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论文

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论文

教育学研究

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

朱文富1,郝 雪1,2

(1.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2.河北科技大学 发展规划与政策法规处,河北 石家庄 050018)

摘 要: 日本德川幕府统治末期,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认识到只有改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半殖民地的危险。于是,以吉田松阴为代表的改革派武士,手持“尊王攘夷”的改革大旗,积极学习西方的先进知识和文化,了解世界局势,并开塾授课,通过教育培养革新人才,继承变革图强之志。吉田松阴和松下村塾作为幕末时期极具代表性的教育家和私塾,在短暂的教育活动开展中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幕末维新志士和近代化领导人才,在日本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功绩。

关键词: 吉田松阴 ;松下村塾 ;日本私塾教育

引 言

日本江户时代后时期,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末期,欧美势力日益东渐敲打着日本闭关锁国的大门,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封建经济日渐下行。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政府的割地赔款震惊了沉睡中的日本。1853年美国黑船来航事件和《日美和亲条约》的缔结则彻底敲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开国后,面对幕藩体制危机和民族危机,国内的有志之士特别是武士阶级清晰地认识到只有变革图强,才能使国家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险。于是,形成了一批以下级武士为主的改革派武士,成为尊王攘夷和倒幕维新的核心和领导力量[1]151。吉田松阴便是幕末秉持“尊王攘夷”大旗的改革派武士中的代表人物,而他所执教的松下村塾更是培养出了久坂玄瑞、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维新和明治新政府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江户时代后期,在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下,伴随着官、公立学校开办的日渐成熟和初等教育机构寺子屋的普及,具有自由性和多样性教育特色的私塾迅速兴起。江户时代的私塾作为学者自由开办的教育机构,相对于官、公立学校较少受到政府管辖,在教育内容、教育对象和教育形式上没有硬性的统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教育的自由性。江户时代,大部分私塾的塾主即为私塾教师,塾主的学识和教育理念即决定了私塾的教育性质,所以私塾在教育活动上更为灵活,也更能符合和体现学生和社会发展对教育的需求。随着东西方文化在江户时代的融合和发展,到江户时代后期私塾的种类大致可归纳为汉学塾、国学塾、兰学塾和洋学塾。幕末私塾跨越了封建割据制度和身份等级制度,聚集了全国各地求学而来的有为青年,实现了士庶共学,为获取西方技术文化,了解世界局势,他们寻良师交挚友,多塾共读,寻求国家图强变革的道路。这其中,被誉为“明治维新胎动之地”的松下村塾作为幕末私塾教育的代表,面临动荡的国内外局势,在短暂的教育开办历程中,以独特的教育理念和富有成效的办学实践培养了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政治人才,进而加快了日本幕末社会变革和日本的近代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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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田松阴的短暂生涯

