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品牌与卫视的“主流化”生存——卫视品牌价值观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卫视论文,品牌论文,价值观论文,主流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电视频道的品牌化探索历史并不久远。在呼号管理时代，电视品牌的建立主要是依赖资源(频道、内容)稀缺性、权威性长期确立起来的，电视媒体并无品牌自觉。在泛媒体时代，除了技术与资源优势，确立品牌优势几乎是所有类型媒体实践的重要方向。对于国有电视媒体而言，品牌化甚至被看作是市场化的第一步。①
媒体品牌要与一般的频道呼号相区隔，必须注入个性化元素。显然，这就是所谓识别系统。电视频道识别系统与企业识别系统(CIS)类似，基本上由视觉识别、理念识别和行为识别构成。②品牌的理念识别也即价值观表述，是品牌的核心，随着电视媒体品牌化运营日渐成熟，处于第一梯队的卫视(本文特指人们通常理解的省级卫视)在品牌化摸索中渐次确定了各自品牌价值观。作为当前最具影响力的媒体类型，卫视品牌化实践中的价值观表述是一个有趣的观察国有媒体市场化的一个面向，同时也透视了国有媒体在特殊情境下的发展策略及其后果。
一、“快乐”“幸福”“梦想”：当前卫星电视品牌构建与价值观表述
如果按照节目包装、栏目包装和频道包装三个阶段来分类的话，中国电视从一开始就试图建构不同层次的视觉识别系统③，这包括色彩、标识、字体、音乐以及宣传片等。2003年，上海卫视经广电总局同意更名为东方卫视，可以看作是国有电视媒体从视觉识别有意识走向品牌营销努力的标志性事件。这无疑是突破呼号管理方式的一次有效尝试。④2000年以来，由于所有省级电视台都有了自己的上星频道，对自身定位的挣扎是对试图表述品牌价值观的原初动力。随着卫视娱乐化及日趋激烈的竞争，卫视品牌建构过渡到理念即价值观诉求层面，从而有效统摄并完整构建频道识别系统。国有电视媒体的品牌化进入新阶段。
湖南卫视品牌价值观表述为“快乐”，是卫视中的先行者。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评估和论证，2004年初，湖南卫视终于推出了“快乐中国”这一独特的品牌口号。围绕这一品牌内核，湖南卫视推出了《谁是英雄》《金鹰之星》《国球大典》《超级女声》《快乐男声》《天天向上》等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娱乐节目，深入诠释“快乐中国”这一频道理念。⑤在一系列形成话题的娱乐节目效应下，“湖南卫视的影响力已经超越国界，辐射到东南亚和欧美部分国家”。湖南卫视品牌化显著提升了其作为广告平台的附加值⑥。
巨大的经济收益刺激了竞争者的神经，强化了其他地方卫视对领头羊品牌化思路的模仿和追赶。江苏卫视2004年提出“情感特色”定位，2010年将“情感”与“幸福”关联起来，提出“情感世界 幸福中国”的品牌口号。2011年5月1日，东方卫视全新改版，以“梦想”作为品牌价值观，打出新口号——“梦想的力量，你我同在”。有趣的是，2012年，浙江卫视借助大热的选秀节目《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将其价值观同样描述为“梦想”(自2012年4月13日起在其台标下不断翻转“第一梦想频道”)。
“快乐”“幸福”“梦想”是卫视的主力和中坚，也是最具市场化意识的卫视群体的关键词，也是引领国有电视媒体发展方向的关键词。此为本文所关注者，同时本文还兼及其他。
二、提炼：泛真人秀时代的“命运”主题、价值观与品牌故事
明确的(或者说有影响力的)品牌价值观表述在我国电视媒体次第出现，但并非毫无来由。从媒体管理者的言论和文章中，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自然来自市场经济实践和市场营销理论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的则是来自对自身成功的路径依赖及对成功娱乐节目的价值提炼。市场营销理论和实践促使频道管理者不断寻找频道在市场中的“定位”，按照行政区划分配的省级卫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是如此。最具有进取心的卫视在其品牌化过程中的“定位”(品牌内核)大体经历了从利益定位(将名称与期望的利益相连)阶段走向价值定位阶段的过程。⑦
