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183;哈维“对话”的文化批判思想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维论文,大卫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卫·哈维是当代著名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继承和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立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地理学中的空间概念与唯物史观相结合，形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并把它作为解释现代性社会诸问题的方法论原则，拓展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解释领域，追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主导地位和话语权。哈维秉持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置于思想建构的核心，将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尤其是回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基本思想——开展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对话”看作是现时代发展文化的正确路径，是形成总体性与多样性辩证统一的文化思想的科学方式，是消解资本主义矛盾和推进社会主义进步的关键。本文将围绕这几个方面，从文化批判的视角探讨哈维“对话”的文化哲学的主要思想。 一、回归马克思是文化批判的必要前提 哈维在《资本的空间：趋向一种批判的地理学》中谈到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时指出：“作为地理学家，我一直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与地理学进行对话。”①这句看似简单的方法论上的自我论断真实地反映了哈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事实上，哈维之所以成为英国新左翼中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与马克思进行长期对话的结果，是他在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并与现实的社会问题相结合的漫长过程中逐步选择的结果。作为一位地理学家，哈维在1969年出版的《地理学中的解释》一书获得了很大成功，那时的哈维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直到1973年，他的《社会公正和城市》一书问世，才向公众公布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从此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哈维走上展现马克思主义时代意义的道路，与他所研究和关注的学术问题密切相关。哈维认为，1972年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剧烈的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②为了破解这种剧烈变化的实质，哈维开展了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长达10多年的对话，期望通过对资本主义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发展过程及其问题的研究找到走出现实迷雾的路径。在这一过程中，哈维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现实危机并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问题，同样也包括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甚至后者在现时代处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哈维把他的研究成果确定为对后现代状况的分析，该成果以《后现代的状况》为书名于1989年出版，副标题则明确使用了“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并在该书第一页第一句话中将“文化实践”放到了“政治—经济实践”的前面。 作为英国新左翼后期的代表人物，哈维秉承了新左翼将文化研究置于中心地位的传统，开展了积极的文化批判工作。众所周知，英国新左翼的文化研究以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和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人为核心，从1950年代就开始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活动，其成果成为新左翼的标志。1989年，新左翼旗手威廉斯出版了集10多年研究成果的《希望的源泉：文化、民主与社会主义》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讨论了大量与文化相关的问题，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和研究文化的热情。2000年，哈维出版了题为《希望的空间》的代表作。他在导言中明确指出，之所以使用这一标题，就是为了与威廉斯的《希望的源泉》相呼应。他充满激情地指出：“在历史的这一时刻，我们有一些极为重要的事情需要通过实践一种理论的乐观主义来完成，以便打开被禁锢已久的思想的道路。”③ 在哈维看来，我们现在正在面临“文化转向”的问题。文化转向有两个重要的源头，即“雷蒙德·威廉斯的著作以及对葛兰西著作的研究(两者对于文化研究运动特别重要。文化研究运动兴起于伯明翰，斯图尔特·霍尔是其最核心的成员)。这一运动的几个令人惊奇的、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是把葛兰西关于‘理论悲观主义与意志乐观主义’的论述转变为人类本质的一个有效法则”④。哈维正是在讨论“归来的马克思”的章节中谈到这个问题的，他认为，面对当前的混乱，人们急切盼望某种政治和思想的指导，而只有回到马克思才是正确的和恰当的。马克思一定说出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否则，他的著作就不会如此长时间地被压制。⑤正是这样的思想意识，促使哈维去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进而开展了与马克思的长期对话，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比如： 我们需要一整套源自《资本论》的理论工具来认识与我们切实相关的政治问题。⑥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力量之一就是致力于把目标相异而又多重的各种各样的斗争综合成一个更加普遍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此有着巨大的贡献，因为它首创了在多样性和差异性内部发现共同性的工具。⑦ 对于过去与现在之间的差异所进行的神话解读，妨碍了我们面对身边发生的变化。切断我们与马克思之间的联系，就是切掉我们敏锐的嗅觉以满足现代学术流行的肤浅外表。