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制度创新视角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机制论文,区域协调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区域协调发展的本质内涵是协调好区域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实现区域利益的“分享式改进”，①最终实现各区域的共同富裕。怎样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或区域协调发展的实现机制是什么呢？这是一个必须系统回答的问题。
一、研究文献综述
由于区域协调发展的核心是区域增长和发展差距的收敛，也就是区域经济趋同，所以对区域协调发展机制的探讨也就离不开对区域经济趋同分析的考察。西方学者对区域经济趋同或趋异机理的探讨是十分深入的。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理论认识到了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尤其是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导致的趋同趋势，但它否定政府干预的作用。内生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知识、技术等新要素的边际报酬不是递减而是递增，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不是导致区域趋同而是趋异。新经济地理学也以收益递增、不完全竞争和运输成本三点为基石，设计出了区域经济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政府在促进新技术的区域传播和产业在区域间的梯度转移等方面的必要性。佩鲁(Francois.Perrour)和其弟子布代维尔(J.R.Boudeville)等人的增长极理论、赫希曼(Hirschman，A.O.)的核心区——边缘区理论、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的“中心——外围模型”以及威廉姆森(Williamson，J.G.)的“倒U模型”认为，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就能导致区域趋同，虽然达到趋同的路径是一个“倒U型”曲线。缪尔达尔(G，Myrdal)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原理表明，单纯依靠市场机制只能导致区域差距的不断拉大，必须使国家政策在抵消“回流效应”、支持“扩散效应”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结构转化理论指出了不发达地区通过经济结构变迁实现与发达地区趋同的路径。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实际上为落后地区指出了一条通过选择与发达地区相似制度结构而实现收入趋同的道路。上述各种理论从表面看分别得出了趋同、趋异两种不同的结论，但实际上它们分别是从正面或反面为我们揭示了在长时期中趋同力量的显著存在。这里，既有经济活动本身的趋同力量，更有完善的市场制度安排和合理的政府干预的趋同力量。
我国学者近年来的探讨也基本没有超出这些内容。魏后凯在《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上撰文指出，积极引导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将对区域差距收敛具有重要意义；王小鲁、樊纲发表在《经济研究》2004年第1期上的论文认为，导致区域差距拉大的主要因素是东中西部要素流入的不同、市场化进程以及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因此迫切需要改善中西部的投资软硬环境；胡鞍钢在《决策与信息》2004年第12期上的论文指出，中央政府的政治支持在统筹和协调区域发展中至关重要；徐现祥、李郇在《经济研究》2005年第12期上的论文发现，消除市场分割、推动市场一体化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石磊、高帆发表在《管理世界》2006年第5期上的论文的结论是，促进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对协调地区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分析概括以上国内外理论，可以发现导致区域经济差距收敛、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机制和力量有：(1)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2)技术的区域传播、转移和扩散；(3)区域产业结构变迁；(4)市场一体化及其条件下各地区要素流动、产品交换、优势互补、良性互动；(5)政府以间接手段为主进行区域平衡的宏观调控。在这五个机制中，第一个机制是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但它的真实性尚待肯定。因为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知识、人力资本等新要素的边际收益不是递减而是递增，且这些新要素还会导致传统要素的收益也递增。本文作者的认识是：第一，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增主要反映了美国等发达国家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新要素的重要性也日益显现，但资本等传统要素对于工业化初中期的它们更具有现实意义，而在这些以传统要素为主导的落后经济体中，要素的边际报酬递减仍然是很明显的。第二，无论要素的边际报酬是递增还是递减，都是经济发展自身的内在规律性，人们只能认识、顺应、利用它，而不能改变它。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对协调和统筹区域发展的操作意义不是很大。因此我们应该重点关注后四个机制。在后四个机制中，第二个机制和第三个机制作用的发挥都有赖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政策的干预，即更有利于区域趋同的制度环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要了解空间经济学，必须解释地理学家所谓的起支撑或决定着经济活动的区位或区域的‘制度浓度’，即制度在范围、密度及功能上的空间变化”。所以，从制度的角度讲，区域趋同的更一般、更深层次的实现机制应该是后两个机制，即完善的市场机制和科学的政府干预机制，并使二者相结合。从发达各国的实践来看，情况无一不是如此。
二、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两个重大转型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中国经济现正在经历两个重大转型，第一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是紧密相关的，它们是目的和手段、途径的关系。厉以宁教授在他的《转型发展理论》一书中就指出：“1979年以后的中国，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这时，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是计划经济体制，而不是或不仅是传统社会结构。”③主要通过体制转型而达到发展是1979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
为什么体制转型、制度创新能有效促进经济发展呢？简单说是因为，经济发展问题主要就是经济结构的转变问题，是资源从使用效率较低的部门不断向使用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的问题，而经济体制转型就是从一种效率较低的资源配置体制向另一种效率更高的资源配置体制的转变，必然能够有效促进资源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流动和转换，加速经济发展。
