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研究中的若干谬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学术界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论者从文献学、文本学、思想史等不同方面提出的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特别是哲学思想有着虽然不是决定性“对立”但也是重大“差异”的观点，在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然而，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谬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不高而恩格斯则“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而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这说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认同，马克思并不支持自然辩证法的立场”；“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时存在着对马克思原稿的‘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因为长期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两人的合作不排除彼此误解的可能性”；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有“基本预设上的距离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而非“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等等。《现代哲学》2007年第3期发表了何中华教授的《如何看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别》一文（以下简称《何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些观点。《何文》除了在持论上散发出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浓重气息外，而且在讨论中还掺杂了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特别是个人主观心理揣度倾向，这就不仅在理论上制造了许多混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既贬损了恩格斯也贬抑了马克思，因此有必要予以澄清。
观点之一：《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评价殊异：“马克思的确是对费尔巴哈表示赞赏的”，“但马克思毕竟确立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逻辑，”“很自然地实现了哲学的‘实践转向’”，“找到了超越费尔巴哈的原初基础”；而恩格斯“只是对费尔巴哈的无条件的推崇和肯定，而丝毫看不出有何稍微的保留”，这说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
我们这里不谈《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评价的思想内容本身，只是通过考察《神圣家族》写作的有关情况及其理论倾向，来判断这部著作中对费尔巴哈的或赞扬性或批判性的评价究竟是应归于马克思还是应归于恩格斯。
第一，《神圣家族》作为一部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完成的完整著作，其理论立场和倾向应当是统一的，而事实上也是统一的。这部长达20个印张的大部头著作，尽管恩格斯只写了不到十分之一的一个半印张，但出版时的署名是“恩格斯、马克思”，短小的论战性序言的署名也是“恩格斯、马克思”。可见，单从形式上看，《神圣家族》的理论倾向包括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都应当由恩格斯负责或者由恩格斯和马克思共同负责。退一步，从实质上看，这部著作几乎可以说是马克思的独立著作，以至于当恩格斯得知马克思“把《批判的批判》扩充到二十个印张”后“大吃一惊”，甚至表示连“关于书的出版，我都没有听到过什么”，无怪乎他对马克思说：“你把我的名字一起写在书名下面，这就未免显得奇怪，因为我至多只写了一个半印张”[1]（P19），而且“从广告上看到，你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了，为什么这样？我几乎什么也没有写，而且[你的]风格也是每一个人都能看出来的。”[1]（P26）事实上，把《神圣家族》视为马克思的独立著作，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是以“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论》中”[2]（P241）这样的方式确认的。既然如此，那么书中对费尔巴哈的评价，就应当由马克思负责或者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负责。总之，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讲，都不能够把对费尔巴哈的赞扬性评价置于恩格斯名下而把批判性评价置于马克思名下。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是否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的问题，学术界历来就有争议，至今尚无定论。但是，无论人们对《神圣家族》的理论倾向有多么大的争议，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这部书的批判对象正如其标题“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所指明的那样，是对“鲍威尔兄弟及其鸠集在‘文学总汇报’周围的追随者们”及“其他青年黑格尔派（或黑格尔左派）”的批判，“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本人的唯心主义哲学”[3]（P681），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在《神圣家族》中还没有开始。这表明了《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受费尔巴哈的“强烈地影响”有多么大，而这种“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态度与马克思在较早些时候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费尔巴哈所持的推崇态度是基本一致的：“费尔巴哈是惟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4]（P86）关于《神圣家族》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这一点，马克思于1867年4月24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是给予确认的：“我又看到了《神圣家族》，……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5]（P293）；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也认定：“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到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2]（P222）