⑧ 马克思提供了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描述……把启蒙思想的全部广度和力量同对于资本主义易于出现的悖论和矛盾的细微感受结合起来，而且也因为他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论特别有助于在针对后现代性的文化主题时能激发起阅读的兴趣。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供的答案是全面的和令人信服的。⑩ 如果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以此来思考现代化、现代性与各种美学运动之间的总体关系，它们都从上述状况中汲取了自身的能量。(11) 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才十分丰富地洞见到了流行的思维状况的内容……它有助于我们把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两方面的范畴融入一个表现了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各种对立因素的合成物来理解。(12) 在我们看来，哈维在与马克思的对话过程中形成的这些认识，对于文化批判的学术工作至关重要，用哈维的话来说，它们奠定了文化批判的基础。 二、现代主义文化背弃了启蒙思想的政治诉求 如同对当代文化实践和政治—经济实践中出现的剧烈变化的研究促使哈维与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话一样，同样的问题也推动了哈维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展开对话，只不过这种对话的思想基础早已确定。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哈维反对将空间视为机械的、单一的传统观念，认为空间不仅具有物质性，而且还具有社会性。而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与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指出，地理学的空间概念“取决于亲身的实际经验和特定社会中积累起来的文化阅历”(13)。面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激烈碰撞，哈维并没有对这两种思潮采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武断态度，而是将二者视为资本主义在文化层面的现实写照。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刻板的总体性与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叛逆性，并不是当代文化发展的理想选择。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选择了回到马克思，试图在时空辩证的语境中塑造一种总体性与多样性相协调的文化。 在深入对话的基础上，哈维充分肯定了现代主义文化对人类打碎封建主义枷锁、从扭曲的宗教意识中解脱出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但他同时认为，现代主义也是一个内在矛盾的结合体，既表现出永恒不变的一面，又表现出短暂分裂的一面。纵观现代主义的发展历程，永恒或分裂成为了各个时代的主题，二者势均力敌，此消彼长，而在二者的激烈对抗中也暗含着一种总体性的规划。但是，这种总体性的规划并非实现人类的解放，而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压迫，并以文化霸权的形式表现出来。 哈维对现代主义文化霸权的特征做了较为全面的概括，具体内容包括：现代主义已然成为人类秩序巨大的破坏性力量；它本身具有一种内在断裂和分裂的无止境过程，从而使文化成为分裂的牺牲品；尽管现代主义是一种进步观念，具有人类解放的意义，但在今天却成了文化支配和压迫的逻辑；现代主义使一切流变凝固下来，转变为永恒；现代主义打造了现代生活的机器，从而成为文化的统治者；现代主义是一种都市文化，导致了文化的断裂；现代主义试图以其民主化精神和普遍主义抵制无政府主义、混乱和绝望，但却蜕变为帝国主义；现代主义是一种英雄主义，试图消除各种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挑战，展现正义，但却带来了社会剥削和巨大的不平等；现代主义是权力中心主义，造就了官僚主义、权威和等级森严的社会阶层。(14)总体而言，哈维对现代主义的看法是：它丧失了作为一种相对于反动的、“传统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革命性矫正方法的吸引力。(15) 哈维认为，早期的现代主义继承了启蒙文化的价值理念，启蒙理性的规划奠定了现代主义的总基调。启蒙运动在理性光环的照耀下将世俗社会从宗教迷信和封建领主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力图创造一个普遍的、永恒的理想社会。因此，依靠先进的科学体系和合理的社会组织，人类的自由与解放指日可待。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伴随着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启蒙理性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非欧几何学和相对论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启蒙时代传统科学的根基；审美观念与艺术、绘画等表现手法的改变激烈地排斥着启蒙运动的文化元素；各地不断爆发的工人起义和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推向了混乱无序的巅峰。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使人们急需寻求一种总体性的社会规划理念，以结束战争带来的失序局面。于是，代表着启蒙文化复归的企业资本家登上了历史舞台，成为社会主导的权力中心。在“技术—官僚理性”的主导下，企业资本家完成了以“线性进步”、“绝对真理”、“理想社会秩序”为特征的总体性规划，并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在第三世界迅速蔓延。这正是作为战后世界霸主的美国将自身视为文明标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文化的表现。因此，“文化帝国主义在维护全面霸权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武器”。“美国将自己构想成自由的灯塔，其独一无二的力量能够将世界其他国家带入永恒的、和平与繁荣的文明世界。”(16)正是这种“技术—官僚理性”的总体性压迫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在巴黎、东京、柏林等城市掀起的反文化和反现代主义的运动，并由此催生了后现代主义。 哈维将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文化表现形式，要想厘清文化产生的根源，就必须考察文化背后的经济因素。哈维以资本积累体制为切入点，阐释了现代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他认为，现代主义是所谓“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产物，主要依靠的是企业管理和技术上的创新，而不是资本主义初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所凭借的侵略和殖民。福特主义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实现：一是以大规模的生产流水线替代高度熟练的手工工业，优化劳动力的配置；二是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的国家干预政策。