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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简称CIP ）是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试行，到70年代在图书出版界及图书馆迅速发展的一项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图书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由出版社填写的一张涵盖了各项编目元素的表格，连同该书的全份校样或该书的书名页、前言、内容简介等样张，送到全国性的集中编目部门对该书进行编目，然后再将该书的编目数据，提供给出版社，印刷在图书书页的背面。这样，图书本身就能和它的编目数据同时为书店、图书馆、情报信息部门、书目工作人员和读者所利用。由于编目所依据的是出版过程的校样，所以称这项工作为图书在版编目。
一、CIP发展概况
随书附带编目数据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追溯到 1876 年， JustinWinspr提出应由出版商随书提供该书的书目记录。同年，C.A. Nelson提出：每一册出版的图书都应附一张款目，该款目是一张薄纸，图书馆在收到图书后，可将薄纸贴在卡片上，立即排入目录。印度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也有过“出版前编目”（Pre—notal Cataloguing）的提法，并在多年一直倡导使用。
西方国家正式、全面地使用图书在版编目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几起几落，主要原因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图书馆界与出版界长期不能达成共识。 出版界随书附带的书目数据没有得到图书馆编目人员的认可。
2、双方对在版编目的时差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 出版商在完成一本图书编辑准备工作之后，著者和出版商总是力求尽快使图书与读者见面，否则图书的出版迟滞，会影响图书的时效性，不能充分发挥图书的价值。换言之，不能尽早地、全面地体现知识的价值。而图书在版编目的完成要求出版商在图书交印刷厂开机付印之前必须先将该书的全份校样及该书的全部书目数据呈交集中编目部门编目、核定后再返回出版商，出版部门的图书出版进度被打乱，由此给图书的出版造成了一定的时间障碍。这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期交通及通讯的不甚发达也有极大的关系。
3、耗资颇巨。据统计，50 年代末美国国会图书馆平均每一种图书的“书源目录”（CIS：Cataloguing in Sourse，CIP的前身）要用7小时10分钟时间及25美元的工本费，出版的成本也相应增加。同时，人员和设备也存在一些困难。
4、实际出版的图书与标定的款目可能有一定的差异。 因为图书在出版过程中校样可能有多次的变更，目录款目的改动与编目数据不能完全衔接。有些图书责任者只署笔名，与“书源目录”的著录规则——在目录款目上不但要使用真实姓名，而且要注明责任者的出生年月相矛盾。
以上诸多因素，终于导致美国国会图书馆“书源编目”的终止。终止并不表示完全的失败。它对7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图书在版编目”奠定了深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和澳大利亚书商协会并没有因为美国国会图书馆停止“书源编目”而对这项工作却步，相反，他们在回顾自己曾经走过的道路并总结了其他国家试验工作的经验教训之后，在1963年决定由图书馆和出版商重新携起手来，二者在目录编制工作上进行全面合作，联袂从事“图书在版编目”。这一名称也从此沿用至今。为此，他们采取了三项措施以保证该业务的正常运行：（1）所有该国的出版商都要参加此项工作；（2）目录款目的编制必须规范化、标准化；（3 ）“图书在版编目”的经费由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负责。此后，他们对3000多种专著进行了试验，但是由于大多数图书馆希望能够随书得到卡片，而不仅仅是在书名页上印有编目的各个项目，该计划遂于1967年中止。
尽管我国早在宋朝时就有了在刻书时将有关该书的编目数据同时记载在图书上的惯例，但真正严格意义上的CIP 数据付诸实际业务工作当属1986 年青海省的出版单位开始具体试行 CIP， 相应的国家标准迟至1991年3月开始实施，而应用到具体的工作还要晚一些， 我国在图书在版编目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比起西方国家也要落后。
二、实现CIP的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是一个影响世界的书目工程。首先，它对出版机构确定出书选题有着信息的导向作用。出版业每年有成千上万种的图书陆续地从印刷车间流向图书市场，最终每一本图书都会到它的读者手中（仅1994年我国的图书出版量达到103836种，其中新出图书69779种， 计600775万册；另外还有国内数千家杂志社出版发行的累计达7325种，年发行19763万册的期刊；报纸尚有1953种，总印数达2531892万份〔1 〕）。数量如此巨大的出版物，期间难免会有重复出书等现象，必然造成一些粗制滥造、错漏百出的劣质图书流向书市，在书价飞涨的今天，给购书经费紧张的图书馆和迫切渴求知识的读者造成无法弥补的物质和精神损失。出什么样的书、出多少，对编辑出版部门而言首先要掌握全面准确的出版信息，从而制定科学规范的出书计划，如此，则需要出版单位研究市场，而把握图书信息脉搏的重要特征就是关注CIP数据。