真正开始对费尔巴哈给予彻底而系统批判的，是“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P213）的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及随后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性地指出，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6]（P34）
对于一些学者来说，在如何认识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上，一个不可跨越的认识障碍是马克思为什么能够在较短的时期内实现从《手稿》对费尔巴哈的高度赞扬、崇拜发展到《提纲》、《形态》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为此，就必须要为马克思找到一个从《手稿》到《提纲》、《形态》的过渡环节，而这个环节就是《神圣家族》。人们思考问题的预设是：《手稿》对费尔巴哈的崇拜→《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有保留的批判→《提纲》、《形态》对费尔巴哈的彻底批判，认为只有这样才符合思想发展的一般逻辑。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预设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发展来说可能是不适用的。其实，只要回顾一下从1842年前后开始理论活动到《提纲》、《形态》的写作这一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跳跃性发展轨迹，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与多少个思想流派决裂已经数不胜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从《神圣家族》“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到《提纲》、《形态》与费尔巴哈彻底决裂的缘由了。
当然，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存在着“对费尔巴哈的迷信”也好，说马克思恩格斯受费尔巴哈的“强烈地影响”也好，既不意味着简单肯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过程中有过一个“费尔巴哈派”阶段，也不意味着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与费尔巴哈思想的区别从而把两者直接等同起来。所以，恩格斯指认“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P241），确证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2]（P222），完全不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对费尔巴哈的迷信”和受他的“强烈地影响”相矛盾，而恰恰是这一时期他们思想处于急剧变化状态的真实反映。
第二，《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高度赞扬的文字既出自于恩格斯也出自于马克思，如果说恩格斯对费尔巴哈赞扬的文字是最热烈的，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的文字也不是不够热烈，这一点也如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的那样，“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2]（P222）。因此，如果说在《神圣家族》中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赞扬表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这一判断是成立的，那么，这一判断也正可适用于马克思而不仅仅是恩格斯，尽管这是《何文》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何文》提出《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价不高而恩格斯的评价过高的观点是为其“马克思拉响了第一小提琴”观点作论证的，直接目的是反对广松涉提出的“恩格斯拉响了第一小提琴”观点。其实，“第一小提琴”说法本身就是恩格斯提出的，“第一小提琴”究竟是由谁拉响的，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恩格斯自己就有定论，广松涉尽可以就此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国内学者完全不必花这么大力气煞有介事地以“扬马抑恩”的手法去“拨乱反正”。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谁“拉响了第一小提琴”，而在于弄清这支小提琴协奏曲的主题及其内容是什么。《何文》的做法实际上是在跟对手的影子作战。
一些学者只知道用麦克莱伦们的观点去反驳广松涉们的观点，或者相反，但很少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来判断麦克莱伦和广松涉们的观点本身是否得当以及是否值得我们看重。在笔者看来，一些国内学者只看重西方学者的结论，但对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学术判断却缺乏应有的自信，这种学术倾向值得认真反思并给予校正。事实上，马克思在《神圣家族》写作阶段是否“很自然地实现了哲学的‘实践的转向’”，是否“开创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滥觞”，是否“找到了超越费尔巴哈哲学的原初基础”，完全可以通过对整篇著作的研究展开，根本不必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恩格斯的观点远远落后于马克思”的预成结论就无限拔高马克思而贬低恩格斯。这样做，恐怕马克思也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7]（P342）
观点之二：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马克思的认同，马克思并不支持自然辩证法的立场。
《何文》以1873年5月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一次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通信揣度马克思对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研究成果的态度，判定“恩格斯有一种深深的期待，希望马克思做出积极的回应。但马克思在回信中却采取了一种非常低调的姿态（这肯定会引起恩格斯的失望）”，并认为“马克思基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立场，对“自然辩证法”这种‘人’‘不在场’的叙述不感兴趣是理所当然的。”笔者认为，无论怎样看马克思给恩格斯的回信，也得不出《何文》希望得到的结论。
