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巧丹[1]2016年在《跨越文化边界：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把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作为研究对象,指出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与接受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翻译的问题。现当代小说从中国到英语世界,在原文转换成译文的过程中,语言从一个文化空间进入另一个文化空间,其翻译过程就是文化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称为"文化行旅"。文本在不同文化间通过碰撞、沟通而逐渐融合,最后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原作投胎转世,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一文化行旅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摆渡、飞散、求异存同等。目前已有的文化翻译观各不相同,而且大多推崇静态的文化翻译观,这难以公平公正地评价整个译介过程。针对这一缺陷,本文提出并论证了动态文化翻译观,并试图说明后者能真正有效地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接受。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核心和准则是文化适应性。在旅行过程中,文化适应性犹如旅行中的方向盘。在大文化视野下,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译者作出适境的审美判断,灵活改变文化翻译策略,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的洽恰调和,形成良好的读者接受环境。为了以点入面,更深入地了解现当代小说如何跨越文化边界,形成一个动态的理解,本文以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英译为个案,从叁人小说的经典性入手,考察相关译者在翻译这些小说时的文化翻译观、采用的文化策略以及各自译作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本文认为,叁位作家的作品都是民族性和世界性兼具,思想维度和审美维度水乳交融的经典之作,正是作品这种内在的经典性,使得小说跨越时空,开启精彩异国之旅。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叁位译者以意义对应转换为核心,以文化传播为己任,以再现原文经典性为目标,融合了译介和传播中的策略选择、营销战略等,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再现原文的文学魅力和艺术水准。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成功译介给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很多启示。本文共分五个部分,除绪论和结语外,鲁迅小说、木心小说和莫言小说的译介各占一章。"绪论"部分从研究缘起说起,然后对文化和文化翻译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动态文化翻译观应该作为指导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译介原则。接着介绍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与接受的现状以及相关研究的国内外现状,指出本选题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同时,该部分旨在指出,当今时代,多元文化交融齐放,中国现当代小说译介日趋繁荣,在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指导下,我们能更加客观公正地探讨在文化行旅过程中译者采用的文化策略,跟踪译本在英语世界发生的作用,分析导致某种翻译结果的历史、社会和文化因素,进而更好地来探讨如何让中国现当代小说进一步走向世界。——这正是本文撰写的现实意义所在。第一章旨在考察鲁迅短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之旅。鲁迅小说从中国走进英语世界,翻译的过程犹如船工在中西文化之间来回摆渡。因此,文化动态性在这里表现为摆渡,也就是以文化为舟,以语言为桨,以中西文化交流为己任,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翻译的前提是作品具有摆渡性,即具有经典性。本章首先考察了鲁迅小说的经典性,指出鲁迅作品既具有世界性又深具民族性,既具有思想内涵,又富有审美价值,堪称真正有艺术生命的经典之作。然后以"摆渡者"蓝诗玲的译本为主,以杨宪益和戴乃迭夫妇的译本和威廉·莱尔的译本为参照,通过细致的原文和译文对比,来看摆渡过程中"摆渡者"如何采取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进行文化意义的转换。意义在变化,不同时期的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也在动态变化。摆渡者通过与原作者对话,与前译者对话,与读者对话,努力把握原文经典性,不断调整翻译策略,把原文转换成能为读者所接受的译作,最终到达彼岸。本文指出,相比而言,蓝诗玲译本更好地传递了原文的经典性,也是当前最受读者欢迎的一个译本,所以是鲁迅小说摆渡最为成功的一个译本。第二章着重讨论了木心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文化行旅。跟"摆渡"一样,"飞散"也是"动态文化翻译观"的文化表现形式之一。作品从中国到英语世界的跨文化之旅,是中国文化的飞散之旅。飞散至少涉及两种文化或文化语言,其目的是创造一种"更丰富的语言"。译者就是飞散者,飞散者既要坚持自己家园文化的差异性,又要将这些差异用另一种文化语言进行再创造,形成跨民族的特征。童明用"异、易、移、艺"四个字概括了他的翻译思想,他认为翻译中要充分意识到双语之间的"异",然后进行双语信息之间灵活的"易"。翻译又是一种"移",是一种文化旅行。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是"艺术",应该保持其文学性,再创艺术胜境,传递原作思想感情的精髓。本章以《空房》的英译为例,从飞散的视角,探讨了木心小说如何在译者"异、易、移、艺"这一翻译观的指导下,坚持追求译本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完成语言文本的文化行旅,产生新的文化视野,在英语世界获得新的生命。第叁章从莫言小说的经典性和文化语境、葛浩文的文化翻译思想、翻译中的求异存同以及原文和译文的洽恰调和这四方面切入,勾勒莫言小说在英语世界文化行旅的轨迹。在译介莫言小说的过程中,从《红高粱》到《檀香刑》,葛浩文的文化翻译观也在动态变化,从最开始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慢慢过渡到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他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考虑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根据翻译目的、读者对象等因素灵活选择恰当的文化翻译策略,重新塑造莫言小说的形象与特点,再现原作艺术,最终达到原文与译文的洽恰调和。结语部分对中国现当代小说的文化之旅进行了总结,分析了中国现当代小说走向世界的困境以及走出困境的对策,澄清了现当代小说译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阐明了研究意义,并展望了有待拓展的空间。
