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叙述风度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度论文,现代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重视张扬叙事个性的现代小说中，创作主体运用语言材料建造起来的叙事文本，是一条符号链，同时也是一股情绪流。当创作主体所采用的语言表现形式与人类某种情感意绪达到同态对应或异质同构时，叙述形式便产生了情感表现性，在文本的语言符号链里则流溢着一种叙述风度，这种叙述风度标示着主体的人生情感体验和审美知觉活动图式。小说的叙述风度早为人们所感知、所关注，并为作家论家所追捕。
叙述风度既表现为作品的外在风貌，又表现为作品的内在气韵，它是语言符号与情绪意蕴的融和，具有显在的形式性，又有潜在的意味性。正如一个人，一笑一频都带有他自己的风度，而人的风度既有言谈举止、衣着身姿等显在形式，又有文化素养、精神风貌等潜态气韵。叙述风度好象是具体的、鲜明的，给人以真切的感受；又好象是抽象的、飘忽的，需有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才能把握领悟。本文试图对现代小说叙述风度的生成和物化形态作粗略考察。
叙述风度的生成
叙述风度的生成是一个复杂而玄妙的过程，制导的因素很多，比如特定的社会风气、政治环境和各种各样的文艺观、创作观等等都是。所以，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文章风度，不同流派也有不同流派的文学风采。魏晋时期的社会风尚形成了通脱的文章风度，齐梁时代的政治环境产生出绮靡的文学风采。现实主义作家的沉实，浪漫主义群体的狂放，也都是各自文艺观、创作观的产物。不过，本文却想避开社会时代、流派思潮之类的大题目，而只对作家个体的叙述风度进行艺术观照。好在叙述风度的时代风貌、群体风采都可通过作家个体运化得以展示。就作家个体说来，影响其叙述风度生成的因素很多，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两条：
第一，作家的人格和艺术修养是生成其叙述风度的重要因素。
当然，个体的人格和艺术修养囊括的内涵十分宽泛：如作家的个性气质、精神气韵、人生经验以及艺术情趣、欣赏习惯、审美定势、艺术修养等等都是。这里仅择其要者加以剖析。先来看看作家的个性气质、精神气韵和人生经验对生成其叙述风度的影响。文坛有一则关于阿城的轶闻：一次阿城失盗千余元，他在向人讲述这一事件时却说，他同情那个小偷，而庆幸自己只失钱，没有被盗走更值钱的旧版《金瓶梅》。那种平和的态度，超然的语气恰似《棋王》的叙述风度：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母，孤身一个，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
叙述夹带着一团团冷气扑面袭来。少年老成的作家漫不经心于世俗人生和对一切都处之泰然的个性气质，使作品生成了虚静、淡泊、冷峻的叙述风度。
再如少年时期在内蒙草原插队的张承志，大草原的壮丽景象、开阔视野、严峻生态铸成了他刚毅强悍的个性气质和热烈奔放的情怀。在他的小说中，作家的情感投入很深，作品往往以诗的韵律和激情抒发真挚强烈的主体情怀：
这时，黄河，他看见黄河又燃烧了。赤铜色的浪头缓缓地扬起着，整个一条大川长峡此刻全部熔入了那片激动的火焰。山谷里蒸腾着朦胧的气流，他看见眼前充斥着，旋转着，跳跃着，怒吼着又轻唱着的一团团通红的浓彩。这是在呼唤我呢，瞧这些一圈圈旋转的颜色。这是我的黄河父亲在呼唤我。《北方的河》
作品这种直抒胸臆、一泻无余、激越豪放的叙述风度完全是作家坦荡不羁精神气韵的外射。
再来看作家的审美情趣、艺术修养和他对世界把握方式对于叙述风度生成的影响。以不满十岁就胆气过人，爱冒险的蒋子龙为例。他从小爱看大戏，爱听大书，爱读《三国》、《水浒》、《七侠五义》等武侠小说。作家这种崇尚阳刚之美的艺术情趣造就了他粗犷雄放的叙述风度，他的小说似“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
团泊洼象一口巨大的破锅，被历史废弃不用了，扔在华北的东部平原上。坐落在锅底的这个稀稀拉拉的大村落，正是大赵庄。
这是《燕赵悲歌》的开头。一种雄悍苍凉、粗犷豪放的叙述风度回荡在小说世界中。粗犷豪放是蒋子龙小说的稳态叙述风度，这恰与温婉柔和、浅唱低吟的贾平凹成对比。自小喜独处、爱幽思冥想的贾平凹，常常与山石为伴，跟细流低语，在诗书字画中神游，他沉醉于明月的温情，清泉的灵性……如此这般构筑起来的作家的艺术才情和审美个性自然是“小桥流水、典雅清丽”：