它的目标是通过企业的力量来构建一个理性的、现代主义的、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这种资本积累方式所导致的后果就是加快了资本的周转速度，促使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内拓展市场，从而产生了“时空压缩”效应。 正是由于福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横行，其在意识形态上必将表现为一种霸权主义，而现代主义的总体性倾向恰恰也迎合了这种刻板的、标准化的、大规模的生产模式。由此，福特主义在推行过程中也必将受到阻碍。劳动控制的刻板、大众消费统治之下生活质量的平淡乏味、第三世界的反抗最终导致了福特主义积累方式向灵活积累的方式转变，这也是导致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变迁的根源。这一切都表明，现代主义文化背弃了启蒙思想的政治诉求，人类开始期盼新的思想和文化。 三、后现代主义文化并非积极的替代方案 在同后现代主义的对话中，哈维认为，后现代主义产生于1960年代反文化、反现代主义的运动之中，以分裂、不确定性、对总体性的否定为标志，表现为对现代主义的反抗和叛逆。后现代主义在电影、绘画、文学作品、城市规划等领域都彻底颠覆了现代主义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它放弃了对绝对真理的信仰，拒斥一切普遍主义，捍卫“他者”的发言权，张扬个性，最终走向了相对主义。哈维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它只是现代主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延续，是现代主义内在危机与矛盾的集中反映。 后现代主义表现的是“他者”的诉求，因此在文化上必定表现出通俗性，它以短暂而流变的行为艺术取缔由精英主导的高雅文化，从表现形式上更加贴近大众，迎合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欲求。但是，哈维并没有被后现代主义所呈现的价值理念所迷惑，他将其视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伪装，掩盖了日益激化的阶级冲突。哈维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比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在城市设计理念上的差异，阐述了城市规划理念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现代主义的城市规划理念主要呈现出大规模集中的、以技术理性为核心的、倡导功能性的、简朴的特点。哈维指出，现代主义的都市格局是一种不加修饰的国际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赤裸裸的表征，是象征着资本逻辑的纪念碑。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日益激化，城市中心成了受压迫群众表达不满、进行反抗的场所。纪念碑式的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给予人们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压迫感，暴动、骚乱在现代主义都市中不断上演。与理性主义、国际主义、功能主义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相反，后现代主义的城市布局则显现出拼贴的、层层相叠的、分裂的特征。后现代主义将空间视为独立自主的，因此，其城市规划理念注重个性化空间的创造，热衷于彰显本地历史和传统，追求特殊需求和癖好。面对愈演愈烈的阶级冲突和社会分裂，后现代主义彻底改变了现代主义纪念碑式的建筑风貌，以科学中心、水族馆、会议中心、小船坞、各种旅馆以及类似于迪士尼乐园的娱乐城堡等服务性建筑充斥着城市中心。文化的商业化促使消费主义价值观极度膨胀，这些“令人愉快的建筑”背后蕴含着资本嗜利的本性。后现代主义虚幻的城市布局转移了人们的视线，暂时缓解了社会不同阶层的紧张情绪。不过，这只是资产阶级为应对各种危机而被迫做出的社会内部机制改良，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哈维从社会基本矛盾出发指出，作为一种文化的变迁，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应归因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改变。自1960年代以来，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的国家干预政策无法应对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难以彻底根治资本主义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在此大背景下，福特主义的积累方式受到普遍质疑，其致命弱点开始显现，尤其在三个方面表现出其“刻板性”：第一，在对生产体系固定资本进行长期、大规模的投资方面的刻板性；第二，在劳动力分配和劳动契约签订方面的刻板性；第三，在国家干预政策方面的刻板性。因此，“刻板”的福特主义积累方式终将被灵活的积累方式所取代。与大规模集中化的福特主义规模经济模式不同的是，灵活积累采取的是以小批量生产和转包为特点的区域经济模式。这种模式有效地克服了福特主义体制刻板的缺陷，满足了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灵活积累体制的实现主要有赖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取决于对最新、最准确的商业信息的把握；另一方面取决于对最新科技成果的运用。灵活积累体制引发了产业模式的变化，服务业由此兴盛起来，取缔了制造业的主导地位。而服务业的兴起又刺激了文化产业的发展，于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风向标。哈维敏锐地意识到：“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伴随着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着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17)因此，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替代，产生于积累形式的变化——由相对稳定的凯恩斯和福特模式转向由高度竞争的企业主义和新保守主义推出的一种更具弹性的体制”(18)，是现代主义的延续，是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在文化层面的反映。 后现代主义之所以要对总体性进行反抗并捍卫“他者”的发言权，主要原因就在于现代主义的元叙事、元语言、元理论掩盖了差异性，忽视了分离与细节，最终导致了1960年代的现代主义危机。后现代主义将注意力转向性别、种族、阶级所表现出的各种差异，突出那些被现代主义抛弃的弱势群体的诉求，然而，它并没有战胜现代主义，因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全面抛弃，特别是对现代主义物质成就的否定，只是一种草莽之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各种问题。 