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颜谢、沈谢齐梁间地位的升降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地位论文,论颜谢论文,沈谢齐梁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颜延之、谢灵运是刘宋时期的两大诗人，沈约、谢朓是南齐永明新体诗的代表诗人，他们的诗在当时和身后都产生很大的影响。但是，他们在齐梁间各个阶段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齐梁间颜谢、沈谢地位的升降得失约略分为四个阶段：南齐永明中至梁天监中（沈约去世前）为第一阶段；梁天监中后期为第二阶段；梁普通至中大通中（昭明太子去世前）为第三阶段；梁中大通中以后为第四阶段。研究颜谢、沈谢齐梁间地位微妙的变化，不仅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文论家的文学思想，而且有助于观照齐梁间诗体的嬗变和诗歌发展的情况。
一
谢灵运(385-433)，“少好学，博览群书，文章之美，江左莫逮”，东晋末文名已盛，入宋，诗名更是大震，“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宋书》本传）。颜延之(384-456)，史称“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美，冠绝当时”；“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采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称颜、谢焉”（《宋书》本传）。
颜延之过世时，沈约(441-513)已经16岁。南齐永明六年，沈约撰成《宋书》，其《谢灵运传论》首揭声律理论。沈约诗文兼善，从永明中至去世，一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故史称“一代词宗”（《梁书·任昉传》）。谢朓(464-499)，“少好学，有美名，文章清丽”（《南齐书》本传），长于五言诗，永明中与沈约、王融提倡声律说。
颜延之、谢灵运在南齐仍有很高的地位。《宋书·谢灵运传论》云：“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并方轨前透，垂范后昆。”沈约认为颜谢往前可以与历代著名诗人曹植、王粲、潘岳、陆机比并，在齐代和后世，都足以令诗人所学仿。颜延之诗甚为繁密，于时化之，“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浸以成俗”（《诗品序》）。《文心雕龙·明诗篇》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谢灵运的名字，但写道：“《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讲的是谢灵运开创山水诗派，句子尚俪偶，字辞求新奇，谢灵运之后，大家争相仿效。所谓“近世”，指的是谢灵运去世至《文心雕龙》成书的齐末这一时期。沈约、谢朓之诗都受到谢灵运的影响。沈约《钟山诗应西阳王教》、《游金华山》、《登玄畅楼》、《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早发定山》等，都是模山范水之作。谢朓则是继谢灵运之后的又一杰出山水诗人，五言诗清丽，得力于谢灵运清水芙蓉之作，此外，其诗的语汇、句法、章法结构及某些表现手法对谢灵运也有所承袭（注：详拙文《论谢朓对谢灵运诗的继承和发展》，《中古文学论稿》，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史传上还记载武陵昭王萧晔、王籍、伏挺诗学谢灵运（注：王籍、伏挺虽为入梁诗人，但王生于齐建元二年（480，据萧绎《法宝联璧》推算），伏生于永明二年(484)，齐时已有诗名。）。
入齐后，颜谢的影响仍然相当大，但是，随着声律论和永明新体诗的兴起，颜谢在永明中至天监初的地位已受到严峻的挑战（注：据《南齐书·高祖十二王传》，武陵昭王晔诗学谢灵运，高祖云：“康乐放荡，作体不辨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这是入齐以后对颜谢，特别是谢的严厉批评。），江左以来“文士莫及”的至高地位开始动摇。永明中，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首先提出声律论，他认为，这一理论自屈原以来一直未被揭示，“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颜谢不懂声律，“妙达此旨，始可言文”，颜谢如生活在永明之世，也没有资格言文。颜谢有很大的缺陷。反过来说，有资格言文的是沈约本人，以及他的朋友谢朓、王融等。