天保年间自然灾害和暴动骚乱事件频发,百姓生活困苦,幕府的天保改革失败,欧美列强频频扣敲国门,吉田松阴正是出生和成长在这个激荡的时代。

1830年,吉田松阴出生在长洲藩一个下级武士家中,5岁时过继给身为长洲藩兵学教师的叔父吉田大介为养子,开始学习家学“山鹿流兵学”,叔父过世后他继承了山鹿流兵学教师的职位。在学习兵学的时期,吉田松阴还跟随另一个叔父玉木文之进在其开设的松下村塾学习《孟子》等传统汉学。1839年,9岁的吉田松阴进入长州藩藩校明伦馆正式学习山鹿流兵学,19岁时成为藩校明伦馆的兵学教师。1851年,吉田松阴跟随藩主“参觐交代”来到江户游学,在山鹿素行的塾内深造山鹿流兵学的同时,还在江户著名学者安吉良斎和佐久间象山[注] 佐久间象山(1811-1864年),幕府末期的兵学家、洋学家,为信浓松代藩士,曾赴江户跟从幕府儒官佐藤一斋学习朱子学,随江川太郎左卫门学习炮术。他热心于兰学,提倡和魂洋才,在江户神田开办象山书院,培育了胜海舟、坂本龙马、吉田松阴等门人。因吉田松阴偷渡事件受牵连后,赴京都主张开国论和公武合体论,被尊攘派志士刺杀。 的私塾内求学。在江户学习期间吉田松阴受佐久间象山的革命思想影响,并惊于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深感山鹿流兵学已落后于时代,须得学习西洋之先进军事,武装军队抵御外敌。1852年,吉田松阴在没有得到藩当局同意的情况下,脱藩到日本东北地区游历,考察当地的民生、经济和军事防备等,东北之行也让他越发意识到西洋学问的重要性。游历回藩后,吉田松阴被治以脱藩罪,开除士籍,剥夺世禄,圈禁在家。1853年在长州藩藩主的同意下,吉田松阴再次来到江户学习,并正式拜幕末著名兵学家和洋学家佐久间象山为师,决心学习炮术和兰学。同年6月,佩里率美国舰队抵达日本浦贺,武力要求日本通商。吉田松阴连夜赶到浦贺,打探美国舰队情况,在看到美国舰队的船坚利炮后,自感“吾国之弱小无抵御之力”,决心赶往长崎跟随俄国舰队偷渡出国学习,但无奈赶到长崎后军舰已走。1854年,美国军舰再次来日,德川幕府迫于武力威胁,与美国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日本从此开国。吉田松阴再次感慨国家的无力,企图乘机随美国舰队偷渡留洋,事败后被以“叛国罪”押送回长洲藩,监禁于野山监狱。

在野山监狱监禁期间,吉田松阴不屈不挠,发奋读书著述,阅读了大量有关伦理哲学、历史传记、地理、兵学、诗文、时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从1854年10月入狱到1855年12月出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共读书618册,平均每月阅读44册,并著述了《野山狱读书记》《幽囚录》和《狱舍问答》等书籍[2]123。狱中的吉田松阴认识到教育是传承志向的不二方法,为此,在狱中对狱友展开了教育活动。1855年出狱后,吉田松阴被命令在家闭门思过。1856年9月,为培养尊王攘夷的革新志士,吉田松阴进入叔父玉木文之进的“松下村塾”讲学,塾内从最初只有本村学生四五人,到后来名声大噪,各地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1858年11月,长州藩藩政府以“学问不纯”为名,勒令禁止了松下村塾的教育活动。

1858年6月起,幕府大老井伊直弼[注] 井伊直弼(1815-1860年),日本的近江彦根藩主、江户幕府末期的大老。围绕第十三代将军德川家定的继嗣问题,他作为谱代大名的代表,拥立与将军血缘相近的纪州藩主德川庆福,与推举一桥庆喜的外样大名对立。1858年就任大老后立即决定德川庆福继嗣,并且不待天皇同意就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等安政五国条约。为此引起尊攘派的反抗运动,井伊直弼发动安政大狱大肆抓捕和镇压反对派。 未经天皇批准先后与美、俄、英、法、荷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国内舆论沸腾,激化了日本民族矛盾,幕府大失威信。为此,吉田松阴更加认清了倒幕的必要性,并策划暗杀幕府重臣,由于暗杀计划的暴露,他再次被捕入狱。1859年3月,爆发“安政大狱[注] 安政大狱,是由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在1858年至1859年间对尊王攘夷运动进行的一次大镇压。由于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字问题和将军继嗣问题上,一桥派、尊攘派掀起的反对运动日益激化,大老井伊直弼接连采取镇压措施。因此次镇压受株连的公卿、大名、幕吏、志士达一百多人,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越三树三郎等八人被处死刑。 ,幕府大肆抓捕维新志士,同年10月27日吉田松阴被执行死刑,结束了年仅29岁的生命。

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性金融机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以追求盈利和市场业绩为目的,商业性金融机构资金的流动方向始终与利润的高低保持紧密的联系,受资本约束影响较大。银监发〔2011〕34号文规定“针对全覆盖、基本覆盖、半覆盖和无覆盖平台贷款,自2011年一季度起做到分别按照100%、140%、250%、300%计算贷款风险权重,发挥资本约束作用”。而水利项目具有建设资金需求量大、偿还周期长、项目收益率低的特点,与商业性金融机构经营目标及监管要求相悖,因此在财政补偿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水利项目尤其是公益性项目,很难吸引商业性金融机构较大规模的信贷投放。