第一，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通信中，丝毫看不出马克思“采取了一种非常低调的姿态”，而恩格斯在这期间与马克思的通信中也没有反映出这引起了他的“失望”。
第二，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通信并不是有信必复、有问必答，尤其是对于马克思这样一位对科学研究持严谨态度有时到了苛刻程度的科学巨匠来说，让他回答一个没有经过细致研究和认真思考过的、恩格斯提出的“关于自然科学的辩证思想”问题，他的态度只能是“我不敢冒昧地发表自己的意见”[8]（P87），而不可能是别的，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而令人惊奇的却是，与马克思严谨的科学态度截然相反，现在一些国内学者对自然辩证法没有经过一点认真的研究就附和一些西方学者的观点，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成果肆意而“冒昧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异议直至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
第三，就马克思对自然辩证法的立场和态度来说，也从来没有表示过否认自然辩证法的存在，倒是有证据可以证明马克思一直关注此问题，只是没有时间和精力回到这个问题上来而已。这一点正如恩格斯整理马克思遗稿时发现的那样：“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他早就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但是他总是瞒着我们不讲他的工作情况。他明白：我们要是知道他写好了什么东西，就一定会同他纠缠不休，直到他同意发表为止。”[9]（P3）恩格斯这里提到的马克思“想写成的辩证法大纲”是指他于1858年1月14日致恩格斯的信中的一个考虑：“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的、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10]（P250）而马克思在《〈资本论〉1872年第二版跋》中还指出过：“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6]（P112）马克思的这些评论性意见，应当说足以表明他对自然辩证法的态度了。在笔者看来，恩格斯研究自然辩证法正是做了马克思想做而没有时间和精力做的事情：辩证法的“所有这三个规律都曾经被黑格尔按照其唯心主义的方式当作纯粹的思维规律而加以阐明；……如果我们把事情顺过来，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很简单，在唯心主义哲学中显得极端神秘的辩证法规律就会立即变得简单而朗若白昼了。此外，凡是稍微懂得一点黑格尔的人都知道，黑格尔在几百处地方都善于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证来证明辩证法的规律。”[2]（P311）恩格斯所说所做与马克思所表达的对辩证法的立场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第四，对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顺便指出”的指示性说明，《何文》发出了“恩格斯为什么要在序言中作如此的表白？”的疑问并给予解答，但遗憾的是这个解答也是一种主观的臆断。对《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略为知道一点的人都清楚，与杜林的论战是马克思恩格斯长期酝酿的结果，本来是由两人共同进行的，只是由于为了使马克思有充裕的时间写作《资本论》，恩格斯才独立地担负这一任务，而马克思也一直密切关注着这一斗争，积极协助恩格斯，为他搜集材料，并应恩格斯的请求为《反杜林论》撰写了《批判史论述》一章，还认真通读了全书手稿。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反杜林论》看作是恩格斯与马克思通力合作的产物。因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付印之前把全部原稿念给马克思听并与之交换意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合作中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恩格斯之所以向读者“顺便指出”这些，不过是把本书的署名是恩格斯一人而实际上却是两人合作的产物这一情况讲清楚，用现在的话说这里涉及的只是“知识产权问题”，根本不存在所谓“当时似乎即已有人对恩格斯思想至少是《反杜林论》中的思想是否同马克思的思想相一致的问题产生某种疑问”的问题。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依恩格斯一贯的风格，自然会指出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提出疑问的（对此，请看看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对所谓“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指责”的反驳吧！），但遗憾的至今还没有人能够指出这一点来。
第五，对于自然界究竟是否存在辩证法的问题，受西方学者观点的影响，一段时期里成为国内学界热议的话题。对此问题，有兴趣者尽可以继续讨论。然而，一件不幸的事实却是，尽管一些人对自然辩证法深恶痛绝，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提出一点有力的证据证明它的不存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实质不在于马克思是否认同自然辩证法（当然更不在于当今一些人是否认同），而在于究竟有无自然辩证法。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自然辩证法能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马克思是否认同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就已经变得不是太重要了——既然本就无所谓自然辩证法，那么，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认同还是不认同，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假问题。
在笔者看来，自然辩证法能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能简单地以马克思是否认同为根据（更何况如前所述马克思并没有明确表示过不同意它的存在），因为不能说马克思认同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不认同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不要说“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恐怕目前人们津津乐道的“实践唯物主义”概念也未见得就是马克思所认同的。因此，为一些学者计，与其一味地在马克思是否认同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问题上纠缠不休，不如去论证自然辩证法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真要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问题上的“差异”以至“对立”，就必须证明自然辩证法的不存在从而推翻恩格斯的研究成果，而不是无端地揣度马克思在对待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研究成果上的主观心理，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去判断马克思的态度，从而既为否定自然辩证法寻找一点根据，也为马克思恩格斯“差异论”或“对立论”制造一些噱头。
