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非洲论文,会在论文,探析论文,进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基督教是与佛教、伊斯兰教并列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基督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传播始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之后。19世纪中叶开始的殖民探险活动，特别是1884年的柏林会议揭开了基督教在非洲大传播、大发展的序幕，开启了一百多年传教事业的所谓“黄金时代”。基督教传入非洲后，经历了一个非洲化的进程。20世纪以来，非洲已成为世界上基督徒人数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2000年，非洲的基督徒总数约为3.47亿人，已占总人口的46％；如果按照年均增幅2.48％的速度发展，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6.4亿人。基督教会在非洲的增长速度也要快于在其他各洲的增长，2000年，非洲约有58万多个基督教堂，①并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独立教会和本土教会。但值得注意的是，基督徒在非洲的人口分布并不均衡，自西向东以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尼日利亚、乍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南疆为界，该线以北地区的人口多信奉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上述地区国家的人口中占多数；该线以南的地区则是基督徒在国家人口中占相对或绝对多数，几乎平均占各国总人口的60％以上，有些国家的比重更高，如在纳米比亚，基督徒人数占全国人口的90％，刚果(金)的基督徒约占全国人口的83％，安哥拉、肯尼亚和加蓬的基督徒也达到了总人口的70％左右；在一些小岛国，如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佛得角等，更是几乎举国皆信仰基督教。
基督教会在非洲社会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同非洲各国时局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国际形势变化、非洲国家内部事态发展及政治思潮的影响，非洲掀起了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浪潮。在民主化进程的各个阶段，我们都可以看到基督教会的踪影，它们通过扮演不同角色，参与及推动了非洲各国民主变革的进程。
民主化进程的开启阶段(1989-1991年)
事实上，在许多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初始阶段，基督教会承担起民主化运动的开启者、策划者与组织者的角色，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贝宁、刚果(布)等国的事例中略见一斑。其中，贝宁可谓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证。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政府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政策的失误，导致国内形势急剧恶化，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死城运动”几乎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情势下，基督教会率先在科托努召开全国主教会议并签发公开信，严厉抨击“贝宁人民革命党”政权，明确提出了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和要求。②正是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种势力的强大压力下，为缓解国内矛盾，1989年12月，克雷库(Mathieu Kerekou，1972-1991年在任)政权被迫宣布开放党禁，并同意召开“全国会议”。贝宁全国主教会议不仅派代表参加了1990年2月召开的非洲历史上首次有反对派参加的全国会议；而且科托努大主教助理伊西多尔·德苏扎还以“第三方”的角色任会议主席，并当选过渡时期(1990年2月-1991年3月)“共和国最高参议院”立法和法律监督机构主席。会议决定于1991年3月举行民主选举，从而剥夺了总统克雷库行使了17年的绝对权力，贝宁由此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
同样开启了本国民主化进程、并成为过渡时期策划者、组织者的还有刚果(布)的教会。1990年6月“刚果劳动党”宣布将实行多党制。同年8月，以“刚果教会大公委员会”(Conseil oecuménique des Eglises du Congo)为核心的教会组织在致共和国总统的信中，直言一党制的种种弊端，主张民主开放，并提出参与政治讨论的要求。在包括教会在内的各方压力下，刚果(布)政府于12月6日正式启动了该国多党民主化进程，并召开了“全国会议”。尽管刚果(布)民主化的开启是多种因素所致，但教会在民主化开启中的作用不容小视。来自奥旺多(Owando)的埃尔耐斯特·孔博(Ernest Kombo)主教不仅担任了“全国会议”主席，还当选为过渡期最高立法机构——“共和国最高委员会”(Conseil supérieur de la République，CSR)的最高领导人。
