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魏晋时期的清途与非清途两大任官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魏晋论文,大任论文,与非论文,时期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时期是门阀制度确立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两江以来的选官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由于门阀制度的确立以及士庶等级界限的日益严格化，在选举任官上也逐步形成了以清途与非清途为区分标志的两大任官体系。魏晋时期选官制度的嬗变，不仅从铨选任官的总体格局和宏观体制上巩固了门阀制度，确保了清浊分流，而且对后世选官制度的发展流变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鉴于以往治史者对于这一问题罕有研究，故撰此文，略作考述。
我们知道，自汉武帝建立察举制度以后，经由察举做官便成为士人入仕之正途。其时士人多先自州郡掾吏仕起，经察举孝秀为郎，限满迁为尚书、侍中、侍御史等，或外补长、相、丞、尉，然后再以功次迁为刺史守相，此后便可入为朝班，致位公卿。汉代察举选士的标准主要看德行与才能，而非徒依“姓族”和“阀阅”，权贵子弟固然可藉察举为进身之阶，平民布衣亦有迁擢晋升致位公相之机会。故南朝沈约在概括汉代察举制度的优点时说：“顷自汉代，本无士庶之别，……皆学优而仕，始自乡邑，本于小吏干佐，方致文学功曹，积以岁月，乃得察举。人才优异，始为公府所辟。选为牧守，入作台司。汉之得人，于斯为盛！”〔1〕
然而，进入魏晋以后， 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及九品中正制为世家大族所垄断，选官制度也随之发生嬗变，并渐次区分为二途。最早注意到一变化的还是南朝史学家沈约。《资治通鉴》卷128 引沈约语曰：”夫君子、小人，类物之通称，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是以太公起屠钓为周师，傅说去版筑为殷相，明扬幽仄，唯才是与。逮于二汉，兹道未革。胡广累世农夫，致位公相；黄宪中医之子，名重京师；非若晚代，分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随时俯仰，凭藉世资，用相陵驾，因此相沿，遂为成法。周汉之道，以智役愚，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辩矣。“按沈约所说的“晚代”，即指继二汉而起之魏晋，而“分为二途”，则指魏晋时兴起的清途与非清途。故自魏晋以来，士庶之别，较然有辩，选举任官，判然二途。
清途之起始于魏，兴于晋。自曹魏末年司马氏父子执掌政柄之后，一种以优宠高门子弟为主旨，以任职清官为特征的“清官起家迁转之途”即已逐渐兴起。进入西晋，由于门阀士族垄断选举，世居显宦，某些内侍、东宫、公府与诸省中的官职，如散骑常侍、散骑侍郎、黄门侍郎、给事中、太子舍人、洗马、公府掾属、中书郎、秘书郎、著作郎、尚书郎等，已成为高门子弟习惯性的起家迁转之职。这些官职或位望清华，或职闲廪重，当时号称为“清官”、“清职”、“清选”、“清位”、“清望”，贵势子弟多由此起家为官，并于诸清官中迁转，此后便可‘平流进取，坐致公卿”〔2〕。因此， 随着“清官起家迁转之途”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选举格局〔3〕。