观点之三：恩格斯在整理出版《资本论》时存在着虽然不是故意的但却是无意的对马克思原稿的“实质性的改变”。
《何文》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稿（如《提纲》和《资本论》）的整理方式也表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两人在思想上的距离，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原稿不加注释地进行修改、增删和新的表述。”就《资本论》来说，“莱文通过仔细比较《资本论》的原稿和整理稿发现，……恩格斯对《资本论》的整理导致了两种实质性的改变：‘一是[论述]重点的转移，二是[文本]意义的变换’。”
《何文》不是根据自己的文献学和文本学研究而是简单认同莱文的观点作为立论根据，撇开对西方学者观点的盲目崇拜因素不谈，至少是缺乏学术眼光与辨识的一种表现。
第一，莱文是怎样工作并得出如此结论的，我们不得而知，但仅从恩格斯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所遇到的困难以及所耗费的精力与时间上来判断，莱文的结论也是不可靠的。
对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所遇到的困难，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里只指出有代表性的几处评论：（1）“我找到了《资本的流通》和第三册中《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的手稿，约一千页对开纸。现在还不能说，这一手稿是否能按原样刊印。无论如何我得誊写一遍，因为这是草稿。”[9]（P3）（2）“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大量手稿；我必须先通看一遍（它是用什么字迹写的啊！），然后才能说，它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搞好可以付印，需要从比较后期的笔记本中选取多少东西作为补充。”[9]（PP.6-7）（3）“首先要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这不是一件小事。第二册的手稿有四稿或五稿，其中只有第一稿是写完了的，而后几稿都只是开了个头。这需要花费不少的劳动”[9]（P28）。（4）“第二卷要花去我非常多的劳动，至少第二册是这样。有一份完整的稿子，大约是1868年写的，但这只是一个草稿。此外至少还有三份甚至四份属于不同的较晚时期的修改稿，但没有一份是完成了的。要从中搞出一份定稿来，那可是一件吃力的事情！”[9]（P31）（5）“……搞第二卷，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除了完全写好的部分以外，其他的还很粗糙，全是草稿，大约只有两章例外。引文没有条理，随便记在一起，仅仅是为了日后选用而搜集起来的。而且那种字迹只有我才能认得出来，但也很费力。”[9]（P57）（6）“关于第二册的中间部分，至少有1870年以前写的四种稿本；唯一的困难就在这里。”[9]（P97）（7）“现在活着的人中只有我才能辨认这种字迹、这些缩写的字以及整个缩写的句子。”[9]（P102）（8）“《资本论》第二册比第一册更伤脑筋，至少开头部分是如此。”[9]（P168）（9）“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然而在手稿目前这样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是初稿，是断断续续写的，而且还没有完成。……我将同时教他们辨认那些现在除我以外（对于马克思的笔迹和缩写字我已经看惯了）对谁来说都是天书的手稿。”[11]（P236）
以此可见，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显然不是如有人想象得那样简单而轻松，事实上也耗费了恩格斯长达12年的精力和时间，而且直到他逝世的时候《资本论》第四卷的整理出版工作也没有完成。既然马克思原稿如此难以辨识和处理，那么，莱文又是在什么样的工作基础上辨识出“恩格斯把自己的语句加到马克思的原文上，而又不加脚注说明是他自己的东西”，“略去马克思原来的一些语句，同样未加脚注予以说明”，“变动了马克思的个别词句，也没有说明他对马克思的措辞的这种更换”，“恩格斯还常常在原文中插入取自全然不同的手稿、来源的材料，打乱了马克思原来的顺序，而且又是没有向读者作出说明，造成了读者认为这就是马克思的实际原稿的印象”的呢？这些都不能不使人疑窦顿生。
第二，迄今为止，没有一个人既有资格也有能力对马克思《资本论》的遗稿进行重新整理，而只有恩格斯才既有资格也有能力整理出版出《资本论》第二、三卷来。
首先说资格。根据恩格斯的回忆，马克思知道，“万不得已时（现在正是这样），手稿会由我根据他的精神出版的”[9]（P57），为此，马克思逝世前指定恩格斯和他的小女儿爱琳娜为其遗著处理人“处理他的全部文稿，并关心出版那些应该出版的东西，特别是第二卷和一些数学著作。”[9]（P42）对于如何处理马克思的遗著甚至连恩格斯也非常慎重，多次谈到：“没有杜西同意，我没有权利刊印任何东西，因为她和我同是马克思遗著处理人”[9]（PP.3-4），“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我同是他的遗著处理人，没有他的同意，我不能作任何决定”[9]（P7）。因此，对于马克思未完成的《资本论》整理出版工作，除他们两人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其整理、出版的内容和形式，根本无须别人包括莱文之流横加指责与品头论足。在笔者看来，由恩格斯整理出版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可以而且应当视同马克思整理出版的一样，而由其他任何人做这项工作都不可能是这个样子，而事实上迄今也没有人能够做出这份工作来。关于这一点，列宁的评论是非常准确而公允的：“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2卷和第3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12]（P45）由是观之，莱文“发现”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只能归于画蛇添足之类。
