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外生内生：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转型--以景宁社自治县两村为例_景宁论文

超越外生与内生：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转型——以景宁畲族自治县两个村庄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宁畲族自治县论文,为例论文,村庄论文,内生论文,民族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于发展滞后的客观事实和国家认同的现实需要，民族地区的发展一直以来是学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我国扶贫发展战略中民族地区也历来是扶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大对民族地区扶持力度”的新要求。因此，如何实施有效的扶持措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加快民族地区发展，是当前亟待探讨的现实问题。

      一、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反思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政策，并对发展的战略和模式进行了多次调整，始终把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要举措。回顾我国民族地区援助发展的进路，到目前为止，主要呈现出外生发展和内生发展两种战略。

      二战以后，与城市化和现代化快速推进相伴而生的是，农村地区日趋衰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由此越来越为欧美国家所重视，并形成盛极一时的扶贫战略即外生发展战略。它主张扶贫的目标是乡村地区经济增长，使“乡村从‘边缘化’、‘次要化’的命运回归‘现代化’的主流”①，主要策略是外部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输入。这一发展战略也曾一度主导我国民族地区的开发扶贫。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加快我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实行了一系列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援助政策，力图通过外部援助实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提高，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但是，事实证明，这种简单地依靠外部力量推动发展的战略难以有效解决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反而容易“陷入‘一年脱贫，二年返贫’的循环怪圈。‘扶不起’，已成为扶贫工程的‘梦魇’”。②

      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乡村研究中后现代主义哲学观念的引入，传统的外生发展战略的政策工具逐渐受到质疑和批判，同时一些地区发展的实际工作者也在力求探寻主导发展的替代战略，此时内生发展战略应运而生。与外生发展战略不同，“这种新的发展战略强调发展的质量和结构指标，而不仅局限于数量和经济指标……转向文化、社会、政治和生态价值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量。”③它的基本逻辑是：农村地区内的独特资源是支撑发展的关键要素；发展动力来源于地方自主性和地区内部企业；农村地区的主要功能是发展多元化服务经济(Service Economy)；农村地区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内人口和基层组织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限；农村地区发展的重点是加强能力建设和克服社会排斥。④随着国际社会内生发展思潮成为极具影响力的范式，以及我国政府自上而下全权负责的援助方式对被扶助者消极影响的不断暴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民族地区发展模式开始向内生发展战略转型，其在扶贫的实践中也确已取得不少成绩。但我们需清醒地认识到，内生式发展战略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尚短，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Sleez就曾指出“内生发展并不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理论根源的思想，而只是一个关于乡村发展的一种观点，是一种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的理想形式”。在实际运行中，“自我导向的内生发展容易忽视外部影响和全球经济的过程，甚至会高度破坏地区经济与社会”⑤，即使作为内生发展的核心要素“参与式方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么成为有权势的地方行动者(actors)所操纵(因此边缘群体被继续边缘化)，要么遇到地方冷漠的抵制”。⑥

      由于上述外生与内生发展战略彼此不容甚或相反的观点，在理论界出现了“如何选择”的争论。对此，Murdoch认为，在很多情况下，选择任何一种发展策略都不能解决发展的问题，甚至也无法判断谁优谁劣，乡村的发展不应被局限于“外生”与“内生”的二元对立之中，因此“我们要做的是进行两者的整合”⑦。基于这种思考，本文在对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演变脉络进行梳理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通过对景宁畲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景宁”)两个村庄——茶林村和惠明寺村⑧的发展路径、实践经验的全面考察，构建民族地区发展的第三种战略即超越内生与外生的协同发展战略。

      二、两个村庄发展的案例

      (一)茭白产业主导发展的茶林

      茶林位于景宁中南部，隶属大漈乡，总面积约8平方公里，其中森林面积2948亩，水田700多亩，辖3个自然村，2013年统计数据显示，全村户籍人口573人，共168户，人均纯收入约1万元。长期以来，茶林以传统农作物耕种为主，基本属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农业经济作物极少。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始于21世纪初，2003年村党支部书记得知缙云县大洋镇高山冷水茭白的成功种植，通过实地考察和聘请专家指导，他以自家的水田作为试验田进行茭白引种，当年取得成功，亩产值达4000多元。在初步探索成功的示范下，村民积极效仿，自发将水稻种植变为茭白种植。到2005年，全村茭白种植面积达400多亩，由于独特的高山盆地气候、充沛的降水和低温水田，茭白肉质脆嫩、味道香甜，初具“高山冷水茭白”市场影响力和产业雏形，村民的种植技术水平显著提高，当年平均亩产量达1500公斤，每亩纯收入达7000元。

