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鲁迅：关于国民素质改造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国民素质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着现代化的严峻挑战。办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先进的中国人曾经进行了艰难的探索。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开启了中国的现代化；90年代的戊戍维新运动和20世纪初的辛亥革命，则是在理论和制度层面探索中国的现代化；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人们开始在思想文化层面，特别是在国民素质的建构方面，进一步探讨中国的现代化，由此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较早在思想文化层面进行探讨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梁启超。从此以后，人们开始自觉探讨国民素质现代化的建构，从梁启超的新民说，到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
梁启超于维新运动失败后流亡日本，在日本开始接触大量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使其眼界大开，“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注：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88页。），为重新寻求救国的道路他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认真总结和反思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深感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写成了著名的《新民说》。《新民说》从国民文化心理结构方面探讨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指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沫，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夫我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则于新民之道未有留意焉者也”（注：《新民丛报》第1号。）， 率先提出了“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张，明确揭橥了新民的大旗。
梁启超的新民理论并不是他的独创，其理论依据是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译介的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斯宾塞认为，“一群一国之成之立也，其间体用功能，实无异于生物之一体”（注：《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7页。）， 也即人类群体是与生物有机体几乎完全类似的社会有机体，正如生物机体的质量，取决于单元细胞的质量，人类群体的状况是由个体的素质决定的。据此，斯宾塞认为，国家的盛衰强弱取决于民力、民智、民德。
严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注意到人的现代化的启蒙思想家，他在介绍斯宾塞的《明民论》时指出：“《明民论》者，言教人之术也。……其教人也，以浚智慧、练体力、厉修德三者为纲”。“盖生民之大要三，而强弱存亡莫不视此：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注：《严复集》第18页。），严复第一个提出，中国要富强，必须亟施斯宾塞之术，致力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造就一代新人。
梁启超继承了严复“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思想，发表了《新民说》、《新民议》等论著，提出了更加全面系统的新民理论。
梁启超深刻地论证了新民的必要性。他指出：“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注：《新民丛报》第30册、第3号。），“政府与人民，皆构成国家之要具也”（注：《新民丛报》第30册、第3号。），“国之治乱， 常与其文野之度相比例，而文野之分，恒以国中全部之人为定断，非一二人之力所能强夺而假借也。故西儒云：国家之政事，譬之则寒暑表也；民间之风气，譬之则犹空气也。空气之燥湿冷热，而表之升降随之，丝毫不容假借。故民智、民力、民德不进者，虽有英仁君相，行一时之善政，移时而扫地尽矣。……故善治国者，必先进化其民”（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2册，第2卷。）。梁启超认为，国家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民智、民力、民德，中国要图存振兴，必须从新民入手，他大声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舍此一事，别无善图”（注：《梁启超选集》第207页。）。
所谓新民，就是致力于“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梁启超认为，在国民的德智体三项基本素质中，“智与力成就甚易，惟德最难”，“民德之高下，乃国之存亡所由系也”。梁启超把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
梁启超认为，新民德的首要任务是翦除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些劣根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缺乏国家思想。梁启超认为，“国家思想者何？一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二曰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三曰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四曰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但“吾中国人之无国家思想也。其下焉者，唯一身一家之荣瘁是向；其上焉者，则高谈哲理以乖实用也；其不肖者且以他族为虎，而自为其狗也”（注：《梁启超选集》第220页。）。无国家思想，爱国心薄弱是中国致弱的“最大根源”“病源之源”。
第二，缺乏社会公德。梁启超认为，“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人而不群，禽兽奚择。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注：《梁启超选集》第213页。）。所谓公德，是指个人与群体、社会、 国家间的关系，和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应尽的义务。他认为，利己是人的天性。但人又是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的社会动物，所以又应该爱群为公，利他，提倡“合群之德”，养成以“利群”为目的的公共道德。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不惜牺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拥护公益”。而中国之“旧伦理所重者”，“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一焉”。中国之所以日益衰落，就是因为“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享权力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人虽多曾不能为群之利，而反为群之累”（注：《梁启超选集》第215页。）。