谢朓的诗最能代表永明诗人的成绩，沈约曾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南齐书·谢朓传》）当时社会也流传着“谢朓今古独步”（《诗品序》）的评价。从阮籍、嵇康去世，到谢朓出生，正好二百年；从潘岳、陆机去世，到谢朓去世，约略二百年；从永嘉之乱、司马睿在南方建立东晋政权到谢朓去世，则近二百年。“二百年来无此诗”，至少是说江左以来无此诗。如果说颜谢“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逮”在永明中还是事实的话，随着永明末谢朓的崛起，颜谢至高的地位就该让位给谢朓了，在沈约看来，自潘陆（或嵇阮）之后，谢朓诗文士（包括颜谢）莫逮。谢朓去世后，沈约作《伤谢朓》以追怀，有云：“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调谐金石，说的是谢朓诗谐合声律理论，音韵锵铿；思逐风云，则说谢朓诗想象力丰富新奇，能启示读者产生联想。调谐金石，思逐风云，确也是谢朓诗的长处，为颜谢所不及。《宋书·谢灵运传论》论西晋至宋初文体，分为三期三变，从该文内容看，永明声律论的提出，则又是新的一期一变，即沈谢永明新体大变颜谢元嘉古体之风。沈谢作为新体诗的领袖出现在永明诗坛，从此，元嘉以来颜谢至高地位第一次受到摇撼。
刘勰《文心雕龙》论刘宋以后的作家，只用“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数句加以笼统概括。然其《通变篇》论述历代文风嬗变则云：
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谈。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
“宋初讹而新”，当然包括颜谢在内，而主要指谢。沈约评颜谢，以为可以“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刘勰则以为颜谢前不可与汉魏诸贤比并，后难为今士之楷模。他认为，今世的文风弄到“讹”、“新”、“衰”以及“奇”、“巧”、“诡”（《定势篇》）、“采滥忽真”（《情采篇》）的地步，颜谢等宋代诗人有着不可推诿的责任。平心而论，刘勰对刘宋初年的诗歌还是较为肯定的，例如说其时“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等。而包括沈谢在内的当世文士的文风，批评就更为尖锐了。《文心雕龙》为了扭转当世文风的某些不正，例如为文而造情等，用意是好的，论述也有不少精采之处，但对当世文学贬抑太过，只见其弊而轻视其成绩未免偏颇。颜谢之宋集尚且不可学，遑论沈谢了！所以，从南齐永明中至沈约去世的天监中，沈谢方轨甚至超过颜谢的地位虽然逐渐在确立中，但未取得文坛上的一致认可。
二
《诗品》登录最后一位诗人为沈约。沈约于天监十二年(513)过世，《诗品》成书年代最早在此年。钟嵘过世于天监十七年(518)（注：段熙仲师《钟嵘与〈诗品〉考年及其他》，《文学评论丛刊》第3辑，1979年。）。钟嵘的《诗品》对颜谢、沈谢都有较详细的品评。
南齐永明中至梁初，颜谢的地位较宋时齐初有所下降，而完成于天监中后期的《诗品》，颜谢（特别是谢）又上升了。《诗品序》认为颜谢与曹植、刘桢、王粲、陆机、潘岳、张协诸人一样，都可称得上“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相反，沈谢无此殊荣。钟嵘论“五言之警策”，有“灵运（邺中）”、“谢客山泉”（注：谢客，或以为谢膽，或以为谢朓，今暂从众说，指灵运。）、“颜延入洛”诸例，而未及沈谢。和沈约《宋书》颜谢并称略不同，《诗品》以为“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有主次之分。品第颜谢时，谢在上品、颜在中品，有高下之分。评谢云：“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在钟嵘眼中，魏晋以来最突出的诗人只有曹植、陆机和谢灵运三人，谢灵运的地位不可谓不高。相对而言，颜延之就没有那样荣幸了。钟嵘对颜的批评，主要集中在用事方面，或云“尤为繁密”，或以为“喜用古事”，弥见拘束。此外，钟嵘对颜诗还是相当肯定的：“动无虚散，一句一字，皆致意焉……是经纶文雅才。”雅，是《诗品》批评的常用术语，被钟嵘肯定或赞赏的称为“雅才”、“渊雅”、“闲雅”、“清雅”、“雅致”、“雅宗”；反之，则为“伤渊雅”、“伤清雅”（注：详中品“晋中散嵇康”、“宋参军鲍照”、“梁太常任昉”，及下品“魏白马王彪文学徐干”、“宋光禄谢庄”、“齐黄门谢超宗……”、“齐雍州刺史张欣泰梁中书郎范缜”诸条。）。颜虽不及谢，但作为元嘉的次席诗人与刘桢、王粲、潘岳、张协比肩，可见他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
