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文艺政治学的创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学论文,文艺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 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225(2009)03-0027-06
一
20世纪90年代，我在《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邓小平文艺政治学初论》的文章，事过十余年后，我发现文艺政治学这个概念开始为人们所接受了。不久前中华美学会的一次会议上，围绕这个问题有过一些讨论。我想，文艺是个极大的领域，这个领域之大可以和生活本身相比。人们可以从许多不同层面研究文艺，包括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几何学、数学，当然也可以是政治学。而且，比较起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要紧密与重要得多。在当今，在经济危机席卷整个世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内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又面临严峻考验的关键时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尤其需要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文艺政治学，顾名思义就是立足于政治，把政治与文艺的关系当作核心论题，研究政治如何制约和影响文艺，文艺又如何干预和超越政治的一门学问。文艺政治学，应该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文论有个“文以载道”或“文以明道”的传统，所谓“道”对于儒家来说，是人伦之道，对于道家来说，是自然之道。被视为社会生活准则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既是人伦之道，也是自然之道。这里就包含了作为君、臣、父、子的文艺家与其他人政治和伦理的关系。《诗经》是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部文学著作，孔子是第一个对它进行过整理和评论的人。他给我们留下的一句话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这无疑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谈的。从汉代起，历代王朝大都设立了主管诗歌、音乐、绘画的机构，用以了解和疏导民情，粉饰和宣扬自己的政绩。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徽宗、李后主、清乾隆等一些有作为的帝王不仅热切关注文艺的政治功用，而且自己就是作家或艺术家。西方的情况与此类似。第一部系统谈论文艺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姊妹篇《法律》就曾谈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其中对希腊史诗与悲剧的评论显然是立足于政治。接着，亚里士多德写了一部书叫《政治学》，最后一章专门讨论了音乐在净化人们心灵和形成合理的城邦政治秩序中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把人界定为“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有社交性，人通过社会交往，结合为家庭、村社、城邦，人的本质和最高境界是“至善”，而至善只能在城邦国家中实现。这样一种思想为后来许多政治家、思想家与文艺家接受了。即便是相反主张人天生有攻击性，人和人就是“狼与狼”的关系的霍布斯等也把国家的起源归结为人的本性。政治因此在人们的理解中，成为了人的一种内在机制，一种原始情结，一种无意识的欲求。所以，无论是对于政治家或文艺家，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从来不是什么问题。而且，我们看到，从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大帝、11世纪法国萨洛林王朝、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家族，17世纪的法国路易十四宫廷，直到美国开国初期几位总统华盛顿、林肯、杰弗逊等的周边都集聚了一大批文艺家，这些文艺家为那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繁荣做出了为人们所公认的重要的贡献。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文艺学的问题的提出是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立的阶级形成以后，也就是政治成为阶级的政治之后。无产阶级为了摧毁强大的资产阶级统治，需要有一种高度的阶级自觉，需要调动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力量，包括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关系的论述，关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统治的思想的论述，关于文艺要反映无产阶级革命现实的论述回应了时代的这一要求，第一次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为这个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其后，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继者，梅林、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等都把文艺与政治、与阶级、与人类自由和解放的关系作为立论的基点，对艺术的本质和起源、欧洲文化和艺术史、现代资产阶级艺术，以及一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重新进行了解读和评论。①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提到了日程上，列宁在百忙中抽空写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一面镜子》等文章，明确把文艺放置在从属于政治的地位上，认为如果革命（政治）是一架运转着的机器，那么文艺就是这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其后，中国、越南、朝鲜、东欧各国以及古巴先后都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都面临着与俄国同样的问题，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社会和经济状况相对落后得多，启蒙的任务更为复杂和艰巨，文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受到了一些政治家、思想家的更多的关注，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胡志明、金日成、齐奥塞斯库、日夫科夫②等都有过许多相关的论述。
第一，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是文学艺术的一个历史传统；第二，文艺与政治关系是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所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通过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为它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历史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解决积累了大量问题和经验，列宁、毛泽东等立足于这些问题和经验，从不同层面和角度进行了阐发与论证，于是形成了我们今天讲的文艺政治学。
二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著述中对文艺政治学做了最为经典的表述。
毛泽东阐释和确立了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念，科学地论证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