第三，缺乏权利和义务观念。梁启超认为，“号称人类者，则以保生命、保权利两者相倚。”但由于封建专制制度长期压制，中国人“愈制而愈驯”，权利观念“愈冲而愈淡”，人人成了“无骨无血无气之怪物”，“奴隶之性，日深一日”。中国人的奴性，表现为无政治热情，无责任、义务感，对公共事物麻木冷淡。要培养国民意识，必须树立中国人的权利思想，“人人生而有应得之权利，即人人生而有应尽之义务，二者其量适相均”。
第四，缺乏自由思想。梁启超认为，“自由者，权力之表证也。凡人所以为人者有二大要件，一曰生命，二曰权利。二者缺一，时乃非人。故自由者，亦精神界之生命也”。但在封建统治者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的禁锢下，中国人“仅有形质界之生命，而无精神界之生命”，仅有“自由之俗”，而没有“自由之德”，缺乏自由思想，使人人成为“古人之奴隶”、“世俗之奴隶”、“境遇之奴隶”、“情欲之奴隶”，而丧失了独立人格和自主、自信、自主、进攻、冒险和尚武精神。梁启超指出：“辱莫大于心奴，而身奴斯为末矣”（注：《梁启超选集》第229页。）。他认为，“若有欲求真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隶始”（注：《梁启超选集》第230页。）。
第五，缺乏自治能力。梁启超认为，只有能自治，才能摆脱被治的地位。“己不能治，则必有他力焉起而代治”，而“真能自治者，他人欲干涉焉而不可得（注：《新民说·论自治》。）”。但中国人缺乏社会公德，法律观念，和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的精神，甚至傲慢、放荡、嗜利，这些弱点造成了中国人自治能力极差的现状。梁启超感叹道：“欲进无思想者为有思想者，其事犹易，欲进无能力者为有能力者，其事实难”（注：《新民说·论政治能力》。）。
国家思想、社会公德、权利观念、自由思想和自治能力，是资产阶级国民的必备素质，是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国民标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劣点，论证了只有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实现人的现代化，造就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一代新人，才是中国强盛的根本。
要新民就要有新民的途径和方法。梁启超主张以教育新民。他指出：“夫一国之有公共教育也，所以养成将来之国民也”（注：《梁启超选集》第243页。）。他在《教育与政治》一文中指出：“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教育事业虽然很复杂，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可以成一国国民之资格”“可以任为将来一国之主人翁”（注：《梁启超选集》第243页。 ）的现代国民。在教育的内容上，除了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外，应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使受教育者“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主而非附庸，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61页。），也即培养出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进取精神、自治能力的现代国民。梁启超主张以报刊新民。他认为，报刊对于响导国民，“救一时明一义”有着特殊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报刊宣传工作。据统计，他创办和主持的报刊有11种，和他有关系的报刊近30个。他的办报宗旨是：“睿牖民智，熏陶民德，发扬民力，务使养成共和法治国国民之资格”（注：《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九，第4页。）。梁启超主张以文艺新民。他认为， 文艺作品“之支配人道也，复有四种力：“一曰熏，”“二曰浸，”“三曰刺”，“四曰提”，“有此四力而用之于善，则可以福亿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于恶，则可以毒万千载”（注：《梁启超选集》第350—351页。）。“而此四力所以最易寄者，惟小说”。他指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由此拉开了“小说界革命”的帷幕。
梁启超在《新民议》中指出：“余为《新民说》，欲探求我国民腐败堕落之根源，而以他国发达进步者比较之，使国民知受病所在，以自警厉、自策进”。梁启超站在关心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立场，提出了一套完整系统的新民理论，旨在鼓民力、启民智、新民德，是对几千年封建统治阶级“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愚民政策的反叛，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新民理论，突出了人的重塑，从提高中华民族基本素质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现代化，把中国现代化由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他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为武器，揭露和批判了封建思想和中国国民性的种种弱点，启发了中国人的民主主义觉悟，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
（二）
在梁启超之后，在思想界致力于国民素质的改造与提高工作影响最大的是鲁迅。他继承并弘大了梁启超的《新民说》，又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思想。
鲁迅与梁启超几乎是同时开始了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与梁启超不同的是，鲁迅以中国现代文化革命旗手和文学家的身份终生投入改造国民灵魂的伟大实践。他不但对改造国民性的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说明，而且以《阿Q正传》等一系列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伟大文学作品， 对中国落后的国民性给予有力的批判，掀起了以改造国民灵魂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革命运动，使“改造国民性”成为一个在思想界、文学界影响深远的口号，从而推动了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据鲁迅的好友许寿裳回忆，当1902年他和鲁迅同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时，作为身在异国的弱国子民，因身心受到歧视和刺激，所以每每谈起“中国民族性的缺点，谈论这样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注：许寿裳：《回忆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很显然，鲁迅是出于民族自强的目的，谈论和思考这些问题的。