对于沈谢，在钟嵘看来，他们的地位就比较低了。首先，在《序》中没有任何肯定赞许的话，有的只是尖锐的批评：
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三贤或贵公子孙，幼有文辩。于是士流景慕，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
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朝，无涉于文流矣。
沈约认为声律论是他们的独得之秘，“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沈谢较颜谢等前辈的高明之处在此，而受钟嵘批评得最尖锐的也正在此。钟嵘云：“平上去入，则余病不能。”四声，不是所有诗人都分辨得清，未必被诗坛接受：“蜂腰鹤膝，闾里已具”，连市井都懂的东西，还有什么创新可言？既然声律论不能被广泛接受，站不住脚，那么沈谢的地位也就值得怀疑。再说，沈谢的诗也不怎么好，不值得学。刘勰说，宋集不可学，钟嵘只说鲍照不可学，而在他看来，最不可学的则是齐梁间的谢朓、沈约和王融。学谢朓，是“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更不用说学成绩在谢之下的沈、王！钟嵘对时人谓“谢朓今古独步”甚为蔑视，实际上，“今古独步”无非是“二百年来无此诗”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钟嵘认为说“谢朓今古独步”的那些人是“轻薄之徒”，那么说“二百年来无此诗”的沈约又是什么呢？
其次，在中品具体品评沈谢时，钟嵘也有较多的保留。钟嵘认为沈约当初独步永明有点偶然性，“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机遇促成了沈约文坛领袖的地位。中品品齐梁诗人，计有谢朓、江淹、范云、丘迟、任昉和沈约，共六人。在六人中，钟嵘认为江淹的成就高于沈约诸人（注：详拙文《钟嵘当代诗歌批评》，《中州学刊》1990年第1期。）。钟嵘说沈约“宪章鲍明远”。而鲍照也是钟嵘评价偏低的一位诗人，《诗品》云：“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在《诗品》中，“俗”是与“雅”相对的一个概念，钟嵘品诗重雅轻俗。依附鲍照，则为险俗者，沈约宪章明远，“见重闾里，诵咏成音”，当也在险俗者之列。钟嵘又云：“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就是说，沈约好诗有一些，总体看，是多而杂。钟嵘对谢朓的评价高一点，但“末篇多踬”、“才弱”的批评，语气也是很重的。
《诗品》品汉魏以来五言诗122家，而齐梁的现当代诗人约占三分之一，较于刘勰有意回避刘宋以来作家的做法，表现出批评家应有的胆识。但是，评价现当代诗人确有其困难的地方，批评家对现时的环境和人事不能不有所考虑。梁武帝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之一，他既不懂四声，也不用四声。齐梁之际，萧衍诗名也不如沈谢。在诸种情况制约下，《诗品》若充分肯定沈约在齐梁间文坛的领袖地位，若给予沈谢以很高的评价，将置武帝于何地？
在钟嵘完成《诗品》前后，萧子显撰写了《南齐书·文学传论》。据《梁书·萧子显传》，子显著《鸿序赋》，得到尚书令沈约的赏识，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沈约为尚书令在天监六年至九年(507-510)，有学者考订，萧子显撰《南齐书》的时间在天监六年至十八年之间（注：詹秀惠：《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第二章、附录《萧子显年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天监六年，萧子显只有二十一岁，史学家和文学家不同，文学家二十来岁就可以写出优秀的传世之作，而史学家需要更多的积累。