江慧敏[2]2012年在《京华旧事，译坛烟云》文中提出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先生在海外用英文创作的一部旨在传播和弘扬中国文化的小说。小说创作于1938年，正值国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战争。林语堂先生虽然身居海外，但作为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也想为国内的抗战尽一份绵薄之力。于是，借此小说创作在弘扬中国文化的同时宣传抗日战争，以争取国际支持并鼓舞国内抗日官兵与广大民众的抗日士气。这样，一方面该小说涉及到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例如婚丧礼宴、中医中药、古玩古画、赋诗作对、测字相面、求道成仙、饮食茶酒、人生哲学等中华民俗与思想文化。另一方面，它以中国历史现实为故事背景，即将故事背景设置在清末民初直至抗日战争，其中涉及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使得小说极具真实感。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完全是中国题材，其特殊之处是它的语言与反映的题材之间的错位，即语言能指与文化所指的错位，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一种新的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国内翻译界注意到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创作与汉译的特殊性，但是整体上认识较为混乱，概念运用上说法不一，亟需澄清界定。例如，把这类特殊的翻译称之为“回译”、“复译”、“文化回译”、“文化还原”、“还原翻译”等。实际上，翻译理论中这些已有的翻译概念无法很好解释并涵盖这种特殊翻译类型，需要根据这类特殊创作与翻译现象本身具有的特点提出一种新的翻译概念，对此，王宏印教授提出“无根回译”的概念。基于林语堂用英文创作中国题材作品的特殊性，以及作品在回归其母语语言形态的翻译过程的特殊性，其中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并加以解决。因此，本论文试图以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文译本——郑陀、应元杰合译本、张振玉译本和郁飞译本为个案，借助叙事学、修辞学、文体学、比较文学形象学以及互文性等理论，全方位地探讨小说原着的特点，并分析译本的体现与还原情况。在对原文、译文、原文与译文之间，以及叁个译本之间进行文本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和总结此类特殊创作现象中的文化内容在回归母语形态时，呈现出的特点和规律性认识，希望对同类作品和翻译现象作出有力地解释并提供一定的借鉴，以期丰富翻译理论并对翻译批评带来一定启示。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框架如下：第一章是绪论。包括选题动机与意义，研究现状分析等。研究现状主要是国内外林语堂研究综述，侧重于林语堂翻译研究现状，最后落脚到Moment in Peking的翻译研究现状上。第二章是对林语堂的生平和中英文翻译创作的介绍，以及对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创作与翻译情况的介绍。探讨了林语堂作为享誉世界的作家和文化传播者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以及属于异语写作的Moment in Peking对本国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第叁章运用叙事学、修辞学和文体学理论，从宏观结构层面和微观语言与审美层面上全面把握文学作品，探讨在译文中的体现情况。叙事学运用中西方叙事学理论，以中国叙事学为主，分析Momentin Peking的叙事特点以及叁个中译本的翻译叙事。修辞学主要是运用并非仅限于修辞格或修辞技巧层面的广义修辞学概念，探讨原文与译文叙事话语的修辞性特征。从文体学方面主要是探讨林语堂的语言风格与翻译复原。第四章，运用比较文学形象学和东方主义理论，对小说塑造的中国形象、日本、韩国、西方等外国形象进行研究，探讨译本对这些国民形象的还原情况及其参照因素。由于作者通过审美形象表现其主观评价态度和客观理智认识，各国形象的塑造都放在“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的参照下。又由于林语堂在异域用异语创作，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既有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需要，又有“自我东方主义”倾向。第五章是小说Moment in Peking的互文性研究与翻译。主要借助费尔克劳的狭义互文性概念：“显性互文性”和“成构互文性”，并对之进行一定的改造。探讨小说原着的互文性特征，以及汉译本对这些互文现象采取的强化、等化、淡化的翻译策略，从而为无根回译的理论探讨奠定基础。第六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叁个中译本的特色比较和整体评价。主要运用文本细读法、评价法等对各个译本的特点进行分析，挖掘其深层原因，指出各个译本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叁个译本之间的共性并作出整体评价。最后，基于对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讨论的基础上，认为《京华烟云》、《瞬息京华》作为文学翻译，具有翻译文学的基本特征，应该载入中国翻译文学史。第七章是对Moment in Peking的异语写作带来的特殊翻译类型——无根回译及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先是界定无根回译的概念，区分容易混淆的回译、古本复原、伪译等相关翻译概念。然后，论证无根回译的普遍性，对其适用范围进行层级划分，对其参照因素、译本评价以及终极范本问题，加以讨论并尝试予以解决。无根回译对一些传统翻译理论带来的新情况，以及对翻译批评带来的挑战，本章均有探讨。第八章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与基本认识，包括对翻译理论研究的启示以及本研究存在的不足和后续研究展望。通过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叁个中译本的研究分析发现：1．《京华烟云》的写作属于异语写作，是一部外洋内中的小说，具有中西合璧的性质和异域传播的意图。其创作的成功使异语写作中语言对文化的表现力问题突显起来。本论文经过探讨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是表现该民族文化的最佳语言形态，但并不能就此否认其他民族语言同样具有很好的表现力。2.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国内的翻译，作者林语堂曾事先选定理想的译者，并提供有关小说人物与历史人物人名、诗词典故等注解供译者参考。而且，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出现困难可以与作者沟通。这样，作者与理想的译者合作，使得善译本的产生成为可能。3.在理论上，《京华烟云》的汉语翻译属于“无根回译”，即运用外文进行中国文化题材的文学创作，但又用汉语翻译回来，呈现为汉语文学形态，返销给中国读者或汉语读者。其翻译效果以中国现代读者为接受的心理基础，最终将体现其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地位，赢得必要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4.通过研究发现，“无根回译”并非只限于林语堂一个个案，中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中存在不少类似的异语创作及其回归母语的翻译现象，因而该理论的普遍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这种新的理论会带来一系列相关的理论问题，例如，无根回译的参照因素、译本评价、终极范本等，需要讨论并加以界定，本文都进行了探讨。总之，对小说Moment in Peking及其译本这一特殊个案进行研究，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还是对翻译理论，均具有重大发现和重要的理论价值。虽然小说创作内容是京华旧事，却给译坛带来新的翻译类型并对翻译批评提供新的认识和启示，正所谓京华旧事中蕴含着译坛新识。