      在农户分散经营和自发种植的产业发展模式下，村民收入提高了，农村面貌改观了，但村民面临着一个严峻的事实，即在茭白种植规模扩大后，外来的茭白收购商竞相压价，而农民们自打算盘低价抢卖，一时间茭白交易市场一番乱象，既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也制约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此情形下，作为地方发展机构的村两委出谋划策，号召全村种植大户联合全乡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茭农筹建合作组织，这一策略得到了乡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支农专项资金和民族发展专项资金中拨付一定援助款项。在多方合力下，2005年底“雪松茭白专业合作社”宣告成立，合作社的运作实行产供销一体化生产模式，包括茶林在内的全乡102户种植大户加入了合作社，并形成了万亩高山冷水茭白基地。以专业合作社为依托，茭白产业发展进入有序的发展阶段，实行统一定价策略，提高了农户竞价的能力；统一规范生产，保证了茭白的品质；统一采购，有效降低了种植经营成本。正是在茶林茭白产业发展的辐射作用下，2012年整个大漈乡茭白种植面积近5000亩，亩产达7000多元，总产值达3500万元，并荣获省农业厅颁发的全省首个“高山冷水茭白之乡”。

      虽然茭白产业在多种力量的积极介入下，成为茶林的支柱产业和茶林人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有限的可种植面积成为村庄经济持续发展的桎梏。对此，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茶林人以产业链拓展为突破口，多头并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一方面，每年九月茭白收割的时节，在政府的支持下茶林联合周边的茭白种植村庄举办高山冷水茭白节。以此为契机，进行茭白品牌推介和旅游宣传，开发茭白旅游产品。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帮扶和技术指导，实施茭鱼共生田改造项目，拉长产业链，加强水田资源的有效利用，实现亩产效益的提升。自2006年起，茶林将公路沿线的300多亩茭白田的田埂进水泥浇筑硬化处理，既提高了茭白田的贮水能力，也有效避免田内茭鱼打洞逃走。这种“茭鱼共生”的生态种植模式，将当地优质农业资源与先进养殖经验相结合，切实有效地克服了村庄的人地矛盾和市场竞争压力。

      (二)伴随惠明茶变迁的惠明寺

      惠明寺位于景宁城南郊区，隶属鹤溪街道，因千年古刹“惠明寺”而得名，属雷姓单姓畲族行政村，辖5个自然村，全村户籍人口315人，共78户，其中畲族人口293人，2013年人均纯收入突破万元。惠明寺村自古以来拥有种茶、制茶和饮茶的传统。据《景宁县续志》卷七《物产》篇记载：“茶叶各区皆有，惟惠明寺及际头村出产优佳。民国四年(1915)得美利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一等证书及金质褒章。”⑨这也是今天“金奖惠明”品牌的历史由来。

      早期，惠明茶并未成为推动村庄发展变迁的力量。直到1970年代，惠明茶才真正开始复苏并引领村庄的变迁。1970年代初期，为了复兴惠明茶，惠明寺村利用知青安置费以及村干部筹集到的其他资金，建立了首个村级茶场，这为茶叶生产制作提供了固定的场所，也为村民提供了交流和议事的空间。随后，集体茶园的面积不断地扩大，1960年代仅有20多亩茶叶基地，到1976年发展到197亩。在茶园种植规模增加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茶叶产量和改进茶叶加工工艺成为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惠明寺村开始引进外地的茶叶专家，着手培养地方技术骨干。随着各种条件的逐渐完善，惠明茶也开始走上商业化发展的阶段，并成为惠明寺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受国家统购包销制度的束缚，惠明茶发展十分缓慢，经济效应仍不高。