在肯尼亚，同样是教会率先发出了要求政治变革的呼声，从而推动了该国从一党专政向民主政治的转型。1989年岁末，“肯尼亚东非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ast Africa，PCEA)教长蒂莫西·恩乔亚(Timothy Njoya)在新年布道时明确指出，东欧国家的事态表明一党制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是不民主的制度；非洲国家领导人应从东欧国家动荡中吸取教训，对一党制的弊端进行反省；他还明确提出，应修改肯尼亚1982年宪法的第二条，变一党制为多党制。③
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虽然教会并没有直接开启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教会领袖在随后的过渡期内参与全国会议的讨论，并担任主席，同样扮演了组织者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加蓬，扮演这一角色的是奥耶姆(Oyem)的主教巴齐尔·昂戈内(Basile Mve Engone)；在多哥，则是阿塔帕梅(Atakpamé)的主教萨努科·柯波泽罗(Sanouko Kpodzro)。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基桑加尼(Kisangani)的大主教洛朗·蒙桑戈-巴辛亚(Laurent Monsengwo Pasinya)在1991年当选为“全国会议”主席，以结束全国无政府状态。④
总的来看，在这一阶段，虽然席卷全球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蔓延到了非洲，但对于国家实行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化变革问题，非洲国家并未形成共识。原因在于：一方面，非洲国家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多地显露出一党制弊端，加之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而另一方面，多党制容易引起部族冲突，催生各种矛盾，引发各国政要的担忧。尽管如此，非洲各国最终先后步入政治民主化之路，可以说，当时外力影响对于徘徊在十字路口的非洲国家政治取向固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督教会作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开启者、策划者与组织者，其作用有目共睹。一些非洲国家的基督教会主教作为教会代表参加了所在国的“全国会议”，还有的主教担任了该国过渡时期最高委员会(具有临时议会功能)主席。正是在包括教会在内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集团的压力或推动下，许多非洲国家步入了民主化进程。
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危机阶段(1991-1994年)
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非洲国家内部各种问题与矛盾逐渐显露出来，甚至引发民主化危机。基督教会适时转变角色，成为冲突的调解者、政府的监督者与民主政治文化的教育者。
(一)民主化推进阶段
在步入政治民主化进程后，很多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在是否召开“全国会议”问题上发生争执。面对一些非洲国家的党派斗争，基督教会往往主动或“应邀”在执政党和反对派之间进行斡旋与调解。这里以“喀麦隆福音教会”(L'Eglise évangélique du Cameroun，EEC)为例。1991年，喀麦隆的反对派要求召开“全国会议”，而政府坚持用“三方会议”取而代之。“喀麦隆福音教会”主席拉梅雷(Laméré)牧师等主要基督教会的领导人支持政府提出的方案，但遭到激进的反对党拒绝。为了打破僵局，以“喀麦隆福音教会”为主的教会领袖们遵从反对党的意愿，签署了一份要求大选按期举行的呼吁书；与此同时，拉梅雷牧师也不止一次地呼吁人们要彼此宽容、相互尊重，以避免喀麦隆走向混乱。⑤在教会的调和下，政府和反对派经过反复协商与相互让步，终于达成共识。虽然喀麦隆基督教会不可能成为左右政局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但是作为党派间的调解者，在推动民主化进程方面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为党派间的调解者，教会的身影也同样出现在贝宁、多哥、科特迪瓦、加蓬、喀麦隆、刚果(布)、刚果民主共和国、卢旺达、布隆迪、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等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中。
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有效的监督机制，基督教会在一些非洲国家通过监督政府和选举而参与其中。在肯尼亚，1990年2月，该国负责调查政府高官腐败行为的外交部长罗伯特·奥科(Robert Ouko)遭暗杀，很多人认为这是一起谋杀事件，理由是政府中的高官害怕腐败问题被揭露，而政府面对此事件的消极态度引起了教士们的不满，他们在布道中多次评论这一事件，对政府施压。再如，1991年在莫伊总统的家乡裂谷省(Rift Valley)爆发了“部族清洗”事件，冲突导致上千人死亡，近25万人被迫离开家园。事后，以“肯尼亚教会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Kenya，NCCK)为代表的主要教会的高级神职人员联合起来，声称这是一起由政界人士精心策划和导演的事件，目的旨在印证“多党制会引发部族冲突”⑥。