其次说能力。马克思之所以指定恩格斯为其遗著处理人负责《资本论》的整理出版工作，是建立在对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能力的无限信任基础上的。还在1859年6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不久，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就表示：“使我十分高兴的是，第一分册中了你的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你的意见对我是重要的。我曾有点不安地等待你的评判，使我的妻子感到很好笑。”[10]（P429）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武器问题时真诚地期望恩格斯“考虑一下”“我可以把你写的东西署上你的名字放在我的书中作为附录”的建议，并且认为，“如果这样做的话，那就应当放在专门探讨这个题目的第一卷里。你可以了解，如果你能在我的主要著作……中直接以合著者的身份出现，而不只是被引证者，这会使我多么高兴！”[5]（P36）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解是否有如一些人所说的那样的“距离”，可以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高度评价中得到恰当的答案：在1864年7月4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写道：“你知道，首先，我对一切事物的理解是迟缓的，其次，我总是踏着你的脚印走”[13]（P410），更不要说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明的：“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信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参看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6]（P33）。
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的困难决定了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还可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对此问题的看法予以判断。马克思于1866年2月13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资本论》第一卷的编篡出版时问题就指出：“手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篡出版。”[5]（P181）只是由于马克思晚年健康状况恶化，认识到“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只能希望恩格斯根据自己的手稿“‘做出点什么’来”了”[14]（PP.8-9）。至于恩格斯对此问题的认识，只须指出一件事情来说明就够了：当恩格斯得知拉布里奥拉要“对三卷《资本论》作个梗概的介绍”时指出：“这是一个作家能给自己提出的最艰巨的任务之一。我认为，在整个欧洲，能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找不到半打，除了其他必备的条件以外，还需要透彻的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并精通德语。”为此，恩格斯建议“他在对整个著作着手独立研究以前，首先应该很好地理解第一卷”，并郑重申明“我没有法律上的权利阻止他，但是我必须说明，我不承担任何责任。”[15]（P468）恩格斯的这些忠告是否也适用于100多年以后那些对《资本论》品头论足的人呢？笔者认为是完全适用的，而对这些人作出的简单粗暴结论，也决不能让恩格斯承担任何责任。
第三，判断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过程中对马克思原稿的修订究竟是技术性的修订还是根本性的修改，取决于两个标准：一是看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所坚持的原则是否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二是看这种修订是否改变了整个《资本论》的结论。
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修订并没有改变整个《资本论》的结论，这一点恐怕没有人会提出异议，而事实上也是这样，在此可以不予讨论。这里主要通过考察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所坚持的原则来看他是否违背了马克思的思想。勿须重复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所说明的编辑原则，这里只指出恩格斯在与其他人的通信中谈到的几个要点来看他是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做《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整理出版工作的就够了：（1）“象马克思这样的人，他的每一个字都贵似金玉。”[9]（P28）（2）“特别重要的是，我所出的应当是马克思的真正著作。”[9]（P97）（3）“由于这最后一卷是一部如此出色而绝对不容置辩的学术著作，我认为我有责任在出版这一卷时，要使全部论据都十分清楚而明确。”[11]（P236）（4）“我要一气呵成，不能有丝毫间断，要重新翻阅文献，一句话，要仔细推敲全部材料，以便使原稿的绝大部分最终都能保持原来面目，但同时又完全能担保没有犯直接或间接的错误。”[16]（P233）（5）“虽然今后的工作量还很大，但我总算前进了一大步，已经可以看到尽头了。谁也不会象我这样对此感到高兴，因为这项工作一直是我良心上的一个重担。”[16]（P507）（6）“现在只是改正印错的地方，可是对这样性质的书籍来说，这也是很重要的。”[15]（P80）（7）“我还应当感谢您对我的看重，认为我可以根据第三卷写出什么比它现有形式更好的东西。但是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一字不差地用马克思本人的提法整理出马克思的原文，就是尽了我的职责，虽然这可能要逼着读者更努力地去进行独立思考。”[15]（P406）
第四，《资本论》编辑中的“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思想上有无差异的问题”。如何对待这个问题，韩立新博士的观点是较为中肯的，他认为可以使这个问题“成为当今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方向和生长点……但是，我们在对二者的差异进行分析时必须做到实事求是，必须严格依照文献学和文本学的研究还历史一个真实，对恩格斯的工作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另据韩博士介绍，2005年底MEGA2第Ⅱ部分第12卷已正式出版，“该卷不仅首次公开了恩格斯在1884年至1885年为出版《资本论》第二卷而制作的一部编辑原稿，更重要的还在该书的《附属材料》卷中收录了恩格斯编辑原稿与马克思原始手稿之间异同的几个附录，从而为研究两者的关系提供了决定性证据”，2007年是《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写作150周年，为纪念该手稿的写作这一历史事件，“MEGA2第Ⅱ部分的编辑者们正倾尽全力试图将剩下的3册（MEGA2Ⅱ/4.3、MEGA2Ⅱ/1.1、11.2）赶在2008年前出版。”[17] 读书至此，笔者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所喜者乃“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研究者们终于有新事可做了，所忧者乃人们啃这块“硬骨头”的能力和水平——究竟能做出些什么成果来，我们只有耐心地等待。但不管怎样，研究者在自己尚未对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与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做出对比研究的情况下，无论是采用别人的观点还是自己独立地作出一些结论，还是应当慎重一些。
