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专题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70年：理念变迁与经验反思
董才生，常 成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摘 要] 养老金制度的改革与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长期以来关注的焦点和难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党和国家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特征和民生诉求的不断转换，以“平均主义—效率优先—社会保护—社会公平”为主导理念，建设和发展了养老保险制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成功绝非偶然，而是凝聚着中国政治、体制和文化特色的中国经验在当代发展实践中的必然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了养老保险制度的理念框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协商制度保障了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与推进；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培育了制度人文关怀的环境与土壤。进入新时代，在社会公平价值理念指引下，梳理理念变迁、反思实践经验有助于实现未来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公平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养老保险；价值理念；经验反思；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社会议题，在此背景下，养老金制度的可持续运行与改革路径成为学界和政界的研究焦点。西方国家于20世纪初相继面对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虽然较早地建立了公共养老金制度，并纷纷尝试对其进行改革，但在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现有框架下的结构改革和参数改革却都举步维艰、收效甚微[1]。甚至有学者指出，正是养老金制度的设计缺陷与改革滞后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2-3]。我国尽管晚于西方国家进入传统意义上的老龄社会，但由于人口结构原因，老龄化发展态势十分迅猛。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探索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经过短短70年时间实现了制度的伟大变革，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呈现出蓬勃向上的发展趋势。相似背景下同一制度的强烈反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究竟是什么理念或实践经验让中国在如此严峻的背景下保持了养老保险制度的优化提升与可持续发展？
毫无疑问，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养老保险制度的伟大变革。但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建立了民主政权和相应政治体制的国家，其公共养老金制度却未取得如此成就。这个事实说明，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存在一个自身内在的逻辑。要讲好这一中国故事，需要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尤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及文化优势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脉络中，首先以价值理念变迁的视角对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路径进行梳理，然后从制度规模和制度结构两个方面总结养老保险制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接着依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阐释，从主导思想、政治体制和文化基础三个维度挖掘制度背后的隐藏逻辑，阐明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中国经验，最后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未来制度的发展作简要展望。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理念的变迁
新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已走过70个年头，学界对这一发展过程的阶段划分以蔡昉[4]、郑功成[5]等人以关键性变革政策为据的分期法最具代表性。这种方法清晰展现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演进过程和发展脉络，但仅就政策变迁来把握制度发展路径，易陷入对其整体性和连贯性的认识误区。而从价值理念的视角出发，可以超越已有政策框架的束缚，以核心理念统驭不同板块政策细节，更好地把握制度的发展规律。有鉴于此，将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理念变迁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不同阶段在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指引下，面对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依据民生诉求的发展变化，采取了相应的政策安排和建构模式，体现在具体价值理念上分别是平均主义、效率优先、社会保护和社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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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平均主义为原则的探索建设期(1949—1983)
新中国之初，由于此前的长期战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党和国家借鉴苏联模式，强调以平均主义为原则，建立了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在经济基础薄弱、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低水平和广覆盖成为这一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主要特征。
经过一年多酝酿，1951年2月，我国颁布了历史上第一部全国性社会保障法规《劳动保险条例》。国家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有限的情况下直接承担了养老保险的全部责任，条例规定了统一的支付条件、待遇标准和缴费比例，尽管存在职务等级差别，但在养老待遇标准上基本保持了一致。劳动保险覆盖面达到当时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职工总数的94%。[6]1966年起，经济社会各项工作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养老保险制度也未能幸免。1978年6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明确而统一的养老待遇标准得到恢复。到1983年底，应退未退的遗留问题基本解决，离退休待遇水平显著提高，城镇集体企业职工养老也有了保障。
由于条件与现实情况，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发展水平和提升幅度有限，但却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是当时条件下的必然选择。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平均主义的原则开始暴露弊端，这种制度不再适应生产方式的变革。
(二)以效率优先为导向的试验改革期(1984—1997)