元素锶(Sr)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它是人体骨骼和牙齿的正常组成部分,对人体的功能主要是与骨骼的形成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过多的钠富存在体内,容易引起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等,而锶可以帮助人体减少对钠的吸收,增加对钠的排泄,因而对高血压、心血管疾病起着预防作用。

二、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

吉田松阴执教松下村塾期间一直秉持着“来者不拒,往者不追”的开放办学态度,其塾生来自武士、农民、商人等各个阶层,打破了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了士庶同学。松下村塾没有严苛的塾规和惩罚制度,吉田松阴在塾期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和个人反省,坚持创造一个自由开放的学习环境。

吉田松阴认为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以圣贤为师,在圣贤的门下共同学习。不管是在野山监狱还是松下村塾,吉田松阴从不以教师身份自居,积极与学生建立“异体同心的朋友”关系,共同学习生活,相互礼敬,追求精神上的共同进步。在松下村塾翻新扩建过程中,他与塾生共同劳动,相互帮助,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放开了师徒等级上的精神束缚,实现了师徒意气相同的真教育。

吉田松阴在《士规七则》中对学生提出了 “立志以为万事之源,择友以辅仁义之行,读书以稽圣贤之训”[4]的学习三要点,总结起来便是立志、择交和读书三要点。吉田松阴认为做任何事都要明确目标,立志便是教育的出发点,在教育实践过程中要以不屈不挠的精神翻越困难,实现教育理想;择交,结交益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在学习中发挥其积极作用,是成德达材的重要方法;读书,应读圣贤之书,遵圣贤之训,专心学道才能明晓事理,通达古今。这三点也成为了吉田松阴教育思想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吉田松阴在教育实践过程中提出了以下教育理念。

(1)伴随湖区经济社会发展,部分圩堤保护对象由原来的保护耕地为主向保护城镇转变,防洪标准及范围已不能满足要求。

(一)提倡师徒同学

①卜世仁冷笑道:“你小人儿家很不知好歹,也到底立个主见,赚几个钱,弄得穿是穿吃是吃的,我看着也喜欢。”(第二十四回)

(二)道德教育至上主义

吉田松阴不管是在野山监狱还是松下村塾的教育活动中,都坚持求学即是求道。所谓的道就是让人明白何为人何为五伦。因此,在教育活动中他始终坚持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就是明白伦理道德”[4],为贯彻道德教育,他在教育中实行“涵育熏陶论”,即“人性教育作为高层次的教育,单纯的通过语言教育是不够的,还要在能够给予人美丽心情、良好氛围的教育环境下来体会和生活,所以作为教育者必须要尽最大限度地努力,净化、纯化、美化被教育的环境”[4]。虽然松下村塾未对塾生的礼仪行为制定严格的塾规,但他努力为塾生营造良好的有利于生活学习的精神环境,并积极地融入塾生的集体生活,让塾生们在理想的教育环境中自然地熏陶和学习,进而通过教师合理性的指导来达到培养人性和道德的教育目的。

(三)教育平等论

松下村塾主要通过两种教育方法来开展教育活动,一是对学生情、意、体的指导性教育;二是通过教材进行的教授行为,以丰富学生知识为目的。

吉田松阴在人才任用上,坚持摒弃封建等级制度。特别是在时局动荡的幕末时期,他提出了“天下之人皆为皇国臣民,不管是谁,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就应为皇国倾尽所能,在才能上不应该有武庶贵贱之分”[6]494,认为在国家危难时刻,应面向全国各个阶层广招人才。