魏晋时期，高门权贵子弟由清官仕进者甚多。如魏司徒何曾之子遵，“少历清职，终于太仆”〔4〕。何遵之子嵩，“少历清官，领著作郎”〔5〕司马懿次弟孚，“温厚廉让，博涉经史”， 魏陈思王曹植以为文学掾，时称“清选”〔6〕。汝南应琚仕魏为侍中， 其族“自汉至魏，世以文章显，轩冕相袭，为郡盛族”。其子应贞，“善谈论，以才学称。夏侯玄有盛名，贞诣玄，玄甚重之。举高第，频历显位。武帝践阵，迁给事中”〔7〕。西晋时，武帝王皇后之弟恺，“少有才力，历位清显”〔8〕。琅邪高门、国子祭酒王琛之子棱，“少历清官。渡江， 为元帝丞相从事中郎”；棱弟侃，“亦知名，少历显职，位至吴国内史”〔9〕。东晋时，司徒王导之子荟，“恬虚守静，不竞荣利，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10〕。尚书令刘耽之子柳，“少登清官，历尚书左右仆射”〔11〕骠骑将军温峤之子放之，“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12〕。太尉郗鉴之孙超，“弱冠，与王绥、桓胤齐名，累居清显，领宣城内吏，入初丹杨尹”〔13〕。故史载权贵子弟“凭藉世资，超蒙殊遇”〔14〕，就是对当时选官状况的真实写照。
正是由于高门子弟率以清官入仕，并于诸清官中迁转，久而久之，此种“清官起家迁转之途”遂被目为“清途”，“清途”之名亦由此而兴。如平吴之后，东南望族贺循为武康令，郭讷为蒸阳令，以“无援于朝，久不进序”，尚书郎陆机上疏荐之曰：“至于才望资品，循可尚书郎，讷可太子洗马、舍人。此乃众望所积，非积企及清途，苟充方选也。”〔15〕东晋时宗室子弟司马休之，“少仕清途”〔16〕。成帝时蔡谟以侍中迁五兵尚书，上表让曰：“八座之任，非贤莫居，前后所用，资名有常。……臣何人斯，而猥当之！是以叩心自忖，三省愚身，与其苟进以秽清途，宁受违命狷固之罪。”〔17〕又南朝人裴子野论晋世多有搜贤之举，称“自晋以来，其流稍改，草泽高士，犹厕清途”〔18〕。均为其例。
“清除”又称“清流”、“清阶”或“清级”。如晋初征召隐逸高士皇甫谧等三十七人入朝，皆拜骑都尉，进奉朝清，而谧托疾不至。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乃上疏称：“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环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久浊清流”〔19〕。东晋时安北将军范汪之孙弘之，袭爵武兴侯，“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后因当朝执政陈郡谢氏、谯国桓氏排挤，出为余杭令。将行，与会稽王司马道子笺曰：“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20〕又太原盛族王坦之二子恺、愉，“并少践清阶”〔21〕会稽大族孔愉、丁潭等，“咸以……之材，邀缔构之运，策名霸府，聘足高衢，历试清阶，遂登显要”〔22〕。魏侍中吴质六世孙隐之，“及（韩）康伯为吏部尚书，隐之遂阶清级，解褐辅国功曹”〔23〕。可见自魏晋以降，诸如“清途”、“清流”、“清阶”、“清级”等称谓已屡见于史籍，并已成为“清官起家迁转之途”的专有名称。而“清途”等概念的形成及其确定，无疑是对现实客观事物存在的真实反映及其本质体现，它一方面表明了两汉以来传统选官体系的嬗变，另一方面也是魏晋门阀长期垄断清途的必然结果。
随着清途的兴起，寒门庶族在仕途上举步维艰，备受压抑，他们只能由某些寒贱官职如郡县佐吏、军府舍人或台省胥吏仕起，并于诸寒官中迁转，无力涉足清流，因而被视为“寒宦”和“非清途”。如晋时王沈，“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随俗沈浮，有时豪所抑，仕郡文学掾，郁郁不得志”〔24〕。孙铄，“少为县吏，太守吴奋转以为主簿。铄自微贱登纲纪，时僚大姓犹不与铄同坐”〔25〕。易雄：“少为县吏，自念卑贱，无由自达，乃脱帻挂县门而去”。后“举孝廉，为州主簿，迁别驾，自以门寒，不易久处上纲，谢职还家”〔20〕。又陶侃，“早孤贫，为县吏”，后虽仕郡为督邮，迁主簿，并被举孝廉，除郎中，但仍被士族斥为“小人”。“时伏波将军孙秀以亡国支庶，府望不显，中华人士耻为掾属，以侃寒宦，召为舍人”〔27〕。所谓“寒宦”，盖指寒人仕宦之途，也就是非清途。可见晋时寒人多由郡县佐吏等卑贱官职仕起，根本无缘企及清途。是以武帝时阎瓒上疏理愍怀太子冤曰：“每见选师傅下至郡吏，率取膏梁击钟鼎食之家，希有寒门儒素。……臣素寒门，无力仕宦，不经东宫”〔28〕。张载著《榷论》亦说：“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极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基夫魁梧隽杰，卓跞俶、傥之徒，直将伏死嵚岭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29〕