      1970年代末，我国经济体制的变革激活了农村生产的活力，在民间精英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发力下，惠明茶的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品牌知名度不断彰显。仅1978年惠明寺茶场生产惠明新茶就达4000多斤，并首次以“金奖惠明”的品牌销往全国各大城市。此时，惠明茶由于其优良的品质而获得诸多社会好评和系列荣誉，在1979年到1982年四年期间，连续四次获得浙江省优质名茶称号。从1983年开始，惠明寺村人采用承包和转让的方式改变了茶场集体统一经营的传统模式，但是由于受传统经营观念的影响较深，承包户难以将惠明茶做强做大，惠明茶场仍处于经营不善状况，直到后来企业介入茶场的承包，惠明茶才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94年景宁惠明茶开发有限公司与惠明寺村村委会签订了合作开发协议，采取股份制合作开发的方式，即公司投入资金和技术，村民出劳力和土地，按比例分配盈利，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合作关系建立后，公司使用企业化管理模式，通过聘请专家、加强品牌宣传、引进先进设备和生产技术，惠明茶走上了规模化发展之路。1997年产量达1.6万余斤，产值突破200多万。

      到20世纪末，惠明茶才真正进入产业化发展阶段。1999年为了实现“致富奔小康”的总体目标，景宁制定了“茶竹富农、茶山竹海”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把加快茶叶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效益农业当作政府工作的主要任务。对此，县民宗局积极响应，提出了“万户畲民万亩茶”的双万工程，以及县委县政府成立了惠明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并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推进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优惠政策，如农户茶叶种植资金补贴、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免费技术指导等。多种积极因素的协同增效，进一步激发了企业与村民发展产业的热情，培育了茶叶生产经营的技能，推进了惠明茶产业提速发展和村庄农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变迁。据统计，2014年惠明寺全村茶叶种植面积2500亩，人均茶园7.9亩，茶叶收入占农民总收入达80%以上。

      (三)村庄变迁下的村民自主发展能力

      通常，村民自主发展能力主要用村民的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以及人力资本投资两项指标进行衡量。一般，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增长幅度越大，说明村民自主发展能力提升越快，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越高，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⑩

      以丽水全市范围内农民为参照点，通过《丽水市统计年鉴》、《景宁统计年鉴》以及来源于大漈乡、鹤溪街道有关文献资料中的统计数据整理分析发现(见图1，图2)，从2008年至2013年，茶林和惠明寺村民的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全市范围内农民，而工资性收入比重则呈下降趋势，到2013年茶林和惠明寺的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56.3%和54.8%，高出丽水全市12.6%和11.1%，工资性收入比重分别低约12.3%和7.8%。不仅如此，这期间茶林和惠明寺家庭经营纯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平均分别为51.9%和51%，丽水全市为45.1%，茶林和惠明寺比丽水全市分别高6.8%和5.9%；而茶林和惠明寺的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平均分别为35.1%和38%，比丽水全市42.2%分别低7.1%和4.2%。

      从人均工资性收入的构成来看，本地劳动收入占工资性收入比重越大，而外出从业收入占工资性收入比重越小，反映村庄内部解决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抑或自主发展能力越强。表1可以看出，2008年-2013年，丽水全市本地劳动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平均为76.8%，茶林和惠明寺分别为80.3%和78.5%，比丽水全市分别高3.5%和1.7%；而丽水全市外出从业收入占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平均为18.1%，茶林和惠明寺分别为11.9%和14.1，比丽水全市分别低6.2%和4%。这表明，两村庄依托产业发展为村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渠道，外出从业需求不高。

      “人力资本是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关键因素”(11)，它表现为劳动者的知识、智力和体能等的总和，是一种只有通过教育培训、体能提升等投资手段才能积累的一种资本，亦即教育培训和体能提升等的投入与人力资本存量存在正相关关系，前者投入越多，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越高，从而劳动者的创新和生产能力越强。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是指居民用来增加人力资本的支出，主要包括教育文化方面的支出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12)因此，可以认为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的支出越多，人力资本存量和劳动者能力建设越强。从2011年-2013年的情况来看，茶林和惠明寺人力资本投资累计为4136元和4206元，和丽水全市3890元相比较，分别高出246元和316元，同时茶林和惠明寺人力资本投资占纯收入的比重平均分别为15.7%和15.2%，比丽水全市的14.6%分别多1.1%和0.6%(见表2)。可见，茶林和惠明寺的独特发展战略，有助于促使村民消费支出偏向人力资本投资，进而推动劳动者素质和发展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会进一步驱动村庄的可持续发展。

