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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在经济转轨、起飞、开放及一体化进程中的金融危机、正在全球逾演逾烈，大约七、八个月左右就要发生一个危害区域广泛的货币台风。由于货币台风的方向和力度选择的主动权掌握在国际金融投机大户手里，突然受到袭击的登陆点（货币急剧贬值国及地区）往往损失惨重，轻则经济发展势头被银行抑制，重则发生政府危机甚至权力更替，影响恶劣甚者数年内难以消除祸患，殃及人民生活，所以全球性金融危机已引起各国高度警惕。根据其成因，全球性金融危机大致可分为五大基本类型：
1.联系型，即发生该种类型的国家一般都以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中央银行确定本国货币同另一个较强货币的汇率水平，并通过货币政策操作，盯住这一汇率水平，以此实现稳定币值、促进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可以如此运作的前提条件是：经济规模较小；经济开放程度高，而且对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依存度高；金融对外开放程度高，资本可以自由流入和流出。需要强调的是，当需一和需二两个条件发生明显变化时，联系汇率政策必须适时加以调整，否则推进经济开放催化剂的第三个条件迅即会成为危害本国货币的毒药，这在泰国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早在1949年，人均GDP不足100美元的泰国就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使泰国货币铢成为一种可在世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币值长期同美元挂钩。1950年签订的《泰美经济技术协定》使美国经济对泰国的决定性影响维持了25年。然而1974年泰日双方签订了减低日元贷款利率协议后，日本在泰投资和泰日贸易额从1975年起就超过了美国在泰投资和泰美贸易额。而20年后，泰国同东盟其它成员国的贸易额亦占其外贸总量20%，人均GDP在1996年也超过2000美元，经济规模比实施盯住美元政策之初扩大了20倍。但令人不解的是，泰国金融当局在曼谷商业银行于1996年5月发出濒于破产的强烈信号后的13个月内，仍然顽固坚持已经实行了48年之久，已不合时宜的、同美元挂钩过于紧密的联系汇率制度，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失误。这种不容变更的汇率政策，刻意维持着泰国铢对美元长期高估的币值，结果给投资者及货币发行者造成的幻觉是资本便宜，而且没有明显的风险，因为他们可以借便宜的美元，而不借昂贵的铢。在经济条件有极大的改变时，开放的资本市场和固定汇率结合在一起意味着泰国铢再也不能变动以反映经济基本原则。这一点反过来等于是公2开邀请货币投机者云集曼谷。几番较量后，丧失了主动权的泰国金融当局被迫宣布联系美元汇率制命终寿寝，于1997年7月2日起实施浮动汇率制（又称管理汇率制），使本来可以在数年间逐步贬值的泰国铢（谷称软着陆）却在数天内急剧贬值20%以上，其产生的硬伤则需长年医治。
2.建设型（又称泡沫型），指某国或某地区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向房地产业和港口、道路、桥梁、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投入过量的建设资金而引发经济过热的金融风险。其特征是出现货币流量增大但信贷资金反趋紧张的反常现象，同时地价飙升、房屋昂贵而空置率居高不下，短期利率、拆借利率爬高，民间借贷和地下高利贷活动活跃。而一旦虚假需求泡沫破灭，则楼市和股市狂泻，呆帐和坏帐齐飞，银行信用受到房地产业和建设市场滑坡的沉重打击，经济复苏甚艰难。如果金融当局和中央政府优柔寡断，则治理将更加麻烦。
日本的“住专”问题就是这样一个典型。该问题是日本大藏省一手造成的，原因在于金融机构和大藏省处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失误。如在地价初跌、不良资产刚成为问题的1992年至1993年间，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就向国民公布不良资产的金融，一起采取措施及时处理，后来的金融危机就不会那么严重。以“住专”为例，1992年大藏省第一次调查出不良资产为4.6479万亿日元，而1995年8月第二次调查则为8.1321万亿日本，在不到4年时间里，“住专”7家公司的不良资产增加了大约75%，足以证明问题的严重性。然而就是到了这种地步，有关人士当时还坚信地价肯定会上涨，因而拒不公布不良资产的准确数额，希望在内部平息问题，等待地价再次上扬，认为这样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结果，随着时间推移，新的泡沫终于无法吹起，不良资产数额如同雪球般越滚越大，那些缺乏经营能力的信用社和地方银行不得不破产。
3.休克型。因国家发生政治性内乱、政府非常规更替，根本性体制快速转轨及过激经济政策频繁等因素引发。基本特征是储蓄率极低、通货膨胀惊人、企业尤其是工业企业坏帐冲击银行正常赢利，激进的金融改革欲速而不起。这种金融危机的典型当属东欧、尤其是俄罗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对中东欧国家赶上工业化国家的时间进行了测算。结论是，即使是最发达的中欧国家，至少也需要20年才能赶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教育水平高是中东欧地区一张最好的王牌。而储蓄率低（这是工业现代化所必不可缺的）则是那里最令人担忧的现象之一。中东欧国家的储蓄率只有亚洲新兴国家的三分之一，无法为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动力，而有限的外资无论如何是不够的。