孙宇[3]2017年在《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正如欧洲叁大汉学家之首的荷兰着名汉学家施舟人所说,“中国文化意义重大,不能被中国人独享”,中国文学也是这样,应该让世界读者共同分享。纵观20世纪至21世纪初,中国现当代文学并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同时代作品。虽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并未占据强有力的位置。究其原因,这种现状的形成不在于文学本身,而是异质文化和语言障碍造成的。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其作品英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在国内翻译界引起巨大波澜。从汉语到域外语言,莫言小说通过翻译的渠道跨越了文化的边界,翻译的过程也就变成了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过程。虽然葛浩文被誉为“西方首席汉语文学翻译家”,其翻译观也像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样,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争议。鉴于国内传统翻译界和比较文学视域下新兴的译介学在观念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葛浩文的翻译,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各抒己见,众说纷纭,难以形成定论,也正是这种差异造成了国内部分学者对葛氏翻译甚为极端的负面评价。但正是由于葛浩文长期以来对莫言小说不断翻译和推介才使其作品受到西方国家文学界的持续关注,使中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走了出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文化翻译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翻译的评价标准,更新中国翻译界的翻译理念也就具有了时代意义。1972年詹姆斯·霍姆斯在哥本哈根召开的第叁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了一篇题为“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翻译学的名与实》)的论文。“翻译研究”这一术语由此得来。这篇文章也为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本的学科框架,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自翻译学的学科地位得以确立以来,在全球化语境下,随着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兴起与发展,自20世纪90年代翻译研究的多元系统理论逐渐取代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1990年,文化学派翻译研究学者苏珊·巴斯奈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culture:a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此后,文化学派的翻译理论逐渐进入中心地位。相比之下,中国翻译研究和学科建设尽管比较滞后,近些年,在西方翻译研究的影响下,也已经进入良性的发展阶段。中国译介学的建立与传统翻译理论虽然产生了观念上的冲突,但在21世纪初,通过西方的文化翻译与中国译介学的结合,中国翻译研究也已经基本实现了文化转向。译介学最初是在比较文学视域下从媒介学中分支出来,目前则主要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文学翻译进行研究。国际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奈特、安德烈·勒菲弗尔、劳伦斯·韦努蒂以及中国译介学的创始人谢天振的学术着作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通过分析这些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由西向东发展的脉络得到充分显现,这对中国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空间,并占据重要位置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文学外译取得成功的典范,莫言小说在域外传播的过程中,从国外批评家从政治层面的批判到对文本特色的赞扬的转变,表明中国文学已经在世界文学中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家族》(1987)和《檀香刑》(2008),各具特色,分别代表了莫言早期和近年创作的最高水准,两本书出版的时间跨度长达21年,但其英译本在西方读者中均引起了很大反响。因而,通过文化翻译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作品在英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强烈的时代迫切性。莫言小说英语翻译家葛浩文是中国现当代小说英译的奠基人,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现当代小说的翻译实践与研究,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的对外传播做了巨大的贡献。他从对中国现代作家萧红作品的译介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文学英译之路,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并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翻译观。葛浩文在翻译莫言作品时不但保持了一致的翻译风格,而且还撰写了很多评论性文章,通过整理这些文章将他的主要翻译观点予以总结,可以归结为:忠实原则、读者意识和创造性叛逆。对葛浩文翻译观的梳理可以为中国文学外译带来新的启迪。在当前中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状态下,对葛浩文的文学翻译实践进行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意义重大。以葛浩文对莫言小说的翻译为个案,从文化翻译的角度出发,探讨其文学翻译的特点、翻译策略与技巧和在文学系统外部的影响下其译作封面的文化因素能够充分论证小说文类在翻译中的再创造空间,进而解决中国文学到底应该如何“走出去”的问题。显然,只有译作具有符合译入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和阅读喜好的母语表达,才能够真正被译入语读者有接受。在全球化时代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世界文学的概念已经从歌德所做的定义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中国文学只有进入到美国学者大卫·达姆罗什为世界文学重新定义的“自由阅读与流通”的概念中才能够真正“走出去”,才能在“世界文学空间”中真正实现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已经受到了“华语语系文学”所带来的巨大冲击。通过分析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现状,来厘清中国文学翻译的未来发展问题,可以帮助中国学者摆脱以语言转换为主导的传统翻译观的思想局限。建立对于中国文学外国译者的鼓励机制,通过增加翻译奖项的颁发、增进国外译者与中国作家、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完善针对外国译者开展的项目资金和培训等方式,可以使更多热爱中国文学的外国译者积极地投入到中国文学的译介中,使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发扬光大,完成中国文化与文学的伟大复兴。
孙雪瑛[4]2014年在《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标志着古典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作者蒲松龄以丰富的想象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形象,反映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聊斋志异》中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凝炼文采斐然。这样一部巨着长期以来是国内学者的主要研究对象,而对该作品的翻译一直以来也是翻译界讨论的焦点之一。《聊斋志异》不仅在我国家喻户晓,同时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优秀代表,《聊斋志异》拥有外文译文的语种最多。自1784年《聊斋志异》被译成日文开始,到20世纪末,它已经有日、英、法、德、俄、韩、意大利、西班牙和越南等20余个外语语种的译文。其中,英语译文数量最多、影响最大。但是针对《聊斋志异》英译所做的专门研究却不尽如人意。国内《聊斋志异》英译研究主要存在如下问题：研究力度不够、研究深度有待加强、研究内容大部分都还只是停留在译本综述、语言对比和翻译策略的层面等。因此需要从其他理论视角出发,结合交叉学科来对《聊斋志异》的多个译本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还可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手段进行研究探讨,使翻译研究与时俱进,为文学名着的英译研究提供新的灵感,开拓新思路。