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公民教育模式评介——以外来移民族群为考察基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方论文,基点论文,族群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公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92X(2011)15-0051-05
在20世纪中后期经济全球化浪潮的猛烈冲击下，西方国家跨国贸易的提升、人口跨国流动的加剧、地区一体化趋势的加速，都对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带来巨大的变迁。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现象与变量之一，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在教育层面，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传统的公民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使得公民教育的理论研究进入到一个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本文即是从这一时代背景出发，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西方国家的外来移民族群为考察基点，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公民教育的模式，即德国的排斥型、法国的融合型、美国的多元文化型以及作为一种趋势的跨民族国家型这四种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公民教育模式进行简要的评介，以期引发学界对此理论的关注。
一、排斥型公民教育——德国模式
德国是研究排斥型教育的典型。1955年至1973年，德国通过一项系统化的招募政策从南欧的一些国家和土耳其招进了数以百万计的外籍工人。这项政策的实质可以用德国政治家们经常宣称的一句话来概括，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在这种政策下，那些招募进来的外籍工人仅仅是以某种必要的经济角色隶属于次社会的组织机构或系统，诸如劳工市场、基本食宿、与工作相关的医疗保健及社会福利等，禁止在德国境内正式定居，同时被排除在社会的重要领域之外，诸如公民身份、政治参与以及民族国家文化等。劳工的招募因1973年的石油危机而一度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停留在德国境内的外籍工人不但没有离开，反而和自己的家人开始在德国长期生活，从而到20世纪80年代，德国境内稳定的外国人口已超过400万，时至今日，德国已有超过700万的移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9％。即使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德国政治家们仍然继续坚持非移民国家的政策，这在学校教育政策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外籍工人招募的高峰时期(1960-1973年)，移民者子女的教育问题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关注。然而1973年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者子女进入到市中心以及工业区的学校后，这类问题开始凸现出来。到1981年，德国外籍人口的四分之一是未成年人(数量大约100万)，而这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在德国出生的。但根据德国的政策，即使是在德国出生的人也无法获得德国的公民身份。这些孩子大多经历了因移民而产生的家庭变迁与变故。同时，由于他们大多数都来自于自己家乡的少数民族，说着他们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仅能说很少的德语或者完全不懂德语，因而他们所承担的性别角色以及父母权威与德国的家庭模式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学校教育领域，一方面，这些移民者的子女虽然进入市中心的学校，但学校里的教师并没有为这种特殊情况的教育受过专门的培训；另一方面，担心自己子女教育的德国父母们由于受到歧视外来人口思想的影响，不断将子女从这类学校转出，从而造成了教育上的飞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移民者子女有着各种复杂的有关阶级、种族、性别及文化冲突的特殊需求，为此，德国政府和当地的教育权威组织机构不得不作出某种回应。
根据德国“非移民国家”的官方对外政策，“双重策略”被采纳并最终运用到教学实践中。所谓“双重策略”，即：一方面帮助移民者子女保留他们的母语和民族文化以为遣返回国做准备，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在德国“暂时性的融合”提供语言和文化技能上的帮助。然而，这项策略的长期效应却不尽如人意。这种直接将移民者子女的特殊教育问题与并不充分的官方措施连接起来的方法导致了德国20世纪80年代严重的教育困境：其一，低入学率。许多移民者子女的入学时间只有短短的几年，而有一些则根本没有入学。这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并没有很好地满足他们的特殊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生活上的原因使得这些孩子过早地离开学校以找到低技能的工作。其二，低升学率。在德国的教育体制中，中学分Gymnasium、Realschule和Hauptschule三种，其中Hauptschule是为将来的职业教育做准备，Gymnasium和Realschule是为将来的中高等教育做准备。而许多移民者子女无法获得Gymnasium和Realschule的资格以进入到大学或者接受高水平的职业培训。其三，低成就率。绝大多数的移民者子女在离开学校后无法取得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的资格，也不具备在相关领域获得良好工作机会的综合能力。总之，最终的结果就是，移民者子女似乎注定要与他们的父母一样从事低技能的工作。