这地方很小，却是商州的一大名镇。南面是秦岭：秦岭多逶迤，于此却平缓，孤零零地聚结了一座石峰。这石峰若在字形里，便是一个“商”字，若在人形里，便是一个坐翁。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秦时，商山四皓：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避乱隐居在此，饥食紫芝，渴饮石泉，而名留青史。于是，地以人传，这地方就狭小到了恰好，偏远到了恰好，商州哪个不知呢？《腊月·正月》这种舒缓低回的叙述风度，正与作家温婉柔美、典雅灵秀的艺术情趣相表里。
作家的叙述风度还与他的艺术修养和他对世界的把握方式相映现、相关联。就拿汪曾祺来说，平淡是他基本的人生态度，也是他毕生的艺术追求，平淡构成了他的叙述风度。在平淡之中，他描绘了山川风物，故里乡情。在他的作品里荡漾着古刹钟声，缭绕着超俗的氛围，寄寓着与造化同乐的自得之情。作家恬淡自得的心态、情态与作品散淡自在的叙述风度交相辉映。汪曾祺小说艺术达到如此境界，非一日功夫，从年轻时代起，他在情感上接受了一种平淡闲适的生活态度和情感方式。在艺术上，他追随归有光、沈从文的平淡而讲究意境；平时，他最钟爱的是《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太平广记》等笔墨轻淡的笔记小说，这类作品给他的艺术濡染很深。他沉醉于“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这种平淡自在的生活情调和艺术境界。平淡自在也成了他稳态的叙述风度。
如果将汪曾祺与阿城、何立伟等青年作家作比照，虽然三人的叙述风度有相近之处：虚静、淡泊，但由于三人的艺术修养和对世界的把握方式有差别，叙述风度也有差异：阿城“一头扎进道家里”（汪曾祺语），以冷淡语言表现淡化了的情感世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冷漠，也不是历尽沧桑之后的平淡，而是一种天才式的直觉了悟。他的叙述风度在虚静淡泊之中溶含着冷峻，可惜还缺一点自然化神功。何立伟则以蔑视陈规旧俗的个性化语言伸张飘逸洒脱情愫，他的叙述风度更趋近飘逸，然而太事雕琢。比之于汪曾祺，两青年作家虽也追慕平淡，却未除尽火气，还留有人为痕迹。而汪曾祺的叙述风度在虚静淡泊之中弥漫着人间烟火味。他主张把平淡的生活、生命状态审美化，“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丧失对于生活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不能丧失对于生活的爱。”在《钓鱼的医生》里，王淡人替人看病还白送药给人，却不断在河边垂钓。生活就如“一庭春雨，满架秋风”，虽然清苦，却也淡泊闲适。因此，他的叙述风度平淡自在，如智者随意谈天说地，清幽雅淡，自然质朴，几近天籁。
第二，作家对艺术世界的情感态度和观照演绎方式于生成小说叙述风度有直接影响。
所谓作家对艺术世界的情感态度，主要指作家对艺术对象的价值评判态度，这对作品叙述风度的形成影响极大。 我们来看看鲁迅的《阿Q正传》与《祝福》。在阿Q身上颇多缺点， 尤其是丑恶的“精神胜利法”，鲁迅视之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和意志的腐蚀剂，作者的憎恶之情浸染着整个叙述过程。有人用“火的冰”来形容作家于此处的情感态度，如果将“火的冰”借过来表述本文的叙述风度也很精当。而《祝福》中的祥林嫂，鲁迅则把她当作一个真正的悲剧形象来塑造，作家认为她的毁灭是“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她的悲剧是惊心动魄的社会悲剧，作家在冰样冷的理性文字里包裹着忧心如焚的滚烫的激情，因此将“冰的火”拿来描述此文的叙述风度也颇允当。
作家对艺术世界的观照、演绎方式包括的内容很多：叙述者的设计，叙述视角的选择，文体的创新，语言手段、叙事方法的运用等等都是。本文第二部份将要讨论的叙述风度的物化形态，其实是揭示叙述风度与文体创新、叙事方法、语言手段的关系。这里主要谈谈叙述者、叙述视角的选择对叙述风度的影响。仍拿鲁迅小说作范例来剖析。《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两篇作品的艺术对象都是反封建战士，由于前者采用的是作品主人公——狂人的自知视角，整个艺术世界便由狂人的意识世界构成，狂人的主观化叙述使得作品产生出一种率真而热切的叙述风度。而后者采用的是全知视角，全知全能的客观化叙述使作品呈现为沉稳而笃实的叙述风度。