      

      图1 家庭经营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增长

      

      图2 工资性收入占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增长

      数据来源：图1，图2数据均来自《丽水市统计年鉴》、《景宁统计年鉴》、大漈乡、鹤溪街道文献资料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纵观两个村庄的产业化进程和与之相伴的村庄变迁历史，不难发现它们嵌入于多个发展系统之中，在多元要素的复杂互动和内外资源合理整合的过程中，呈现出极具特色的发展战略。

      (一)行政力量的收放结合

      行政主导与控制是我国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变量。作为民族地区欠发达乡村，由于偏僻的自然地理状况和落后的经济基础条件，加之村民市场经济观念的落后，很长一段时期处于传统的农耕社会。茶林和惠明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提升的真正起点是1984年景宁畲族自治县的成立，其后，1986年又被列为国家贫困县，1994年加入“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县，其时正值国家实施一揽子扶贫政策。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和上级政府的号召，基于更好推进农村扶贫工作，地方政府进行了发展战略的转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开发利用当地资源，1999年景宁县制定了“茶竹富农、茶山竹海”战略，2006年大漈乡实施特色产业发展战略，主攻“高山蔬菜”产业。在各级政策供给的同时，还制定了具有约束控制效应的量化发展目标，如2001年发布的《景宁县茶叶产业十年规划(2001-2010年)》，2007年大漈乡的万亩高山冷水茭白计划。此外，农村产业的发展还需要技术的支持，对此政府回应迅速，不断完善技术服务体系，景宁县启动了科技服务队伍建设工程、科技服务平台建设工程和农民技术培训工程，推动农民技术创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茶林和惠明寺的发展过程中，行政力量在扮演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者角色的同时，坚持收放结合的原则，充分尊重地方行动者发展的选择权。从案例叙述可见，两个村庄产业发展遵循的路径基本上是在发掘利用当地本土资源的基础上，由当地村民或地方精英通过摸索确立地方特色产业，政府再及时给予政策支持和引导，借助乡村网络关系，产生产业扩散效应，并进一步充分发挥当地人的首创精神，衍生出大量的产业技术创新，逐步形成农业产业集群。行政力量的宏观引导和微观激活，有效地发挥了民间和政府两个向度的力量，不仅推动了农业结构的调整与村庄的现代化转型，而且当地村民在传统耕作经验的基础上实现了技术创新。

      (二)援助资源的精准发力

      “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主要应当靠民族地区自己的努力，同时离不开国家和东部地区的援助和支持”，(13)民族地区的发展与外部有效援助密切相关。自国家开展扶贫工作以来，景宁不断获得外部资金扶持，包括财政资助、税收金融优惠以及各类“对口援助”，以2006年为例，景宁获得22836万元省财政补助拨款，税收免交2716万元，宁波市对口帮扶资金1500万元。再者，地方政府在受惠外部援助的同时，充分认识到外部“输血”局限与“造血”意义，地方政府“精准发力”，积极发挥外部资源杠杆的作用，从长远利益出发始终把开发利用地方资源、培育发展特色产业作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自主发展能力提升的关键措施，多形式发展农村合作组织，制订出台资金扶持的倾斜政策，从资金、税收、技术、产业基地建设等方面给予重点援助。如2014年乡政府为茶林茭白产业发展争取120万支农资金，用于田间水利设施和农田机械，占当年全村帮扶资金的50%以上；为支持惠明茶叶产业的发展，2006年设立政府茶叶产业发展基金，政府每年给予500万元资金投入，并给予1000万专款扶持企业技术创新。另外，加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是地方政府的又一着力点，2005年茶林联合周边村庄建立了雪松茭白专业合作社，2008年惠明寺村成立了畲农惠明茶专业合作社。近年来，随着政府扶持力度的不断加大，专业合作社日趋完善，村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市场竞争能力以及村民技术创新能力获得显著提高。