在门阀制度下，不但寒门俊才倍受排斥，难以跻身清途，即使是低级士族和寒微士人亦每为清途所隔。如晋时段灼“世为西士著姓”，但在高门甲族眼里也只是“次门”。《晋书》本传载其“少仕州郡”，后累迁议郎，“然身微宦孤，不见进序，乃取长假还乡里”，在绝望中弃官而走。又《晋书·杨佺期传》载其为汉太尉弘农场震之后，晋室东渡，“时人以其过江晚，婚宦失类，每排抑之”，遂不得已而“少仕军府”。按《宋书·杜骥传》有云：“晚渡北人，朝廷常以伦荒遇之，虽复人才可施，每为清途所隔。”则史载杨佺期以过江晚，“婚宦失类”，其意盖指他“少仕军府”，即起家仕宦为非清途也。《晋书·桓玄传》云：佺期为人骄悍，常自谓承藉华胄，江表莫北，而玄每以寒士裁之”。也表明自东晋以后，高门著姓每视晚渡北人为“伦荒”，且以“寒士”目之，故其起家仕宦自非清途。
魏晋时期的清途与非清途，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属于两种不同的任官体系，并有下列本质地区别：
第一，从任官对象来看，清途与非清途的区分是以严格的士庶等级界限为基础的。如众所周知，门阀制度渊源于东汉，形成于魏晋。所谓门阀制度，就是以士庶区别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等级制度。在这一制度下，门阀士族享有法定的政治与经济等封建特权，是地主阶级中的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不仅残酷地剥削和压榨农民阶级，而且在区分士庶、等其贵贱的原则下，极力排斥和鄙视统治阶级中凡不属于这个最高等级的人，即使是寒门庶族地主，在他们看来也是卑贱的和低下的。因此，门阀制度不仅标志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区别，而且也标志着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家族与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差别，是封建社会中等级制度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特殊表现形式及其制度化。门阀制度在统治上的突出表现之一，就在于通过九品中正制，使高门大族垄断选举，世代为官，而其选举标准则是专重家世，不重才能。在这种情况下，依靠门第和家世来确定士族与寒门在仕途的不同地位，藉以确保士庶区别和清浊分流自然就成为区分清途与非清途的关键所在。晋武帝时刘寔著《崇让论》说：“官职有缺，主选之吏不知所用，但案官次而举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势家之子，则必为有势者之所念也”〔30〕。时王沈著《释时论》抨击选举之弊也说：“英奇奋于纵横之世，贤智显于霸王之初，……故有朝贱而夕贵，先卷而后舒。当斯时也，岂计高资之高卑，论势位之轻重乎？今则不然，……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门有公，卿门有卿。指秃腐骨，不简蚩佇。多士丰于贵族，爵命不出闺庭。四门穆穆，绮襦是盈。仍叔之子，皆为老成。贱有常辱，贵有常荣。肉食继踵于华屋，疏饭袭迹于耨耕。谈名位者以谄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形”〔31〕。可见在门阀制度下，高门华阀世蹑显位，寒门俊才沉于下僚，凡此都是选举“计门资”、“论势位”的必然结果。所以，魏晋时期选官体系的嬗变及清途与非清途的兴起，从根本上说是门阀制度确立后的必然产物，绝非偶然。