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理念是危险的，因为它回避了当代政治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全球权力格局的变化，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虽然后现代主义提出要捍卫“他者”的发言权，但这只是一句毫无意义的政治口号，对总体性的彻底否定不仅阻隔了各群体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且将不同群体的心声仅仅限制在各自的特定空间之内，实际上是剥夺了“他者”的发言权。因而，后现代主义只是约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伪装。 哈维最终得出如下结论：“在现代主义广泛的历史与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运动之间更多的是连续性，而不是差别。在我看来更明显的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内部的一种特定危机，一种突出了波德莱尔所阐述的分裂、短暂和混乱一面的危机，同时又表达了对于一切特定处方的深刻怀疑态度，正如怀疑应当如何设想、表达或表现永恒与不变一样。”(19)由此可见，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矛盾就是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总体性与个性的矛盾。后现代主义并不能成为现代主义的真正替代方案。 四、结语 哈维通过同马克思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对话，一方面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看到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存在的重大问题。哈维结合他在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指出，只有在时空辩证统一的语境中构建一种既能集中体现人类解放的总体性，又能充分给予“他者”发言权的多样性的新型文化，才是根本的出路，并由此形成了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 在哈维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着重强调了时间维度，但也蕴含着对空间问题的思考。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不仅看到了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解放生产力方面对人类社会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同时也从空间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马克思敏锐地察觉到，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表面上的繁荣景象无法掩饰劳资冲突激化、贫富分化加剧等一系列社会危机及其对人类生活方式造成的严重破坏。面对这一系列社会危机，资产阶级采取的措施是：“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20)马克思早就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在地理上呈现出的不平衡发展及其在资本积累中的作用，其集中表现为资产阶级在创造新的发展空间的同时又毁灭了其自身的地理基础。更值得关注的是，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已经体现出时空压缩的概念，他指出，资本主义“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1)。但是，哈维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将空间问题引入其研究领域时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城市化、地理转型和‘全球化’这些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占据着显著地位，但另一方面，地理重构的潜在结果往往会迷失于下列这样一种修辞模式中，即最后总是把时间和历史凌驾于空间和地理之上来考虑。”(22)因此，哈维着重强调了空间维度在研究社会历史问题时的重要性。 针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总体性与个性之间的矛盾，哈维创造性地将时空维度引入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之中，认为“在理解世界时，应该给予过程、洪流、潮流以本体论的优先地位”(23)。现代主义的时空体验作为启蒙运动时代时空体验的延续，表现出了时空压缩的特性。启蒙运动彻底动摇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将世俗社会从封建教会中解放出来，时间与空间也获得了全新的含义。启蒙运动的时空观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对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永恒不变的社会运行模式的向往。哈维指出，1847年到1848年所发生的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社会危机在时间的体验上彻底打破了启蒙运动“一往无前的时间性”，现代主义在经济危机上更多地呈现出了某种“循环的时间性”，而在阶级冲突中则表现出一种“交替的时间性”。从空间维度来看，资本在空间上的扩张削弱了各国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剧了经济危机在全球范围的蔓延。在资本国际主义的支配下，文化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普遍性、共时性、短暂性的特征。因此，从价值观上看，现代主义更倾向于普遍主义和国际主义，而拒斥地方观念和民族主义。其所带来的文化霸权主义淹没了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文化的总体性规划所表达的绝非启蒙运动所倡导的人类解放，而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压迫。 哈维把现代主义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时间对空间的侵蚀，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正是为了消除这一时空矛盾。后现代主义奉行空间保护主义，对时间进行反抗。一方面，福特主义积累机制向灵活积累机制的转变，使得区域经济取代了规模经济，小规模的、分散的生产机制可以有效地适应市场的需求，避免因盲目的加速生产而导致供过于求。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为不同阶层量身订制了文化的空间，试图通过创建封闭式的空间来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蔓延。然而，后现代主义的这种多元主义倾向是危险的。这种主张非但不能解决时空矛盾，反而造成了新一轮更加剧烈的时空压缩。它将人类社会引入普遍的混乱之中，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遭到破坏，社会革命因此到来。 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危机进行思考，使哈维认识到，需要在时空辩证的语境中来创建一种总体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新型文化，才能消除困惑，走出现实的危机。