俄罗斯由于采纳了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小组的激进建议，实行“休克疗治”，便产生了不能适应迅速市场经济化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在供应严重不足情况下放开价格，在金融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状况下实行国有企业股份民有化，在法律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实行土地自由化等改革，不但没有让人看到市场经济带来的益处，反而暴露出通货膨胀、生产效率低下等弊端。1992年底通胀创造了2510%的天文记录，随后的1993年、1994年、1995年分别为840%、220%、131%。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迄今为止俄一直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1996年通胀率稳定在21.8%的水平上。但这样，资金又出现了不流动现象，企业间不能偿还债务，拖欠职工工资等问题也日趋表面化。
4.腐败型。大多发生在经济长期落后和封建意识浓厚的地区和国家，如中美洲地区、非洲中部和中南半岛等，由于长年战乱、独裁统治或军人执政，国民经济健康体系基本被摧毁，民不聊生而无个人信用，财政靠外来经援，金融要债务输血，银行完全是政府的从属机构，信贷基本无法可依而中饱私囊成风，甚至可以在短期内导致骨干银行的倒闭，并使国际金融界的救援努力化为乌有。
如在乌干达振兴经济进程中举足轻重的乌干达发展银行，因不能如期收回到期货款而濒于破产。目前，乌发展银行贷款回收率仅为14%，由于87%的欠款未按期归还，致使该行的贷款业务已处瘫痪状态。成立于1972年的乌发展银行属于国家银行，其主要职能是向乌经济生产部门提供中期和长期发展资金。该行不承办储户存款业务，其资金来源是靠外国金融机构放款。目前的放款主要来自非洲发展银行，科威特基金和国际发展银行，在过去的20多年间，一直提供放款的金融机构和国家还有欧盟、欧洲投资银行、国际发展机构、世界银行、奥地利和中国等。而乌发展银行难以收回到期贷款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官员腐败所致，许多未还贷款都有政治背景，真正从贷款中谋取最大利益者不是借款人，而是那些利用职权和权势迫使银行贷款给借款者的高级官员或政治名流。这些贪官把金融机构视如一头奶牛，任他们无度地抽取奶汁，至于国际影响则全然不顾。所以世界银行曾警告各政府乌干达银行业正经受着严重的信任危机，其趋势将阻碍乌的经济发展。
5.开发型。即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一段经济增长奇迹后，其政策决定者自我感觉过度良好，提出了和自身实力不符的建赶目标，关税减让和服务业开放步伐过快，又未能根据国际市场的新变化及时调整贸易策略，从而因经常性国际收支赤字严重而导致金融发生深刻危机。墨西哥、马来西亚、韩国等有关事例比比皆是，不妨以韩国为例剖析之。
韩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以后，经济又有了连续7年的高速度，至1995年人均GDP突破了10000美元大关，居世界第32位，被称是第二次汉汪奇迹。此后，韩国经济本应小幅增长以作调整，以软着陆姿态逐年理顺工业品成本过高、进军发达国家市场不大、大企业债务过重、汇率走向不明朗等长期累积的问题，而不必急于开放金融市场和削减关税。但是，韩国决心要象发达国家一样去推进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不仅金泳三总统，有80%以上的国民都对于迎接人均GDP20000美元时代和韩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充满着乐观情绪。于是，韩国宣布1996年的平均关税降至8%的水平，并公布了引人瞩目的允许外资收买韩国国内证券公司或与三合并等一连串开放金融市场的措施，并承诺在2000年之前实现金融自由化目标，在经营活动和税制方面废除对外资的所有限制，大大超过了经合组织和APEC对它的要求，连发达国家也为之惊讶和不解。然而，在外资大量涌入、韩元又尚未成为硬通货之前，要维持汇率的稳定是极其困难的，结果韩元急剧升值和贸易赤字猛增交替感染，经济出现空前难题。
金融危机从来就不是孤立发生的，它既有理论认识的盲区，又有实践操纵中僵硬的失误；既是国内宏观经济远转中长期累积的问题，也是国家投机资本兴风作浪的添乱之果。
从中国宣布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的金融发展之路都是顺利的，目前全国金融体系的运用也基本上是健康的，还没有出现本文前述5种金融危机类型中任何一种的全局性的显著特征。这和中国是个大国必须依靠国际市场的多元化来实现外贸平衡、经常性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中国金融开放的谨慎性和渐进性、综合经济实力的总体增长等几个基本条件是密切相关的。这几个条件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的话，将使国际货币投机势力减弱在中国某一国际化大都市（如上海、广州、深圳）登陆的欲望和力度。但这并不是中国金融监管工作持续乐观的理由。中国金融体系的运用中已经出现了若干不健康的苗头，如不及时清理和防范，则并不能排除下世纪初中国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又一新领地的可能性。不妨仍然以5年金融危机类型为参照进行分析，并试开治理和预防之方。