如果《梁书·萧子显传》是按时间顺序来载述史实的话，子显在撰《南齐书》之前，先已完成一部《后汉》异同的书，假设每部书都得花两三年的时间，《南齐书》完成最早当在沈约去世的天监十二年左右。这样看来，《南齐书·文学传论》的完成时间当与《诗品》相近。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裴子野《雕虫论》、钟嵘《诗品》都是颜谢并称，都把颜谢当成刘宋一代的代表诗人，《南齐书·文学传论》虽然也是颜谢并称，但颜谢之后又多了（惠）休鲍（照）一对诗人：“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在萧子显眼中，颜谢仍是代表诗人，只不过，他们的“擅奇”多局限于刘宋前期，至于后期，则是休鲍“标志”的时代。
萧子显把当今的文章约略分为三体：
“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此体源于谢灵运。
“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此体源于晋傅玄和应璩。当今学者多认为颜延之和谢庄也属于此体。
“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此体源于鲍照（惠休）。
对于三体，子显都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近有学者认为子显于三体较倾向鲍，对颜谢的批评比较激烈（注：丁福林《〈南齐书·文学传论〉对文坛三派的评价》，《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联系上文提及的颜谢擅奇，休鲍标世之说，萧子显对鲍照确相当重视，至少，鲍照也足以同颜谢抗衡，子显这一看法，既与前人异趣，也与《诗品》有很大不同。萧子显对颜的批评与钟嵘大体相同，而对谢的批评则迥异。钟嵘虽然也指出谢的不足：“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但他又回护说，谢诗的逸荡、繁芜，是由于学多才博，思如泉涌，外界事物无不可入诗所致，与其说是“逸荡”、“繁芜”，不如说是“繁富”！而繁富对于一个诗人和他的作品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好。“逸荡”、“繁芜”是时论，“繁富”才是钟嵘自己的见解。即使谢诗杂有一点“灌木”、“尘沙”，但他的名章迥句、丽典新声，“譬犹青松之拔灌木，白玉之映尘沙，未足贬其高洁也”。与钟嵘的态度相反，萧子显对谢及谢体的批评就没有那样客气、那样婉转了，他在称赞谢体“启心闲绎，托辞华旷”后接着说：
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
萧子显的批评，一曰“迂回”，即齐高帝（子显之祖）所说的“康乐放荡，作体不辨首尾”（《南齐书·高祖十二王传》）。二是“疏慢阐缓”，《文选·马融〈长笛赋〉》：“安翔骀荡，从容阐缓。”阐缓原指乐声的和缓徐舒，疏慢阐缓，形容作品的冗长不简练。如果仅仅是作品冗长不简练，恐怕还不至于病入膏肓。这里的“阐缓”袭用沈约《与陆厥书》语：“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则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阐缓失调之声。”“阐缓”与“失调”连用，当指声津不协，作品冗长；声律不协，则为膏肓之病，难于救药。三是虽典正却不入情。钟嵘品诗，极重视典雅，许谢以“丽典”，评价很高。萧子显认为，谢诗典则典矣，但不能表现真情实感，矫情或者节情，虽典何益？“膏肓之病”、“酷不入情”，下语极重，直截了当，子显之前，谢灵运及谢体何尝遭到这样激烈的批评！
三体之外，萧子显又说：
若夫委自天机，参之史传，应思悱来，勿先构聚。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
有学者认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所论实际上是“四体”，“委自天机”云云为“理想诗体”（注：詹惠秀《萧子显及其文学批评》第四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理想诗体”的提出，在我看来，是基于对以沈谢为代表的新体诗方兴未艾的认识。理想诗体，兼有三体之优，而克服三体之弊。这种诗体，出于自然，少雕缋，无凿迹；虽然也用史传事典，但不至于“职成拘制”、“崎岖牵引”，仍不失清采；文尚简易，与沈约的“三易”说相通，无冗长拖沓、文过其意之弊；具有声律之美，金石温润，摒弃“疏慢阐缓”之病；采民间风谣入诗，便于吟咏，能收到“倾炫心魂”的效果；不一味讲雅，但也不过于俚俗，以能独抒胸怀之情为佳。沈谢新体，当然不可能每一篇都达到这样的标准，但从总体上看，则基本与此吻合。如果我们这样分析大体不误的话，在萧子显的心目中沈谢的地位无疑高于颜谢（还有休鲍）。