吉田松阴在《松下村塾记》中提出 “上明君臣之义与华夷之辨,下不失孝义忠悌”的教育目的。他在《士规七则》中的第一条便提到“人有五伦,而君臣、父子为最大,故人之所以为人,忠孝为本”[7]227。为此,他要求学生“不可违二亲之命”“要晨起洗漱,拜祖先”[7]227。松下村塾的教育目的可以说是吉田松阴在野山监狱时期教育目的的延续和发展,他旨在教育学生在懂得为人道理的基础上,发扬尊重学生的个性,丰富知识、陶冶情操和磨炼意志。

(四)尊重学习主体个性

吉田松阴在教育中尊重学生个性,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启发引导学生明确学习方向,确立学习目标。实行个性教育,首先要在与塾生相处的过程中,敏锐地洞察出不同的人物个性,再针对不同的个性施展不同的教育。吉田松阴的个性主义教育思想具有因材施教教育理念的特色。

三、吉田松阴的办学实践

在野山监狱囚禁期间是吉田松阴转变思想、开启教育生涯的转折点,此时确立了其通过教育培养继承尊王攘夷之志的人才和推动尊王攘夷运动的思想。面对出狱无期的囚犯,他曾说:“现在我们身为囚徒,再次重见天日的希望渺茫,就算精于学业有所成就又能如何。但人心所在的地方,便是事理存在的地方。我们生来为人却不知做人的道理,生来为臣不知君臣之道,生来为子不知孝道,生来为士不知武士之道,难道不感到羞耻吗。若有羞耻之心,除读书学道外别无他法。学习道理,才能丰富我们的内心使我们感到愉悦。”[2]126在这里,吉田松阴强调了作为人和日本人应该懂得的道理,阐述了读书求学问的必要性。并说道“然而当今的士大夫,勤于学习,只不过是为了名和官。以功利为主要目的的他们,早已将义理丧失殆尽。这世间读书的人很多,但真正的学者却很少”[2]128。他严厉批判了当时社会利益至上的学习风气,为个人利益而扭曲了学习学问的真正目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吉田松阴最基本的教育理念,即是教育应该让人明白何为人。所以,野山监狱的教育活动激发了他作为一个教育家的自觉性,标志着其教育生涯的正式开始。1855年12月,吉田松阴获许出狱时说“如果我还能在此继续待下去的话,定会在狱中培养出一两个豪杰”[3],表现出了他作为教育家的强烈自信,也正是这种教育家的自觉和自信,对以后松下村塾教育实践的开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一)教育目的

松下村塾的教育特色之一便是打破了身份等级制度,强调塾生间对等的人际关系,积极构建友好的同学情谊,在这种平等关系下建立起来的同学情谊为日后维新变革积累了坚实的友情。在身份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吉田松阴所主张的教育平等思想对于日本教育冲破封建束缚开启近代化的发展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

另外,鉴于国难当头,吉田松阴时常忧心国事,提出了“一君万民”的政治思想,主张尊王攘夷。所以不难想象,在教师决定私塾性格的江户时代,塾内教育定不会缺少对尊王攘夷政治思想的传播。在德川幕府末期,对于身披罪人之名不能随意行动的吉田松阴来说,培养能够继承和践行尊王攘夷政治主张的人才也成为其开展教育活动的主要目的之一。

(二)教育方法

吉田松阴在野山监狱监禁期间,通过对孔孟之学的研究和在著述《讲孟余话》的过程中,对孟子及其学说极其推崇。笃信孟子性善论的他认为,如果能够积极从正面引导,不管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转向好的方向发展,任何人都有长处和优点,不能因为一时的过错而全盘否定一个人[5]158。这是他作为教育者在狱中领悟到的教育道理。吉田松阴面对松下村塾的塾生,不论出身贵贱,在教育上实行人人平等,对有入塾志愿的人来者不拒。他说“人虽有贤愚之别,但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两个长处。因此,成就大业者要善于发现他人身上的长处,并将这些长处汇集在一起”[5]158。吉田松阴坚持在教育中没有高低贵贱,人人平等,因为每个阶级里都有可能出现英才。

1.指导性教育。指导性教育大致可分为“塾内外的生活实践”和“特别活动”。“塾内外的生活实践”又分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个别指导来培养学生自敬自省之心;二是通过建立学生集团,指导学生强化作为人的基本核心精神。