应该指出的是，教师和当地的教育机构都曾试图改善这种形势。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年间，一种事实上的地方多元文化主义在德国的很多区域得到发展，当地的学校和福利机构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善移民者子女所面临的处境，然而，最初有关职业培训和劳工市场政策的长期效应使得这些努力显得微不足道。[1]这种被误导的对移民者子女的教育政策不仅导致了社会对年轻移民者的排斥，而且在种族的基础上产生了劳工市场的永久性分裂。直到20世纪末，由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组成的联合政府修改了公民法后，这种情况才得以缓解。
二、融合型公民教育——法国模式
试图同化移民者的社会总是会大力强调学校的作用。比如，在20世纪早期美国所谓的“熔炉”模式中，免费的义务公立学校意味着将来自于各种背景的移民者子女美国化，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将美国的语言和文化传递给这些孩子，同时让他们具备在日益增长的经济中充分利用平等机会所必需的能力。这种同化主义的教育观点在1945年后的前段时期风靡了许多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及法国。20世纪70年代，其他国家都明显地转向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只有法国仍然保持了其自1789年大革命后所形成的公民共和主义模式。这种公民共和主义的模式——由于“同化”的负面含义，目前的官方界定为“融合”——最初运用于法国殖民地以建立当地精英分子对法国政府的忠诚，然而自1945年开始，这种融合模式已成为法国对待大量来自于南欧、北非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移民的主要模式。
融合模式的主要原则在于包容是以个人的平等而不是以对文化差异或少数民族权利的承认为基础的，文化的多元性或多元文化主义的观念在法国是一直被排斥的，因此，在法国获得公民身份的移民者及其子女所享受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除了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福利国家作为其融合的前提条件以外，也需要这些移民者吸收法国的语言及文化，建立起对法国的归属与绝对忠诚。这一点反映在教育上即学校不应该为移民者子女提供任何特殊性的服务，相反这些孩子应该完全融入到一般的法国学校中去。
然而事实证明，法国的这种融合公民教育模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平等对待有不同社会和文化需求的孩子并不必然产生平等的结果。相关资料显示，某些社会共同体虽然被告知禁止使用歧视政策，但他们歧视外来移民者及其子女的情况每年都在上演，藉此他们不仅可以赢得选票，还可以在其他政治领域施压，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校融合教育模式的效果。[2]
虽然法国的融合模式不允许对移民者及其子女采取特殊的措施，但持续增加的地区分化和文化冲突的社会现实也使得这些措施成为必然：其一，20世纪70年代的“宽容阈限”政策。根据这项政策，外来移民者在居民居住区的比例不得超过10％或15％，移民者子女在学校中的比例也不得超过25％。[3]其二，社会主义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表面上针对“城市青年”的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三项具体措施：通过对弱势群体区域的教育活动来对抗社会不平等的教育优先区域项目；通过对来自北非的青年人的特别关注来解决青年失业问题的项目；致力于改善贫穷落后地区的住房和社会条件的项目。[4]
这些措施的实施及其成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且移民者对法国社会的长期影响也是非常复杂的。一些经验性调查研究显示，法国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同时也实现了代与代之间文化和价值的转变。[5]其他研究也表明，一些非欧洲移民者的子女通过法国的这种教育体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有些在公共服务领域成了领军人物，有些则成为成功的企业家。这些逐步形成的中产阶级在法国的民族政治和文化联合方面发挥着异常重要的作用。然而也有数据显示，更多的非欧洲移民者仍然属于弱势群体，在有关雇佣、住房以及社会地位等方面仍处于被排斥的地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法国以期实现社会平等和文化融合的融合教育模式并没有取得实质上的成功，非欧洲移民者人口所带来的问题在社会的许多方面依然显著，从而法国现在也不得不面对转向多元文化社会的现实。
三、多元文化型公民教育——美国模式
被称作“种族大熔炉”的美国是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其移民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620年。近400年来，美利坚民族已成为由100多个民族组成的混合体，移民们怀着各自的梦想，远涉重洋来到这片理想中的土地。在美国历史上曾经掀起三次大的移民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移民造就了美国，是移民发展和改变了美国。正如美国著名移民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曾指出的那样，当他决定写一部有关美国的移民历史时，发现这就是一部美国的历史。[6]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移民”是理解“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的关键。
相关资料显示，就种族而言，美国人口的77.1％是白人，12.9％是黑人，4.2％是亚裔美国人，1.5％是美洲土著人，其他占4.3％；而就宗教而言，56％的美国人是新教徒，28％是天主教徒，2％是犹太教徒，其余的基本不信教。[7]可见，这些来自于世界不同地区——包括亚洲、拉丁美洲、东欧以及西欧——的移民使美国成为一个种族、语言、宗教以及文化多元化的社会，这也必然导致社会出现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其中，种族问题就是美国一直挥之不去的阴影。特别是20世纪中后期以来，种族歧视在美国呈现出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而要解决此问题，唯有有效地实施多元文化的公民教育。对于美国的公民教育，帕克将其分为传统的、进步的和高级的三类，其中，传统的公民教育强调对知识内容(历史和公民学)的掌握以及对民主理想精髓的继承，进步的公民教育强调为参与民主政体(慎思与行动)作好准备。[8]但帕克认为，这两种公民教育的类型都不足以解决美国社会当前存在的问题，因为它们都是从同化的视角来解决统一和差异之间的矛盾。帕克提出第三种路径，即高级的公民教育，这种路径将集中在多元文化民主政治内部固有张力之上的注意力与全民参与结合起来。