20世纪80年代初，国民经济水平略有提高，但仍较为低下，人民物质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面对这种现实情况，党和国家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将工作重心放在发展经济上以满足人民的迫切需求，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也配合经济发展的目标服务于市场经济，有别于新中国之初至“文革”时期的“国家-单位”保障制政策。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进入新时期。在经历上一阶段的调整后，养老保险制度在规模和待遇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转型升级以及民生诉求的多元化发展，中央首次旗帜鲜明地以“公平可持续”作为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目标和要求。
这一系列的政策安排意味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配合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强烈的激励机制，呈现出鲜明的市场化特征。但是，随着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弱势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愈发突出。
(三)以社会保护为目标的转型调整期(1998—2012)
20世纪末，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了大幅提升。但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持续加深和我国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动，降低社会风险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之一，政策实践上也确立了社会保护的价值理念。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呈现了先城市、后农村、再城市的社会保护推动路径。
至此，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与改革，呈现了以“平均主义—效率优先—社会保护—社会公平”为主导价值理念的演进逻辑，逐步建立了稳定成熟的制度框架，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这一时期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配合国有企业改革的推进，凝聚成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保障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项基本制度”的社会保护理念。而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养老保险领域出现的公平问题又亟待解决。
(四)以社会公平为追求的成熟定型期(2013年至今)
企业作为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沉重的劳动保险负担已经成为其走向市场的障碍。因此，1986年起陆续试点探索养老保险社会统筹，最终在1991年正式确立了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制度。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单位社会的终结打破了个人与单位或企业之间的依附关系，个人责任在社会统筹的制度安排下凸显出来。1993年，明确了个人与企业共同作为缴费主体，规定无论个人还是企业的缴费都与工资水平挂钩，并以“多缴多得”为原则。1995年，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实现制度化。
在此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依次完成了制度间公平、群体间公平和地区间公平的整合性改革。2014年初，国务院吹响了制度间公平的改革号角，明确提出到2015年底全国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基本完成两项制度的整合，实现制度名称、政策标准、管理服务和信息系统的“四个统一”。2015年初，针对一直广受诟病的养老金双轨制问题，国家明确机关事业单位实行与企业相一致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安排，实现了不同职业群体间的整合。2018年，国务院决定建立养老保险中央调剂金以确保各地区间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又将地区间公平性向前推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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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下和债务高企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失业问题，进而带来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为了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稳定社会秩序，中央于1998年提出了“两个确保”的工作目标。这一精神改变了以激励和多缴多得为主要原则的价值导向，制度应有的社会保护及社会分配诉求得到了回归。2000年，国务院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率，吸纳城市灵活就业人员和个体工商户参保。2009年，国务院决定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以政府的财政补贴来带动农民参保，实现了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快速发展的目标。2011年，为了吸纳和保护不符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条件的城镇非从业居民，国家建立了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的覆盖面。
党和国家坚持以人为本、依据具体状况不断调适主导理念的做法，通过上述发展路径的持续推动，使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从少数“单位人”的非缴费型“专利”走向全体“社会人”的缴费型权利，从户籍壁垒形成的封闭运行走向城乡统筹的社会化管理，从国家保障制下的单一层次走向多主体广泛参与的多层次体系。结合现有研究[7]；[8]2-17，可以从制度规模和制度结构两个维度来考察和整理这一制度70年来所取得的发展成就。
二、70年来中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的发展成就
人工智能本质上是计算机科学的一个分支，自1956年在美国达特茅斯会议上人工智能学科正式诞生以来，至今已历62年。
（4）新生古储成藏模式主要是指孔三段火山岩油藏成藏模式，孔二段烃源灶生成的油气通过断层、不整合面运移到孔三段火山岩有利圈闭中聚集成藏，形成火山岩油藏。
(一)制度规模持续扩大
制度规模体现养老保险制度在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和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分量，而养老保险制度的覆盖面和基金储备是制度规模的直接表达。一方面，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持续扩大。在1951年制度建立初期，执行《劳动保险条例》的企业职工仅有1 600万人，养老保险属于少数“单位人”的特殊待遇。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到1997年底(即试验改革期结束时)，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企业职工为8 671万人，涵盖了城市就业群体的多数。到2012年底(即转型调整期结束时)，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28 272万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为48 370万人。到2017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40 293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已达51 255万人，真正建立了以全体国民为保障对象的制度体系。从当初的一千多万人参保，到如今的九亿多人参保、一亿多人受益于退休养老金，中国建立了世界上覆盖人数规模最大的养老保险制度。另一方面，养老保险基金储备规模持续扩大。1997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仅为682亿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已达50 202亿元。充足的养老保险基金储备是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运行的前提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物质基础，也提升了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