5.宋·四明朱同《游金庭观》:“忆昔羲之古事修,龙蟠云卷卒难搜。鹅池墨沼今虽在,谁复书堂笔下求?”[7]2427

回到客厅,苏母坐在沙发上擦眼泪。苏穆武在旁边来回走着,边走边说:不让你管他们的事,你就是不听!又拍到洋马蹄子上了吧?这叫没脑子的鸡,记吃不记打!苏母委屈地:我心里难受,你就不要添油加醋了。苏穆武继续说道:我不是添油加醋,当初我就不同意找个洋女婿,张阳有啥不好,你们非要来个对外贸易,碰上贸易壁垒了吧?这才刚刚开头,这个洋姑爷不知以后会捣鼓出啥事来呢!你就等着瞧吧!

书信教育是吉田松阴对门人进行个别指导的主要表现形式。在松下村塾执教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写给门人的书信约有70余封,另外还有写给门人游学前的壮行词16首[3]。这些书信和壮行的辞词不仅体现了他内省和谦逊的姿态,也对激励门人奋发学习和精神上的成长给予了积极影响。这些被认为充分体现吉田松阴的态度和期许的书信,正是他对门人人性形成的个别指导。通过书信对共同生活学习的门人进行个别指导性的教育,不仅维护了门人的尊严和隐私,也达到了启迪门人自敬自省的教育目的。

吉田松阴在“涵育熏陶论”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集体建设论”。通过建造一个和亲、敬爱的学生集体,在共同生活、共同作业中,自然的传递为人之道,建立相互尊重和信赖的人际关系,进而做到在理想状态下对人的培养。通过私塾内外共同接触的各种机会和场合,吉田松阴对学生给予指导性教育,告知学生自省、互敬的做人道理,从而形成他所要求的集团氛围。吉田松阴所提出的“集体建设论”是一种较为理想化的教育方法,他所要求建立的集团所拥有的精神、氛围本身就是培养人的强大教育力。

松下村塾中的“特别活动”主要是指射击、操枪、登山、游泳等身体锻炼、共同劳作和人际交往活动。

在松下村塾的教育中,自幼学习兵学和主张尊王攘夷的吉田松阴强调塾生不要做文弱书生,应注重加强个人身体素质。因此,塾内除指导塾生练习剑法和枪法外,还会固定每月2天带领塾生到野外锻炼身体和练习射击。通过野外锻炼,让塾生接触到与塾内完全不同的学习环境,从而培养豁达坚毅的人物性格。另外,野外锻炼不仅可以让塾生了解沿途的地理风貌和当地的风俗习惯,还可以通过往返的步行来锻炼体力,磨砺意志。

“共同劳作”是指劳动与学习相结合,在劳动中探寻学习的方法,在与塾生共同割草、捣米的劳动中谈论历史、讲解四书五经,从而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实现合理有效的教育指导。 “人际交往”是指通过交往充实内心,进而结交同志。吉田松阴鼓励塾生通过人际交往去了解不同人的想法,互相切磋获得新知识,进而使自己在精神和其他各方面得到成长。“特别活动”在加深了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同志的人际关系的同时,注重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学习主体性、社会性和协调性。吉田松阴在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发性和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和在开展“特别活动”中彻底贯彻实践主义的教育思想对于现代学校教育也是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的。

在爱的作用上,弗洛姆认为“父亲不体现任何一种自然渊源,却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个极端:即代表思想的世界,人所创造的法律、秩序和纪律等事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7]59-61“父爱应该使孩子对自身的力量和能力产生越来越大的自信心,最后能使孩子成为自己的主人,从而能够脱离父亲的权威”。[7]59-61