他在《希望的空间》一书中将时空乌托邦分为两种类型：一种被称为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另一种被称为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他用培根笔下的新大西岛来描述空间乌托邦的情形：它营造了一种孤立的、封闭式的空间，时间因素被排除在外，历史被永恒地定格在了“快乐的稳定状态”。与此截然相反的是，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以时间序列为轴线，完全忽略了空间地点的特性。哈维认为，亚当·斯密所倡导的古典自由主义与随后兴起的新自由主义都是这类乌托邦形态的典型代表。从文化角度来看，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分别对应着社会过程的乌托邦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 社会过程乌托邦所蕴含的普遍主义、理性主义的价值理念与现代主义所表现出的总体性文化特质是相吻合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下，现代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强行推广消解了地域性文化的差异，吞噬了文化的多样性，最终走向文化霸权主义。哈维认为，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性暗含着资本的逻辑，即资本增值的无限制加速与资本在空间范围内的无限制掠夺。因此，现代主义文化的总体性表现为资本对人类的压迫，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所要反抗的。后现代主义所倡导的空间保护主义正是空间形式乌托邦的展现。它试图捍卫地域性文化，并将其限制在封闭的空间之中，以此来抵御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蚀。但是，它对文化总体性的排斥抹杀了不同文化进行沟通的可能性，阻碍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最终步入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危险境地。哈维指出：“后现代主义的政治所强调的‘他者’和‘区域抵抗’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场所繁荣兴旺。但是它们在协调普遍被分裂的空间时，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时代的前进中，都过于经常地服从于资本的力量。”(24)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反抗依旧无法逃脱资本对文化的控制。 社会过程的乌托邦形态与空间形式的乌托邦形态都是片面的，二者都只是强调了时间与空间中的一个维度，割裂了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联系。哈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惯用的“非此即彼”的辩证法所导致的认识论危机。对此，哈维试图将这两种乌托邦形态所表现出的特质统一于时空辩证的乌托邦之中，以“既……又……”的辩证法取缔“非此即彼”的辩证法。从更深层的分析可知，强调宏大叙事的社会过程乌托邦与突出地域性特质的空间形态乌托邦蕴含着共性与个性的矛盾，而这正是哈维解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文化危机的时空语境。哈维认为，现代主义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的矛盾就是总体性与多样性之间的矛盾，而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语境中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哈维试图在时空辩证的乌托邦语境中运用“既……又……”的辩证法，彰显文化的总体性和多样性。 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维始终坚持以《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为理论工具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马克思主义进行对话，揭露现代主义所呈现出的文化霸权主义，批判后现代主义者对工人阶级的不信任以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最大功绩在于强调了在差异性和多样性中寻求统一性，而哈维所要强调的正是他认为被马克思主义所忽视的，即统一性中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基于对现实发展状况的考察，哈维认为，《共产党宣言》有可能低估了资本对工人阶级的破坏能力、对文化差异性的改造能力、对空间差异的制造能力以及对劳动力的动员能力。因此，“共同性与差异性的辩证法尚不能够以《宣言》的概述所暗示的方式达到令人满意的效果(如果说它曾经能够做到)，即使其团结起来的基本逻辑和指令是正确的”(25)。因此，哈维指出，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马克思还没有关注到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马克思主义强大的解释力、生命力、创造力。哈维力图在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语境中探寻文化的希望空间，他的基于时空辩证法的文化批判思想正是他在“对话”的过程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尝试。 注释： ①David Harvey,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p.17. ②⑨⑩(11)(12)(14)(15)(17)(19)(24)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9、143、150、424、10-55、55、203、155、299页。 ③④⑤⑥⑦⑧(22)(25)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16、3、6、69、12、24、39页。 (13)大卫·哈维：《地理学中的解释》，高泳源、刘立华、蔡运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74页。 (16)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18)David Harvey,The Urban Experience Oxford(UK),Cambridge(USA):Blackwell Publishers,1989,p.13. (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人民出版1979年版，第348页。 (23)David Harvey,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1996,p.7.标签：后现代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乌托邦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大卫·哈维论文; 资本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