[9]也正是经由这条路径，公民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于20世纪90年代从边缘地带转移到了公民教育课程的中心地带。[10]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有两层重要含义：其一，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其二，少数民族成员的社会平等。[11]显而易见，教育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大有作为。反映此精神的多元文化教育主张在多元文化社会里少数民族成员有权自由地保留其特有的文化方式——只要这些传统能与整个社会和谐共存。因此，美国为了使多个民族能够在民主原则下共同生活，特别注意对学生，尤其是新移民中的学龄儿童进行公民教育，旨在使他们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贯彻民主原则。所以，美国的多元文化公民教育即指“基于对民主的珍视和信仰，在有文化差异的社会中和多种文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确认文化多元化的一种教学和学习取向”。[12]作为对此种取向的回应，由联邦政府拨款的特别项目如“先行计划”和“双语教学”正式启动以帮助贫困家庭的学龄儿童。
美国的多元文化型公民教育政策至今仍存在诸多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学校在将外来移民吸纳到美国社会中来这一点上有其不可低估的作用。不少事实证明，虽然很多移民由于他们在美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人际资源而生活贫困，但他们的孩子在学校却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就。当然，这种成就是否能够持续，以及这些受过教育的孩子能否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还需拭目以待。
由于美国的多元文化型教育政策仍处于探究的不成熟阶段，因而招来责难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查尔斯·泰勒所尖锐抨击的那样：“如果少数民族的文化在美国获得普遍性承认的话，那也主要是因为它们自身对课程领域的成功进入——归结到一点，那些所谓关于创造性表达少数民族文化平等价值的‘假设’被‘为了获得正面的价值评判的强制性命令’所取代。”[13]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多元文化型的公民教育模式仍然是美国教育界值得探索的一条路径。
四、跨民族国家型公民教育——一种全球趋势？
上述三种公民教育模式主要是针对外来移民而言的。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移民者既不是暂时的旅居也不是永久性的定居，而是作为跨国共同体的一员持续地往返于不同国家之间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居住。这种跨国共同体虽然代表的不是移民者的大多数，但由于与全球化相关的文化和科技因素而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么这种趋势会给公民教育带来什么呢？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跨国共同体因其文化社会特征的不同而产生了各种不同形式的跨国教育。诸如由国际商务管理人员或像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此类国际机构的官员等所组成的精英跨国共同体，长期以来有着它们自己的“国际学校”。这些国际学校不仅会提供多语教学及多种课程选择，也会通过诸如国际毕业会考的形式来颁发极具权威的资格证明书。显然，这些国际学校是培养一种新的全球精英的重要途径，它们不再是建立在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培养人才的手段，而是承载着培养自由的国际型经济人才和管理人才的使命。
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那些通过发展跨国界的相互关系来处理移民国家有关移民限制和社会地位低下等有关事宜的弱势移民群体时，情况则大不相同。这些跨国性的群体主要通过扩展祖国和其他国度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来维系其经济、文化和政治关系。对这些属于弱势移民群体的移民者而言，教育通常是他们优先考虑的对象，但当他们认为学校没有满足他们的需要时，他们会多次尝试其他途径的教育，而这些“其他途径的教育”主要致力于保护母语和祖国文化以及进行宗教教育，民族学校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教育主管部门看来，民族学校可能是有害的或者甚至是颠覆性的，因为民族学校可能会传授民族主义的观点、保守价值观或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但另一方面，民族学校在培养自尊和使面临孤立或歧视的群体团结起来中也会发挥其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以培养孩子具备在主流教育中获得成功所必需的精神和文化的能力。
跨国共同体的教育形势仍然令人困惑。一方面，跨国主义意味着超越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和对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社会的意识；而另一方面，则是边缘化群体通过发展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的观点来抵御种族主义和排斥主义。面对这种困惑和矛盾，我们需要对这种教育模式投入更多的精力进行研究，因为跨国共同体会在未来将逐步显示其重要性。
综上所述，在回应因全球化而产生的公民身份变迁中，国际公民教育主要采取了上述几种模式。虽然很多问题仍处于研究和探索的过程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面对全球化浪潮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全球化时代的公民教育已经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而从公民身份变迁的角度来研究公民教育的发展对策，确实不失为一条极具时代特征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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