1.《快乐大本营》：娱乐与“快乐”
1997年，由《快乐大本营》开始，湖南卫视走入中国电视观众的视野。以这档娱乐节目为代表的一批娱乐节目的成功，对今后湖南卫视品牌发展的方向和道路产生重要影响⑧。2003年，湖南卫视取消原来的湖南“宣传频道”定位，关闭一些卫生及其他行业节目，提出“锁定娱乐，锁定年轻，锁定全国”(利益定位表述)。2004年6月，湖南卫视正式提出“快乐中国”的频道核心理念。这是国内第一家对自身品牌进行清晰定位与形象区隔的电视媒体。
2.《人间》：情感与“幸福”
“江苏卫视在情感节目方面有团队优势和资源优势”⑨，2004年，江苏卫视通过内外部深入调研分析，确立了“情感特色”(利益定位表述)品牌定位。以此定位，2007年3月，江苏卫视在整合“情感地带”栏目群基础上推出中国第一个事件类栏目《人间》(周一至周五)，叙说“正在发生的事件，共同经历的情感”，迅速跃居省级卫视同时段收视第一⑩。但江苏卫视向以青少年收视群体为主的综艺节目拓展，与“情感”定位之间产生断裂，促使其“思考如何在情感中找价值取向”(11)。2009年，江苏卫视确立“幸福”作为其核心品牌理念。
3.《中国达人秀》与“梦想”
2003年，上海卫视更名为东方卫视后，提出其总体定位为“中国都市旗帜，国际传媒标准，社会制作窗口，全国城市平台”(利益定位表述，其内容定位表达为“新闻见长，影视支撑，娱乐补充，体育特色”)。但这一定位由于集团架构设计原因并不成功(12)。2010年7月，东方卫视与《英国达人》版权合作，推出大型电视真人秀季播栏目《中国达人秀》，打破电视综艺节目收视纪录，成为当年重要的媒介事件，其栏目口号为“相信梦想，相信奇迹”。这档节目的巨大成功，成为东方卫视明确品牌定位的契机。2011年5月1日，东方卫视以新口号“梦想的力量，你我同在”取代没有价值指向的“风从东方来”。
无论是“梦想”还是“快乐”“幸福”，品牌的价值定位无疑触及了一种广泛的情感，特别是真人秀节目中参与者的故事和价值宣言，对观众都形成了明显的情感冲击。这些卫视在提炼的价值观基础上进一步演绎和延伸，对其他节目的宣传和导向做相应的价值诠释。比如，就东方卫视来说，大型季播节目《我心唱响》通过“说不出口的话，大声唱出来”来圆梦；《百里挑一》追求爱情梦想；《幸福魔方》还原幸福梦想；《东方直播室》追求民生梦想；甚至电视剧时段也提出了“都市梦想”的剧场定位。(13)从这种演绎、延伸来看，卫视品牌价值观与卫视节目的主体形态已经密切关联起来。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消费主义的影响日益加深，消费社会的逐渐形成是中国娱乐文化迅速发展的社会条件，大众文化心理从文化学习向文化消费转化，同时也意味着从严肃文化向游戏文化的转化。娱乐文化的滥觞和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蔓延，为真人秀电视节目的风行提供了土壤。根据尹鸿的研究，2000年之前，中国电视中已有真人秀萌芽。(14)2000年之后，真人秀节目不断突破，特别是2003年随着《超级女声》出现引发社会普遍关注，并演化为电视节目的主流形态。同时，真人秀的节目理念、电视元素和电视技巧广泛注入了其他节目形态。(15)可以说，传统电视已经进入了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
泛真人秀的主体节目形态呈现了观众的高度参与特征，上述卫视的品牌价值观描述试图消除不对等的“传—受”关系，体现从观众出发的平视色彩。从人性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是施者、受者、观者三位一体(16)。从观者的角度来说，在一个泛真人秀的时代，节目的最终目的就是展示人的命运，并企图改变人的命运。看电视就是看人的命运。而在节目的后期剪辑中，更是注重展现人物细节，构建呈现故事的动人力量。在与国外节目模式的全面对接中，真人秀节目的工业化故事生产能力被放大。浙江卫视2012年《中国好声音》一集80分钟纯内容，节目组事先要运用26个机位(16个场内、10个场外)准备好差不多1000分钟的素材。(17)说话构成细节，细节构成故事，故事构成命运，命运构成收视。(18)这就是泛真人秀节目呈现的背后的逻辑链条。命运主题在转型中国有着特别的意义，是最有可能在节目与观众之间引起化学反应的。这或许可以解释卫视在提炼其品牌价值观时选择“快乐”“幸福”“梦想”等命运关联话语的深刻含义。