《新民主主义论》有这样一段话：“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1]419这里讲的文化，指的是包括文艺在内的一切观念形态的文化，所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又说道：“在现在的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但反转过来给予伟大影响于政治”[2]822-823。这些话明白地告诉我们，政治作为上层建筑，它的基础不是人性，无论是交往性还是攻击性，政治不是社会契约；政治的基础是经济，政治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一定水平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以及它的物化形式——党派、政权、国家）表现出来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政治作为上层建筑的本质和使命就是变革或维护已有的生产关系，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生产关系能够容纳的范围内是可以通过调整、改革的手段加以解决的，但是，当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突破旧的生产关系，也就是说，当旧的生产关系不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的时候，政治就要分化为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政治和代表旧的生产关系的政治，而且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一旦代表新的生产力的政治取得了胜利，那么它就要彻底革除旧的生产关系，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这些话还告诉我们，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物质存在，它们不仅直接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影响着和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因而成为一切文化和文艺赖以生成与发展的基础。文化和文艺同样属于上层建筑，但这是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经济和政治在人们头脑里反映的产物。在阶级社会里，没有可以超离阶级的人，因此，也不可能有超离阶级的文化和文艺。文化和文艺一经形成就要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但与政治的作用不同，是采取了观念的形式。即通过将经济与政治的物质现实转化为观念，并以熏陶、感染、教育、鼓动的方式作用于观念，从而影响和造就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主体的人。除非形成了自身特定的市场，文化和文艺一般不是直接作用于经济，在它与经济之间政治充当了不折不扣的中介。文化和文艺只有在成为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条件下，才能真正介入到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因为这个原因，政治总是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而文化和文艺则处于从属的地位。
文化和文艺与政治之所以是这种关系，并不取决于人们自己，而是取决于社会生活本身。首先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其次也是文化和文艺发展的需要。毛泽东讲：“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做意识形态的工作。”[3]同时还讲：“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2]823毛泽东将文化和文艺与军事斗争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两条战线，这足以证明毛泽东对文化和文艺的重视。此外，毛泽东又讲：政治，特别是作为它的继续的革命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它“是一种抗毒素，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1]526。在政治，特别是战争中，共同的利益和命运将千百万人民凝聚在一起，人们为同一个目的，同一个理想而奋斗，经受着同样的刀与剑、血与火、伤与痛、生与死的伟大洗礼，饱含着同样的悲与喜、忧与惧、爱与恨、冷峻与狂热的崇高情怀。每时每刻都有无数可歌可泣的戏剧在上演，都有无数可钦可敬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来。人生中难得一见的最激动人心的场景，最揪人肺腑的纠葛，最让人难以忘怀的亲情在危亡的时刻都将呈现在人们面前。对于文化和文艺，这是多么深厚的土壤，多么丰富的养料，多么难得的期遇啊！在文化和文艺走向工农兵大众，走向火热的斗争中的过程中，它是在经受着怎样的考验，怎样地“清洗自己”并获得新生啊！
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就声明，它所谈论的政治和文艺，不是从什么是政治、什么是艺术的定义出发，而是从革命斗争的实际、文艺运动的实际出发。政治，在毛泽东的意义上，是具体的、历史的。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就是指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政治就是指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③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虽然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总的说，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了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而人民内部矛盾只能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解决。与政治一样，文化和文艺也是具体的、历史的。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政治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文艺，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和文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它的基本的内容和时代特征；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化和文艺；反映社会主义现实，教育和鼓舞人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奋斗是它的基本性质和使命。所以，毛泽东十分强调文艺家要关注和研究政治的变革和态势，真正了解“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4]。不断鼓励他们以饱满的革命热情讴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和先进事迹，同时，多次严肃批评了文艺界“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错误[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年代，一个毋庸置疑的严酷的现实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已逐步侵吞了中国的大部分土地，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可能的选择是调动全国一切智慧和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和敌人做拼死的周旋，以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这个时候号召文艺家从“象牙塔”中走出来，与工农兵大众一起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军事战线之外开辟出第二条战线，显然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境下，恐怕没有什么比保卫这块几千年来生息繁衍的家园更为重要和迫切的了！既然是第二战线，战斗自然是严酷的、剧烈的，免不了要打破文化和文艺界习以为常的理念和格局④，许多文艺家不得不放下架子，打起行装，深入到革命战争的第一线，去创作主要为当时的政治所需要的作品。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摆在人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解放生产力，首先是人自身的解放；建设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人自身的建设。千百年来生活在封建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环境里的人民，需要从愚昧、落后状态中惊醒起来，需要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自己的历史，需要树立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需要掌握新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总之，需要将自己培养成为与时代相适应的一代新人。基于这样的需要，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充分调动和发挥文化和文艺在教育、培养人方面的作用。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主风格”，就像“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6]175