观点之四：马克思因为长期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两人的合作不排除彼此误解的可能性。
《何文》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不能不把马克思在思想上明显同恩格斯不一致却未曾表达过异议这一事实，归结为外部原因而非思想本身的原因造成的结果。譬如马克思在经济上对恩格斯的过份依赖等。……庸常生活的巨大压力……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误解’未必妨碍‘合作’，合作……并不必然地就是建立在彼此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的。”
如果说前三种观点是由学术观点与学术眼光之差别而来的，那么，这个观点就不是学术问题而纯属论者的自我推断与猜度了。《何文》提出这种观点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之迷”的解答，不能不使人感慨良多，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定会再一次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2]（P695）
历史已经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作出了无可置疑的结论，如果要说两人之思想有差异，学者们尽可以广泛而自由地开展研究，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差异之原因，无论如何也不能“归结为外部原因而非思想本身的原因造成的结果”，不能归结到“庸常生活的巨大压力，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上来。
纵观马克思在革命实践和理论上战斗而光辉的一生，他何曾向任何专制政府、任何人、任何理论妥协和让步过？向普鲁士专制政府妥协和让步了吗？向比利时政府妥协和让步了吗？向黑格尔、施特劳斯、鲍威尔兄弟、施蒂纳等人及其理论妥协和让步了吗？向费尔巴哈、魏特林、蒲鲁东、巴枯宁、杜林及其理论妥协和让步了吗？向德国工人党内的机会主义妥协和让步了吗？……没有！相反，我们到处看到的是马克思一生与各种错误思想特别是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者及其理论不屈的斗争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庄严的申明：“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吧！”[6]（PP.102-103）正是他这一伟大品格的真实写照。难以想象，这样一位不屈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和伟大的科学巨匠，对什么人什么思想都不能妥协和让步，恰恰妥协和让步于自己的亲密战友恩格斯，而妥协和让步的原因仅仅是因为：马克思也是一位常人，而常人总是会在受人之惠后为了向对方表示感激而屈服于对方的，马克思也不例外；既然马克思大半生要靠恩格斯接济，那么，自然有意无意之间容忍了恩格斯的一些与马克思有一定“差距”的思想，例如关于自然辩证法的思想、关于实践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旧唯物主义关系的思想，等等。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推论，但却是一个对于马克思恩格斯关系来说是极端荒谬的推论。据说这样的推论建立在“马克思无疑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常人”基础上的，而常人总有“人之常情”这样的“人性”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一贯反对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复杂的社会关系，当然在这里也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这且不谈，不管怎样，既然常人总是有“人之常情”的，那我们就看看马克思作为常人的“人之常情”吧，看看马克思有什么样的“人之常情”以及他把自己的“人之常情”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1.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中多次表达了对恩格斯在经济上给予其无私支持的感激之情，我们这里只须指出以下几处就足以表明他是以什么方式回报恩格斯之支持的了：（1）“我感到十分难过的是，我暂时还不得不压榨你，因为我的一身亏空使我把一切能够典当的东西都典当了”[10]（P111）。（2）“这里严寒已经降临，我们家里一点煤都没有，这逼着我又来压榨你，虽然对我来说这是世界上最苦恼的事。我决定这样做，只是由于强大的‘外来压力’……总而言之，我不得不写信给你，而且也在这样做。的确，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我宁愿被埋葬在百丈深渊之下，也不愿这样苟延残喘。老是连累别人，同时自己也总是疲于同卑微的日常琐事作战，长此以往，实在难以忍受。”[10]（PP.256-257）（3）“你又病了，真叫人心焦，在这种情况下还来麻烦你，更使我心里难受。”[10]（PP.334-335）（4）“你也理解，恰好在现在，正当你把开在弗莱里格拉特名下的期票的款项刚刚付清或正要付款的时候，我又来逼你，我是多么难受呵。但这是万不得已。”[10]（P371）（5）“给你写信，我的心情是多么沉重，你为我尽了这么大的力量，甚至超出了你的能力所许可的限度，可是我还经常用阴郁的信来折磨你，我自然感到很难过。”[13]（P208）（6）“我很久没有写信，并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情况的压力，我不愿拿这些事情来打扰你，折磨你。”[13]（P216）（7）“你为了我在钱的问题上作难，使我非常不安，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谁能够抵抗得了象美国这样的危机？”[13]（P265）（8）“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5]（P135）（9）“亲爱的朋友，在所有这一切情况下比任何时候更感觉到，我们之间存在的这种友谊是何等的幸福。你要知道，我对任何关系都没有作过这么高的评价。”[5]（P185）（10）“没有你，我永远不能完成这部著作。坦白地向你说，我的良心经常象被梦魔压着一样感到沉重，因为你的卓越才能主要是为了我才浪费在经商上面，才让它荒废，而且还要分担我的一切琐碎的忧患。”[5]（P301）（11）“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5]（PP.328-329）
通过这些发自肺腑的真诚之语，我们看到的是，马克思确实是一个常人且具有常人所具有的对他人帮助的感激之情，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受恩格斯之无私帮助乃因为“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5]（P135），而恩格斯也自然知道马克思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本书造成的”[5]（P266）：“我一直认为，使你长期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如果不把这个担子抛掉，你就永远不会而且不能摆脱困境。这个一辈子也搞不完的东西，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5]（PP.295-296）。面对马克思恩格斯进行的“和（官方的）世界作最艰苦的斗争”[5]（P543）这样伟大而崇高的事业，有谁能设想马克思为了向恩格斯表示感激之情而“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呢？