      (三)地方行动者的赋权提能

      在区域发展实践中，地方个体和地方发展机构等地方行动者是介入发展的核心力量，其既是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为地方行动者赋权提能、激发创新精神乃是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茶林和惠明寺的发展是从农村内部起步的，发展的起点是村民的创新，茭白产业的形成和惠明茶的复兴就源于以民间精英为代表的地方行动者的模仿与尝试，在种植初具雏形以后，地方政府积极介入，以提升村民的耕种技能和市场参与能力为切口。例如，考虑市场对红茶的需求和村民红茶加工技能低下的现状，2012年县农业局选聘大学茶学教授培训加工技术，并成功推出了精品惠明红茶；为了解决村民茭白种植难题，2013县科技局为此特别聘请了浙江省农科院专家作为茭白种植顾问。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也一直重视基层组织、特设产业推进部门等地方发展机构的培育，并把其当作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策略。2001年，旨在组织和协调各方面力量，推动惠明茶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农业局牵头成立惠明茶产业发展领导小组，下设“茶叶办”，负责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和技术推广，同时发挥联结茶农和政府桥梁纽带的作用。当年，在茶叶办的组织下，引进了茶叶新品种，培训了农户茶苗扦插新技术，不仅优化了茶叶品种结构，也提高了村民的茶叶种植经营能力。在茶林，村党支部2005年被评为浙江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事实证明，无论是茭白的引种，还是“茭鱼共生”项目推行，都离不开以村支书为代表的村两委这一基层组织的领导和带动。

      (四)自然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14)这意味着自然环境的差异性会引起社会分工的不同，并进一步影响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布局。茶林和惠明寺作为经济落后的边远山区，人力、资金和技术资源十分匮乏，但茭白产业和茶叶产业能成功走入市场，成为村民增产致富的特色农业主导产业，带动村庄变迁，就得益于当地村民能够充分有效地利用地方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资源。茶林属于典型的中高山盆地，海拔1030米，年平均降水量1918毫米，较周边多数地区入夏较晚，造成茭白的反季节收割，这种错峰上市增强了销售市场的竞争力。另外，由于全年气温较低，雨水充沛，茭白生产时间较长，因此茭白品质优良，极大提高了产品优势。惠明寺位于敕木山，冬暖夏凉、雨水充沛，平均气温15.2℃，年降雨量1829毫米，有利于茶叶的种植生长，且惠明寺属酸性砂质黄壤土与香灰土，有机物质含量高，由此惠明茶不仅口感甘甜，而且微量元素丰富，这种优良的茶叶品质就为村庄的产业发展提供了基础和条件。需要肯定的是，两个村庄的发展变迁和自主能力的提升，除了环境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离不开外部援助的协同推进。如前所述，正是由于资金援助和技术支持，才有茭白产业的规模化扩展和产业链的拓展；也由于外部援助下茶叶产业发展基金的设立，才有茶叶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值增长。总之，两个村庄的发展转型是村民对本土资源潜在价值的考量与外部力量援助交相辉映的结果。

      四、协同发展：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转型

      如前所述，外生发展战略和内生发展战略皆呈现出各自的优势与缺陷，抑或任何一种发展战略都难以真正有效实现民族地区自主发展能力的提升。那么，如何超越外生和内生发展战略？基于景宁两个村庄发展的实践经验，我们认为，需要整合两种发展战略的优势，以“协同发展”作为新的民族地区发展战略，它主张民族地区的发展是地方内外发展系统(含国家行政系统、外部资源系统、地方行动者系统)相互作用、协同推进的动态过程，经此构建协同增效的联盟关系，实现外部资源与民族地区内资源的有效对接。在这一过程中各个发展系统都呈现出独特的运作逻辑(见表3)。

      

      (一)国家行政系统

      与外生和内生发展相比较，协同发展战略尽管依旧承认政府干预和支持性政策供给是我国消除民族地区贫困的突出特点和独特优势，但它改变了对民族地区发展主体的认识，强调发展的主体是当地民众，目的是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和自主能力提升，反对国家行政系统过于直接、微观的干预，主张政府介入与民众参与上下联动。具体而言，首先它对援助对象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给予客观认可和充分尊重，赋予他们参与地方发展的权力，在援助政策的选择、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以及现代技术要素的引入等方面，充分体现“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思想理念和工作方法，积极探索有效科学的民主决策参与机制。其次，真正实现政民互动需要在“赋权”的同时注重“提能”。协同发展战略不仅承认民族地区民众拥有发展的决策权，而且意识到民族地区由于传统文化观念、现代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基础等影响，民众参与能力普遍较低。对此，协同发展战略始终把能力建设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将民众的参与意识、参与技能以及市场经营和技术创新能力培养置于项目管理运行、生产发展和村庄治理之中。必须注意，协同发展战略绝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允许和支持民众参与地方发展并非忽视或反对政府外部力量的援助，而是力求在政民互动的逻辑实践中实现国家行政系统由自上而下的垂直向度向上下双向互动转向，减少和消除政府包揽性援助战略的消极影响，提高政府援助的绩效。