三、共鸣：娱乐、价值观与主旋律
尽管卫视品牌价值观主要试图展现成功节目类型中的积极价值元素，形成社会普遍认同的情感冲击，力图与主流价值观相契合，如除前述三卫视外，安徽卫视通过“爱”(“剧行天下爱传万家”)、天津卫视通过“快乐”、山东卫视通过“公平”等这样类似快乐、幸福、梦想的普遍情感来作为其品牌价值观，但主流意识形态诉求带有较浓厚的父爱主义色彩，任何带有负面价值取向的娱乐是没有合法地位的(19)，媒体从业者必须架构品牌价值观通往主旋律的桥梁。在理论处理和实践通路两个面向上，媒体从业者充分体现了话语创新和策略变通，实现了意义的有效分配。
首先，在提出品牌价值观同时，必须进一步将其置于更为宏大的理念和情感基础上。卫视从业者习惯于将责任与品牌关联起来，通过各种场合强调对责任的宣称。欧阳常林总结社会主义媒体有四大基本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文化责任、产业责任(20)，并且前三项永远是第一位的。“没有责任意识的媒体，是没有灵魂的媒体，不可能做大做强。”正是基于这一点，“快乐中国”的频道理念之后还必须提出“责任引领品牌”“用品牌传播大爱”来作为补充，“梦想”也必须要与责任相关联(21)。责任是一个人分内应做的事，作为社会价值判断的责任相当于义务。儒家所强调的“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关乎一种独特责任意识、责任心理动力结构的塑造，直接影响到国人民族性格的孕育、积淀。(22)儒家社会责任意识要求人们个体归向于整体，以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重，以天下为己任，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媒体从业者的责任话语反映了较强的儒家责任伦理特点。除此之外，还包括党的新闻事业的话语，市场经济的话语和专业主义话语，它们都在新闻工作当中起到指导实践和赋予意义的作用。(23)由于对主旋律价值相对狭隘的定义(比如不断诉求从革命的合法性基础当中诠释当前合法性)，为国有电视机构将娱乐与主旋律相结合带来了理论上的难度。欧阳常林有关品牌的责任话语，典型地反映出将多种话语不断杂糅表述，试图构建出“流动多变的话语空间”的努力。这里，有着较为复杂的逻辑演绎，即责任引领品牌，而“不是品牌决定责任”，这个责任是“尽可能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但不是低俗媚俗，要不断提高节目的文化品位和思想性”。责任话语升华了或者转换了品牌内在理念也即价值观表述。从而，“责任”作为逻辑中介，将娱乐的品牌价值观与主旋律划上了等号，同时也为在实践中的主旋律情节设计、演绎拓展了空间，或者说后者为“责任”提供了论据，从而构建了娱乐品牌的合法性基础。
责任，还体现为对党的发展理念的认同和追随。为了取得与主旋律的共鸣，有的卫视甚至直接从党的政治文献和官方话语中寻找灵感和资源。江苏卫视曾于2004年选择“情感”特色的品牌定位，首要原因就是“情为民所系”是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体现。2009年，“情感”升级为“幸福”，首要考虑也是这一品牌定位与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相一致，与中央倡导的“和谐社会”理念相融通，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融合，是主流媒体应当倡导的主流核心价值。(24)山东卫视在定义其内在灵魂“公平”价值观时援引胡锦涛总书记2011年“七一讲话”(“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和温家宝总理有关“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的讲话。(25)这些与主旋律相契合的话语有助于获得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认可，既规避了意识形态风险，又有利于宣传推广。