深入分析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关系的直接理论渊源有两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二是新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要求生产关系进行相应的配套变革(即制度变迁，核心是所有制的变化)。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要求及时进行调整和变革，生产力才能得到发展；如果生产关系不能根据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及时进行变革，生产力的发展就会被阻滞。在这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一种相互决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生产关系的作用更关键。
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研究制度，特别是产权制度及其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代表人物诺斯(North，D.C.)等认为，制度是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一种利益安排，制度创新是指由于制度环境的变化而导致经济主体或行动团体之间的利益格局发生变化，通过相互博弈达成新的制度安排的活动。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等制度环境发生变化，一项制度安排就会被创新。④制度创新本身是经济发展的动态原因，具有自我循环累积机制。他们反复强调了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优先且更根本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荷兰和英国在1500～1700年间发展比法国和西班牙更快的原因，就在于当时荷兰和英国进行了有效的所有权制度变迁，而法国和西班牙这两个专制郡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统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它们的经济结果陷入了停顿。⑤
那么，制度创新到底是怎样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呢？
第一，制度创新扩大了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度，规范和协调了个人和组织的获利行为，从而可以使经济活动中的潜在收益变成现实收益，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新的获利机会不断产生的过程。这些新机会能否被发现和抓住，一方面受个人或组织等经济主体活动的自由度和创新空间大小的制约，另一方面受个人和组织的获利行为是否有序、协调的影响。而个人或组织等经济主体自由度和创新空间的大小，他们的获利行为是否有序协调都受制于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一旦制度创新扩大了人们寻求并抓住经济机会的自由程度，人们就可以寻求到并抓住更多的获利机会，经济增长就会发生。同样，一旦制度创新能够更好地规范和协调个人和组织的获利行为，就会减少矛盾和摩擦，降低交易成本，使获利的新机会能够被充分地利用，经济就会高速增长。
第二，制度创新会改变制度安排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改变制度安排的效率，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如中国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创新，在劳动力、生产资料的投入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农业的产出却得到了大幅度的增加。其实，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大批经济学家很早就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条件主要是合理的制度结构。在这种合理的制度结构框架下，并不需要过分担心组织或个人进行努力的愿望及不断地进行知识积累和资本积累等问题，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本能反应，当然上述因素也同样可能会被错误的制度所抑制。⑥
第三，制度创新会改变分工和专业化的范围，使经济组织活动的方式发生改变，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自斯密的分工理论提出以后，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经济发展受到分工与专业化程度的制约，而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高有赖于完善的市场制度、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制度创新。贝克尔(Becker，G.S.)认为制度创新会降低协调成本，从而改变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分工程度，进而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⑦
第四，制度创新能够使稀缺资源得到更优化的重新配置。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一些不可再生性资源将不断减少，而且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不可再生性资源稀缺程度进一步增加的同时，新的稀缺又产生了。这时，只有新的制度安排才能对稀缺资源进行重新配置，以尽可能地消除由于这种资源稀缺性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在增加社会福利的同时尽可能地使社会的损失达到最小。
第五，制度创新可以使经济发展中收入与财富的再分配更加合理，以调动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积极性。经济发展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各种要素的贡献度也是不断变化的，于是会产生调整现有的收入或财富再分配格局的需求。这只有进行分配制度以及产权制度的创新才能解决。此时，制度创新应当在效率与公平之间进行很好的权衡。由于经济发展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效率的增加，同时还应追求财富分配上的公平，所以，一般来说那些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创新将更加能够调动要素所有者的投入积极性，促进经济更进一步的增长。
联系中国实际，市场化的大规模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极大地推动经济发展，这是因为：第一，进行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就是选择市场经济所具有的强劲的经济主体动力激励机制、自动灵敏的信息传递机制、客观公正的奖罚约束机制、鼓励自由选择及时决策以及企业家群体和企业家精神等来发展经济，必然具有更高的效率。第二，我国市场化取向的制度变迁，尤其是在产权制度上的不断创新，使非国有制经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国有经济的经营机制也得到了很大的转换，塑造了大量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主体，从而促进了效率。第三，1978年以来，中国推进市场化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外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扩大了资源配置的范围，从而促进了发展。总之，市场化的大规模制度创新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增长的第一内生要素，“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总路线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三、体制转型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发展差异一致性的实证分析