第二，从中正定品来看，清途与非清途的区别还是乡品序列中的上品和下品为其区分标界的。我们知道，自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中正品第就是吏部铨选的重要依据。魏晋之际，随着士庶等级区分日益严格化，在中正品第中也有一条明显的界线，即上品和下品。所谓上品，并不包括一品和三品，而是专指乡品二品，因此自三品以下统属卑品，也就是下品，沈约说：“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 遂成卑庶“〔32〕。就是指此而言。上品和下品作为乡品序列中的等级评定形式，最初只是为了区别人才优劣，并不含有区分士庶的意义。但是入晋以后，品第的高低便日益远离德才的标准，而与家世门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蜕变成为区分士庶分野的重要政治标志了。如刘毅在著名的“九品有八损”疏中即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33〕。段灼陈五事疏也说：“台阁选举，途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途之昆弟也。二者苟然，则荜户蓬门之俊，安得不有陆沈者哉”！〔34〕因此，随着九品中正制的蜕变，上品任官和下品任官也明显区别开来，并成为区分清途与非清途的重要标界之一。如就上品任官而言，魏晋时期的门阀子弟大都可以凭藉世资而获得取上品，并由清途起家为官。如魏末司马炎“以贵公子当品”，便以上品起家为给事中；而荥阳郑默由司州中正“举以相辈，也以上品起家为秘书郎〔35〕。又《太平御览》卷221引《束誓集》曰：“员外侍郎及给事冗从， 皆是帝室茂亲。若悉从高品，则非本意；若精乡议，则必有所损”。因知晋世之员外散骑侍郎、给事中、给事黄门侍郎、冗从仆射等内侍荣宠之职，一般皆以上品二品为任职资格，而帝室茂亲、贵游子弟尽管无才少德，不为乡议所重，却依然要凭其门第轻取“高品”，并由此步入清途。就下品任官而论，处于卑品的寒门庶族只能由非清途诸官仕起，且官职卑微，形同贱役。如西晋刘卞“本兵家子”，“少为县小吏”，后随县令至京师洛阳，“得入太学，试经为台四品吏”〔36〕。“台四品吏”是指以乡品四品之人充任的台省胥吏，多供驱使杂役，地位卑贱。刘卞后来就因为拒绝“访问”（中正属员）驱使，不愿为之书“黄纸一鹿车”，被中正贬割乡品二等，降为六品，去做了官位更低尚书令史与守舍人〔37〕。又陈敏出于寒门，“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华谭与顾荣书曰：“今以陈敏仓部令史，七第顽冗，六品才下”〔38〕。按晋代尚书诸部令史有官品第八、第九两等，华谭所言“七第顽冗，六品下才”，应是指陈敏的乡品在六、七品间。前述刘卞被中正贬退为六品，去做了尚书令吏，亦可为征。据此观之，名列上品的门阀子弟可由清途起家，而地处下品的寒门卑庶只能由非清途仕起，乡品不同，则任官有异，故上品与下品不仅是辩别士庶分野的政治标志，也是区分清途与非清途的重要标界之一。
第三，从官职区分来看，清途与非清途的区别还是以任官清浊为其主要特征的。魏晋时期，随着门伐制度的确立及士庶等级界限的严格区分，在职官制度中也出现了清官与浊官的区别。或谓“西晋时没有清浊官之分”〔39〕，此说不确。如《初学记》卷12《职官部下》黄门郎条：“自魏及晋，置给事黄门侍郎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与散骑常侍并清华，代谓之黄散焉”。《太平御览》卷21W5引《山公启事》：“旧选尚书郎极清望，号称大臣之副，州取尤者以应”。又《北堂书钞》卷66引《齐王攸与山涛书》：“洗马，今之清选也”；“舍人，今之清选也”；“太子中庶子，东宫显职”。是曹魏、西晋之世，诸如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尚书郎及东宫官属太子洗马、舍人、中庶子等官，皆位望清华，号称清官。另据《晋书·顾荣传》载，西晋时熊远启齐王裒，谓顾荣“可转为中书侍郎，荣不失清显，而府更收其才”。《丁潭传》载东晋初，琅邪王裒始受封，“（元）帝欲引朝贤为其国上卿，将用潭，以问中书令贺循。循曰：‘郎中令职望清重，实宜审授”。《王峤传》载：“（成帝）咸和初，朝议欲以峤为丹杨尹。峤以京尹望重，不宜以疾居之，求补庐陵郡”。可见晋世如中书侍郎、王国郎中令、丹杨尹等，亦皆为清官。