责任话语的“论据”准备是通往主旋律逻辑链条的实践通路，具体技术处理工具可以表述为“寓教于乐”。(26)单纯的(或者说没有集体、官方取向的)大众娱乐总是无法心安理得地存在。节目制作者必须主动接受“官方管理者代表的主流话语规训，规避则意味着娱乐失败”(27)。自真人秀节目在卫视兴起之时，与主流话语资源不断的结合就成为一种常态。各大型真人秀节目都做了积极回应，他们充分利用主旋律资源来构筑、阐释并正当化其各个环节的娱乐化设置。(28)从《超级女声》《加油！好男儿》(东方卫视2006年、2007年主打的选秀节目)到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组运用选歌、有意识的策划(比如结合“慈善公益”“科教兴国”等主旋律概念，或者参与者面对失败时的统一宣言)等方式来确立主旋律基调，从而使得“集体、个体”之间的紧张感得到释放。这就是所谓中国大众娱乐的“暧昧结构”(29)。在这里，责任话语的集体取向与实践通路的这一“暧昧结构”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四、价值观功能、卫视娱乐化与卫视的“主流化”
各卫视尽管在价值观表述上存在一定差异，但这种差异并没有表述看上去的那么大，其目的还是要借此在广告商和观众那里建构不同其他媒体(卫视)的品牌识别系统。
据广电总局收听收看中心统计分析(2011年10月)，目前全国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在晚上黄金时间段(19：30-22:00)内播出的娱乐性较强的节目每周总计有126档，主要包括婚恋交友类、才艺竞秀类、情感故事类、游戏竞技类、综艺娱乐类、访谈脱口秀等。平均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周播出这些类型的节目3.7档，平均每天晚上黄金时间全国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共有18档这些类节目同时播出。(30)广电总局以答记者问的形式评价当前卫视“节目形态雷同、过多过滥”。这说明，单就卫视节目市场来看，各卫视特别是相互竞争激烈的一线卫视市场与快速消费品行业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相似性：产品质量容易被消费者感受和判断，产品同质化、可替代性强。卫视品牌的快速消费品化意味着品牌忠诚度不高，需要持续不断的品牌维护和品牌知名度推广。价值观即理念识别是其中之一，还需要各种视觉化推广手段尤其是持续不断的节目创意作为后盾。一个优秀的节目创意或者一次成功的节目版权运作就足以改变观众的选择。
卫视品牌的快速消费品化特征使处于第一梯队的卫视愈加重视强化其理念识别。与日用快速消费品品牌营销相似的是，二者都通过建立各自识别系统，并试图通过价值观表述来确立一种品牌文化，展现不同的功效诉求，从而引起观众消费心理和文化心理认同，确立观众收视忠诚度。浙江卫视2008年提出其“中国蓝”作为其品牌，强调“生态传播”概念，在同质化激烈竞争态势下，2012年也试图借助大型真人秀《中国梦想秀》《中国好声音》确立更具感染力的“梦想”(与东方卫视同)作为其品牌价值观。品牌价值观表述表明了有进取心的卫视自觉打造更具商业价值媒体的努力。真正的问题在于，“快乐”“幸福”“梦想”这样的带有情感与命运主题的品牌价值观表述的基础是娱乐性的，而新闻、纪录片等节目样态不具备这样的基础。以“快乐”“幸福”“梦想”为理念识别的品牌形象无疑否认了一个综合频道的性质而更明确地导向对一个娱乐化频道的认同。
在目前的媒体格局中，省级卫视具有独特的政治地位，均为各省级行政区划电视主频道，成为链接地方和中央的象征性平台，是“主流媒体”的当然代表(31)。这与娱乐取向的品牌价值观是难以逻辑自洽的。娱乐品牌价值观是一种消费文化的符号化，总体来看，“快乐”“幸福”“梦想”营造的是对现实生活的幻象(32)，与监管部门要求的主流媒体所应秉持的价值观也相去甚远。
因此，卫视必须不断建立与政治地位相称的新的平衡，重新确立与“主流媒体”的关系定位。如果说有关品牌的思考最初源于卫视运营者在竞争中对于自身“定位”的思考，那么有关品牌价值观与主流之间关系的阐释则在这种思考中始终如影随形。针对这种品牌价值观“无法调和”的一面，需要在定位表述上做必要的技术处理。面对娱乐节目主导的现实和切实的市场压力，从业者对卫视定位经常做补充说明，从话语表达上充满了对矛盾概念的综合处理。比如，“应当成为一个特色化的综合性、大众化卫星频道”、“以新闻为旗帜，以情感为特色”(周莉)、“俗娱乐”与“雅高端”融合打通(欧阳常林)、“新闻立台、影视强台、娱乐兴台”(东方卫视竞争策略)。对这些概念的叠加、交叉、综合处理，一是对以新闻为主导的综合性频道特点的宣称，一是对主旋律的宣称。这两点“宣称”是试图对“主流媒体”地位的再确认。