在民主选举方面，“定期的全民普选”一直是衡量民主的重要标准之一，而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后，虽然初步建构起民主的选举制度，但还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于是，一些国家的基督教会补充了国家在大选监督职能方面的空缺，在一定程度上确保选举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1991年赞比亚举行了历史上首次多党派参加的大选，主要由基督教会组成的“赞比亚选举监督协调委员会”(Zambia Elections Monitoring Coordinating Committee，ZEMCC)通过部署在全国各地投票站的监督员，确保了大选在相对自由、公正的氛围中进行，而顺利进行大选对于在赞比亚确立多元政治制度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一些国家的教会还注重在公民中进行民主政治文化的培养和教育，使公民了解选举程序，树立民主意识，广泛参与大选，并在其中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利、承担应有的责任和义务。加纳教会在“加纳基督教委员会”(the Christian Council of Ghana，CCG)和“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Ghana Bishops' Conference，GBC)及其相关机构“国家天主教秘书处”(the National Catholic Secretariat，NCS)的领导下⑦通过组织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研讨会，对基督徒进行大选的准备、公民权利与义务、政府政策、人权和社会公平方面的教育，并鼓励他们参与到民主化进程中来。在肯尼亚，一些教会组织也积极致力于国民教育，以在民众中树立公民意识和民主思想。如“国家赞成基督教不同教派联合的市民教育计划”(National Ecumenical Civic Education，NECEP)出版了《大选监督指导》、《在即将到来的多党选举中要考虑的问题》等小册子，用于对民众进行公民意识教育。肯尼亚新教教会则更多地通过“参与民主教育”(l' Education for Participatory Democracy，EPD)的努力出版用英语和斯瓦希里语编撰的选民手册，并免费分发。
综上，在推进民主化阶段，非洲国家普遍接受了多党制原则，并开始构建民主体制框架。虽然基督教会在此阶段的实际影响或作用因国而异，而且在不少非洲国家，由于受教会自身的组织结构特点、神学理论，以及教会中部族主义等因素的影响，使教会在某些时候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而更多地表现为政治上的犹豫不决、左右摇摆；或因态度过于谨慎克制，而在关键时刻表现得软弱或退缩；甚至教会内部也会因政治倾向性分歧而发生分裂，并由此演化为教会内部的权利斗争。这些因素都制约了教会在民主化推进阶段作用的发挥，使之在开启了民主化进程后就很难再有所作为；但总体来说，在民主化进程推进阶段，教会仍然在调解矛盾、监督政府、对国民进行民主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独有的作用。
(二)民主化危机阶段
大部分非洲国家完成了政治民主化的首次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后，由于旧有矛盾尚未解决，加之新政体的“水土不服”，一些国家的政局发生动荡，出现了民主化危机。在此过程中，许多非洲国家的教会除了继续发挥监督者和教育者的作用，民主复兴和民族和解的调解者、仲裁人身份显得尤为突出，并为尽早结束危机、实现和平作出了努力。
在民主化危机较为严重的布隆迪，尽管教会的调解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在避免内战危机进一步恶化，以及敦促内战双方早日结束战争方面仍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危机爆发后，以天主教会主教B.比杜迪拉(B.Bududira)为代表的主要教会领袖进行了积极斡旋，旨在重建动乱各方的联系，并以和解方式将危机引向终结，直到恢复政府的合法性。天主教会、圣公会和自由循道宗教会⑧还发表了题为《教会在悲痛中对人民的呐喊》的公报，批评了发动政变方，并认为“当务之急是停止屠杀和内战”⑨。随着危机的进一步发展，教会又开始推动政府创建“和平与救助联合小组”(GAPS)，对动乱各方施压，尝试通过第三方解决危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虽然教会的调解以退却告终，但教会在布隆迪民主化危机中的努力依然值得称道。
同样，因部族矛盾引发民主化危机的还有刚果(布)。虽然该国基督教会在实践中很难像它所声称的那样坚持真正的中立性，但是当出现社会或政治危机时，教会还是积极地在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居间斡旋、调解，宣扬基督教中的和谐、宽容与和平的思想，试图利用其宗教精神感召力使暴力实施者停止行动。⑩
在这一阶段，非洲民主化浪潮完成了空间扩展，开始在各国朝着更加纵深方向发展，并由此激化了一党制时期因强力压制而被掩盖了的社会矛盾，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动乱。教会在布隆迪和刚果(布)等国民主化危机中的调解努力表明，宗教不仅在意识形态上为社会提供认识世界的方式、评判社会行为的价值观和道德体系，而且作为超越于世俗政治之外的社会实体，它也发挥着实体方面的社会功能，为社会提供一种组织社会的形式、一套调适和整合、凝聚社会的机制与体系。教会在民主化危机中的表现也印证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观点，即宗教参与修正“权力机关的道德秩序”，并构建文化体系和社会体系之间的关节点，成为信仰和社会秩序之间的媒介。(11)
民主化进程的巩固阶段(1995年至今)