“市场化的大规模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增长的第一内生要素。体制转型的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个判断在中国近30年的实践中得到了极好的验证。众所周知，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由来已久，但1978年以来，东中西三大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以1990年为拐点，有一个先轻微缩减、后持续增加的“U”形变化轨迹，总体上比改革开放前显著扩大。⑧据国家统计局课题组的一项实证研究⑨和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80年东部地区人均GDP分别相当于中、西部地区的1.53倍和1.8倍，2004年则扩大到2.06倍和西部的2.60倍。2006年，人均GDP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贵州的9.97倍。⑩这种巨大的区域差距正是30年改革开放中区域间的差异性未能从不同地区中均等地获益导致的。
(一)国内各区域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差异与其发展差距的一致性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农村为重点的改革期间，区域发展差距之所以缩小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改革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起步的时候，中西部地区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具有较强的活力。第二，改革措施从实验到广泛推行，都只经过非常短暂的时期，改革具有“分享式改进”的性质，大多数地区几乎均等地从中受益。特别是，当时农业增加值仍然占到GDP的几乎1/3，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水平起点低，所以受益较大。第三，改革效应以提高生产效率为主，主要通过激励生产者和管理者的投入积极性为主，不必依赖于市场的发育。这使市场缺乏发育的中西部未受损失。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重点从农村经济转入到城市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从试点转入全面推开并进一步延伸到金融、财税、生产要素价格等各个方面的时候，地区之间从改革中受益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第一，由于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都比较高，因此这一地区开始从改革当中获得较大的收益。如在价格改革方面，我们选择的先从终端产品和直接消费品市场开始进而向上游产业推进的反向价格改革使以重工业和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为主的中西部地区蒙受了巨大的“剪刀差”利益损失，而以终端产品产业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则以率先放开自己产品的价格在国内市场上获取暴利，且先行建立起市场经营体制，进一步确立了从短缺经济向买方市场转变过程中的竞争优势。(11)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抓大放小”、从战略上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的布局等为中心内容的改革，使以生产一般性轻加工产品为主的东南沿海地区又获得了一次关键性的优先改革和发展机会。第二，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资源重新配置效率。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事实上是一个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流动的过程，它依赖于市场发育的程度。由于优越的区位条件、历史上商品经济萌芽较早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优先开放和改革的政策支持，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12)制度创新的“先发优势”使其具有很强的吸附资本、人才等稀缺要素的能力，其从先行改革中获得的巨大增长效应使它能够把中西部地区远远地甩在后面。(13)
由上可见，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采取了市场化改革推进上的区域非均衡措施，又由于东南沿海与内陆地区在传统体制和传统文化的积淀与积累效应上的不同，使得东西部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存在很大的差异性，正是这种差异导致了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二)对外开放进程在区域间的差异及其与发展差距的一致性
开放就是最大的制度创新。中国的对外开放作为市场化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方面，其水平和进程更是具有非常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和递进性。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条件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经济技术基础，但更关键的是得到了中央十分特殊的优惠政策支持，东部地区的开放程度和水平在全国一直是遥遥领先。先从外商直接投资来看，长期以来，东部地区吸引的FDI占全国总额的85％以上。如2005年，中国合同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有86.92％集中在东部，而中西部只占7.8％和5.28％。(14)值得关注的是，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国加入WTO以来，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向沿海地区集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不仅总量规模很小，而且所占比重在不断下降，2003年比1999年下降了0.6％，而东部却上升了0.3％。再从外贸出口来看，在2003年全国出口总额中，东部11省市占91.3％，而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市区分别只有5.0％和3.7％。(15)
中国各区域对外开放进程的严重不平衡，在较大程度上加剧了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实证研究表明，1985～1999年间，外商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东部为18.11％，西部仅为1.15％。据此推算，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落后地区之间GDP增长率的差异，大约有90％是由外商投资的差异引起的。(16)
为什么对外开放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有如此高的正相关呢？