为了寻求民族振兴的道路，鲁迅在这一时期撰写的几篇文言论文中，考察了西方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19世纪以来的历史，并与中国的现状进行了认真比较。其中以1907年撰写的《文化偏至论》最为著名。在这些论文中，他批评了那些“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或“竞言武事”，把枪炮武器视为国家首事；或“制造商估立宪国会之说”，以为发展工商业、实行立宪国会就可以救中国的“辁才小慧之徒”、斥责他们在全国人民的精神尚十分贫弱的情况下，徒言“金铁国会立宪”之类，是见物不见人，“抱枝拾叶”，舍本逐末。他认为，中国要“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国立而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注：以上引文均见于鲁迅《文化偏至论》。）。这是鲁迅对西方历史和中国的现实进行了认真考察、严肃思考之后所获得的认识。他把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目的，归结为“立人”，立人是为了“立国”，是为了建立一个与“沙聚之邦”截然相反的国家。在举国上下寻求救国自强之路，当大多数人把目光集中在坚船利炮的物质层面或共和立宪的制度层面时，鲁迅慧眼独具，突破了物质和制度层面，把人的重塑提到最突出的位置上来，这在当时和以后都具有重要意义。而且，鲁迅是把人的改造和重塑同当时面临的民族解放、社会改革紧密联系起来，把“立人”作为建立“人国”的前提，充分肯定了思想革命在社会革命、政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又把解放思想，张扬个性视为“立人”之“道术”——即改造国民性的基本途径，这就使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闪耀着爱国主义精神的光芒，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质和推动社会改革的实践性品格。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根植于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实践的深厚土壤中的，它从社会改革的要求中诞生，又在革命的实践中不断深化，辛亥革命的失败，深化了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他在《两地书·八》中指出：“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依旧，全不行的”。如果说以前他主要是从革命能否成功的角度来认识国民性的改造问题，那么，辛亥革命的失败则促使他深刻认识到，革命成功后如果不抓紧改造国民性，就会阻碍革命的前进，甚至使革命成果得而复失，他进一步认识到改造国民性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通过自己所经历的一系列社会变动，鲁迅深深感受和认识到，落后的群众往往会变成一种阻挡改革进行的强大而可怕的势力。“愚民的专制使人变成死相”（注：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五》。），而且“大抵比暴君更暴”（注：鲁迅：《热风·暴君的臣民》。）。落后愚昧的群众，自己不思改革，却阻遏着改革，“有人撄我，或有能撄人者……亦必竭全力死亡（注：鲁迅：《摩罗诗力说》。）”。在鲁迅思想发展的后期，他依然对“多数”所可能发生的消极作用非常警惕。他认为，如果不重视“多数”的消极力量，不重视对民众不良风俗习惯的改造，“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注：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
鲁迅对改造国民性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促使他自觉地肩起了重塑国民灵魂的历史重担，将文学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有一点必须指出，即鲁迅的改造国民性，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肯定和发扬国民性中那些可贵的精神品质；二是揭露和批判国民性的弱点。其目的都在于“致人性于全（注：鲁迅：《坟·科学史教篇》。）”，促进一种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健全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鲁迅一向认为，中国国民性中有值得肯定和发扬的可贵精神。鲁迅分析中国的国魂有官魂、匪魂和民魂三种。他认为“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注：鲁迅：《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他曾赞扬屈原的爱国主义，称赞韩非子教人赛马时肯定的那种“不耻最后”的锲而不舍的韧的精神，以为有了这种精神“纵会落后，纵令失败，但一定可以达到他所向的目标”；“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鲁迅后期写过更多的肯定国民性优点的文字，赞扬老百姓“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辩是非”，“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特别是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等文中，鲁迅热情讴歌了那些民族脊梁式的人物。在后期的历史小说《理水》、《非攻》中歌颂了大禹、墨翟那种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精神中最可宝贵的，是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精神支柱。鲁迅在1936年3月4日致尤炳圻信中感慨道：中华民族“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
鲁迅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优良传统，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得不把主要精力用以揭发和针砭民族精神的锢弊。因此，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其主导倾向是挖“坏根”。鲁迅在他的小说、杂文、散文诗中，以他那支泼辣又有力的笔，无情地解剖和批判了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他一面解剖和批判，一面又在仔细地分析产生这些弱点的原因，他认为，封建等级制度的压迫，封建传统思想的毒害，屡受外族的侵略，是形成民族精神锢弊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国人民只有在民族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经受革命烈火的洗礼，才能彻底克服自身的弱点，迎得民族的新生。
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深刻，他用毕生精力关注这一问题，并亲身投入改造国民性弱点的伟大实践，为再塑中华民族的灵魂，提高国民素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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