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红粉”的剩余想象——苏童小说人物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红粉论文,剩余论文,孤独论文,人物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即使仅仅从女性人物形象的角度讲，苏童对当代文学人物画廊的丰富也是有着重要贡献的。他以荡气回肠的柔美文字创作了许多独特的女性形象。他通过对女性世界的描摹、观照，表现她们的哀苦悲凉、缱绻细腻的风骚与艳情。我们注意到，苏童小说女性人物形象最令人耳目一新和不同凡响之处就在于，他极力地抒写了许多女性凄艳的命运及其无法避免的毁损，同时还从这一角度毫不隐晦地映现出男性世界的颓败的生存境况。“颓废”这个外来语词，在中国现代语汇的不同语境、不同范畴中产生了不同的涵义，一般地说，它与“情色”“放荡”“颓唐”“败落”“欲望的宣泄”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苏童的小说中呈现为更为复杂的意蕴。“颓废”体现为一种颓唐的意绪和美感，并以女性美艳的衰颓、个人生存境遇的沦落和凄楚，对外在世界的反抗构成叙事的情境。对于生命的力量或美而言，“时间的进展过程所带来的却是身不由己的衰废，不论是身体、家族、朝代都是因盛而衰”①，可见，衰，指示的是一种形态，也是一种气脉的走向。如何把握它，对作家而言，实在是一件颇需功力的事情。作为当代为数寥寥的具有鲜明唯美气质的小说家，苏童的写作，无论其文本所表现出来的或阴森瑰丽、或颓靡感伤、或人事风物、或历史传奇，还是精致诡谲的文字意象、结构形式，无不呈现叙述的精妙与工整，发散出韵味无穷、寓言深重的美学风气。透过他所叙述的故事、人物，我们所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伦理、欲望、物质和精神凋零、失落与惆怅的存在场景，同时，也彰显出苏童与众不同的唯美想象方式。
最为有趣的是，苏童这类女性小说叙事视角或叙事意识的特别运用，我们在其中会体验到苏童对女性独特的想象方式、描述方式及其呈现出来的人性内涵、文化意味，而在美学范畴方面，则可以获得“悲凉之美”的界定。苏童笔下的女性人物几乎都是城市女性。如果按这些人物所处的年代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飘零女性；另一类是七十年代以来的各类女性人物。倘若按小说的地缘背景划分，她们活动的场景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南方市镇荫翳的市井群落；另一处是三十年代南方城市的青楼或富豪人家的深宅大院。我认为，苏童小说最具魅力的女性是其笔下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物。对于苏童为什么如此迷恋对这些女性人物的刻画，曾经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显然，这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小说家，彻底摆脱了传统小说写作的教义和套路，完全沉浸在富于个性审美创造的空间，他以完全虚构的方式，凭其“描绘旧时代的古怪的激情”，写出了许多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极为鲜见的女性人物。
苏童最具代表性的“红粉小说”是他的成名作中篇小说《妻妾成群》和《红粉》。这无疑是当代小说中两个出色的文本。可以说，在这两部小说里，苏童不仅实现了叙述从故事到小说的现代整饬，尤其为我们贡献了两个有意味的女性人物：颂莲和秋仪，并且在小说中表现出对女性命运、生存境遇的精神关切，这里道德是非的判断早已不在话下，而人情世情的冷暖、新欢与旧恶的变奏，极其冷峻犀利，得意与失意的轮回中彰显着无奈的卑微人生，人物在幻觉、诱惑、神秘、死亡的缠绕中接近一种鬼魂附体般的状态。学生出身的颂莲憧憬爱情和性爱，她有着良好的女性意识和浪漫心性，但却在陈家的深宅大院中遭到毁灭性打击。陈佐千、陈飞浦父子的性无能、衰颓使重视心理感觉和精神皈依的颂莲处于尴尬的境地。