诠释哲学作为文本理解和解释的一门学科和方法论,在西方已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经历了早期的神喻解释、罗马时代的法律文献解释、对《圣经》的诠释、古典语言学等阶段,发展为以汉斯·乔治·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当代哲学诠释学。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诠释学的建立,对人文以及自然学科都产生了革命性影响。伽达默尔以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一书,为了解世界本源提出的当代哲学诠释学的主要原则,对翻译研究更有着不容忽视的启示和指导意义。本文以该理论为框架,通过其理解的历史性、前见、时间间距和视域融合等核心概念来分析《聊斋志异》的四个英译本,诠释多译本和误译等主要现象,并通过运用语料库翻译研究的具体方法对各个译本进行数据统计分析,探讨译者的翻译风格以及风格形成的原因及制约机制。本文选取了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作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1842年德籍传教士郭实腊(Karl Gutzlaff)在《中国丛报》刊登的Extraordinary Legends from Liao Chai;1880年出版的翟理斯英译两卷本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1981年出版的由我国着名翻译家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所译的Selected Tales of Liao Zhai;1989年由外文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汉学家梅丹理和梅维恒翻译的Strange Talas from Make-do Studio。这四个译本因其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翻译风格、翻译策略上的迥异,与本研究的理论框架非常契合。论文的第一章是对《聊斋志异》及其作者的评述,同时综述了当代《聊斋志异》的传播,重点为《聊斋志异》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对《聊斋志异》翻译研究现状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具体内容及创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等。在第二章中,分析了诠释哲学与翻译研究的关联以及基于此理论的翻译研究之现状。第叁章深入研究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的多译本现象。第四章探索了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英译中的误译现象,重点在于文化负载词语中存在的有意误译。第五章利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方法来研究《聊斋志异》四个译本的翻译风格,并从诠释学的视角分析译者风格的成因和制约机制。第六章总结全文,指出研究的主要发现、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局限性,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前景进行了展望。本研究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视阈下分析了《聊斋志异》的四个有代表性的译本,诠释了《聊斋志异》的多译本、文化误译、译者风格差异等主要现象,验证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理论对翻译的指导意义和对翻译现象解释的适用性。研究发现：在诠释学视阈下,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制约、理解的历史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偏见是同一原着的多译本现象产生的根源。同时,发现《聊斋志异》多译本中出现的误译现象,尤其是对文化信息的有意误译在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的视阈下表现出合理的一面,同时也表明了有意误译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的研究价值。在诠释学视阈下,运用语料库翻译学的研究模式和技术手段分析译者风格后也发现,译者的文化身份、译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和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等因素对译者翻译风格的形成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以上研究中得出结论：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文化输出国还是文化输入国的译者,都务必要克服理解的历史性的局限性,发挥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的积极作用,优化翻译策略,正确处理文化差异,在译介活动中从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才能够推动中文经典作品向英语世界的传播。总之,本研究在当前“务必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背景下展开的,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了诠释学视域下《聊斋志异》的英译研究,力图从中得出有益于文化输出的翻译策略,期望为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途径,为中文典籍的英译提供借鉴。
王丽耘[5]2012年在《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文中指出一部英国汉学史同时也是一部中英交流史。汉学家在其间承担的是中英文学、文化交流的媒介角色,是比较文学与汉学领域研究者不可忽视的研究对象。尤其,二战后英国专业汉学时代下成长起来的一批专业汉学家,是个极具研究价值的群体。从译介为主到译研并重,是20世纪汉学研究的基本走向,而专业汉学家的出现使得译研工作走上更加专业化与学术化的道路。他们阐释中国文学文化比前辈学者更为理性与精准,他们传播中国文学文化也比前辈学人更为全面与接近源文化的真实状态。汉学家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1923-2009)接受了专业的汉学训练,整个汉学生涯正好活跃在英国的专业汉学时代,是英国第一批专业汉学家中的代表性人物。从交流的角度综合梳理与评述其一生主要的叁大汉学活动——汉学教学、汉学研究与汉学翻译,不仅有利于霍克思汉学面貌的清晰呈现,也裨益于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以及透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这一交流语境中的霍克思个案研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暂付阙如。论文借鉴历史分析、“推源溯流”及整合描述等传统中西学术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西方新史学理论、接受传播学理论、文本发生学理论、文本细读理论、跨文化研究理论、文化诗学及文化传递中的误读、误释理论等汉学领域、翻译领域、社会历史领域和比较文学领域的最新理论成果,结合语料库分析,从中英文学交流的角度契入对霍克思一生叁大主要汉学活动进行全景扫描,准确定位其在英国汉学史上的地位,清晰勾勒其汉学活动促进中英文学、文化交流发展的脉络。论文在汉学史大背景下,首先梳理霍克思六十余年的汉学生涯并界定其在英国汉学史中的地位：英国专业汉学的奠基人与中坚力量。其次通过阅读与分析霍克思所撰写的学术论文、书评、译着及其为友人所作序文或前言等一手文献,笔者整理出指导霍克思一生汉学活动的主要汉学观点。霍克思摆脱了英国传统汉学与宗教、政治、经济的密切关系,提倡汉学以文学为内容,主张学习汉学旨在体验人类世界遗产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了望“亚洲尽头的另一个欧洲”。