      (二)外部资源系统

      在协同发展战略的框架中，关注的重点不再是外部资源系统中资源要素的存量，认为民族地区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赖于扶贫资金和援助性政策的输入，而应转向加强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利用。当前，产业扶贫是扶贫开发“一主两翼”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民族地区发展的有效途径，换言之，“要想从根本上助农民脱贫，就必须进行产业化扶贫，培养农村的‘造血’功能，仅靠国家拨款‘输血’是远远不够的”。(15)由此可知，要实现民族地区的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需要把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作为外部资源系统的发力点。基于此种考虑，应根据民族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区域气候差别大、土地类型多样的特点，因地制宜开发优势资源，优化产业结构，将援助资金与帮扶政策等国家援助资源要素向地区资源开发利用和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倾斜，加大对特色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力度，实现局部重点突破和民族地区整体均衡协调发展。但是，当援助资源向地方资源开发利用转向成为协同发展新战略的要点，乃不是偏废民族地区人力资源、技术创新、发展机构等其他内源要素的培育，而仅是主张以资源开发利用和特色产业发展为平台或突破口，将其他发展事项集结于此，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三)地方行动者系统

      协同发展战略认为，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焦点不应囿于发展过程由外部控制还是本地控制的争论之中，而是如何在地方行动者和外部要素间建立有效的联系网络。在此，属于地方行动者系统的地方发展机构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例如基层自治组织、扶贫开发组织、特设产业发展组织，是外部援助与地区发展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既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又拥有了解和掌握区域情况和民众需求的优势，有助于信息流动与处理，继而推进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激发地方行动者创新精神。于是，一方面，要加强地方发展机构的能力建设，切实提高机构人员队伍学习创新能力、市场经营能力和产业发展能力，形成脱贫致富的中坚力量，发挥典型示范和表率带头作用；另一方面，要强化地方发展机构的制度建设，促进民族地区基层工作科学化和规范化，建立和健全“村规民约”、“村民选举制度”等村民自治制度，确保信息公开，规范工作程序，实行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避免机构运行过程中的暗箱操作和权力寻租，防止“地方能人”操控地方发展。

      概言之，协同发展作为实现民族地区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转型或路径选择，力求消解外部援助系统与内部发展系统之间的边界，构建上下呼应和内外对接的联动格局。当然，这种战略转型，并不是对内生和外生发展战略的简单批判和否定，而是对它们的整合与超越，试图为民族地区再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和出路。

      ①李承嘉：《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于乡村发展之研究：以九份聚落1895-1945年发展为例》，《台湾地理学报》2005年第39期。

      ②马忠才、郝苏民：《外源式扶贫的局限：对民族地区扶贫实践的反思》，《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

      ③⑤Brugger,E.A,Endogenous Development:A Concept between Utopia and Reality.In:Bassand,M.et al.Self-Reliant Development in Europe-Theory,Problems,Actions.Gower,Brookfield,Vermont,1986,pp.39、50.

      ④Lowe,P.Ray,C.Ward,N.Wood,D.Woodward,R.Participation in Rural Development:A Review of European Experience,CRE,University of Newcastle upon Tyne,1998,p.12.

      ⑥⑦Murdoch,J,Networks-A New Paradigm of Rura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16/2000,407-419,pp.412、408.

      ⑧为了叙述的方便，以下“茶林村”简称“茶林”、“惠明寺村”简称“惠明寺”，如无特别说明“惠明寺”并非指寺庙意义上的“惠明寺”。

      ⑨吕立汉：《丽水畲族古籍总目提要》，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

      ⑩(12)杨丽：《农村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的路径比较与评价》，《上海经济研究》2009年第7期。

      (11)向志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与人力资本投资》，《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2年第3期。

      (13)郑长德：《中国民族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构建研究》，《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1页。

      (15)贡保草：《论西部民族地区环境资源型产业扶贫模式的创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0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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