与主旋律的逻辑衔接当然是维持卫视“主流”成色的一种前导和准备。卫视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在前文已做了阐述，而新闻对于主流媒体的地位不言而喻。尽管新闻式微在卫视已成事实，但长久以来，没有一家官办电视台明确否认过“新闻立台”。自1983年“四级办台”以来，广播电视的功能于此一脉相承，中央三台成为“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新闻宣传主平台，各地方广播电视台则需“服从与服务于当地党委和政府各项工作大局”。
正是“新闻立台”的现实规定性，明显的卫视娱乐化现象显然也是监管机构所不愿意看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广电总局2011年10月发布，被广泛称为“限娱令”)中重申“电视上星综合频道定位是以新闻宣传为主的综合频道”，甚至对新闻节目时长、播出时段都做了明确要求：各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加大新闻类节目播出比例，每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每日6:00至24:00新闻类节目不得少于2小时；18:00-23:30必须有两档以上自办新闻类节目，每档新闻节目时间不得少于30分钟。
但不论是对有关新闻的形式化规定，还是对娱乐节目主旋律化处理，都无法完全弥平卫视品牌及其品牌价值观与“新闻综合”属性之间的逻辑冲突。就当前电视产业发展而言，市场要素是非市场化的，市场体系显现出部分市场子秩序不兼容的一面。在这样的混合型状态下，市场是不开放的和不完全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完全发挥作用。卫星电视资源是计划经济分配模式的产物，由于不具有退出自由并进入流通环节，导致卫星电视资源维持计划分配时的低水平平衡状态，在地方法团主义、政府间竞争及广电集团内部人利益的背景指向下，这一点成为全国电视市场娱乐化趋同现象的制度基础。(33)今后上演的卫视的市场化道路必然继续是一场“明白的暧昧”。
注释：
①李岚：《国有广电传媒集团的产业链接和品牌运营——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访谈录》，《视听界》，2004年第4期。
②参见于丹：《形象品牌竞争力：电视包装实战攻略》，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2月版；丁俊杰主编《中国电视专业化频道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版。
③周梅：《电视频道整体包装的理论与实践》，四川美术学院2004年硕士论文，万方数据。
④2003年，独立运营的东方卫视还曾专门成立了形象工作室，专司东方卫视的形象包装和推广，包括台标设计、创意制作宣传片、策划各种宣传活动，同时配套进行各类广告投放和主持人包装推广。SMG是对呼号管理方式突破的坚定实践者。除“东方卫视”外，自2003年至2010年，先后更名或组建第一财经频道(原财经频道)、炫动卡通频道、哈哈少儿频道(原少儿频道)、星尚频道(原生活时尚频道)、五星体育频道(原体育频道)、东方购物频道等。但对品牌价值观的提炼则要远远落后于其对名称的变化。
⑤⑧刘一平：《快乐，在生长与裂变中构筑未来——湖南卫视品牌拓展之路》，《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⑥湖南卫视广告收入从2001年1.6亿增长到2009年的18亿元，2010年超过36亿元，远超其他卫视一倍甚至数倍以上。
⑦湖南、江苏、上海等地卫视品牌理念识别力最强，构建了最为完整的品牌识别系统，这均与其推出《超级女声》《非诚勿扰》《中国达人秀》等具有社会性话题效应的品牌节目关系密切。此外，在较有影响力的卫视品牌中，安徽卫视品牌口号为“剧行天下，爱传万家”，山东卫视品牌口号为“情义山东，公平中国”，天津卫视为“快乐生活”。其它卫视也基本都推出了自己的品牌口号，但一般停留在利益定位阶段，没有上升到价值观层面，影响有限。