非洲国家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只是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初级阶段，而民主制度的巩固还有待于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所谓民主政治文化，是指社会对民主的主观意识与价值判断，是社会成员对民主的态度、信仰、倾向、观念的反映。只有将民主的精神内化于民族的精神气质，方能使之获得更坚实的基础，并且对于社会的政治进步产生更久远的影响。非洲教会组织虽然在民主化转型完成后逐步淡出了政治舞台，但是它们仍在继续关注并推动完善民主，参与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构建，以巩固民主政治的成果。现以南非为例加以说明。
1994年，南非实现了由少数白人向黑人多数的权力转移。为处理好以前白人政权犯下的种族罪行，该国成立了以开普敦大主教图图为首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Commission de vérité et de réonciliation,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TRC)，试图用既不同于纽伦堡审判模式，又有别于无条件大赦的“第三条道路”——宗教救赎方式，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与宽恕之间取得平衡，实现南非的种族和解。该委员会作出决议：在种族压迫制度下犯罪的人，只要坦白自己的全部罪行，并真诚地请求宽恕，他们将得到赦免。正如加拿大魁北克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烈·科尔登(André Corten)指出的，当一些问题从政治角度不好解决时，政治就会寻求用真理、宽恕，以及和解的方式加以解决，于是一些政治家就开始用宗教方式来解决政治问题。不受处罚的罪行是不可以接受的。因此，为了接受和解，人们就要发起一场集体的净化与宣泄以联系赎罪和大赦、真理和宽恕，并在协商后认同这一结果。(12)
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努力下，南非白人当局种族隔离政策和奴隶制坚定支持者的“荷兰归正会”(Nederduitse Gereformeerde Kerk ou Eglise réformée hollandaise，NGK)等政党，对该当局在种族隔离时期所犯下的罪行进行了忏悔。到1997年8月底，“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接受了7 000份大赦申请，这是任何组织都无法做到的。这种用宗教救赎的精神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方式避免了社会动荡，对南非的和平民主过渡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了利用宗教救赎精神实现种族和解以外，“南非教堂理事会”(SACC)和“南部非洲天主教主教协商会”(SACBC)等教会组织还扮演着监督政府的角色。它们一方面支持非国大主导的现政府进行国家建设工作，另一方面又竭力与现政府保持一定的、足以对之进行批评的距离，通过“批判的团结”而保持着它们在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从而保证新南非在民主的轨道上稳步前行。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宗教放在社会大系统中去考察，就会发现宗教的社会功能与社会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甚至宗教的有些功能是其他社会组织和团体不可代替的。在不同历史时期，宗教的社会功能各有侧重，有时显示为控制功能，有时调适功能突出，还有时宗教的凝聚和精神感召功能将发挥巨大作用。宗教的社会功能使其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可以构成社会标准价值体系，且能够成为连接人类社会的重要纽带，起着不可取代的社会补偿和团结整个社会的作用。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民主制度的框架已经在非洲大部分国家构建起来，但民主制度的巩固和完善仍任重道远。为此，非洲基督教会面临更为艰巨的任务，它们需要发挥宗教的社会功能，加强民主政治文化的建设，从而将民主制度引向深入。
如前所述，基督教会在非洲民主化进程开启、推进、民主化危机及民主政体的巩固进程中扮演了开启者、组织者、调解者，乃至监督者、教育者的角色，在调解矛盾、化解危机、监督政府等方面发挥了不容小视的作用。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作为西方政治文化载体的教会势力已经成为影响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取向的要素之一，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当然，我们对于基督教会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既不能忽视，也不能高估，毕竟政府的力量起主导作用。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是由多种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基督教会只是此进程中的因素之一。由于论题所限，本文更多地关注基督教会在非洲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影响。
还需要指出，虽然笔者按照民主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教会的角色进行了简单划分，但在实践中，由于各国情况不同，以及教会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使得在民主化进程的同一阶段，不同国家的教会角色也不尽相同。一般说来，在少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转型过程中，教会行中庸之道，甚至扮演了卫道士的角色；但在多数非洲国家教会则充当了上述角色。诚然，即使是同一国家，教会在民主化进程每一阶段的角色也常常是多维的、变化的。