“绿色”本是一个表颜色的单义词，是早在古汉语时期就出现的“绿”的双音节形式，它伴随着汉语双音化的趋势产生，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意识的提高不断发展演变。“绿色”的语义内涵不断丰富，适用范围日渐广泛。通过对汉语不同阶段有关“绿色”语料，对“绿色”出现的年代、语境进行细致地分析考察，发现“绿色”各义项之间不是简单的引申关系。
(二)制度结构日趋成熟
纵观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史，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其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这与西方国家养老金制度发展的主导思想和价值追求截然不同。在西方范式下，政党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逐利性取代了人民性，资本是制度安排的核心思想和价值取向。当前，西方国家正在进行的养老金结构性改革、参数式改革都是基于福利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以政府公共财政支出负担能力为依据，对养老金各责任主体或者制度中具体系数进行调整，这种养老金改革终难走出困境。[9]
新中国在70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卓越而且绝无仅有的。数亿中国人民在年老退休后获得经济保障、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发展叙事，集中地体现了具有广泛世界意义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三、中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经验反思
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其背后有着独特的制度优势和文化特色。这一经验可以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相关论述来进行概况和总结。十九大报告从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回顾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理论与实践创新的成就，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独特优势。我们以此为基础，从主导思想、政治体制和文化基础三个方面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取得上述成就的本质加以阐释。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优势就在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相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论述清晰地表达出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党和国家执政理念、价值取向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深刻地体现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实践历程之中，并随着时代变迁而展现了愈发强大的指导作用。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虽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但每一阶段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代特质的高度契合。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党和国家从人民实际生活出发，开始规范和整顿“文革”时期遗留的养老问题。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养老保险制度逐步走出“国家-单位”保障的制度安排，最终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原则，实现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显著提升。世纪之交，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情况下，党和国家敏锐地捕捉到社会财富和资源分配日益失衡的现象，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一转变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使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取得了实质性的改革进展，不仅建立了原有体系无法覆盖的多种新型养老保险制度，还实现了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并通过完备的制度安排来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党和国家着重关注不同制度、不同群体、不同地区之间的公平问题，持续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逐步满足全体人民养老诉求，实现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更高层次上的可持续发展。
制度结构趋于成熟是养老保险制度取得巨大成就的又一生动体现。其表现为养老保险制度为我国国民提供的保护程度及结构中个人的安全性，而横向互补程度、纵向网络程度和法制化程度是衡量制度结构的重要指标。[8]5第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起具有横向互补性质的完备制度体系。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要求参保人必须履行缴费义务并达到缴费年限后才能在退休时领取养老金，是典型的缴费型社会保险制度。与之对比，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视为一种非缴费型的普惠式制度，国家财政扮演了重要角色，为达到退休年龄的参保人提供保障。可见，这两项养老保险制度在横向上呈互补效应。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公平的价值追求对互补指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目标。第二，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建立起纵向多层次的完整制度网络。从“国家-单位”保障制下单位包办一切到养老保险三支柱模式下不同责任主体“各司其职”，养老保险制度的纵向网络程度显著增大。以国家和政府为主体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不断发展壮大，不论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还是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都在覆盖人数和基金储备上取得了长足的提升。以企业及机关事业单位为主体的第二支柱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展迅速，日臻完善。以个人为主体的第三支柱商业养老保险已于2018年正式启动试点，各商业保险公司积极参与，保险产品类型不断创新，为私人养老保险的发展铺平了道路。第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完成法制化建设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是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的结果，没有立法，社会保障就无从谈起。”[8]6从发展路径中可以看出，一系列的规范性文件和政策法规逐步构建起了养老保险制度的主体框架，同时也产生了稳定人民预期的重要社会功能。党的十八大以来，养老保险制度的法制化建设更是不断加快。仅在过去五年时间里，关于养老保险制度的政策文件就达20多个。