霍克思就任牛津汉学讲座教授及汉学科主任后对牛津汉学教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立了牛津的专业汉学时代,培养与储备了一批后继的专业汉学人才,他们是英国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传播中国文学文化的生力军。霍克思的汉学研究坚持人文主义原则,广涉《楚辞》、汉赋、杜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以及现代文学等领域；研究路径上与前辈学者相比也有较大转向,由传统的史迹考察走向比较思想视野下阐释学术文献的意义。在深厚的汉学修养之上,他对中国文学作品所作的意义解读与文化阐释趋于理性与精准,这有助于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传播与接受。而霍克思的汉学翻译更是其汉学活动中的重中之重。他的译文精准、译笔流畅,在他的努力下,中国的《楚辞》、杜诗、《红楼梦》、《蟠桃会》和《洞庭湖柳毅传书》等相继远游西方,真正实现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域外传播。论文逐一解读霍克思中国文学作品的几大代表性译本,通过细读透视译者传播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拳拳之枕；并借助译本海外接受情况的一手文献探究译本的西方地位,以明确其在中英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并总结其中的翻译启示；同时对于译本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翻译进行归类分析。霍克思的专业汉学家身份,虽然使其译文免于政治、宗教或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干扰,但仍无法保证他能够完全准确无误地解读中国文学文化。这些语言、文化或美学意味上的误读、误释及误译是中西文学文化互识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但同时也是可以不断完善之处,翻译批评的意义也正在于此。有关霍译文问题翻译的讨论既裨益于后人的翻译实践,也为霍克思汉学译本的再版修缮提供了警戒与参考。
迟庆立[6]2007年在《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与多译本互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翻译在文化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翻译活动作为文化交际活动的一种,也深受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翻译研究领域出现的文化转向,以及90年代末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将文化与翻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文化翻译一词的使用,也随之成为译界的常用术语。翻译活动必然涉及策略的选择。而针对这个问题,翻译界历来看法不一。论文即从文化翻译策略上的争论出发,对文化翻译策略选择多样性与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做一研究。现有的文化翻译定义繁多,且所持的视角存在较大分歧。为了使研究角度更为清晰,论文对现存的文化翻译定义进行了回顾。在分析和比较的基础上,论文认为,广义的文化翻译指将一种文化向别种文化译介的整个过程,以达到相互了解、平等对话为目的;狭义的文化翻译,指“原文中特有文化内容/因素的翻译”。本文所研究的文化翻译策略针对的即是狭义的文化翻译。由于原文中特有的文化内容或因素,可能在译文的各个语法层面体现,为便于研究,论文选择在词汇层面进行研究,即将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作为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之所以选择文化负载词作为研究对象,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词是文化差异表现最为直接和明显的语言层面。文化负载词的恰当处理,对于促进文化概念的认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反之,要对一种文化的特色进行清除或置换,也往往首先在词汇的层面进行。在对研究范围进行了限定之后,本文对作为文化翻译策略的归化和异化的定义也进行了归纳,认为归化和异化不是泾渭分明的两个对立面。绝对的归化和绝对的异化,由于文化本身的各种特性,即使从理论上讲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由于归化和异化无论从共时还是历时角度而言都是相对的,且无论采用归化或是异化策略,其所用翻译方法都会出现相互的覆盖,因此,论文认为归化和异化只是两种大的方向。随着在实际操作中各翻译方法所占比重的不同,译本会表现出在翻译策略上程度不同的倾向。为了便于分析,论文将文化翻译过程中使用的具体方法分为阐释、替换、直译与字译、音译、省译与注释六种,并就各种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论文随后对中西翻译史上涉及文化翻译策略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探求历时过程中文化翻译策略整体的倾向变化,同时比较共时状态下就翻译策略的争论,对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进行研究。在中国翻译史部分,论文分别对佛经翻译时期、西学东渐时期和综合翻译时期多位名家的论述和实践进行了总结。对西方翻译史部分的梳理,则从两个角度进行,首先对不同国家各个时期的译者在策略上的选择进行探究,其次由于论文的研究主要针对的英汉翻译,故而专门对西方汉学家在汉籍英译领域的实践进行了总结。从这些译者及翻译理论家的论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文化翻译策略发展的总体趋势,那就是从归化向异化的发展,从趋同向独立的发展,同时从不同译家的观点和实际选择,更可见文化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在从历史角度探讨了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的现实存在性后,论文在第叁章中,从翻译活动的外部环境和翻译活动的内部环境两个方面,分析了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理论基础。翻译活动的外部环境,包括文化的特性和文化间的关系。文化特性指所有文化的共有属性,文化间的关系,指的是一种文化在同另一种文化交往时所处的相对地位,是一种文化对他我关系的一种定位。文化间关系的不断变动,意味着不同时期的译者可以根据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不同,选择自己认为适合的翻译策略。翻译活动的内部环境,涉及文本、译者,以及译本的服务对象——读者。翻译活动的具体操作从原语文本来,最终还要归结到译语文本中去,而文本的意义多重性等多种因素,在文化框架下促使不同的译者做出不同的选择。受王东风(2002)提出的文化认同机制假设启发,论文认为读者作为排异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语言的实际使用中,检验着译者做出的翻译选择。没有哪种翻译是没有目标读者的。而读者的多层次性和阅读目的多重性,客观上要求译本在文化翻译策略上的多样性。至于译者,他们是语码转换站中外来文化因子最初的处理者,而译者所具有的主体性以及译者自身的客观条件,使策略的多样性存在成为了必然。论文认为,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不仅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更重要的是其存在的必要性。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带来了源于同一文本的多个译本的互补性。所谓互补性,就文本自身而言,指各个译本之间在内容、形式上相互补充、互为观照的关系;就文本在文化语境下的角色而言,则指各译本通过对同一种文化因素的反复强调、不断修正和补充,共同推动来自源语文化的文化因子进入译语文化。对于共时性的译本,这种互补性表现为同一时期的相互补充、校正和对照,对于历时性的译本,这种互补性不仅表现在后出现者对先出现者在各方面补充和修正,同时也表现在先出现者为后来者在文化接受上所做的先期铺垫上。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化翻译策略多样性与多译本之间的互补关系,论文在第四、第五章采用了统计分析方法,分别通过实例对共时性多译本和历时性多译本之间的互补关系展开了比较研究。论文在第四章以《红楼梦》的两个英文全译本为例,对共时性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因文化翻译策略选择不同而产生的译文互补性。