早些年，国家书目的编制出版要滞后于图书的正式出版发行，出版社也不可能查阅到所有当前出版的图书的信息，只能通过一些侧面的角度去了解情况，这样就存在着很多的盲目性，编辑掌握的不完整、不甚全面的出版信息不但影响了出书质量，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造成图书责任者辛勤的劳动不能及时有效地服务于社会，无法体现出科学的价值，这样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而现在，CIP 的实施不仅促使《全国总书目》、《全国新书目》提前出版，而且及时、较为全面和较为准确地提供了正在出版的书目信息，提高了出版质量、加快了出版速度，各种知识和技术可以尽快地在全社会传播并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例如，澳大利亚可以在图书出版的五个月之前将该书的CIP提供给图书馆，必然为出版社选题的调整与优化创造良好的条件。〔2〕
德意志图书馆的在版编目（CIP）服务， 使得各类图书馆编目工作大大简化。出版商在八个星期以前把新出图书的样条（包括名页、内容、介绍、序言和内容目次）送到德意志图书馆CIP办公室， 编好款目后送给出版商，出版商再印刷到封底上。这一过程已实现了自动化。图书馆在图书出版前的六个星期就能收到带有国际标准格式的编目卡，再过两星期就可在磁带上找到款目。图书馆可以把这些款目作为图书采选的情报源。这种作法简便省事，不会因款目晚而订不到书。〔3〕
其次，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是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政府部门无法投入过多的资金给图书馆购置各类图书。再者，随着社会交流的日益广泛，通讯技术及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日益发展，从前那种“大而全”、“小而全”藏书模式已不合时宜，现在图书馆的办馆宗旨已转变成“在先进的技术手段支持下的有特色的图书馆”。因此，CIP的出现并广泛应用对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有相当程度的辅助功效。 采访人员可以充分发挥拮据的购书经费的最大效用，采访到专业对口，符合馆藏特色的图书，优化馆藏，对特色图书馆的建设有百利而无一弊。同时，CIP 还会对具体某一图书馆的目录编制及书目建设产生向好的影响。
三、CIP的技术支持
当今时代，是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大发展的时代，信息产业在此基础上应运而生。我国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冯端教授指出：“材料、连同能源与信息，被公认为现代技术的三大支柱。”
前文曾提到过的50年代美国为“书源编目”消耗了庞大的资金和时间，而现在通讯技术的方便快捷，沟通了国际国内的大区域交流，崇山峻岭、水网湖汊已不再是阻隔人类的障碍，信息科学家戏称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这个蓝色星球为“地球村”，形象说明人类彼此之间的信息（文化、经济、生活）交流变的非常的简洁明晰。
目前，通讯技术与计算机科技最佳最完美的结合当属INTERNET（国际互联网络），它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最大的全球信息网络，INTERNET已经成为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无可替代的基础。许多专家把INTERNET视为未来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和信息社会的支柱，这一观点得到了业界的普遍认同。据Internet Society（国际互联网交流学会）1995年6月15日的统计表明：全世界238个国家和地区中有173 个国家和地区加入了INTERNET，INTERNET已经成为地地道道的计算机网络联合国。美国《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导报》称“INTERNET是1994年世界十大进展之一”。它对于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巨大贡献得到了公认并正在为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起着推动的作用，它是全人类的一笔巨大的知识财富〔4〕。
90年代，信息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水平已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标志之一。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国际交流，我国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着手建立多种全国性的信息网络。目前，以“金桥”（国家公用经济信息网工程）、“金教”（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络）、“金关”（国家对外贸易和海关信息网络）；“金卡”（银行信用卡电子支付工程，亦称“电子货币”）等全国性统一的大型信息基础设施已初步形成规模。