此外，前引魏晋时何遵“少历清职，终于太仆”；何嵩“少历清官，领著作郎”；刘柳“少历清官，历尚书左右仆射”；王荟“少历清官，除吏部郎、侍中”；温放之“少历清官，累至给事黄门侍郎”。更是明显的例证。至于寒人所任之卑官浊职，亦有数事可考。如前述陶侃少历县吏、郡督邮、主簿等职，而孙秀称为“寒宦”。西晋琳“少有逸群之量”，其父索靖每曰：“琳郎庙之才，非简札之用，州郡吏不足污吾儿也”〔40〕。吴王晏信任部将，以部曲将李咸、冯南、司马吴定、给使徐泰等覆察诸官钱帛，郎中令陆云进曰：“今咸、南军旅小人，定、泰士卒厮贱”〔41〕。可见郡县僚吏及王国部曲将、司马等职，皆为人士所不齿之寒官。又东晋孝武帝时，司马道子辅政，“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左卫领营将军许荣上疏曰：“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县守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42〕则诸如一些台府胥吏、官廷侍卫武官根本就无乡品，即不列入中正名品之中，因而更属寒宦无疑。因此，官分清浊、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而随着清途与非清途的兴起，高门华阀自清官起家此后一直做清官，庶姓寒门自浊官仕起此后一直做浊官，泾渭分途，世代不变，从而确保了清浊分流，维护了门阀士族的世袭政治特权。
第四，从入仕途径来看，清途与非清途的区别还是以不同的入仕道路为其重要保证的。魏晋时期，虽然九品正制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选官制度，但出身授职还须通过各种途径，入仕途径不同，则仕宦前程迥异，这也是区分清途与非清途的一个重要标志。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选士》云：“按魏晋以来，虽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进之门则两汉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国察举，或由曹掾积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袭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涂辙”。事实上，魏晋时除去公府辟召、郡国察举、曹掾累升、世胄承袭是沿用汉制之外，这时又兴起吏部铨选一途。据近人研究成果表明，所谓吏部铨选，是指高门子弟可以不经过察举、考试等传统的入仕程序，而只凭家世和门第，即可由吏部直接授予官职，起家为官，所以有人将此途径称之为“直接入仕”〔43〕。吏部铨选所授官职，大都为内侍、东宫、王国及诸省中的荣显之职，清望无比，为人瞩目。前述魏晋权贵子弟或“少历清官”，或“少仕清显”，就多是通过此途而直接入仕者，因而经由吏部铨选入仕为官，在当时最为荣耀。高门子弟步入清途的另一途径是公府辟召，公府中的长史、司马、从事中郎等员例由中央除授，而府佐中的主簿、东西阁祭酒、诸曹掾属等则由府主自行辟署。魏晋时期，高门世胄由此途入仕者亦占很大比例，尤其是在魏晋禅代和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由于皇权旁落，强臣执政，各公府无不争相辟置佐吏，以壮声威，而高门子弟为得到快速升迁，也乐意到权臣府中任职，遂使得公府辟佐之风骤长，由此途仕进者一时大盛。据陈琳国先生统计，两晋时高门子弟由吏部铨选入仕者最多，占总数的49%；由公府辟召入仕者次之，占43%〔44〕。可见此二途已被高门甲族所把持，是门阀子弟步入清途的重要阶梯。郡国察举一途，在汉代曾是士人做官的重要途径，但入魏后地位渐衰，不为时人所重。究其原因，一是由于应举者须先仕州郡，修身励行，再则举后又有严格考试，要求甚严，加之察举孝秀者多拜除为郎官，职位低下，迁升迟缓，故径此途入仕者多为低级士族，高门子弟鲜见有问津此途者。至于曹掾积累升进，则主要是寒门庶族的入仕道路了。前举魏晋寒人多自郡县佐吏仕起，而且在仕途上举步维艰，深受压抑，除非立有军功或受朝廷恩宠等原因，一般只能在寒宦中辗转，很难有跻身清途的机会。