南齐永明间声律论的发明，新体诗的出现，在实践过程中，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钟嵘夸大了这种不足，进而否定声律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从而认为沈谢不及颜谢、沈谢不可学。萧子显正好与钟嵘针锋相对，认为颜谢诗虽有长处，但欠缺之处也很多，而只有以沈谢为代表的新体诗才能发扬颜谢（还有休鲍）的长处，而克服其短处，以沈谢为代表的新体诗才是当今诗歌发展的方向。“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果只一味强调学颜谢，如果不去研究新体诗，发现它的长处，如果无视沈谢已经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无异于倒退。钟、萧之争，表面上看是颜谢、沈谢的地位之争，实则是元嘉古体与永明新体之争。中国诗歌发展到梁天监中，是回到元嘉颜谢的路数还是顺沿着永明新体变革的方向发展？
三
第三阶段，我们将着重讨论昭明太子萧统对颜谢、沈谢的评价，以见这两对诗人在这一阶段地位的升降得失情况。
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幻年起就开始接受传统教育，7岁，尚书令沈约行太子少傅；沈约行太子少傅一直到去世时的天监十二年，这一年萧统13岁。萧统文学活动开始很早，在沈约行太子少傅期间，他已写下《大言诗》和《细言诗》。梁武帝萧衍很注意培养萧统的文才，沈约卒后，又选派各年龄段的十学士进入东宫，“武帝敕锡与秘书郎张缵之宫……又敕陆倕、张率、谢举、王规、王筠、刘孝绰、到洽、张缅为学士，十人尽一时之选”（《南史·王锡传》）。太子官属，除上述诸人，先后还有陆襄、殷芸、刘勰、明山宾等文士。
普通元年(519)，萧统19岁，已经成年。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昭明文集编于“梁二十一载”，即普通三年(522)。《文选》所录最后一位作者陆倕卒于普通七年(526)，可知《文选》编成于此年之后、萧统去世的中大通三年(531)之前。萧统的著作多已散佚，流传至今的《文选》是我们研究萧统文学思想最重要的依据。
萧统没有直接论述颜谢、沈谢的文字传世，我们只能从《文选》登录颜谢、沈谢诗的情况作些分析。《文选》登录齐梁间诗人9家，诗77篇，其中沈约13篇，谢朓21篇，两家合计34篇，占总数的44%，客观说，不算少了。在萧统的心目中，沈谢在齐梁间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但是，在77篇中，江淹就独占32篇（包括《杂体诗三十首》），即便不说江淹地位比沈谢高，至少说明江与沈谢在齐梁间都是非常重要的诗人。再看看颜谢，《文选》登录颜延之诗17篇，谢灵运40篇。沈以颜约少20%，小谢比大谢约少50%。一比较，可以发现，萧统对颜谢比对沈谢来得重视。
永明新体诗最基本的特色，一是讲声律，二是体制比较短小。近人王闿运依据这两个特点，在他的《八代诗选》中“五言”之外别立“齐已后新体诗”一类。《文选》谢朓诗21篇，被王闿运确定新体的只有《新亭渚别范零陵诗》、《同谢咨议铜雀台》、《鼓吹曲·入朝曲》及《和徐都曹》4篇，占19%；沈约13篇，新体只有《别范安成诗》、《季节后至丞相第诣车中》及《咏湖中雁》3篇，占23%。沈谢新体共7篇，只占入选齐梁诗77篇的9%。而入选诸作中，像谢朓的《始出尚书省》、《和伏武昌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沈约的《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等，都比较古奥，篇幅也长些，更加接近元嘉颜谢古体的风格。总的看来，萧统对沈谢还是喜爱的，对新体也不排斥，但也应该说，在接纳声律理论方面并不积极（注：详拙文《萧统与声律说》，《中州学刊》1996年第3期。）。至于如何评价颜谢、沈谢的地位，萧统似较偏向颜谢，而大体游移于元嘉古体和永明新体之间。