特别是1994年国家教委和国家计委立项并主持的“中国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络”（CERNET——China Education and Research Network），它建立起了包括网络中心、地区网点和所在高校校园网在内的三级层次结构的教育科研计算机网络，该网络可以向网上用户提供丰富的网络资源和资源访问手段，并为各高校所共享，其中就包括了与我们专业关系密切的，能反应各学科数据库、程序资源、可供联机查询的情报资源，提供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在网上进行合作研究的支持工具及实现远距离教学的辅助教学资源。另外，地区性的教育和科研网络——中国教育与科研示范网（NCFC:National Computing and Networking Facility of China）是目前连接着中国科学院30多个研究所、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提供教育和科学研究的网络，由我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共同资助，其建设目标是“本地实用、国内示范、国际联网”。该网的主要功能包括：
1、 书目文献信息共享系统：建成这一地区以图书情报自动化为主要功能的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图书情报网络（APTLIN——Library and Information Network of Chinese
Academy
of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 and Tsinghua University），该系统将提供公共检索服务（OPAC）、网上联机编目和馆际互借服务，以实现图书情报资源的信息共享；
2、数据库检索：目前NCFC网上可提供服务的科学数据库有19个；
3、 计算机辅助教学软件库共享系统（CAICBSS ）：目前软件库的CAI软件有数学、物理、化学、计算机、英语等；
4、科技软件共享系统（SASS）；
5、多媒体电子邮件系统：提供中西文电子邮件（E—mail）服务和多媒体邮件服务。〔5〕
四、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与实现CIP共享的价值
随着国内计算机网络的开通运行以及国家信息基础结构建设构想给予的改革支持，我国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建设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但是，网上可供实用的，为用户提供信息资源的数据库发展不容乐观。数据库也是国家信息基础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受基础设施的制约，一方面正是因为信息资源的匮乏，而设备和技术可以靠引进来缓解，从国外引进信息资源却无法替代本国信息资源的开发。据调查，我国目前拥有数据库近1200个，其数据占世界的10%，而容量仅占1%，产值占1%，商业化不足10%。我国一半以上的数据库容量在10MB以下，超过100MB的仅有9个，这样的数据库不但难以满足用户需要，产生社会价值就更无从谈起。此外，现存数据库中，死库、空库不少，可用库比重不高，利用率很低，而其中仅占5 %的国外数据库利用率却在90%以上。由于数据库质量差、容量小、生产分散重复，致使我国丰富的信息资源数字化程度很低，没有形成自身的资源特色。〔6 〕国内可供大范围使用的书目数据库尚处于起步状态，各相关单位部门应以此为戒，密切书目资源的信息交流，在业务上力求全方位协作，集中专业书目人员、网络专家共同开发建设书目资源数据库，在起始初期就做到细致、规范、科学、管理严格，避免个自为政的松散和粗放运作方式。为此，国家（或管理层）可以通过研讨出台一部有关书目数据库开发建设的管理规范甚至以法律法规的方式来组织和规范之，从而达到了扫除书目数据库建设中各种障碍的目的。
澳大利亚查尔斯·司图特大学信息研究中心（ CenterforInformation Studies,Charles Sturt University）主任G·E·戈曼（G·E·Gorman）博士曾就中国图书馆资源共享需要做些什么时说道：“我认为现在首要的是做好基础工作，为今后资源共享的发展事业铺平道路。”笔者认为这里所谓的“基础工作”，当首推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发展。数据库的发展大致上经历了摇篮期、稳定期和成熟期三个阶段。当前数据库的类型主要有数值型数据库（亦称之为“源数据库”、“数据文件”）、全文数据库、多媒体数据库、光盘数据库和智能专家数据库几种。其中光盘数据库以其信息存储容量大、携带方便、价格低廉为广大用户所青睐，该数据库非常适合我国国情，其运行的可靠性、适用广泛性已为用户所接受，版本更新增容相对方便。事实上国内相当多的信息服务和信息咨询部门是以光盘数据库为主要信息存储手段。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以此为基础，必然会有相当广阔的前景。只有建设环境优良、实用、可靠的数据库体系，才会使供求双方的快车在“信息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形成规模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