论文采用奈达对翻译活动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分类方法,由于语言文化层面极为复杂,限于篇幅,本文未将其列入分析范围,因此论文实际考察的文化层面为生态、物质、宗教和社会四个文化层面。论文首先随机抽取的170个文化负载词样本,按照其概念意义归入不同的文化层面后,对这些文化负载词所使用的具体翻译方法进行了统计。经过分析比较,发现霍克斯的译本使用最多的前叁种翻译方法分别是替换、阐释和直译与字译,而杨宪益、戴乃迭译本使用最多的是直译与字译、替换及阐释。同时两个译本在各个文化层面上的策略选择相关度又各有不同,在生态和物质文化层面,两者的差距最大,而在宗教和社会文化层面,特别是社会文化层面却相当接近。不过即使是在策略选择比较接近的社会文化层面,也存在着不同。杨宪益夫妇偏向于使用文末注释,对象多为人,而霍克斯却喜欢使用文内阐释的方式,对象多为事物。通过两个译本的比较,论文认为,霍克斯的译本更倾向于读者对原文内容的理解,而杨宪益夫妇则更倾向于保持原文的原有形式。正是由于策略倾向的不同,使两者构成了良好的互补。论文随后在第五章以《聊斋志异》的几个节译本为例,对历时性多译本的翻译策略使用及译本互补关系进行了研究。这一部分的研究分为两部分进行。在第一部分中,论文选择了不同时期出版的叁个译本,进行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研究。这叁个译本分别出自翟理斯(H. A. Giles)(1926)、卢允中、杨立义、杨之宏、陈体芳(1982)以及丹尼斯·马尔及维克多·马尔(Denis C. & Victor H. Mair)(2001)。由于《聊斋志异》的现存译本多为节译本,交迭的部分比较有限,且《聊斋志异》作为短篇故事集,故事数量虽多但篇幅较小,加之多人物描写,而少环境描写,生态与物质文化材料的收集相对较为困难,因此对《聊斋志异》的研究只涉及了宗教和社会两个文化方面。在对文化负载词样本进行分析后,论文发现叁个译本按照出版的时间顺序,出现了注释使用量由多而少,同时直译使用频率由少而多的现象,清晰地呈现出从形式到内容的互补。第二部分则针对《聊斋志异》中各故事的篇名翻译进行了翻译策略研究,由于以译本为单位,因此选择了五个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从整体上探讨不同译者在处理篇名时的策略倾向,以及由此产生的译文互补。最后,论文在第六章对全篇进行了总结,同时提出,翻译策略多样性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一种翻译策略都不能十全十美,因为左右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时刻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任何一种策略上的倾向都必然造成译本需要其他译本进行补充的地方。因此,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应鼓励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翻译活动,尤其是复译活动中,应鼓励翻译策略选择的多样性。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本文试图通过客观的定量分析进行实证性研究,但由于译者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做法灵活,在对具体文化负载词使用的翻译方法定性上难免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此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所收集到的资料从数量和规模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且本文的选材范围主要限于文学作品,而本文的统计材料也全部取自《红楼梦》和《聊斋志异》两部文学作品,因此论文提出的论点也应主要适用于文学作品的翻译。相关研究可以在多个层面继续进行。论文对翻译策略选择与多译本互补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负载词这一层面进行。事实上,文化因素的翻译还可以涉及短语、句子以及篇章层面,这些都可以成为将来系统研究的对象。
许兰[7]2007年在《意识形态操纵下《牛虻》译本中信息的失落与还原》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后，翻译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即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层面和审美层面，而达到了文化层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反思。从8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崛起并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一大批学者开始从各自不同的文化研究角度切入翻译问题，传统的侧重语言形式对等的规定性研究逐渐转向涉及社会历史、文化、政治、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等因素的描述性研究，使翻译研究这门新兴学科获得了理论深度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领域。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翻译研究学派主张把翻译置于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研究，注重研究译作，强调历史意识和文化观点，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勒菲弗尔指出翻译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翻译技巧的研究是不会有成果的，文学翻译的研究本质上是社会的、历史的研究，只有这样翻译研究才会出成果。他一再强调翻译是改写文本的一种形式，是对文本的一种摆布，是为权力服务的。翻译受到意识形态的操纵，而意识形态可以是译者本人认同的，也可以是赞助人强加给他的。当原作的文化与译者和赞助人的社会文化意识不相符或不相容时，译者或赞助人便会根据他要服务的译语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原作进行改写，就要配合这一意识形态为原作树立某种形象。同时，译者通过对文本的改写，可以巩固现存的思想意识，也可以破坏现存的思想意识。这样“原作中心论”受到了原则性的质疑，以“译语为中心”的理论基础被确立了下来。本文正是按照勒菲弗尔的观点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来对《牛虻》进行研究，对两个不同时期的译本进行对比研究(它们分别是1953年由李良民翻译、中青社出版的译本和1995年由庆学先翻译、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译本)。选择这两种译本是因为两者相距的时间跨度较长，所处的社会背景及意识形态的差异性较大，对原作信息的处理也各不相同，因而更能体现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操纵作用。从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开展研究，我们首先要了解译者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历史背景，因为译者在翻译中的策略不仅仅取决于自己的语言知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在研究的过程中，笔者发现：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的改动较大，除了有大量的删节外，还存在一些误读的现象。其中有些情况虽然在前人的研究中有所提及，但是信息是否发生失落和变形、原作与主人公形象是否有所变化等情况却没有得到重视，在庆学先的译本中，原作中的信息与原作和主人公形象是否被还原，这也是现今研究所没有触及到的领域。本文力图借鉴意识形态理论和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和解答。在认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笔者发现：50年代的中国政治意志高度统一，文学必须突出政治倾向，强化政治意识，以满足社会主义文化的需求，因此李良民的译本对原作中的文化信息的处理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是相吻合的，并且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文化意象的失落。九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学所扮演的政治教化的社会角色开始退位，翻译作品更加忠实于原作，因此庆学先的译本比较忠实的再现了原文，这使我们看到这些信息背后隐藏的深层文化内涵。这些发现都是前人的研究没有触及的领域，也是该选题的意义与独特之处。