再来看《孔乙己》和《白光》，这是两部描写封建没落知识分子的小说，其叙述风度主要借不同身份的叙述者的口吻得以传达。《孔乙己》的叙述者是一个过早承受生活重负，经受世态炎凉的酒店小伙计，他对孔乙己迂腐可笑的性格和可悲可怜的生世看得最真，对人情淡薄、世态炎凉也体验最深。与人物同样卑微可怜的叙述者的叙述，使作品呈现出一片纯真温厚的叙述风度。《白光》选择的是精灵一般的全知全能，鬼魅一般的冷酷无情的叙述者，它以尖酸刻薄的口吻传达出一种冷峻犀利的叙述风度，从而有力鞭挞了陈士成的狂妄行径和丑恶灵魂。
叙述风度的物化形态
前面说过，叙述风度既表现为作品的外在风貌，又表现为作品的内在气韵，它是语言符号与情绪意蕴的融合。确切些说，叙述风度的物化形态是语言符号与情绪意蕴的动态融合，有显态的形式表征，也有潜态意味内含，是形式与意味两者互证互动的动态建构。
叙述风度的语言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语词的特殊选择、句子的别样构成、语式语态的搭配、语气语调的编排、语音节奏的调拨等等，都是叙述风度的形式因素。譬如何立伟小说，其叙述风度的物化形态就有显著的语言形式特征：遣词精致，语法不囿陈规，追慕自然，潇洒倜傥的语言散发出飘逸淡泊的叙述风度。随手撷来《白色鸟》中的几小节话语：
迤逦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趔趔的足印，酒盅似的，盈满了阳光，盈满了从堤上飘逸过来的野花的芳香。
还格格格格盈满清脆如葡萄的笑音。
湿津津地舔着天空舔着岸。
远处一页白帆正慢慢慢慢吻过来。
文中的“迤逦”、“盈满”、“飘逸”原本是表现性状的形容词，这里却用作了动词。它们由静态的描摹转为动态的显示时，其本来性质并未完全失落；后两句中的“舔”、“吻”采用了词的临时转义手法，使它们既保留着本来语义，又赋予了新的涵义；再如“格格格格”、“慢慢慢慢”的四声重叠和“清脆如葡萄的笑音”的有意背离词义搭配常规等等，这些别具一格的选词法和构词法生成了陌生感、新异感，也产生出一种洒脱、飘逸的语言情致和叙事风韵。
张承志小说叙述风度的语言形态除了热烈强化的造词特色外，还表现为独特的句子构成：重铺陈、高调性、意象密集、色彩浓烈、句子容量大，雍容华丽、浓艳丰满的美文化作了热烈高亢的情怀，泄放出激越雄放、酣畅淋漓的叙述风度。摘来《黑骏马》中的一段话：
啊，日出……极远极远的。大概在几万里以外的、草原以东的大海那儿吧，耀眼的地平线上，有半轮鲜红欲滴的、不安地颤动的太阳露出来。从我们头顶上方一直伸延东去的那块遮满长空的蓝黑色云层，在那儿被火红的朝阳烧熔边缘。熊熊燃烧的，那红艳醉人的一道霞光，正在坦荡无垠的大地尽头蔓延和跳跃，势不可挡地在那遥远的东方截断了草原漫长的夜。
整个语段形容词迭加，众多意象大肆铺陈，句子的附加成份大大超过了主干成份，长句超长句组接成热烈雄放的叙述语流，传达出主体胸中奔腾的热力和激越的情怀。
上述两作家叙述风度以坦露的语言形式为表征，而且形式的意味旨向很鲜明，俯拾皆是的独特语词选择和句子构成透泄出一种与形式相对应的叙述风度。这种语言形式与叙述风度之间，或能引起联想，或是形成某种对应关系，使人很快从语言形式中体悟出叙述风度。
韩少功、陈村的语言形式和叙述风度之间也有类似的对应关系。他们往往通过语句语段别具机杼的排列，凸现出语言符号对于人类本体生存的意味，并营造一种或与人类生存、生命状态同构或与人的心理情状对应的叙述风度。且看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一段话：“丙崽他娘种菜喂鸡，还是个接生婆。常有些妇女上门来，叽叽咕咕一阵，然后她带上剪刀什么的，跟着来人交头接耳地出门去。那把剪刀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也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剪鞋样，剪酸菜，剪指甲，剪出山寨一代人、一个未来居然用的同一把剪刀，使人在尴尬之中领悟到，这不伦不类的事物罗列和语词扭结，恰恰呈现了一种粗俗、狂野的叙述风度，也画出了粗俗、野蛮、荒谬、落后的山寨生态。陈村的《一天》从词句到式调全无变化，一律平板单调的“的”、“了”句式重复唠叨，构成了单调枯燥的叙述风度，却也神奇地写出了张三平庸乏味的生活。
在现代小说中，语言形式和叙述风度之间能找到直接对应关系的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作家叙述风度的语言形式表现比较复杂：各种各样的构词造句营篇，花样翻新的语式语态、语气语调等等，显态的、潜态的语言方式错杂使用。这使得叙述风度的形式表现曲曲折折，有时需转几道弯才能寻出点蛛丝马迹。比如王蒙的小说，刻板的公文语体与活泼的文学笔调嫁接在一起，亦庄亦谐的语言体式加上大量堆砌的同义、近义、反义的游戏般文字，恣肆挥洒，辛辣地抨击人间丑行、社会恶德、文化痼疾、人性缺陷。请看《坚硬的稀粥》中的一段话：