反观以多党制和代议制为基础的西方国家，每个政党代表着不同资本家集团的利益，无论其中哪一个政党上台执政，都将以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为首要任务，广大劳动人民只不过是被拉拢和利用的工具，不会得到与资本家相当的公平对待；同时，多党制严重削弱了国家力量的凝聚，无法发挥动员和整合的强大社会功能；此外，代议制民主制下的选民没有机会和渠道直接参与国家重大问题的决策，只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谁代表他们的利益。[11]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体制，在以养老保障为代表的民生权益上，西方执政党通常表现为选举中“海口”承诺和保证而执政时与反对党或各权力机关相互牵制、相互扯皮，最终使政策在漫长的决策过程中流产。
因此，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为鲜明的特质，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为鲜明的品格。与西方政党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民为中心，以全体人民为服务对象，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观与人民养老诉求的完美结合。
第1次追肥在春茶开采前50天，每亩茶园用尿素8～10公斤开浅沟5～10厘米施用，或表面撒施+施后浅旋耕(5～8厘米)混匀。第2次追肥在春茶结束重修剪前或6月下旬，每亩用尿素8～10公斤开浅沟5～10厘米施用，或表面撒施+施后浅旋耕(5～8厘米)混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协商相统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的变革将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文明成果与现当代政治社会文明精华相融合，建立起了强大动员和有效整合的国家治理体制。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体制最本质的特征，能集中一切力量为人民服务，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快速而精准地调整具体政策；民主协商则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力补充和保障，可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过程中不断综合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调动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积极性。两者共同构成我国政治体制的鲜明特征，并体现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模型。
具体来看，党的领导和民主协商表现为公共政策的“民主讨论—删简决策—协商执行”模式。[10]这一模式以党的意志为指导，在广泛征求民意的基础上，运用深思熟虑的政治技巧和策略进行删简式决策，然后以更为渐进和广泛的民主协商过程来推行该决策，最终实现政策的预期目标和效果。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相关政策的制定、出台和执行过程正是这一模型的最好佐证和表达。在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不同阶段，党和国家根据本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和人民群众养老诉求的变化进行删简式决策，精准锚定每一阶段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把握政策出台和转换的契机。具体而言，就是适时在试验改革期推行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缴费原则，在转型调整期建立了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为代表的制度体系，在成熟定型期实现了多种不同制度间的并轨与整合。同时，民主协商的过程由此展开，结合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和人民养老需求的进一步提高，政府相关部门不断修正与改进政策细节，保证每一项政策的有效性与执行力。
[4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Subcommittee on Asia and the Pacific, February 5, 2014, https://2009-2017.state.gov/p/eap/rls/rm/2014/02/221293.htm.
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协商制度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调动各方积极性，将代言人民群众诉求的政治体制优势转化为执行力，也为以人民为中心的主导思想优势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从试验中可以看出,在毛水头6.2m时,发电功率最大时的转速为234～252 rpm/min之间，相应电机极数为26极 （230 rpm/min）至 24极 （250 rpm/min）之间。经查有关水轮机资料，水头在6.2 m左右的水轮机的转速也在250 rpm/min以下，试验的结论和水轮发电机是吻合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基础优势就在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社会道德观念的结合。这种结合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不断发展完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的优良土壤和条件，为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而在大量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伦理观念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孝经》将孝视为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德之本，认为以孝治天下则“光于四海，无所不通”。正因为这一文化内涵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在价值指归上存在根本的一致，所以孝文化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历程中以不同方式保证了养老保险功能的实现以及养老保障诉求的转换。
在孝文化所提供的文化基础上，我国养老保险政策不断修正和调整，二者相辅相成，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发展路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重建工作尚处于准备阶段，孝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现代养老保险制度的功能，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是这一时期的主导方式。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逐步确立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现代养老保险制度。但受限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养老保险待遇水平相对较低，并不能完全满足退休职工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孝文化在家庭养老保障中的经济功能对养老保险制度起到了补充的现实作用，有效提升了养老保险的质量。当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进入成熟定型阶段，在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和公共财政的大力支持下，养老保险的待遇水平逐年提高，养老金充足性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在党和国家广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孝文化的养老关怀主要表现出“人格上的尊重、精神上的关爱和情感上的慰藉”[12]等内涵，呈现了由传统式物质赡养向现代式精神慰藉的转变。