四
在毛泽东看来，政治和文艺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地位是确定了的。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和政治比较起来，还是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这是就政治与文艺的社会功能讲的，就反映与被反映，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也就是就社会结构和序列上讲，文艺对于政治的从属的地位更是不容置疑的了。理论上阐明这一点，对于文艺政治学来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是讨论其它一切问题的前提，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文艺作为“齿轮”和“螺丝钉”是如何介入革命机器的运转的，也就是文艺作为一种社会观念形态如何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的。而这才是文艺政治学要讨论的中心和主题。
这里，作为全部命题的哲学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反映”这个概念。反映，是认识的机制，也是生存的机制，属于认识论，也属于本体论。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任何生命都是靠对周边的环境做出相应反映来维系的，不能做出反映的生命不可能存在。与一般的生命不同，人的反映经过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的复杂过程。人的认识不是为满足肉体的需要对环境作出的直接地、感性的反应，而是为了理性地把握环境，了解其中带有本质的和规律的东西，以便改造它乃至整个世界。只有人类生存在一定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中，只有人类的生存是在一定经济和政治关系中的生存，所以也只有对于人类、对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才成为反映的最基本的内容和层面。人类所以发明了哲学和社会科学，发明了文化和文学艺术，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揭示经济和政治以及受其制约的主观和客观环境的奥秘。但是，文学艺术与其它意识形式还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不是成型或不成型的经济或政治的体制和模式，不是既定和非既定的经济或政治的观念和指令，而是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主导的活生生的社会生活本身。文学艺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有着无法分割的直接的、具体的、生动的联系。说文艺要反映政治和经济，也就是说文艺要反映以经济为基础、以政治为主导的人民大众的社会生活。所以，毛泽东在强调文艺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十分深入地探讨了文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在他看来，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无一例外“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他并且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他们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即便是像《山海经》中的《夸父逐日》，《淮南子》中的《羿射九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七十二变，《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变人这样的神话也都是“无数复杂的显示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象的、主观幻想的”产物[2]817。社会生活不仅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它要反映的对象，而且提供了可供选择的反映的手段和形式。文学艺术中的人物形象、矛盾冲突、情节结构或语言风格不是直接取自于社会生活，就是从社会生活中获得它的原型。因此，是否贴近生活，成为生活的一面镜子，从来都是衡量文学艺术优劣成败的尺度。但是，与所有其它的反映形式一样，文学艺术的反映不是要模仿或复制社会生活中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改造或创造出生活中所没有的东西。依照毛泽东的说法，生活中无疑有美，这些美甚至是很丰富，很生动，但是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些，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18。文学艺术所以具有强大的感染力，所以具有广泛的教育作用，所以能够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应该说，在这几个“更”字里得到了全面和确切的回答。
五
毛泽东说：“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群众”⑤。无产阶级的政治是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少数所谓政治家的政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取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胜利，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造成陷敌人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实现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同样需要动员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发挥革命的主动精神和创造力量。任何时候，任何政治斗争，离开人民群众的支持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1]635。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么你就必须到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中去，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而不是游离他们之外。愿意不愿意、能够不能够与人民群众结合在一起，这是衡量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唯一的根本的区别。对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说，当然也是如此。
这个问题，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和以后一段时间并没有完全解决。许多从国民党和日本统治的区域到延安和其它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对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了解，对工农兵群众还很陌生，虽然怀着绝大的热情希望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却又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乃至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毛泽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这样相互关联的两个问题。前一个属于文艺的方向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后一个属于文艺的路线问题。毛泽东强调，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文艺都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不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服务，就是为压迫和剥削阶级服务，没有超阶级的文艺。在关系到整个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年代里，阶级的对立和斗争更是鲜明地反映在文艺运动中。就在大批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争先恐后奔赴抗战第一线的时候，文艺圈子里就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封建主义文艺，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文艺，比如梁实秋；还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比如周作人、张资平。文艺总是要面向社会和公众的，为自己而创作，虽然不能说没有，但毕竟是极其罕见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面对的对象是占人口的绝大多数的工农兵群众和知识分子，这不仅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文艺自身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因为正是这些受众群众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必要的生命，能够在社会中传播开来和流传下去，从而成为一种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的力量。毛泽东曾把群众比作文化和文艺工作者的军队。他说：文化和文艺工作“必须有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没有人民大众就是“无兵司令”，无法战胜敌人[1]680。所以，他要求文艺家“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一方面做他们的学生，另一方面做他们的先生，而且首先是做他们的学生。