⑨(11)(24)周莉：《江苏广电总台(集团)及江苏卫视品牌定位升级的实践与思考》，《现代传播》，2010年第3期。
⑩景志刚：《江苏卫视的幸福“长大”》，《视听界》，2011年第3期。
(12)张鑫：《焦虑的番茄》，《中国广播影视》，2011年第3期。
(13)凌洁：《东方卫视“梦想”品牌识别解析》，《新闻传播》，2012年第1期。
(14)(15)尹鸿、冉儒学、陆虹：《娱乐旋风——认识电视真人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版，第36、4页。
(16)莫言在2004年4月接受《新京报》采访的时候解读其小说《檀香刑》时说，从人性的角度讲，每个人其实都是受刑者、观刑者、施刑者三位一体。在一个事件中，这三者是一种合谋的关系。这个对人性的洞见有助理解消费社会的娱乐文化。具体参见该记者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d504701018glk.html?tj=1。
(17)蔡慕嘉：《这个夏天电视节目“洋装”横行》，《信息时报》，2012年7月22日。
(18)曾历任《家庭演播室》制片人、东方卫视副总监的徐向东2006年在SMG内部做的一场名为《剪辑就是写作》的主题讲座中描绘了当前泛真人秀娱乐节目对人物“命运”主题的关注。
(19)2005年7月19日，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播音主持委员会举行“珍惜受众信任，树立健康形象”主题座谈会，号召抵制广播电视文艺娱乐节目主持人低俗之风，引发了关于“超级女声”等大型真人秀节目低俗化的评论热潮。后来“三俗”(即庸俗、低俗、媚俗)成为定性标签。中央在2010年7月明确提出，要引导广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单位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
(20)欧阳常林：《电视媒体的大责大爱——湖南卫视的品牌之路》，《今日中国论坛》，2008年第2-3期。
(21)徐帆、李晓：《责任与梦想：东方卫视媒体从业人员价值观研习会述评》，《新闻大学》，2011年第4期。
(22)任亚辉：《中国传统儒家责任心理思想研究》，《心理学报》，2008年第11期。
(23)转引自潘忠党：《有限创新与媒介变迁：改革中的中国新闻业》，《文化研究》第7辑。
(25)张莉：《山东卫视：最后的突围》，《综艺报》，2011年第22期。
(26)湖南台台长欧阳常林将电视媒体的“寓教于乐”翻译为：以丰富多彩的内容，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并且认为这一点对于制止电视节目低俗化、推进高端崛起尤为重要。
(27)(29)吴菁、胡春春：《明白的暧昧——从“超级女声”看中国大众娱乐模式》，《文化研究》第7辑。
(28)(33)李兆丰：《大型电视真人秀：超越区域垄断的影响力游戏——地方政府、广电集团与国家(机构)的视野》，《新闻大学》，2007年第2期。
(30)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就《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答新华社记者问，参见广电总局官网。
(31)比如，江苏台负责人在江苏卫视定位升级研讨会上就明确表示，江苏卫视作为江苏省委省政府的喉舌和江苏省面向全国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窗口，必须有正确的核心价值取向。
(32)当然，如同我们对某些新闻信息的另类解读一样，其中一些娱乐节目在某些方面仍然带给我们对真实生活的认知，比如婚恋节目中参与嘉宾话语展现的有关金钱、婚姻的普遍社会观念。但总体来看，娱乐媒体品牌所呈现的价值观及态度与媒体态度不是一回事，这一切是基于卫视排名和经济收入的竞争，与媒体道义理想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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