与我国浓厚的家庭观念不同，西方国家的事亲仅仅表现为对父母的尊敬，并且这种尊敬也没有形成对家庭秩序的建立与维持，而是更多地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和独立。因此，对老人的赡养不用子女来承担义务，而主要依靠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完成，由此形成了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截然不同的路径选择。
基于以上文化差异的分析，我们应当正视孝文化传统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发展的补充保障功能。尤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伦理观念是帮助我们妥善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的宝贵资源和精神财富，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强大文化基础。
设T时刻在目标位置P处用接收机同时测得4颗卫星1, 2, 3, 4到P点处的距离分别为S1, S2, S3, S4，4颗卫星的坐标分别是(Xi, Yi, Zi)，i=1, 2, 3, 4，则P点的坐标和时间T可通过式(1)解算得出：
四、结论与讨论
回顾我国养老保险制度7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党和国家在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指导下，依据各个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人民物质生活条件和民生诉求的转换，走出了一条以“平均主义—效率优先—社会保护—社会公平”为主导价值理念的演进道路，实现了制度规模持续扩大和制度结构日趋成熟的伟大成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发展道路。这一道路的形成并不是偶然因素促成的，实际上有着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深层次动因，其经验可概括为主导思想优势、政治体制优势和文化基础优势三个方面。在主导思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了不同时期养老保险制度的价值理念；在政治体制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民主协商制度保障了具体养老保险政策的执行与推进；在文化基础上，以孝文化为代表的传统伦理观培育了孝老人文关怀的环境与土壤。这三方面也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扎根本土的力量。
当前，现行制度依然存在诸多问题，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制度的地区分割和群体分割严重影响了社会群体间的公平性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其次，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虽已初显雏形并持续推进，但进展缓慢，结构性矛盾突出；最后，治理水平相对滞后，频繁的政策调整导致民众信心不足、信任缺失。那么，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应当如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制度的优化、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背景下，我们仍然可以从上述经验的具体优势出发，分析和展望未来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具体来说，就是要继续坚持和发挥三大优势。一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导思想优势。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也就指明了未来养老保险制度建设的改革方向。在新时期，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不仅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的社会公平，还应在切实解除人民生活后顾之忧的基础上，努力促使整个制度更加可持续发展，并在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不断升级的形势下，持续提高养老保险待遇水平，尽快兜住底线、织牢民生安全网并建立长久机制，最终关注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二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决定了新时期的改革任务需要根据主要矛盾的转化而作出调整，尽快精准锚定现存问题，并通过强大动员的国家治理能力进行改革。应当在中央调剂金制度的基础上，综合考察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老龄化进程差异，合理评估各地方财政能力和养老保险基金结余，尽快建成清晰明确的央地财政分担机制。同时，借鉴参考欧洲国家公共养老金参数改革经验及配套政策工具，在降低企业养老保险费率的政策推动下，对缴费基数、缴费年限、工作年限和退休年龄等基本要素进行科学合理的设计，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各项基本要素的标准，以实现“全国一盘棋”。三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优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尤其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下独生子女父母的老龄化，势必出现更加严重的老人孤独、缺少陪伴的社会问题。因此，孝文化对养老保险制度的补充保障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新时期，孝文化主要表现为精神上的慰藉和情感上的陪伴，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需要发挥这一补充保障功能，以配合养老保险制度更好地满足民生保障需求。在着力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充分重视和弘扬这一传统伦理观，以此为依托来推动家庭、社区和机构养老体系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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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8284( 2019) 10-0014-09
[收稿日期] 2019-05-18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前欧洲社会民主党福利政策的结构性矛盾及发展取向研究”(18CKS016)；吉林省总工会项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劳工福利权益保障研究”(2016LD008)；吉林大学博士研究生交叉学科科研资助项目“吉林省人口老龄化与基础养老金财务可持续性研究”(10183201812)
[作者简介] 董才生(1964-)，男，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劳动与社会保障系主任，从事社会保障理论和养老金制度研究。
〔责任编辑：余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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