强调也提示人们更进一步探究外资介入所引起的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譬如，跨国公司对当地产业越来越多的控制是不是生产效率增进的一种反映？跨国公司通过收购、排挤当地企业而对当地经济进行的“逆民族化”（ Denationalization）对东道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使民族主义者相信：当地企业对于民族国家的发展比外国跨国公司更具重要意义 （Newfarmer，1979）。因此， 有关当地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的比较研究在许多方面展开，如：对外部平衡、资本密集度和当地的技术努力等的影响。在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济民族主义者在分析跨国公司对当地经济影响时，是以当地企业作为参照系的，而前面所介绍的发展主义则是把跨国公司与没有跨国公司时的进口情形相对照。这是这两种理论的一个重要区别。有关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在进口、就业创造、资本密集度、价值增值率等方面对比分析的文献很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Jenkins1990年有关这方面的评述文章（Jenkins，1990）。
经济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认识已经十分接近跨国公司的本质特点：它始终是将外国直接投资作为一个整体（
apackage），作为产业资本来看待， 这比发展主义把外国直接投资肢解开来（unpackage）， 并作为货币资本来对待的认识已经大大前进了一步。同时，民族主义对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寡占所有权优势及其市场力量的强调也使人们更加关注这些经济巨人对发展中东道国的后续影响，而不仅仅是表面上带入的资本、技术等资源。这是我们对经济民族主义的第一点评价。第二，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深刻认识，使民族主义者进一步揭示出了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与东道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冲突和对立。由此出发，他们力主在与跨国公司“讨价还价”的斗争中维护当地民族国家的经济利益（即垄断租金的分配），并限制外国直接投资过多渗入而造成的对当地产业资本循环体系的侵蚀（“逆民族化”）。同时，他们强调当地企业在东道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民族主义者将当地企业与外国跨国公司共同放入发展中东道国民族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研究二者的力量对比及对东道国的影响，进而指出引入外资的优劣。这种分析抓住了分析外国公司及其对外投资活动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关键，并成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东道国对外国直接投资采取强有力限制政策的理论依据。第三，令人不解的是经济民族主义学者却对发展中东道国的特殊性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不加区分，缺乏分析。他们只是从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分析中反观到维护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利益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种观点并不是“正面”论证的结果。同时，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静态化的问题（Jenkins，1990）。 这些都大大限制了民族主义思想的适用性和理论深度。
总之，经济民族主义思想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洞察力，并成为许多有价值实证分析的起点。
三、依附论
与经济民族主义几乎同时产生的依附论是沿着另一条思路直接对抗发展主义的。依附论者提出，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渗入，动态地、长期地来看，非但没有如发展主义所断言的那样增加当地的外汇和储蓄，反而有所减少；并且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发展中东道国对外依附关系的加强。依附论者的观点，部分地来自其对外国直接投资在发展中东道国负面影响的观察，部分地来自巴罗有关外资会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剩余”的论述（Baran，1973，pp.324～325）。与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类似，依附论也主要产生在拉美国家。1955～1973年是拉美国家实行耐用消费品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发展主义的影响使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涌入拉美，并逐渐在当地制造业部门中占据支配地位。随着当地工业部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中去，拉美的依附加深了。同时，与这种深程度的外国直接投资介入相联系，拉美国家大量的外汇以利息、利润、特许权费和技术援助支付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出。这种流出占了拉美国家外汇收入越来越大的份额，并由此加强了拉美国家对传统出口部门的依赖。因此，进口替代的工业化不像人们起先所企求的那样减低了拉美国家经济的外部脆弱性，反而使拉美国家的依附关系加强了。依附论者基本上是把跨国公司在发展中东道国经济中的核心地位作为前提条件来构建他们的理论体系。他们没有追究这种地位建立的机制、过程和可能的经济后果，而把注意力主要放在对抗发展主义的观点上。