从非洲国家政治发展轨迹看，由威权体制过渡到民主政体并不意味着非洲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最终完成，民主是一个无限发展、逐渐完善的过程，在非洲当前及未来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基督教会势力的影响仍然会继续存在，特别是在全社会、全体公民的民主政治文化与价值观的建立和培育方面，其作用更是不可替代。
注释：
①卓新平著：《当代基督宗教教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76页。
②参见张宏明著：《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③See Galla Sabar,Church,State and Society in Kenya:From Mediation to Oposition,1963-1993,London,Frank Cass &Co.Ltd,2002,p.213.转引自贺文萍:《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研究》，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页。
④See Fabien Eboussi-Boulaga,Les conférences nationales en Afrique noire:une affaire à suivre,Paris:Karthala,1993; and Jeune Afrique,26 Juin-2 Juillet 1991,pp.16-25.See Metena M' Nteba,"Les Conférences Nationales Africaines et la figure politique de I' évêque–président",Za
re-Afrique,No.276,juin–ao
t 1993,pp.361-372.See Paul Gifford,"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in African Christianity",African Affairs,Vol.93,No.373,Oct.,1994,p.513.
⑤Cf Jean-Francois MEDARD,"Les Eglises protestantes au Cameroun,entre tradition autoritaire et ethnicité",in Franc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Religion et transition démocratique en Afrique,Paris:Edition Karthala,1997,p.205.
⑥Hervé MAUPEU,"Les Eglises chrétiennes au Kenya:des influences contradictoires",in Fran
ois Constantin Coulon,op.cit.,p.85.
⑦“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及其相关机构“国家天主教秘书处”，不是“加纳基督教委员会”成员，但是这两个机构在许多国家性、地区性和地方性的社会、政治问题上紧密协作、共同工作。“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是天主教会的一个官方机构。“国家天主教秘书处”是“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的执行机构。该机构在“加纳基督教主教大会”不在会期间执行并解释其有关决议和政策。see Kwasi Yirenkyi,"The Role of Christian Churches in National Politics:Reflections from Laity and Clergy in Ghana",Sociology of Religion,Vol.61,No.3,Autumn,2000,p.326.
⑧七位天主教会主教(除了一位主教在国外)、一位圣公会主教，以及一位自由循道宗教会主教的集体声明。cf Christian Thibon,"La démocratization en crise.Les occasions manquées de 1' Eglise catholique au Burundi",in Fran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op.cit.,p.343.
⑨Id.
⑩Cf Le Chemin,n°43,sept-oct 1993,p.8.Cf Joseph TONDA,"De l' exorcisme comme mode de démocratization.Eglises et mouvements religieux au Congo de 1990 à 1994",in Francois Constantin et Christian Coulon,op.cit.,p.282.
(11)Cf Jean-Michel DOLBEAU,"Christianisme et changement social en Afrique du Sud:Les cas de l' Eglise réfonnée hollandaise(NGK)et de I' Eglise chrétienne de Sion(ZCC)",in Véronique Faure,Dynamiques religieuses en Afrique australe,Paris:Edition Karthala,2000,p.86.
(12)Cf André Corten,"Le discours de la réconciliation et les nouvelles Eglises au Rwanda",Afrique contemporaine,Trimestriel N°200,octobre-déeembre 2001,p.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