如果，1949年以后我们的领导及早下决心消灭稀粥咸菜，全国都吃黄油面包外加火腿香肠鸡蛋酸奶干酪外加果酱蜂蜜朱古力，我国国力、科技、艺术、体育、住房、教育、小汽车人均拥有量不是早就达到世界前列了吗？说到底，稀粥咸菜是我们民族不幸的根源，是我们封建社会趋稳定欠发展无进步的根源！彻底消灭稀粥咸菜！稀粥咸菜不消灭中国就没有希望！
由于创作主体对世界的机智把握，帮助作家独具机杼地设计语体错位，把严肃的思想、辛辣的讽刺包裹在轻松幽默的语言之中，表层的尖酸掩盖着深层的悲悯，使人想笑又想哭。人们跟着作家几经周折才最后解悟：“老辣机巧”是王蒙的叙述风度。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用弹跳的文字、消瘦的句式，间常夹杂着一些无标点语段，并伴随着错杂纷乱不谐和语言旋律，众多语言元素嘈杂纷繁，交织出一种焦灼、烦躁的叙述风度。她的《蓝绿海》的忧郁哀伤的叙述风度，以不紧不慢的节奏和回环往复的旋律为协奏。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的迷惘庸懒的叙述风度，则是随意潇洒的语言腔调和嘲讽自嘲的情绪意态的融和。
叙述风度物化形态的语言形式千姿百态，幻变无穷。更何况叙述风度并不全由显态的语言形式表现，有时还以潜态的语气语调传达，有时甚至连语调也很平淡，于是叙述风度的物化形态变得有些玄奥。它虽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得到，是一种风致、滋味、神韵之类的东西，它象一股气流弥漫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又象是一层云雾，氤氲于小说世界上空。汪曾祺深得此中玄机。他的小说通体平淡：平淡的人，平淡的事，平淡的情怀，平淡的话语。然而，就是在这平淡的文字里透发出空灵的写意味：即在平淡之中隐匿着一种意蕴，一种情致，从而流溢出一种淡泊、虚静、平和自在的叙述风度。
钓上来一条，刮刮鳞洗净了，就手就放到锅里。不大一会，鱼就熟了。他就一边吃鱼，一边喝酒，一边甩钩再钓。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味美无比，叫做“起水鲜”。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知道有人来看病了，就把火盖上，把鱼竿插在岸边湿泥里，起身往家里走。不一会，就有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
（《故乡人·钓鱼的医生》）
在这里，没有描写只有叙述，不见情绪却是生活本身：平淡闲适、一片天籁。阿城小说也有此韵：寻常的语词，稳态简静的句子，低缓的节奏，平和的语气，随遇而安的情态，缘机而发的话语，传达出淡泊冷峻的叙述风度：
王一生孤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暗暗地照在他的脸上，眼睛深陷进去，墨墨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
（《棋王》）
文中句式几乎都是主、谓、宾寻常结构，没有祈使语气，也没有感叹语式，绝少使用的几个形容词多呈冷暗色调，冷冷的、淡淡的语言传达出元气大化的主体情怀。
为了营造自己独有的叙述风度，现代小说家们都在寻找着自己的方式。有的愿意在遣词造句谋篇上下功夫，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艺术天地，何立伟、张承志、王蒙的成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另外有些作家，他们的功夫似乎不是下在文句上，而是在言辞外，如汪曾祺、阿城、林斤澜。他们的作品从语言形式看似无新异处，平平淡淡、普普通通，可就是在这平淡普通的语言中透发出种种独特的叙述风度，奇迹般地传送出意味、风致、神韵等各种耐人寻味的东西。其实这也是一种语言方式，而且是更高层次的语言方式，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被称作“白描”，以“极炼如不炼”为上品。小说艺术要达到如此境界绝非易事，一些国学造诣较高的作家着意于这种高品位的语言功夫和叙述风度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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