梁海军[8]2016年在《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1926-2016）》文中研究指明鲁迅因其思想和作品的独特性率先吸引了西方学界的目光,成为引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主角。九十年以来,法语世界的鲁迅传播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鲁迅作品被系统地翻译成法语,鲁迅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队伍逐渐壮大,鲁迅形象不仅在法国学术界得到了肯定,也渗透到法国社会和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被法语读者所了解和接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文化价值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所认同和重视,国外学术界充分认识到了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着名汉学家弗朗索瓦·于连在《为什么我们西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中指出“西方的单一经验”背景下形成的人文科学需要东方思想给其“自省的机会”、“解救”西方理性主义。新世纪是一个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既要遵循“五四”以来中国学界的优良传统,注重吸收外国先进文化的营养成分,也要积极把中国的文化精品和优秀文学成果推向世界。在全球化的语境下系统研究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已经成为了中西比较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因而,系统地梳理、归纳法语世界鲁迅研究活动的历史与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既是弘扬中华文学和文化在异域语境中的传承与影响力,也是引进西方先进研究方法和借鉴西方视角反思东方文明的一个价值取向。论文的研究目标是渊源学、流传学、媒介学视域下的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的特点、规律和启示,希冀进一步探索鲁迅资源的当下意义,促进全球语境下的鲁迅传播与文化的双向交流。论文的研究内容分为八章,分别从不同时期分析了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状况及特点,包括域外对鲁迅作品的译介、对鲁迅文本与文艺理论的研究、对鲁迅的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研究以及文化、文学交流活动中的鲁迅形象研究等内容。第一章是“法兰西与鲁迅思想的形成”。本章简要介绍了鲁迅的生平及创作、鲁迅的法国文学翻译活动,重点分析了法国思潮在鲁迅的文艺理论、启蒙思想和革命思想的形成进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二章是“中国留法学生的鲁迅译介(1926-1936)”。本章搜集了1926至1936年间法国鲁迅作品的译介与传播资料,这时期面向法语读者的鲁迅译介与研究的主导模式是以中国留法学生为主力军的个人翻译方式,重点介绍了敬隐渔的鲁迅译介及其作用,以及徐仲年的鲁迅作品的法语译介,阐述了这期间影响鲁迅及其作品在法语世界传播的主客观因素。第叁章是“外国传教士的鲁迅传播与研究(1937-1948)”。本章围绕1937至1948年间法国、比利时等国的在华传教士的鲁迅译研活动展开研究,重点研究了善秉仁、文宝峰、明兴礼、欧克塔·布里埃尔的鲁迅研究成果及其局限性。第四章是“‘毛主义者’与‘原样派’的鲁迅传播与接受(1949-1976)”。本章介绍了1949至1976年间鲁迅作品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以“毛主义者”和“原样派”的鲁迅研究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分析了该时期的研究特点和局限性,重点分析了波伏瓦的《长征》和布拉格学派成员贝尔塔·克莱布索娃的鲁迅译研活动。第五章是“20世纪末对鲁迅的全面译介与研究(1977-1999)”。本章主要分析了1977年至20世纪末当代汉学家的鲁迅译研特点。重点分析了米歇尔·露阿、弗朗索瓦·于连等汉学家的鲁迅研究活动及其鲁迅观。第六章是“新世纪的鲁迅形象(2000-2016)”。本章对新世纪鲁迅形象在法语世界的塑造与接受情况展开研究,重点分析了塞巴斯蒂安·魏简的鲁迅译介与研究成果、勒·克莱齐奥的鲁迅接受以及鲁迅在中法文化交流中的贡献。第七章是“《阿q正传》的重译与解读”。本章通过对保罗·让马迪、玛蒂娜·瓦莱特·艾玛丽、米歇尔·露阿和北京外文出版社的《阿q正传》法文译本之间的比较,分析译者对鲁迅的理解和接受状况及特点,揭示阿q的多面性。第八章是“论争”。本章主要探讨了以下内容:(一)关于《野草》的论战;(二)阿q还存在吗?(叁)鲁迅是人道主义者吗?(四)罗曼·罗兰与鲁迅的信事件;(五)鲁迅是否因罗曼·罗兰的“托庇有了名”。对上述存在争论的问题重新追根溯源,澄清某些存在争议的历史问题。结语部分是对全篇的总结,通过分析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和研究规律,揭示鲁迅作品在未来法语世界的发展前景、鲁迅的启蒙思想和革命精神对于当下社会的发展、进步的指导意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语世界鲁迅的传播与研究呈现出不同的态势和特点,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发展规律。总之,法语世界对鲁迅及其着作的评价很高。20世纪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历程完成了鲁迅从中国作家走向世界作家的历史认知,21世纪鲁迅的传播与研究将继续前进,逐步完成鲁迅世界文化名人形象的塑造与接受。未来的法语世界鲁迅研究可能呈如下发展态势:一方面21世纪的法语世界鲁迅研究继续加强鲁迅文本的民族性阅读,更为注重作品的国民性批判和启蒙思想的现代性价值检验,并结合西方哲学思想、西方文艺理论创作机制论证鲁迅文学的世界性特征。另一方面研究重心将从文学领域逐步转向社会学领域,从有形的文本研究转向无形的机理研究,即鲁迅的社会学影响研究,影响对象不局限于某个种群、某个阶级,影响时间不局限于某个时代,影响范围不局限于文学、文化领域。这种影响力作用下的结果可能是有形的文本输出,也有可能是无形的人格塑造。21世纪法语世界的鲁迅研究将进一步深入发展,相关研究成果更加全面、系统和深刻。鲁迅的世界性不仅仅体现在其作品产生的世界共识,还体现在其精神产生的普遍心理认知,其人格力量辐射下对社会心理机制产生的普遍约束,在世界范围内思考“理想的人性”并寻求答案。
潘智丹[9]2009年在《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文人剧作家创作的明清传奇是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到较高阶段的产物。明清传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明清传奇的英译实践目前已经得到一定的发展,然而翻译界对明清传奇英译的理论研究相对不够充分。理论的主要功能是其认识功能,为了深刻地认识和解释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实践、揭示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规律,本文以描述性翻译研究为基础,通过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和对《琵琶记》、《牡丹亭》、《长生殿》和《桃花扇》四部明清传奇的七个英语译本进行的案例分析,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科学、客观的研究成果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依据为保障,为了确保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本文在进行明清传奇的英译理论研究时把与翻译相关的文本分析、翻译语料库、翻译转换研究和翻译规范等手段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注重定性分析也注重定量分析,既注重系统分析也注重综合分析,使整个研究集描述性、分析性、比较性、解释性、评价性和统计性六种属性于一身,目的是确保所建立的翻译原则和翻译模式具有真正意义的学术价值。