但颂莲在对自己的“玩物”地位早有清醒意识的情况下，仍强烈地渴望在陈佐千家族中追逐到丧失生存自我的世间享乐。我们能够感觉到，一个生命在孤寂、晦暗的世界里无望的挣扎与孤独，尽管她年轻生命本能的跃动和残余不尽的激情还在激烈地涌动，但她却无法实现与这父子俩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交合，在她醉酒的疯狂里，在她目睹梅珊被弃入井中的狂叫声中，颂莲对男性世界的幻想终于坍塌。这既可以看到人的心智及其逾越和发狂的潜力，也让她意识到人心中那些无法抹除的罪恶。周遭世界的嘈杂与变异，被书写得丝丝入扣，气韵横生。当然，能深深触动我们的，还有颂莲对男性力量和支撑的最大绝望。关键是，苏童写出了她被无形而巨大的环境压抑乃至吞噬时，颂莲骨髓里渗透出的瘆人的冷气，生发出一种罕见的凄楚之美。苏童小说弥漫的柔弱凄丽的颓废情绪由此款款流溢，发出淡淡的幽香。这篇小说在叙写家族传奇的外表下，实际演绎的是人情的空虚萎靡，世间的慵懒风物。家族主体及其结构性颓落，必然导致大局的整体性虚浮。依据这样的推断，颂莲最后的疯狂是必然的。看来，苏童似乎并不十分在意对家族兴衰的求证，他感兴趣的是，一个男人和四个女人之间的纠缠和黏着，和由此引发的人物的沉溺与逃避，也勘探出人生的僻陋和人性的幽暗。另外，这个看似争宠的故事，实际也是关于欲望的叙事，颂莲作为一个生活“闯入者”，她越过虚幻和现实的界限，与存在进行的一场势单力薄的争辩。颂莲这个人物本身，作家并没有赋予她任何文本符号的作用，也没有深刻的象征，但苏童明显想以她作为叙述的轴心，小心翼翼地表现她内心世界的资质，并依赖强大的想象功能，沉醉于文字所能够呈现出的情境，以达到浪漫的、临界的、诗意的话语形态的实现，呈现了一种“极为南方”的气质和风貌，体现出苏童的欲望美学、凄艳美学。无与伦比的细腻和纤毫毕见的精微笔力，更显示着苏童的独异和透彻。
与颂莲的让人黯然神伤相比，秋仪这个形象则凝聚着狂傲不宁、具有男性阳刚之气的特别的质感。这个在两个时代交替的风雨中飘零无着的风尘女子，虽有着刚柔相济的品质，但也无法摆脱心理深层的焦灼和悬浮感。看得出，《红粉》是《妻妾成群》写作的惯性的产物，因此，在对秋仪这个人物的感觉和处理方面，苏童还保持着与前者大致相同的审美向度。这同样是一个女人努力要依附男人的故事，表面上看，秋仪的欲望与激情更为外化，性格也更为尖锐。在老浦身上，寄托着她的女性想象生活的原生态想象，执著刚毅的秋仪，在风尘中个人命运的起伏与沦落中，真正地感悟到了世界的坚硬和生命的柔弱、不堪一击。她深知自己处境的卑贱，识透了人情的冷暖和人心的难测，她也不断地竭力自我拯救，试图冲出命运的樊篱。不幸的是，秋仪所遭遇的依然是一个与陈佐千一样的“不中用”的男人，世间终无可以平静栖身的“避难所”。因此，走出“翠云坊”的秋仪，已经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同环境对抗。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老浦和小萼没有伸出温暖之手，给她一个困厄中的支撑，她只有独自暗思年华，吞食自己人生的苦果。而且，她仍关切着老浦和小萼的境遇，秋仪内在的温情、善良、大气与外在的风骚、刚烈同时会合在一个“妓女”身份的人身上虽不足怪，但秋仪身上体现出的“义气”和“不羁”却是惊世骇俗的。这里，再一次映照出男性力量的贫弱。秋仪内心的悲凉和孤独也纤毫毕现，在人生的一次次逃离中，她只能无奈地选择对生活的趋同和世俗的皈依，逃脱不掉的却是落寞与孤寂。总的说，在苏童的叙述中，秋仪给人丝毫也不粗俗的感觉，包括她最终对命运的无奈和认同，这是否可以说是另一种颓废的演绎？显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童打破了以一种特殊的叙事姿态写妓女的禁忌，他意味深长地描摹了这个旧时代的人物在新社会的迷惘与绝望，一个人的命运与一个时代的不可兼容性，既写她对于醉生梦死的生活的留恋，难以割舍，也写她保持自我的叛逆，还会给我们留下疑问：一个人是否真的要永远地背负自己的过去而无法摆脱宿命的囚笼？