从东部地区来说，首先，它从优先开放中得到了国外大量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提高了加工制造能力，开辟了国外大量的市场，扩大了出口规模和档次，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东部地区的优先开放，极大地推进了那里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经济高速增长和发展就是必然的。对外开放之所以能够推进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因为：第一，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就是要同世界上的市场经济国家进行经济贸易的交流。不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是没有办法与其他国家进行商品和要素的交换的。为此，优先开放的东部地区必须加大体制改革的力度，尽快把自己也搞成市场经济体制的地区。这叫做“开放‘倒逼’改革”。第二，中国扩大对外开放，就是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是市场体系在全球的不断扩展。”(17)中国的东南沿海优先扩大对外开放，就是优先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是全球市场经济体制对我国东部的渗入，另一方面是我国东部地区与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对接与融合。其结果，我国东部地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大大提高，也就大大增强了它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能力。
相反，中西部的情况是：首先，由于开放进程滞后，所以得不到机会去获得加速经济开发所急需的国际资金、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等稀缺要素，经济难以摆脱原有均衡下的循环而获得高速发展。正如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所指出的，贫困的真正含义是贫困人口创造收入能力(Capability)和机会的贫困。(18)更严重的是，正是由于对外开放停滞不前，所以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体制改革进程也进展缓慢。因为没有开放的压力，中西部的改革就缺乏动力，就有在原有的自循环中保持均衡的惯性。经济系统动力论原理表明，在社会经济系统中，要将一个惯性系统改变成一个具有加速度的开放系统，除了必须改变社会内部的经济结构外，还需要外部因素作为催化剂发挥催化作用。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以上理论和实践都说明，市场化的大规模制度创新是中国经济在转型期增长的第一内生要素。这种制度创新进程在区域间的差异必然导致区域发展的差距，体制转型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发展的差距存在高度的一致性。所以，要想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加速落后地区的市场化进程，推进体制转型在各区域的均衡化。体制转型在东中西部的均衡化正是转型中国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特殊机制。
既然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的区域非均衡导致的，那么我们的政策建议就是：首先要以扩大开放为“突破口”，大力推进中西部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程和全国市场一体化进程，改变体制转型在东中西部的非均衡状况，提高落后地区利用市场和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正是转型中国区域协调发展的特殊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同时，要健全和完善政府权威性的以区域经济政策为主的、能够根据公平与效率的主次变化分别支持各地区轮番的超高速、非均衡发展的区域调节机制。目前旨在缩小地区差距的政府调控，重点应该放在使东中西部享受的改革开放政策均等化，甚至对西部地区更优惠。当各地区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形成了全国市场一体化的时候，中国体制转型的任务就完成，区域协调发展的一般机制就充分建立了起来，特殊机制也就退出历史舞台。
注释：
①既实现了总体利益的帕累托改进，还可通过区域利益的边际调整把区域差距保持在可接受的幅度内，各区域的利益都得到了满足，我们把这种状况叫做“分享式改进”或“共赢”。更详细的分析说明见王琴梅《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新解》(《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
②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③厉以宁：《转型发展理论》，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年，第5页。
④[美]戴维斯·诺斯：《制度变迁理论：概念与原因》，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274页。
⑤[美]诺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150页。
⑥于光远：《由温州谈到“一制多式”》，香港大公报，1992年1月8日。
⑦许彬，罗卫东：《协调成本、内生劳动分工与区域经济增长——加里·贝克尔内生经济增长模型评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第3期。
⑧东中西部三大地区差距，主要是指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据大多数研究者(杨开忠，1994；林毅夫，刘培林，2003；石磊，高帆，2006)的结论，我国中西部地区具有共同的增长趋势而相互差距一直不大，而东部与中西部的经济差距在1990年以后呈明显的扩大趋势，即使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也是如此。因此，本文所讲的我国地区差距，如果未做特别说明，都是指东部与中西部的差距。
⑨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我国区域发展差距的实证分析》，《中国国情国力》2004年第3期。
⑩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年整理计算。
(11)刘建军，张祥建：《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2)根据樊纲，王晓鲁，朱恒鹏三人的研究(2003)，2000年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市场化相对指数分别为7.16、5.47和4.71。
(13)陈瑜，樊纲的研究发现(2004)，市场化程度对全要素生产率(TFP)有显著的正效应。这一发现基本上证实，不同地区间市场化程度的差异是导致地区间经济差距的重要因素。
(14)刘修鹏：《论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中国水运》2006年第12期。
(15)魏后凯：《全球化、国家战略与中国地区差距》，《嘉兴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16)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4期。
(17)王琴梅：《经济全球化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陕西日报》2002年12月4日。
(18)李实：《阿玛蒂亚·森与他的主要经济学贡献》，《改革》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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