具体来说,本文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以对明清传奇的文本分析为起点。文本分析属于定性分析,通过文本分析本文总结出明清传奇的文学文本具有语言层面、文学层面、文化层面和美学层面四个层面的特征,其中语言、文学和文化层面的特征分布在文本的不同层次中,而美学层面的特征实际上包括分散于其他叁个层次中的能够带来审美体验的信息,并且不同层面的特征之间具有不可割裂的相互关系。确定文本特征之后的工作就是以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为语料建立翻译语料库,并参照所挑选出的文本特征设计语料库的标注方案,然后根据标注方案对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文本特征与翻译特征的人工标注。标注后的语料库就可以通过检索提取所需的数据,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分析。除了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之外,对所选案例的翻译转换研究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分析。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的目的都是寻找译者在翻译具体的文本特征时采取的普遍性翻译策略,即翻译规范,和个性化翻译行为。将译者的翻译规范与个性化翻译行为进行综合分析和整合之后就可以提出明清传奇的翻译原则,进而建立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通过定性分析和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本文建立了明清传奇的总体翻译原则、各个层面特征的具体翻译原则及同时处理明清传奇不同层面特征的动态翻译原则。另外,本文还在系统、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了明清传奇英译的翻译模式,包括自然主义模式、现实主义模式、印象主义模式和唯美主义模式,本文所选的七个译本分别是这四个翻译模式的典型代表。当然,本文建立的四种模式的正确性和解释力都有待在将来的翻译实践中进行检验,如果这些模式能经受住足够翻译实践的检验,明清传奇的翻译理论便能够最终建立起来。总的来说,本文认为,不论采用哪种翻译模式,只要译文能够实现翻译的交际目的,能够体现明清传奇的基本特征,就是有价值的翻译作品。如果译文能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再现明清传奇的美学特征,就可以称为佳作。正所谓,“淡妆浓抹总相宜”,翻译的艺术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明清传奇的翻译世界中永远只有更“浓”的译作,永远没有最“浓”的译作,但即使是最“淡”的译文,它折射到目的语中的也是一抹飞红。明清传奇的英译就是要求在满足“淡妆”的最低标准的基础上不断向着“浓妆”的最高标准前进——“学无止境”,艺术更无止境。
张文娟[10]2015年在《李白诗歌中文化负载词的俄译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之后，文化因素渐渐纳入到语言学家研究范围之内，文化研究成为语言学家和翻译家共同关心的话题。文化翻译观的核心代表人物SusanBassnett（1990）认为，翻译是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的对等不仅要实现语言形式的对等，还要追求原文与译文之间文化功能的对等。因此，翻译不仅是纯语言层面转换的行为，还要把语言的文化涵义体现出来。语言是人类思想感情交流的手段，既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世界各国因为地域环境、政治统治、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不同，各国间形成了或大或小的文化差异。这些因素共同促使了大量文化负载词的产生。蕴含着民族文化丰富韵味的文化负载词恰恰最能体现语言中浓厚的民族色彩以及鲜明的文化个性。文化负载词（又称文化内涵词）（cultural loaded words、слова с культурным коннотативнымкомпонентом）是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各具特色的文化负载词在翻译的过程中，往往在译文中很难找到文化意义完全对应的词汇，使得具有文化特色作品的翻译成为了古往今来翻译活动的瓶颈。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表现形式，凝聚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典诗歌语言简练，但意蕴深厚，意在追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恰恰是因为如此，增加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的难度。本课题在美国翻译家、翻译理论家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探讨李白诗歌中文化负载词承载的文化信息在俄语译介作品中传递的效果，并总结其翻译方法。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要求译者准确恰当地理解异国文化中的信仰、习俗、审美及价值观等的同时，忠实地将译语文化的精髓与灵魂传递到译语读者面前，真正做到不同文化的交流。对文化负载词的翻译会直接影响译文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影响着作品的可读性及文学性。从文化负载词的角度来研究中国诗歌的俄译不仅推动中俄两国语言的沟通，为中国古典诗歌作品在俄罗斯的传播、加深中俄人民之间的文化理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由绪论、叁章及结语构成。绪论部分首先阐述了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然后概述了本课题研究的可行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最后明确本文研究的新意所在。第一章简要概括文化负载词的概念，并根据Eugene Nida的功能对等理论对文化负载词进行分类，然后举例分析了文化负载词的常用翻译方法，为后文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对李白诗歌中出现的五类文化负载词进行详细分析，对其在俄译本中的翻译情况进行分析，探讨不同类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方法，探索诗歌中文化负载词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译介作品的传达。第叁章对李白诗歌中文化负载词在俄译文本中产生误译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结语对全文内容进行总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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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京华旧事，译坛烟云[D]. 江慧敏. 南开大学. 2012
[3]. 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D]. 孙宇. 吉林大学. 2017
[4]. 诠释学视阈下的《聊斋志异》翻译研究[D]. 孙雪瑛.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5]. 中英文学交流语境中的汉学家大卫·霍克思研究[D]. 王丽耘.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6]. 文化翻译策略的多样性与多译本互补研究[D]. 迟庆立.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7]. 意识形态操纵下《牛虻》译本中信息的失落与还原[D]. 许兰. 安徽大学. 2007
[8]. 鲁迅在法语世界的传播与研究（1926-2016）[D]. 梁海军. 湖南师范大学. 2016
[9]. 淡妆浓抹总相宜：明清传奇的英译[D]. 潘智丹. 苏州大学. 2009
[10]. 李白诗歌中文化负载词的俄译研究[D]. 张文娟. 吉林大学.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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