苏童的另一个中篇小说《妇女生活》，发表时并未引起评论界太大的注意。像前面论及的两部小说一样，这个作品的取材仍然是一个并不新鲜奇异的故事，但却为我们提供了又一种审察女性哀艳命运的视角和文本。我们注意到，在这篇小说中，苏童对女性命运的哀婉已从“宿命”的认同游弋到“轮回”的层面上。三代女性娴、芝和萧的命运的更迭与无常，似乎都是在主人公一念之间铸成的。仔细分析，无论是娴在手术室不听孟老板劝阻，执意拒绝流产手术而走向人生的落寞和落魄，还是芝在婚姻上不听从母亲的阻拦而与平民后代邹杰结合，还有萧这个被抱养女孩在后来岁月的经历，她们的无力抗拒男性的嘲弄，都具有强烈的宿命味道。颇有意味的是，三代女性对自己的母亲都有莫名其妙的憎恨，代代承传。这里自然潜隐着她们对自己韶光不再的喟叹和悼念，更多的则是自我归属感的丧失，所以，她们对生活和男性的猜想和期待竟然惊人的一致。尤其是，这种女性间的无故恩怨、相互攻击竟然发生在母女的伦理之间，很是让人不可思议，这里也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理喻的人性心理辩证法：“被男人所宠爱的女人，自然要被女人嫉恨，而得不到男人爱的女人，也自然得不到女人的尊重。女人受到男人攻击时，最高兴的莫过于其他女人。”② 苏童借同性之间天性的“战争”进行了小说结构上的复制，写出一个人可能是另一个人的背影，故事后面还有故事，结局后面还有结局的生死轮回般的复现，在这里，女性自身所凝聚的历史的、道德伦理的内涵和隐喻，都在女性和女性、女性和男性之间的宿命关系中被感受、被认识，女性人物形象的所指，已非简单的个体性别存在，而是性别的能指。同时，我们也体味到这几个女性生命漂泊历程中内在孤独的难以避免。
苏童呈示女性在与自身命运挣扎的过程时，还特别注意从男性视角表现男女两性的微妙关联。或许，再没有哪种角度比男性如何想象女性，如何虚构、描述女性之间的关系更能表现性别关系的文化内涵了。性别的“物品化”③ 和女性欲望的张扬及其被遏制，使我们能比较清楚地洞悉叠合与男性心理结构中的女性的意识和无意识层面。有一点则不能回避，与许多男性作家一样，苏童对女性的文学描述方式即想象策略未能免俗。这就是对女性形象的“物品化”处理，借物象喻指女性外貌。他在《南方的堕落》中写姚碧珍的美貌与风情时，用“雪白如凝脂”来形容她的肌肤，在《像天使一样美丽》中描绘珠珠时，说她“具有美丽的黑葡萄般的眼睛”，在《城北地带》中，美琪甚至变成狐美幽灵等等。这些，无不体现出苏童作为男性作家对女性在自我意识方面的某种潜在的排斥，女性的存在与焦点都集结在男性的思维结构和漩涡之中。从这样的角度思考苏童的女性小说，我们会看到所谓“男权意识”视域中的女性状况，尽管苏童自己对此并无任何明确意识。《桑园留念》中的少女丹玉无奈地陷于少年肖弟和毛头的追逐而不能自拔，最终两人相拥而死。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女性在男性或男权世界中的种种不测乃至毁灭。丹玉脸颊上遗留的毛头的深深的牙痕，仿佛女性命运中不可抗拒的男性影响和统治的象征。在《城北地带》中，人物间的两性关系的冲动、冲突也被置于道德的风口，红旗和美琪的“性暴力对话”，除了可以视为少年红旗在当时混沌、无序社会状态下的粗陋低劣的蒙昧之外，其背后无形的男性中心意识则秘密地、深深地蛰伏在人的心理结构之中，因此，美琪在那个时代遭致毁灭，红旗心理的难以苏醒、觉悟也就成为必然和自然的结果。在这部小说中，有一个女性人物能够体现一种反叛的力量，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骚货”的金兰。对这个人物的描写，作者一改以往“红颜薄命”的情感叙事模式，让金兰在男性世界中成为在一定程度上主宰他们生活的重要力量。金兰几乎同时与沈庭方、叙德父子两人私通，这在那个“禁欲年代”断然会被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她对众人的鄙视和谴责不以为然。叙德的恼怒，在金兰的镇定和从容中显得苍白无力，最终在金兰的诱导下踏上私奔之途。男性在这里成为女性意识中的情感链条，女性主体成为欲望现实。在《米》中，放纵的女性织云比金兰呈现出更十足的“野性”，她在与男人的周旋中，往往以征服男性开始，却以失宠而终。她视男人为自己的“玩物”，而自己却终遭遗弃。她和金兰相同之处在于，欲望是自身内在情感意绪的统治力量，她们除此再无任何精神驱动可以支撑自身。