依附论者指出，50、60年代拉美国家的经常性商品贸易连年保持贸易盈余，外部赤字是由服务项目引起的，如运费、保险费和外资的服务费等等。因此，远不能用拉美传统部门出口扩张来冲抵的外部平衡只能由新进入的外国直接投资来填补，结果形成依赖外资（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恶性循环。在1946～1967年间，美国资本流入拉美的数量大约是54.15亿美元，而同期由拉美汇往美国的利润却高达147.75亿美元。 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大部分外国直接投资都来自于其利润的再投资、折旧及当地筹措资本等，而不是由其母公司重新注入。在1958～1968年间，来自美国的资本只占美国在拉美同期投资的20%，而子公司的内部资金和当地筹措大约分别各占40 %（Newfarmer andMueller，1975，表15）。因此，外资远没有补充当地的储蓄， 反而利用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来支付它们在当地的经营扩张。这种情形具有长期性。
沿着这一思路，依附论者进一步研究了新型依附对阶级结构的意义，尤其是拉美国家是否存在传统意义上的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并以此来考察既存依附型发展中东道国的未来发展前景。他们指出，如古典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当地的产业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外国资本，并且一般都支持外国直接投资的介入（Johnson，1972，Petras and Cook，1973）。由此他们认为，民主资产阶级在拉美的发展是很不充分的。拉美国家的未来发展选择便是社会主义了。不少依附论者还具体考察了拉美国家选择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只有Sunkel例外，他在1969年就指出，社会主义在拉美最近的将来是不可能的。现实的选择只能是“一个真正的民族发展政策”）。
这一时期，一小部分依附论者还研究了与跨国公司大量渗入相联系的当地经济“垄断化”（Monopolization）（Dos santos，1968），东道国工业的“逆民族化”倾向及相应的决策中心外移等问题（ Furtado，1976），但是，正如O’Brien所批评的那样，这些分析中“依附的确切机制未被详细论证”（O’Brien，1975，p.23）。
70年代后期一些依附论著述对外国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在拉美地区经济影响的判断已偏离早期的、纯粹批判的立场，简单的“榨取剩余”的方法已经被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资本主义发展矛盾性观点所代替。基于巴西当时的历史发展经验，后来的依附论者认为发展与依附并不矛盾。似乎外国直接投资在制造业中的增长已经从本质上改变了其帝国主义的性质，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跨国公司的利益已经与依附国家的内在繁荣相一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确实促进了当地的发展”（Candoso，1973，p.149）。这种现象被描述成“与依附相关的发展”（同上）， 或者简言之“依附发展”（Dependence
development ）（Evans，1979）。 这种有关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对拉美经济影响更细化的观点是与跨国公司、当地资本及当地政府之间复杂关系的演进相关的，沿着这一方向的分析也许将进一步深化依附论者的观点。
我们认为依附理论至少有下述几点值得关注：第一，总体而言，依附论试图从动态的、长期的角度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影响。这种将外国直接投资当作一个整体、一个循环（或“流”）的观点比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的认识都要深刻得多。正是从这种长期作用中，依附论者看到了发展中东道国对跨国公司及其外国直接投资活动的深刻依附关系。第二，依附论者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依附关系产生的条件及作用的机制；而只是将其作为前提条件。因此，依附论总体上是肤浅的，又是悲观的，似乎发展中东道国在跨国公司及外国直接投资的冲击下只有通过“依附”来“苟且偷生”了。第三，依附论未能区分外国直接投资的类型和发展中东道国的情况，因而，限制了其理论的适用性。第四，70年代后期，依附论有关“依附发展”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这可能代表着完全依靠跨国公司的“依附型”发展模式与依靠当地企业并利用跨国公司的“自立型”发展模式之间的一种“折中”选择。这种“第三”选择能否走得通，我们拭目以待。
四、影响理论的未来发展方向
发展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依附论这三种影响理论所存在的共同缺陷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差异性关注不够，理论分析要么是抽象过多，如发展主义；要么是过于狭隘，以偏概全，如经济民族主义和依附论。因此，影响理论的未来发展在于更专门地分析不同类型外国直接投资对不同类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条件、发展水平、战略选择、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等）的经济影响问题。具体反映在以下两方面：
（1）不同类型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条件、 发展水平不同的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影响的具体性质及实现这种影响的方式和机制是什么？
（2）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观、 发展战略及外国直接投资政策对不同类型外国直接投资的吸引力及对它们施加影响的方式及机制是什么？
为此，理论研究者既要对发展条件、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引入外国直接投资的不同经历进行深刻的“战略对比”（StrategicCounterfactual）研究（Lall，1993），也要作纯粹理论上的归纳、演绎。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我们才可以进一步指出，外国直接投资促使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发展（发展主义），民族经济自立（经济民族主义），或者依附结局（依附论）的条件、机制是什么，并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意愿，促使当地经济的长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