从流传下来的《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陶渊明集〉序》、《〈文选〉序》等文看，萧统的文学观不守旧、有创新，但不激进，对各种文学问题的看法比较平稳，这或许与他的“宽和容众”（《梁书·昭明太子传》）的性格有关。在东宫官属中，有过声律理论领袖人物沈约、天监中之后新体诗名家王筠以及刘孝绰，也有著名的经学家明山宾、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刘勰，萧统受到的熏陶是多方面的。当然，我们也不应忘记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萧统的父亲梁武帝萧衍对他的影响。萧衍对待永明新体诗态度比较折衷，他不懂四声、不提倡声律，但也没有明显反对的态度。对谢朓诗他极为欣赏，以至说：“不读谢诗三日，觉口臭。”（《谈薮》，《太平广记》卷一九八引）梁武帝又好作或喜欢他人作二三十韵、甚至五十韵的长诗（注：详《梁书》中的《到洽传》、《羊侃传》、《褚翔传》、《到沅传》、《谢徵传》，以及《南史·萧纶传》等。）。萧统也善作长诗，“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命作剧韵赋之，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梁书·昭明太子传》）。萧统编《文选》也是在萧衍直接关心和影响下编成的（注：详拙文《萧统文学论》，《艺文述林》第1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萧统的文学思想和萧衍比较接近，萧统对颜谢、沈谢的看法，可能也是萧衍的看法。
天监中后期，钟嵘针对声律论提出尖锐批评，以为沈谢新体不可学，并大力提倡元嘉古体。萧子显则认为，刘宋于颜谢之外，尚有休鲍，颜谢二体之外，还有鲍体，三体都不完美，都需要变革，因此，只有沈谢的新变体才是理想的诗体，才是诗歌发展的出路。普通之后，萧统已经逐渐成熟，成为文坛领袖。他的著论，例如“夫文典则累野，丽则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之类，大抵立论平稳。《文选》所选颜谢、沈谢诗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对待元嘉古体与永明新体的态度，比较折衷，似有调和钟嵘、萧子显两派意见的用意。
四
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531)，时31岁。这一年，他的三弟、后为梁简文帝的萧纲已经29岁，七弟、后为梁元帝的萧绎已经24岁。他们和萧统一样，孩童时就能写诗作文，有着很好的天赋。普通、大通间，萧纲、萧绎陆续步入成年，并且崭露文学才华。
昭明太子卒后，被立为太子的萧纲毫无愧色地认为，当今文坛他自己是领袖，其次是萧绎，其《与湘东王书》云：“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萧纲把萧绎比作曹植，自己当然是太子曹丕了，说萧绎是领袖英绝，实际上自己更是领袖英绝。该文又云：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阐缓。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抱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摹《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扬、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而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惟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
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