具体地说，苏童在对两性关系的书写中基本保持相对中性的立场和姿态，而且，我们发现，在叙事中心的把握方面，他关心、重视、抓住的是人物的种种欲望而非性格，因为欲望才是能够深入人的复杂层面的关键因素，欲望比性格更能代表一个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性格只是人物的表层特征，只有欲望与人物的精神形态更为接近。在某种意义上，“欲望是生命的忠诚卫士，没有了欲望，生命就不存在。欲望的强烈程度，显示生命的活跃程度。欲望的力量就是生命本身；力量就是生命的有机体对压力的综合反映”“在欲望的刺激下，生命的内核才得以发芽、茁壮”④。那么，生活就是欲望不断产生、高涨、满足、期待的强化、消长的过程。在欲望的鼓动下，生活才可能充分地张开其许多不可思议的迷人风景。
在“香椿树街”的平民女性中，姚碧珍应算是最典型的具有“南方风韵”的风骚女性。在叙述人的眼里是：“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⑤ 她与近乎幽灵死鬼般的丈夫金文恺和无业游民李昌两个男性之间糜烂、龌龊、粗俗不堪的纠缠，与乡村姑娘红菱放荡、扭曲的心理形态，人物关系的失常与神秘，都是我们打开南方世界的另一扇窗子，使我们感到其背后某种隐秘的“操纵性”力量：南方的文化结构及其种种因子。姚碧珍作为南方小镇的女性的品质，她与南方的荫翳和明丽，与南方生物的那种滋生性、感染性和易变性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她身上的那种算不上邪恶的骚动的欲念，病态的活力，身心的相互虐杀，不自觉的意识状态和行为方式，不可告人的家族秘史，整体上让我们感到一种灵魂的湿度，一种渗入骨髓的幽凉之气。姚碧珍欲望的隐秘的饥渴和心理压抑，在李昌那里得到了有限的缓解或释放，但这是以“梅家茶馆”畸形的人际关系的彻底裸露为代价的，而且，姚碧珍的风骚也始终处于受鄙视的状态。她只能依附男人来维系自己的存在，无论是什么人，这从她对李昌这种人的选择就可以看出其女性自我的本质性缺失。无意识的生命主体就无法把握无意识的欲望，她只想利用唯一的能掌控自己身体的权利放纵本能的压力。她对红菱的监视与嫉妒，实际上从另一侧面暴露出她内在的孤寂和贫弱。另外，像《另一种妇女生活》中简家酱园的几个女性粟美仙、顾雅仙、简少芬和杭素玉，也同样是耐心、细腻的表现出了市井女性日常生活中对存在环境压抑的反抗，人性的种种内在焦虑和绝境。与《妇女生活》在人物谱系上也构成精神品质的延续。
迄今，在苏童的三部以历史、传说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武则天》和《碧奴》(关于碧奴的形象，我将在另文中专门论述)中，尽管《武则天》这部小说的写作是他最不愿提及的一次书写之旅，但我觉得，在武则天这一形象身上所呈现出的“欲望叙事”，恰恰体现了苏童对生命、对历史文化及创作这一文本时的复杂心态。看得出，他在这部小说中还是投入了巨大的热情，正是通过这一形象想象的相对自由度，苏童将女性可能有的喜怒哀乐、梦想、情感与权力欲望的冲动，智慧或狡黠的逼仄，人性可能遭遇到的屈辱、仇恨、凄苦、孤独甚至歇斯底里，在宫廷这个人性和欲望的角斗场上演绎到了极致。在叙述中，男性的光芒开始退隐，女性对欲望的张扬，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对男性世界的悖谬，以及人生的有限性、神秘性、悲剧性成为表现的核心。小说有意选择不同的“人物视角”审视武则天，表现出那个权力的武则天、欲望的武则天、时间中的武则天。在这篇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再一次看到苏童描摹女性的能力和精灵之气。她既可能是躲在角隅处难忍悲凉寂寞、顾影自怜的脆弱婢女，也可以是站在权力巅峰不可一世的混世魔王，但这终究敌不住时间消殒，我们还看到，女性的欲望，作为被压抑在本文之下的“沉重的肉身”，面对存在骚动不安的低语，充满了令人心醉神迷的幻觉，充满了自行解体的内在瓦解力，充满了潜抑与痛楚。对于武则天这样一个女性来说，存在与其说是自我的拯救，毋宁说是漫长的毁灭。这位出自男性作家笔下的一代女皇并未变成某种历史的虚无符码，在某种意义上，她的肉体、灵魂，以及生命存在已经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形象所能承载，而是为了以她的存在形态和欲望搏杀印证历史中的非理性、非人性因素，及其在历史中灵魂的狂乱喧响。这也可理解为对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一种想象性救赎，甚至对男权神圣的一次尖锐挑战。