2.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也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1]（P443），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1]（PP.439-440）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提到：“近两年来，我的情况不是好了，而是坏了。……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1]（PP.550-551）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5]（P294），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道：“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18]（P526）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资产阶级庸人们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的”，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我希望，这样解释就够了。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5]（PP.543-544）当把这些发生在马克思身上为了公正的科学研究而不向现实作任何屈服的事情展示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又有谁会设想“庸常生活的巨大压力”或“现实压力”“有可能使马克思在理论上做出某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妥协和让步”呢？
其实，说马克思由于在经济上依赖恩格斯而造成其对恩格斯思想的妥协和让步，并不是什么新鲜观点，莱文早在1975年出版的《可悲的结局：马克思反对恩格斯》一书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歧之后，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这些彼此不同的解释相互说清楚呢？如果他们各自有不同的焦点和重心，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些细微的差别表达出来呢？”他认为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在这两个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中找到：一方面是“恩格斯需要马克思那样一个人来建立他自己的自尊，他同马克思的交往是他自己的存在和自我规定的一部分；另一方面，马克思也依赖恩格斯。恩格斯给马克思提供了经济上的资助，要是没有恩格斯的接济，马克思要想进行理论工作，完成他的光辉巨著《资本论》，是不能想象的。恩格斯是马克思一生中最忠实的朋友，当马克思需要感情上和专业上的支持时，他总能在恩格斯那里找到。马克思曾多次在信中向恩格斯表示欠了他的人情。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意识到他们之间的友谊对他们各自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要明确表达彼此的思想分歧，甚至公开进行争论，以致使两人之间的友谊遭到威胁，那是不可能的事情。”[19]（PP.56-57）《何文》在30多年后重提这个老套之论，其价值何在而其目的又何在呢？
有点新鲜的则是《何文》对“马克思恩格斯关系之迷”的第二个解答，然而却是更为庸俗之谬见。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合作与两个玩拼图游戏者的合作作简单的类比，本身就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伟大而崇高的合作的庸俗理解。两个活生生的人共同战斗、生活了近四十年，怎么会不发生误解呢？因此，问题不在于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有没有过误解，而在于这种误解是什么性质的误解。
说起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误解，最大的一次误解可算是发生在1863年1月的一件事情了。当时恩格斯的妻子刚刚去世，恩格斯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马克思，而这时的马克思也正被严重的经济危机“完全弄得头昏脑胀”，于是在回信中只是简单的对恩格斯表示了宽慰后就诉说自己的“不幸”[13]（P309），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种“冷冰冰的态度”以没有及时回信的方式表示不满，并说“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那就听便吧！”[13]（P310）马克思了解到恩格斯的心情后非常后悔，急忙复信表示“这决不是出于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13]（PP.311-312）。经过马克思“坦率”的解释，恩格斯复信表示释然：“应该告诉你，这封信在整整一个星期里始终在我的脑际盘旋，没法把它忘掉。不过不要紧，你最近的这封信已经把前一封信所留下的印象消除了，而且我感到高兴的是，我没有在失去玛丽的同时再失去自己最老的和最好的朋友。”[13]（P314）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两人重归于好。
翻阅马克思恩格斯之间以及他们同其他人的通信，这样的日常生活上的误解事例可能还有很多，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两人在思想上产生误解而发生争论的材料。因而，没有任何证据地主观推测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成功的合作不排除误解的可能，只能归于虚妄之论了。
观点之五：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有着“基本预设上的距离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而非“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