2.以教材为主的教授行为。主要是以素读、讲义、会读、对读、讨论和课业作文的形式开展。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不同于使用四书五经的一般汉学塾,松下村塾主要以伦理学、历史、地理、兵学和经济学为中心,特别是讲授有关尊王论的书籍。由于吉田松阴重视实学排斥空理空论,所以讲义不只停留在书本中的君臣之义,还会联系当前的时务、世界形势和国情,以藩政改革和幕政改革为题与学生展开热烈讨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合理化的设置教育活动成为教育发展的必然,幕末的许多私塾都采用了汉学塾咸宜园月旦评[注] 月旦评来源于《后汉书·许劭传》,后汉的许劭每月初都要对乡里的人物进行点评排名。“月旦”是指每月的第一天,咸宜园的月旦评是由“课业分”和“考试分”两部分考试项目组成,根据塾生成绩划分19个等级。塾生从最初的无级开始,通过素读、轮读、轮讲、会读等学习活动来积累课业分数,并结合每月9次(句读3回、作诗2回、作文2回、书会2回)的考试分数进行成绩排名。 似的学力等级考察模式,对于课程分配和时间划分有着详细的设定,但在松下村塾中则完全找不到成体系的课程设置和教育活动安排。根据吉田松阴的日记记载,塾内的授课有时从早上开始,有时只有晚上授课,有时一时兴起将课程取消改为师生谈话,完全没有固定的教育活动安排[8]

教育理想是教育活动的基本构想和起点,并指导着教育实践。教育实践则包含日常的教授和学习活动,而教育成果便是教育实践的结果。对于教育成果的评定,松下村塾根据学生日常学业的成绩,以及在学业上的勤勉程度设定了三等六科的评定标准,即“曰进德,曰专心,是为上等,曰励精,曰修业,是为中等,曰怠情,曰放纵,是为下等”[6]498。思想放纵不精于学业的学生为下等,精于学业并在原有学业基础上更进一步的学生为中等,精于学问且道德品质优秀的学生为上等。松下村塾的三等六科评价制度,不考虑学生的成绩分数、合格率等内容,完全依靠学生对学习的热情、资质和道德品质,是一种理想化的教育评价制度,充分体现了吉田松阴对学生道德品质的重视和松下村塾的教育自由性。

(三)就学形态

以培养幕藩体制接班人为目标的官公立学校,上到学校的课程构成,下到学生的出勤和学习年限,都实行着严格的管理措施。与之相反,私塾对课程设置、教育形式或毕业时间等没有统一的规定,学期或学年这一概念在江户时代的私塾里是普遍不存在的,对学生离塾或在塾的时间也没有严格规定。从私塾的立场来说,学习完全是学生自发的行为,而不是教师或校方的意志,这种认识决定了私塾自由化的就学形态。私塾允许学生反复入塾学习、自由出入的态度,为学生多塾共读提供了有利条件。如,1851年到江户游学的吉田松阴,就同时就读于安积良斎、古贺茶溪、山鹿素水、佐久间象山等人的私塾。据吉田松阴的日程表显示,1851年6月1日在山鹿、安积的私塾学习,2日在有备馆(江户藩邸的学校)学习,3日在山鹿塾、细川藩邸(和宫部鼎藏等人集体阅读讨论)学习,4日在佐久间塾,5日在安积塾,6日在山鹿塾,8日在佐久间、安积塾,9日在圣武塾等处学习[6]37。松下村塾的就学形态也是以学习者为中心,允许学生出勤自由,反复入塾和多塾共读,充分体现和反映了江户时代私塾在就学形态上的自由化。

(四)松下村塾的管理与运营

江户时代的私塾作为私立的教育机构,其运营原则是受益者负担,也就是说私塾是以收取学生的入学金和学费来维持经营的。入塾时学生要给老师交纳礼金(入学金),私塾发展早期礼金一般是酒、肴、扇子、纸束等物品,随着时代的发展则逐渐被现金取代,且作为礼金交纳的物品也逐渐名目化。由于大部分私塾对学费没有明码标价,只是习惯的收取一定礼金,所以学费会根据入门者的身份高低,经济情况的不同而有多有少。在学费方面,松下村塾则对塾生实行免费制度,只向学生收取饭费和灯油费等实际消耗的费用,实行师徒共建,吉田松阴和学生在学习之余共同进行种田、舂米等劳作,共同搭建塾舍,共同管理着村塾的运营。松下村塾师徒共建的管理方式,从现代教育理论上来讲是不现实的。松下村塾独特的管理方式也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得以实现的,出身武士阶级的吉田松阴经营松下村塾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维持生计,而是为实现其尊王攘夷变革图强的革命理想培养变革之人才,所以塾主吉田松阴强烈的政治理想决定了松下村塾不同于以营利为目的开展教育活动的其他私塾,这也是幕末时期私塾所特有的政治特点。