由上述可见，通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及渗透加快了图书馆的技术进步，为图书馆实现资源共享提供了理论和现实的依据。上述的网络系统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了这一点。从此也可以想见，CIP 数据上网传送与审核并不象从前那样困难重重——它可以轻松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阻隔。出版社可以将自己所填写的CIP 数据单及该书需审核的要素在计算机网络上交给国家CIP数据审核部门——中国版本图书馆， 中国版本图书馆一方面将审核后的CIP数据迅速反馈到出版社，另一方面， 核准后的数据同时供全国的用户使用，为各类CIP 用户（图书采访人员、编目人员、和图书发行机构）提供最好的、较为全面准确的书目信息。如为科研工作者提供了最新研究成果的信息（查新），也为图书的流通订购展示了一个全新的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一旦由国家版本图书馆核准的CIP数据上网交流， 为建立规范的国家书目数据库奠定牢固的技术基础和资源保障。毕竟，中国版本图书馆代表了国家图书馆的另一种形式，由于具体的业务职能不同，它往往不为外界人士所认知，其实，版本图书馆与我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一样，是我国图书馆的权威机构，指导着各级各类图书馆业务工作的全面开展。
五、实现CIP的步骤及设想
诚然，实现CIP 的价值及社会意义是我们每一个图书馆人期待已久也能深刻体会到的，技术的成熟也为广大用户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手段，但是，就具体的实施而言，其难度和困扰也是现实存在的，笔者就一点拙见陈述如下：
1、CIP数据的权威性和规范化建设必须是自上而下的。具体而言，就是首先要从最高一级的审核机构——版本图书馆的工作做起，国家要给予物质、技术和人员的大规模投入和永久性的保障，只有这样，版本图书馆对CIP的技术运作才能充分体现出权威性。 这里所谓的权威性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技术上必须是绝对可靠的，版本图书馆上网的数据对各CIP 用户建立自己的馆藏数据库或读者的具体应用具有指导意义，并且，版本图书馆对上网的CIP数据有最终的解释权和更改权， 从而也就产生第二，版本图书馆为各类用户提供的数据必须得到认可，国家CIP数据的建立、发展、 完善直到国际间的交流绝对体现了一个国家图书出版业的水平，从另一个角度也展示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因此，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2、 各出版社可以按照规模从大到小逐次建立起与版本图书馆的通讯传输媒体。方法可以先从国家级出版机构做起，而后逐步扩展到省、地（市）出版机构。各级各类图书馆要积极参与进来，最终形成一套完整、高效、有机的整体。
3、早在1986年11月， 原国家出版局（今新闻出版署）和国家标准局（今国家技术监督局）就在北京召开了“我国实行图书在版编目讨论会”，次年7月，新闻出版署主持召开会议，决定由北京图书馆、 人民出版社、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北京大学图书馆、机械工业出版社、新华书店总店、新闻出版署标准室及国家技术监督局信息分类编码研究所等单位与CIP 工作密切相关的单位共同讨论制定《图书在版编目数据》这一国家标准。该标准于1990年7月31日批准生效，并于1991年3月起实施，这也就是GB12451—90。而事实上几乎无一家出版社自1993 年开始实行，到1994年才有一部分出版社在新版图书中提供经中国版本图书馆核准过的CIP数据。〔7〕说明我国建立CIP 数据缺乏严格的法律（或行政）约束力。笔者以为，各CIP数据的相关单位， 一则应该严格执行国家标准，二则应有专门的负责机构对不执行GB—12451—90 的单位采取行政或法律的干预。事实表明，严格执行CIP制度。对任何与CIP相关的部门或机构不但有利无害，而且还会起到兴利除弊的作用。
六、国家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与资源共享
CIP数据一旦走向正轨并且逐步完善， 必然对我国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1.书目数据的获取有了统一的、规范的来源。即可以依照CIP 数据的获取方式以及具体的数据项的选择规范形成统一的标准和格局。换言之，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及其技术标准应以CIP数据的标准为标准， 二者的数据保持同一来源，从而使得书目数据库的检索路径与CIP 数据检索口达到统一，避免书目数据编制重复或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发生，简化了数据库检索的手段，使之更容易为广大的用户所接受并为之提供最大的方便。书目数据的统一编制完成，增强其权威性，为各类用户所认可，用户之间的交流将显得直观与便捷，国际间的交流与利用也会形成有序的机制。