1.联系型。从理论上讲2，中国是个大国，经济规模宏大，在国际经济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依存于自己的经济实力，贸易伙伴关系分布较广，经济的发展不可能依存于某个国家。另外人民币还没有成为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货币，资本的流动仍然受到限制，即使将来人民币可以完全自由兑换而成为国际硬通货了，中国也不可能靠盯住某处国家的汇率来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因此可以预见，中国在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里，可以不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
虽然从理论上讲，中国在今后数年内不会遭到类似泰国的联系型金融危机。但中国特殊性在于一国两制派生出的一国两币问题。如果中国内地和香港间的货币结算业务量很小，人民币和港币的汇率是没什么文章可做的。但偏偏回归前的1996年双方贸易额就已高达1350多亿美元，1998年完全可以达到1500亿美元的水平。更应该警惕的是，港币对人民币的比值长期以来是高估的，如果刻意维持，将给国际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因此双方金融当局应尽快建立稳定性对话机制，至少每季度协商一次，谨慎审视港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合理性。如果这种较为简单的双边货币汇率无法及时调整和合理稳定，那么对参与国际多国货币稳定体系，参与巩固国际金融安全将有一定影响。
2.建设型或称泡沫型。中国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的相对良性状态，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太大的市场风险，投资回报率还为诸多外商所看好。问题在于5年来累积起来的6600万平米的空置房如何消化。住宅金融坏帐是中国最直接且一旦爆发危害也最广的潜在性金融危机。国家应尽力尽快盘活银行住宅金融呆帐，同时严格新商品房工程上马。否则后果将十分严重。
3.休克型。国际金融界普遍认为，目前根本看不出中国会发生俄罗斯般休克型金融危机的迹象。日本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教授宫本胜浩指出，中国把国有企业作为基干产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而在消费资料产业和出口产业方面推进自由化，既增强了国有金融部门主体贷款的安全性，又扩展了商业金融的利润来源。此外商品价格也不是一下子放开，而是在开始的时候采用了政府规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并存的“双重价格制度”，此后再逐步减少政府规定价格的品类，向自由市场价格靠近，这种做法抑制了通胀，使金融增长的有效成果免于被吞良，何况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足以支撑二位数的经济增长，更无需靠“断血”来抑制通胀和经济过热。唯一棘手且和俄金融难题相象的是如何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给银行造成的历史性不良债权包袱。否则银行一方面会丧失支援工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将难以阻止地向高风险的股市和楼市违规投入巨额资金以求高回报。为解决不良债权曾经广泛试用过的承包制，已经被证明有强烈的短期行为而难以继续大范围采用。破产虽然是条短痛的路，但涉及社会保障，且中国养老、救济、医疗等福利基金金融正在养成而力量单薄，难以支持普通破产，兼并和托管应该是值得鼓励的改革和发展之路，带资兼并多少可以救活相当部分的银行不良债权，托管也至少暂时冻结了绩差企业的滑坡势头，为改善银企信贷关系提供了潜在的可能。这并非拒绝破产，相反对于夕阳产业则应早下决心，以银行坏帐准备金和适当财政支援及时清算。
4.腐败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金融体系的运作是高效和安全的，中国的金融立法也是发展中国家中相对比较完善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不至于发生金融性的腐败型金融危机。要预防此类事件，除严格财政纪律检查外，更要从管理金融信息的发布入手以防误导。
5.开放型。要抵挡开放桂冠的引诱是困难的，要顶住西方要求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的压力也是艰巨的，但中国在尚未作好准备和试点之前必须这样。中国金融当局和贸易谈判代表必须牢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包括金融服务业在内的新兴支柱产业都是离不开保护的幼稚行业。不能因为经济有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和软着陆，而认定中国服务业就能和世界市场（实际是西方规范的市场）自由地融和、更不应为了追求虚名象墨西哥和韩国那样付出昂贵的学费，对于债券、证券等短期外资的开放要更为谨慎。中国也没有必要作出具体的金融开放时间表的承谨，关于关税减让的主导权也要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能轻易让步，这样才能逐步从容主动消化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以国际投资和贸易自由化为核心的对外经济合作也只能有条件、有步骤地实现，尤其是参加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经济合作体系时，要坚持亚太经合组织给中国制定的发展中国家的标准，以有利于控制经常性贸易逆差和维持国际收支平衡，最终实现汇率的长期相对稳定性，为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人民币成为完全自由兑换货币提供较为宽松的金融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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