沈约卒后，钟嵘著《诗品》反对声律论，萧子显则有所回护，两派对峙，普通至中大通间，萧统又加以调和，从天监中后期至中大通中，声律论和新变体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萧纲长期在藩镇，京镇的文学氛围对他影响不大，梁武帝和萧统调和折衷的思想也不想对他起太大的束缚作用。沈约谢世时萧纲已经11岁，从7岁起他就有诗癖，当时风靡的新变体一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回到京城后，感觉和外藩很不一样，怎么还有一大帮人诗学谢灵运、文师裴子野呢？《与湘东王书》第一段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谢灵运，但“浮疏”、“阐缓”，实则是萧子显批评谢灵运体时所说的“疏慢阐缓”，诚如上文所分析，是批评谢诗冗长不精练、声律不协。萧纲认为，诗应用来抒写情志，其功用与典籍不同，如果诗写得像《内则》、《酒诰》、《归藏》、《大传》那样，就不成为诗了。这是对萧子显批评谢体所说的“典正可采，酷不入情”的发挥。萧纲没有提到颜延之，大抵钟嵘、萧子显在评价颜时意见基本一致，到了大通、中大通间颜体的影响力已经不那么大了。
萧纲并不认为谢灵运诗不可学，而是认为谢诗精华与糟粕并存，学谢诗应学其“吐言天拔，出于自然”的优点，摒弃浮疏冗长之弊。在此，萧纲提出一个理论问题，即一代有一代的文学，一代有一代的代表作家，汉的扬雄、司马迁，魏的曹植、王粲，晋的潘岳、陆机，宋的颜延之、谢灵运，“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他们之所以取得可观的成就，主要的不在于因袭前人而在于独创。“若以今文为是，则古文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表面看，这两句话并没有侧重，实际上，肯定今文以否定古文的不一定有其人，而称赞昔贤以否定今体的大有人在，并且相当有势力。大力称赞谢灵运，极力主张学谢以至到了盲目的地步，其用意恐怕不仅仅是为了抬高谢的地位，而是为了维护元嘉古体从而否定永明新体——讲究声律情性、体制比较短小的新变体，贬低新体的代表人沈约和谢朓的地位。
《梁书·文学·庾肩吾传》介绍萧纲这封书信的背景：“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就是说，萧纲被立为太子之后，以运用四声为标帜的新变体诗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卒后，新变体的发展虽然没有中止过，但曾有过不少怀疑甚至反对的意见。到了萧纲写这封信时，情况有了很大的转变，新变体的地位不仅超过天监中以来的任何时候，也超过了诗体初起的时期。而要进一步推进新变体的发展，提高新体诗的地位，重要的是确立沈谢不可动摇的地位：“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冠冕”，是说沈谢地位之高；“楷模”，是说沈谢新体诗成绩之杰出，学新变体应从沈谢入手。从刘勰主张近世之诗文不宜学，到钟嵘不赞成学沈谢所引起的争论，至此告一段落。终梁一代，新体诗和沈谢的地位不再动摇。
萧绎在新体诗方面的观点，基本与萧纲相同。《八代诗选》录萧纲诗83篇，新体就有76篇，占90%以上。录萧绎诗33篇，全部都是新体。萧绎今存评沈谢的议论仅有两条，值得注意的是，《诗品》“五言之冠冕”的名单有颜谢而无沈谢，萧纲许沈约以“冠冕”，当有感而发，而萧绎这两条也都是针对钟嵘《诗品》而发的：
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梁书·文学·何逊传》）
这一条针对“嵘谓：约所著既多，今剪除淫杂，收其精要，允为中品之第矣”。钟嵘说沈诗多而淫杂；萧绎说：不对，沈是多而能。
至于谢玄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金楼子·立言篇》）
这一条针对“善自发诗端，而末篇多踬。此意锐而才弱也”。钟嵘说谢朓才弱，因而末篇多踬；萧绎说：不对，谢是天才命世，天才足以弥补其不足。二萧的评论并非偶然的巧合，而是萧统去世后文坛对沈谢重要地位的权威认定。
颜谢与沈谢的地位之争，事关声律理论，是元嘉古体与永明新体之争。从永明中沈约撰《宋书》说颜谢足以“方轨前秀，垂范后昆”，到天监中后期钟嵘、萧子显对颜提出尖锐的批评，直至中大通中萧纲指出大谢诗的声韵、情性、篇章多方面的不足，颜谢的地位下降了；然而，五十年间颜谢的地位也并非始终处在下降的状况。从永明间沈谢倡导新体诗、崛起于诗坛，到中大通中之后被萧纲确立为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沈谢的地位上升了；然而，沈谢的地位也并非始终处在直线上升的状况。颜谢、沈谢地位的得失升降，实则是元嘉古体与永明新体的得失升降，五十年间，整个过程是曲折的。只有到中大通中之后沈谢冠冕、楷模地位的被确立，永明新体超越元嘉古体的地位才被正式确立。从此，中国的诗歌也才比较顺畅地沿着新体的方向发展，并且最终在唐初完成了向近体诗过渡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