结 语

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和办学实践,对日本幕末私塾教育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一是打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实现了教育平等,士庶共学。即使在幕府封建统治末期,日本教育仍然具有较强的等级制和封闭性,如长州藩藩校明伦馆对入学者仍实行严格的等级差别制。相对于此,吉田松阴对塾生的出身、年龄和学力一概不问,完全尊重人格的平等,与塾生如师如友,接受来自各个阶层的学生,体现了教育的积极性。二是在幕末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松下村塾在彰显教育时代特殊性的同时,体现了幕末私塾教育的政治性,对启迪民众思想,唤醒民族自觉性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教育中摒弃空洞的朱子学说,加入启迪人民反封建的政治性教育,注重教学与实际的相结合,唤醒了人民的民族自觉性和危机感。三是为幕末明治维新和日本近代化提供了思想基础和人才储备。吉田松阴道德教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从思想上武装了塾生,巩固和坚定了尊王攘夷的皇国思想,为塾生日后成长为倒幕维新志士奠定了思想基础。吉田松阴培养出了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具有开拓精神的改革型人才,他们或是倒幕维新运动中的主力军,或是明治新政府的领导核心,对日本近代化的实现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吉田松阴在教育中所提倡的“尊皇论”,过于强调天皇的神圣,认为国家兴衰尽在天皇,君臣关系才是“天下平”的关键,“天下不平”是因为未尽君臣之道,并提倡国民学习“武士道”精神,不论庶民还是武士,都应不惜生命竭力效忠天皇。吉田松阴的“尊王论”和“武士道”思想,在明治维新后持续发酵,成为阴谋论者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依靠。所以在教育研究中对此我们应坚决摒弃这种极端的教育思想,辩证地看待吉田松阴的教育成果。

[参 考 文 献]

[1] 赵建民,刘予苇.日本通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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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玖村敏雄.吉田松陰の思想と教育[M].东京:岩波書店,1942.

[6] 海原徹.近世私塾の研究[M].京都:思文阁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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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奈良本辰也.吉田松阴[M].东京:岩波書店,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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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ducational Idea and Practice of Japanese Educator Yoshida Shōin in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ZHU Wen-fu1, HAO Xue1,2

(1.College of Edu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2.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Policy Regulation Division, Heb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18, China)

Abstract: In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when facing the wide spread national crisis and shogunate system failure, the aspiring Japanese elite, especially the warrior class, began to realize only by reforming and striving for strength can the country survive the danger of becoming a semi-colony. Therefore, warrior reformists like Yoshida Shōin, upheld the flag “revere the Emperor, expelled the barbarians”, actively learned the advanced knowledge and culture of the West, through which they realized the world situation. They opened schools to teach innovative thoughts to the intelligent young people who inherited their will of reform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During his short teaching time, Yoshida Shōin and Shōka Sonjuku (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educators and private schools of late Tokugawa shogunate ) cultivated lots of famous Meiji Restoration politicians like Kusaka Genzui, Takasugi Shinsaku, Kido Takayoshi, Itō Hirobumi, Yamagata Aritomo, Inoue Kaoru and achieved immortal accomplishments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education.

Key words: Yoshida Shōin; Shōka Sonjuku; Sijyuku education of Japanese

中图分类号: G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378(2019)03-0016-06

DOI: 10.3969/j.issn.1005-6378.2019.03.003

收稿日期: 2019-02-16

基金项目: 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日本近世私塾教育发展研究”(SZ17031)

作者简介: 朱文富(1965—),男,河北卢龙人,教育学博士,河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外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 侯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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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教育家吉田松阴的教育理念与办学实践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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