在马克思恩格斯关系问题上，目前学界存有三种基本的观点。一种是传统教科书的“等同论”或“一致论”，一种是西方学者所发现的“对立论”，还有一种就是目前研究这个问题的国内学者所持的“差异论”。其中，“差异论”又包括“差异中的一致”与“一致中的差异”两种讲法，前者看重一致而后者更看重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内学者所持的“差异论”不过是西方学者“对立论”的一个变种而已，究其实质既是对传统的“等同论”的突破，又是对“对立论”的退却，因而可以看作是对“等同论”与“差异论”的一种折衷意见。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存在着“差异”是毋庸讳言的；然而，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一些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时，不是在研究“差异”而是在寻找“差距”。《何文》显然不满足于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异”，而是径直从“差异论”走向了“差距论”，认定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间有“基本预设上的距离即所谓思想上的异质性”而非“基于共同的预设而形成的”“次要的、非实质性的差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谈到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对立时，……没有达到马克思所曾达到的‘合题’，而是仍然停留在知性逻辑的框架中”，而“这种差别既凸显了马克思逻辑上的彻底性，也说明了恩格斯在视野上的局限性”；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对费尔巴哈的赞扬性评价“说明当时的恩格斯被费尔巴哈学说的表面性的东西蒙蔽了，从而缺乏足够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稿……的整理方式也表明，他似乎没有意识到两人在思想上的距离，以至于在某些情况下对马克思的原稿不加注释地进行修改、增删和新的表述”，“自信地认为自己……同马克思之间不存在任何值得申明的思想上的距离或差别”。等等。
本文无意于讨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中哪些是有“差异”的而哪些又是有“差距”的之类的问题，在此只是提出一些可以供学界同仁认真思考和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当我们在踌躇满志地讨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差异”甚或“差距”的时候，我们判断这些“差异”或“差距”的标准是什么，而这些标准又是怎样被确立起来的？当我们在信誓旦旦地言称以马克思思想判断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差异”甚或“差距”的时候，何以能够自信据以论说的观点完全是马克思的本真思想呢？我们又有多大的把握和能力或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敢于言称自己“回到”、“走进”、“走近”甚或“重新理解”了马克思呢？当得知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思想尚且与马克思思想有“异质性的差异”或有较大的“差距”的时候，我们这些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衣钵传人者又作何感想呢？——我们是否需要反省：当我们探密式地寻找恩格斯思想与马克思思想之“差距”的时候，是否首先需要测度一下我们的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差距”，且不说我们与马克思思想的“差距”有多大，且先问一下我们与恩格斯思想的“差距”有多大呢？当我们雄心勃勃地欲图“回到马克思”或“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静心思酌一下“回到恩格斯”、“重新理解恩格斯”的问题呢？恩格斯的思想果真就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简单吗，而迄今为止，谁人又能断然宣称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就达到了或超过了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比如对马克思很看重的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理解，对马克思所创建的“新唯物主义”的理解，对《资本论》的理解，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理解，等等）了呢？难道说我们与恩格斯思想就没有距离吗，或者说我们与恩格斯思想的距离就比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距离要小得多吗？当我们这些与马克思思想“无差距”者在挥舞“实践唯物主义”大棒检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正是与马克思思想“有差距”的恩格斯最先发表了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并把它称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2]（P213）；当我们这些与马克思思想“无差距”者在处心积虑地构造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实践本体论”大厦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正是与马克思思想“有差距”的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彻底地贯彻马克思“消灭作为哲学的哲学”思想而把哲学归结为“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学和辩证法”[2]（P257）；当我们这些与马克思思想“无差距”者在苦苦探寻马克思哲学“出场路径”的时候，不要忘记了，正是与马克思思想“有差距”的恩格斯“从另一条道路”出场并得出同马克思“一样的结果”[6]（P33）。等等。
具体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但有一点是可以确信的：不理解恩格斯，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欲“回到马克思”或“重新理解马克思”，就必须首先回到恩格斯，重新理解恩格斯！尽管完全有可能的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理解确实与马克思有“距离”，但更为可能的是，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解，只用首先达到恩格斯的水平，也才能够超出恩格斯的水平，向着接近马克思的目标一步步迈进。在此，重温一下恩格斯评价马克思的话不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2]（P242）以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上的理论贡献，反观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恩格斯是天才，而我们或许连能手也远远不是。没有恩格斯，马克思主义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既欲达到对马克思的理解而又试图绕开或撇开恩格斯，恐怕此路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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