所以，门阀等第的高低，决定着仕途的差异，而仕途的差异，又影响到清浊分流，这就是魏晋选官制度的又一显著特征。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魏晋时期的清除与非清途，并不是特指某种具体的选官途径，而是泛指以士庶区别为基础，并包括与之相关的选举、入仕任官等各个环节的两种不同性质的任官体系。这两大任官体系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是以等级制度中的士族与寒门做为不同的任官对象，以九品中正制中的上品和下品为其区分标界，以职官制度中的清官与浊官为其外在表征，以不同的入仕途径为其重要保证的既互相影响、又判然有别的两大任官体系。魏晋时期清途与非清途的兴起，一方面改变了两汉以来传统的选举格局，在宏观体制与总体架构上显现出选官制度和门阀制度的配合，并在维护士庶区别和确保清浊分途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它也清晰地展示出南北朝选官制度的发展趋势与历史走向，从而有助于我们认识并揭示出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制度的发展规律及其本质行征。
注释：
〔1〕〔18〕《通典》卷16《选举·杂议论上》。
〔2〕《南齐书》卷23史臣语。
〔3〕参阎步克《从任官及乡品看魏晋秀孝察举之地位》， 载《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
〔4〕《三国志》卷12《魏志·何夔传》注引《晋诸公赞》。
〔5〕《晋书》卷33《何曾传附子遵传》。
〔6〕《晋书》卷37《宗室·安平献王孚传》。
〔7〕《晋书》卷92《文苑·应贞传》。
〔8〕《晋书》卷93《外戚·王恂传附弟恺传》。
〔9〕《晋书》卷76《王棱传》。
〔10〕《晋书》卷65《王导传附子荟传》。
〔11〕《晋书》卷61《刘乔传附小孙耽传》。
〔12〕《晋书》卷67《温峤传》。
〔13〕《晋书》卷67《郗鉴传附孙超传》。
〔14〕《晋书》卷85《刘毅传》。
〔15〕《晋书》卷68《贺循传》。
〔16〕《晋书》卷37《宗室·谯刚王逊传附休之传》。
〔17〕《晋书》卷77《蔡谟传》。
〔19〕《晋书》卷51《皇甫谧传》。
〔20〕《晋书》卷91《儒林·范弘之传》。
〔21〕《晋书》卷75《王坦之传》。
〔22〕《晋书》卷78史臣语。
〔23〕《晋书》卷90《良吏·吴隐之传》。
〔24〕〔31〕《晋书》卷92《文苑·王沈传》。
〔25〕《晋书》卷33《石苞传附孙铄传》。
〔26〕《晋书》卷89《忠义·易雄传》。
〔27〕《晋书》卷66《陶侃传》。
〔28〕《晋书》卷48《阎瓒传》。
〔29〕《晋书》卷95《张载传》。
〔30〕《晋书》卷41《刘寔传》。
〔32〕《宋书》卷94《恩幸传序》。
〔33〕《晋书》卷45《刘毅传》。
〔34〕《晋书》卷48《段灼传》。
〔35〕《晋书》卷44《郑默传》。
〔36〕《晋书》卷36《张华传附刘卞传》。
〔37〕《初学记》卷21引王隐《晋书》：“刘卞为四品吏，访问推一鹿黄纸，令卞书写。卞语访问：‘刘卞非为人写黄纸也’。访问按卞罪，下品二等，补尚书令史。”又据上注《刘卞传》：“访问知怒，言于中正，退为尚书令史。或谓卞曰：‘君才简略，堪大不堪小，不如作守舍人’。卞从其言。”
〔38〕《晋书》卷100《陈敏传》。
〔39〕张兆凯《两晋门荫制度刍论》，载《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4期。
〔40〕《晋书》卷60《索靖传附子琳传》。
〔41〕《晋书》卷54《陆云传》。
〔42〕《晋书》卷64《简文三子·会稽王道子传》。
〔43〕参罗新本《两晋南朝入仕道路研究（一）——“直接入仕”》，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4期。
〔44〕参陈琳国《两晋九品中正制与选官制度》，载《历史研究》198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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