六
与政治概念一样，“人民”或“群众”这些概念也是历史的、具体的。决定的因素是当时的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文艺既要面对构成人民群众主体的工农兵，也要面对小资产阶级的城市贫民和知识分子；既要面对人民群众当前的需要和接受能力，也要面对人民群众今后的要求和欣赏水平。这样，就提出了一个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一个文艺家如何站在时代的前列，以先进的思想和优秀的艺术作品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的问题。
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比较强调普及。这是因为当时摆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里送炭’”[2]819。而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情况不同了。战争结束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6]176-177，同时，工农兵不仅政治上翻身做了主人，文化上也已摆脱了愚昧无知的状态。他们渴望文艺工作者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文艺作品来满足自己日益增长的精神和文化的需要。所以，这个时候，毛泽东比较强调提高。在《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毛泽东谈的中心就是文艺如何提高的问题。他说，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应该承认这一点。但是，现在世界都看着东方。中国作为一个有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大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在文化和文艺上创造出与自己地位相称的东西来。文化和文学艺术要发展，就要向外国学习，把他们那些好的东西学到手。但是，不是教条主义地去学，不是去照搬，而是把它与中国自己的东西结合起来，使我们自己有一个跃进。要学习鲁迅搞“民族化”，提倡“标新立异”；与此同时，要批判地继承我们中国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舞蹈都有自己的规律，需要我们去研究。“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但是，保守主义也是要反对的。要明确一点：“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6]176-182学习的目的是增强我们民族的自信心，进一步改变中国的原有面貌。
毛泽东指出，中国古代和外国的东西再好，对于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来说，也只是“流”，而不是“源”。“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彼时彼地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作出来的东西”，之所以对我们有价值，是因为可以“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的借鉴”，所以，无论是普及或提高，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回到人民群众这个“源”中去，观察他们的生活、思想、习惯和语言，向人民群众学习，并和他们结合在一起。
七
无疑，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是中国现代文艺思想史上唯一真正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意义的重要的文艺理论。说它是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土壤中，它所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它的思维方式和言说方式也是中国的；说它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具有极大的普遍性和涵盖性。可以说，在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上，它一方面凝聚了整整一代人的睿思，另一方面又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艺术理想和价值观念；一方面廓清了笼罩在文艺界近半个世纪的混乱和迷蒙，另一方面又为文艺事业未来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力量。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发生在中国的所有重要的文艺运动，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所有优秀的文艺作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它的烙印。这个事实说明了，无论是中国或西方，文艺与政治关系是人们普遍关注的一个问题；还说明，对于文艺来说，政治并不是外在的，而是它赖以存在与发展并获得社会认同与眷顾的一个因素，当然也是文艺理论赖以自圆其说，乃至成为科学的一个因素。
依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世界是一个联系在一起的物质整体，是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人们之所以把世界分成物质与精神、自然与社会、经济与政治、科学与文化、生产与消费、理想与现实等，只是由于认识和分工的需要，它们之间的区别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也是如此。它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可以逾越的鸿沟。无论任何时代，在政治生活中，没有文艺的渲染和鼓噪是不可想象的；同样，在文艺活动中，没有政治的介入和干预也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所谓要求在文艺中“去政治化”，完全是个不现实的、虚伪的。当然，这是就文艺的整体讲的，如果就一个个个别的文艺家与作品来说，情况就非常复杂了。因为文艺与生活的界限本身就很难区分。一个艺术家经过长久的构思和精心的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艺术品，一个艺术家在不经心中涂鸦似地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是艺术品？一个毫无艺术素养的普通人经过长久构思和精心的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不是艺术品？“为艺术而艺术”，为“自我表现”而艺术，为“五斗米折腰”的艺术不是没有，但这不是文艺的本质和目的⑥，否则，就必然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决定文艺为文艺的是艺术家的创作欲望或冲动这个主观因素，还是文艺作为社会结构的一个部分，社会变革的一种动因这个客观事实？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这个道理在历史上虽然不曾有人明白地阐述过，却也不曾遭到真正有分量的质疑，只是到了现代，当政治从少数人把持的政坛上走下来，成为阶级和群众的自觉的行为的时候，当政治将艺术家与阶级和群众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当艺术自觉不自觉地被深深卷入到政治漩涡的时候，人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仅重要，而且不能回避。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的学术价值就在于回应了现实生活的需求，从活生生的现实中，而不是从纯粹的学理上对文艺与政治关系做了科学的系统的回答，创建了一门新的学科——文艺政治学，为它确立了基本的范畴、命题和研究方法。