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的是，苏童在这一类小说中审视人物的叙事人的“眼光”和“立场”。我们会看到，苏童在叙事上与前期写作的不同和渐渐发生的一些重要变化、调整。在早期的《桑园留念》、《像天使一样美丽》、《城北地带》等文本中，叙述者是采取“强调主语”的口吻，人物、故事的情致、氛围明显带有作家本人的个性经验痕迹，叙述人的视点与人物处在大致相同的水平线上，故事就是经验，往事就是回忆。而《南方的堕落》、《园艺》等作品中，叙述人“我”渐渐开始与作家的经历脱离，出现双重视角的巧妙收束，并于独白中透露出冷静的沉思或批判，亦不乏对“南方”的另类打量。这时的“叙述人”大胆地浮出水面，以高于人物的姿态，以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越过人物生长的平面，成为一个“孤独”的讲故事者。相形之下，在《武则天》中，叙述人亦“腾挪”到故事的背后，虽未达到罗兰·巴特所说的那种“零度写作”，但明显已无“亲历性”经验的复现，多个视点交叉，不断地复现一个人物的种种侧影，将人物心理过程简单化，制造人物内在的新的神秘感或疑团，故事或传奇游弋在现实与虚幻之间，获得与“全知全能”视角迥异的陌生化的效果。曾有论者指出苏童叙述视角和叙事话语的所谓“男权中心”姿态，其实，对于苏童这样的唯美主义作家，他在小说写作中的创作主体意识并非“算计”得很清楚的，他更多的是依靠感受力、想象力结构作品，较少受先验意识形态的某种规定。苏童自己也对此直言不讳：“我喜欢以女性形象结构小说。也许这是因为女性更令人关注，也许我觉得女性身上凝聚着更多的小说因素。”⑥ 而在《妻妾成群》中，家的秩序是严格的男性秩序，其中的一切都笼罩在男性的统治原则之下，对于颂莲来说，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家”的感觉，她只是一种家族结构中的附属物。我想，在苏童的小说中，他也并不是想通过颂莲等女性人物传达出某种价值的意向，而是表现其充满幻想、浪漫的憧憬中的失望以致绝望的情绪曲线，或者他就是只想写一个“痛苦和恐惧”的故事而已。所以，颂莲在这个故事中就成为一种既突兀而自然的存在，成为一种“剩余的想象”。
其实，苏童小说的“作者感”、“叙述感”就是在对一个个女性的推想中获得具体体现的。我们也许会考虑和猜想苏童为何总是喜欢徜徉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或古代生活中，他对历史、对已逝岁月的凭吊所造成新的审美间离，或许更加使文学的本性在一种新的时间逻辑中获得新的显现。这样，苏童小说女性人物的结构方式就更带有某种先验的味道。在这里，回忆既是一种先验的存在，又是经验的事实，关键在于对生命的理解，你到达的每一个地方都与记忆有关，对于每一个地方你又都有过记忆。只是苏童格外重视和强调，超越了现实功利考虑的作家个人经验和情绪对写作的特别意义，当然，这也就构成其想象的巨大动力和写作自信心的建立，同时，也使他的小说人物能传达出隐约的寓意和更深厚的美学意蕴。
2006年12月5日于大连
注释：
①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5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季红真：《世纪性别》，104页，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③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1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④谢选骏：《荒漠·甘泉》，323—32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⑤苏童：《南方的堕落》，载《刺青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⑥苏童：《寻找灯绳》，129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