促进了文献资源的合理布局：在各图书馆经费呈现出捉襟见肘的时候，资源共享迫使各图书馆的发展规划更侧重于“特色化”的建设，图书馆业务的核心都将围绕着合理的馆藏体系而进行。德国图书馆委员会50年代就制定了全国文献采集协调计划，把采集外文图书的任务按31大类，111小类分配给各图书馆，目的是通过协调采集， 保证重要图书在德国的图书馆中每种至少收藏一份。美国为对付日益加剧的经费紧张状况，研究馆藏发展及资源共享，1974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发起成立了研究图书馆组织。1980年提出“研究图书馆组织大纲”，明确了合作发展馆藏的观念，提供了该组织各成员馆在各自领域的现有馆藏情况和近期采集重点的概述和一览，据此协调各馆的文献采集任务。〔8 〕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图书馆建设发展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要落后一些，目前大范围、跨区域的计算机网络还处在一边发展，一边充实完善的阶段，网络的硬件建设以图书馆自身的力量难以独立承担，广大的用户对现代技术的要求很迫切，但是在使用设备时支付的费用与其收入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目前我国还不能实现大规模地合作发展馆藏。为适合国情，必须分步骤，分层次逐步实施，发达国家图书馆合作发展馆藏进行文献资源共享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全面深刻的借鉴。
目前情况下，图书馆的工作首先是特色建设，并立足于本馆的服务对象，为其保障较为全面可靠的信息资源；其次，努力宣传自己的特色，今后的图书馆必然走向全面的开放，把本馆的特色呈献给更广大的读者，使馆藏资源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知识总是在不断地挖掘中推陈出新，图书馆的协作方式也会逐步过渡到大区域的全面协作。
2.为国家书目数据库上网交流提供了信息源的支持。 正是因为CIP规范了书目数据的统一格式与标准，才能使CIP 的原始数据又以国家书目数据库的新面貌展示于用户眼前，上网交流的技术问题将不再以数据规范与格式为障碍，编制数据库的计算机语言（软件）需要规范可能会是编目部门思考与讨论的重要问题，此乃题外话，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网上交流的书目数据的效用将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推动社会化书目事业的发展，为用户提供覆盖面极其广泛的书目信息，并且具有多样化的检索途径，大大地提高图书情报部门的社会服务功效。另一方面，规范统一的CIP格式被全面认可并使用后， 书目数据库的建设周期将会缩短，提高工作效率，对用户而言，其优势更显突出：出版部门尽可能早地利用书目数据库确定编辑及出书的重点和方向，多出好书，多出精品，繁荣文化市场，类似图书馆这样的文献信息交流中心，可以更好地优选适合馆藏的用书，促进特色图书馆的建设，合理配置有限的购书经费。
3.加强了图书馆之间的协作精神，特色化图书馆的逐步分工建立，将会自然打破固步自封的办馆模式，“各自为政”将表示有专长、有方向的文献资源建设，“取长补短”才会共同促进整个行业的进步，最终带动全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生活和综合国力的蓬勃发展。资源共享必须有相应的机构对各共享单位进行组织与协调。没有协调没有组织的共享只会是无序的，同样会出现重复投资，有名无实，“共享”不但流于形式，甚至会阻碍彼此间的正常交流。水库修好了，必须有科学合理的渠道沟通，才会浇灌到开垦的土地，最终收获丰硕的果实。
4.书目数据库的建设也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在基本书目数据库的基础上还可以建立图书文摘数据库及全文数据库，使书目数据库更加多彩多姿，富有特色。90年代以后，文献信息载体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视听光盘为主导的文献记录形式占据了相当的图书市场，电子图书必然是书目数据库中无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的信息获取与交流形成极大的影响。
七、结语
当今信息社会交流之广泛细密，已不容图书馆人员再迟疑。作为发展中的中国，绝不能也不会无视信息所潜在的巨大社会经济价值，新技术的发展，将把图书馆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由此而产生新的工作方法与手段，这将需要广大的文献信息工作者付出极大的精力，为发展我国的文献信息产业并形成社会生产力需要更多的人甚至几代人为之努力。1996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62 届国际图联大会的中心议题——“变革的挑战：图书馆与经济发展”，为图书馆的社会价值和图书馆人的定位已做了充分的肯定。INTERNET等新技术的出现使图书馆的传统性质发生了改变，图书馆不得不寻求自我革新。国际图联主席韦奇沃斯表示，能在信息革命中站住脚的，将是那些尽快采用了新技术、能提供跨时空服务的图书馆。
收稿日期 1996—10—13
注释：
〔1〕《中国出版年鉴.1995》，北京：中国年鉴出版社，1995.11
〔2〕魏晓兰：《出版社图书馆在CIP中的桥梁作用》，《哈尔滨师专学报》，1995.6
〔3〕郑挺 编译：《西欧图书情报事业》，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1
〔4〕张钟：《当前INTERNET的某些热点问题》，《情报学报》，1996.1
〔5〕董小英、李晓明：《中国高等院校图书馆的现状与发展》，《图书情报工作》1996.2
〔6〕孟铁平：《西风东渐——海外信息咨询业扫描》， 《信息经济技术》，1994.8，第7页
〔7〕赵美娣、 朱亚菲：《从探索到试行——我国图书在版编目述评》，《中国图书馆学报》，1996.1
〔8〕邢星：《藏书与图书馆定位》，《图书馆建设》，19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