从而不仅推动了那个时代文艺运动的发展和繁荣⑦，而且为后来文艺的继续发展和文艺相关问题的解决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的文艺政治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生命力，这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所提出和回答的问题是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实践历史地面对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可能作出的最合理最科学的结论。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毛泽东的背后，是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一大批卓越的政治家，郭沫若、茅盾、丁玲、赵树理、艾青、周扬、邵全麟等一大批优秀的文艺家。他们在许多与文艺政治学相关的问题上都做了进一步的阐释和申发。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中国在政治领域与文艺领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政治与文艺的概念因而具有了新的内涵，生产力的革命被确认为“最根本的革命”，经济工作被认为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人民内部矛盾，各个集团、阶层、群体之间的矛盾取代了阶级斗争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心，社会生活不再是那样充满浓重的政治色彩，而处处洋溢着人文精神与和谐气息；同时，文艺正在脱出传统意义的范围，各种艺术间的差别逐渐淡化，甚或趋于消失，而且越来越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文艺政治学又在新的层面和意义上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邓小平、江泽民在文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在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上的作用，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文艺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批判功能，文艺的时代性和多样性，以及文艺家自身的思想建设等问题上都做了富有新意的解读⑧，从而使文艺政治学获得了新的丰富和发展。
文艺政治学是文艺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回答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但并没有解决文艺学的全部问题。因此，我们十分尊重和珍视围绕文艺的本体、特质、结构、语言、风格以及创作个性等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继续生活在政治的环境中，只要我们的灵魂中还怀有政治的理想和欲求，或者如特里·伊格尔顿说的，只要数以万计的原子弹、氢弹还高悬在人们的头顶上，“世界末日”的恐惧还萦绕在人们的心头，我们就不能不，也不得不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放在所有文艺学问题的首位，不能不，也不得不时时回到毛泽东。
收稿日期：2009-03-12
注释：
①梅林在《莱辛传奇》中评论说：“一个民族的观点总是由作为代表其各阶级的社会利益所决定，就胡登来说，他是德国的贵族，就莱辛而论，他是德国的中产阶级”（见《马克思主义与艺术》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卢森堡写道：“在每一个阶级社会，智力文化（科学和艺术）是统治阶级创造的；而这一文化的宗旨，一方面在于保证直接满足社会进程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在于满足统治阶级成员的精神需要”。普列汉诺夫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中指出：“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注意到艺术，自然就总是偏重采取功利主义艺术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为了自己的利益要使一切意识形态都为它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服务。”
②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为1922年《少年中国》杭州会议提交的《北京同人提案——为德莫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中写道：“政治斗争是改造社会，挽救颓风的最好工具”，“少年中国的文学家们”，应“加入革命民主主义运动”，“在实际活动范围中指导”人民群众的斗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瞿秋白在《大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文中号召“革命的文艺，向着大众去”，说：“破破烂烂污污浊浊的贫民”为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沸腾着，在等待着自己的诗人”。刘少奇在《关于作家的修养等问题》的谈话中，强调文艺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指出“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有社会主义的热情”；周恩来《在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要做一个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等文中，也谈到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要“和今天的建设联系起来，和我们的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朱德在《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中说：“一个艺术家，应当同时是一个政治家。”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肯定了文艺工作者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贡献，指出文艺工作者“要通过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胡志明《在文化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就1951年美术展览致画家书》，金日成在《关于我们的文学艺术的几个问题》，齐奥塞斯库在《在政治教育和社会主义文化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日夫科夫在《人民的文化，社会主义的文化》等中都强调了文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教育、团结、鼓舞人民中的巨大作用。
③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22页；《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同上，第379页；在对周扬《在第三次全国文代会上的报告稿》的批语和修改中又讲到：“我国人民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以客观上许可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准备条件在将来逐步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同上，第9册第237页。
④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的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231页。
⑤见《毛泽东文集》第3卷《审阅〈解放日报〉社论〈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加写的三段文字》（1944年8月）
⑥特里·伊格尔顿说“审美自律性”实则成了一种“否定性的政治”。见《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69页。
⑦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上世纪70年代这一时期文学艺术的繁荣和进步，邓小平和江泽民都是肯定的。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前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污蔑。”
⑧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和《江泽民文选》第3卷《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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