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的政策影响、市场环境与生产效率：现状、趋势与发展_国有企业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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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国有企业改革及其政策效应的评估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数个阶段的不同类型的改革历程，而随着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之后，不同于以往的单纯放权让利或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措施，国有企业改革开始逐步走上了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调整行业战略布局、抓大放小、缩小战线之路。同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将资产资本化作为了当前国企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肯定了这一轮国有企业改革所取得的积极效果(Sun and Tong，2003；宋立刚、姚洋，2005；刘小玄、李利英，2005a；胡一帆等，2006)。然而，在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效应评估方面，仍然有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

       首先，以往的文献对国企改制这一持续性的改革评价，较多地集中在改制如何影响国企的经营绩效变化。但与传统的财务业绩相比，在国企改制效果的评价上，全要素生产率(TFP)也许反映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张军等，2003)。从传统意义上讲，全要素生产率被理解为扣除要素贡献后的“剩余”生产率水平，或者是由于技术进步以及制度改良等非生产性投入对于产出增长的贡献。近年来，随着企业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的增强，国内外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的总体趋势也正由宏观走向微观。因此，从企业微观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来考察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显得十分必要。

       其次，与其他非国有经济类型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常常表现出较低的生产效率(姚洋，1998；刘小玄，2000；姚洋、章奇，2001)。随着国企改制政策的推行，许多研究肯定了这一轮改革对于企业的积极效应。但我们在关注单个或某类企业业绩变化的同时，也应该关注国企改革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于其他非国有类型企业有所提高。因此，本文重点关注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上是否呈现出“追赶效应”。

       最后，国有企业改制的研究重点，可能需要我们在考察企业绩效变化之外，更深入地考察绩效变化的内在机制。因此，我们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探讨影响国有企业效率变化的可能机制：一方面，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能够促使企业改善管理制度与资本构成，增强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效益(白重恩等，2006；郝大明，2006)；另一方面，政策外的市场环境变化，如地区市场化的转型以及行业竞争的强度也都会对企业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产生影响(刘小玄、李双杰，2008；张杰等，2011；简泽、段永瑞，2012)。由于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和市场自发的环境变化都将对企业间效率发生的相对变化构成解释，本文较为全面地从政策冲击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以期为影响机制提供新的证据。

       具体而言，我们利用1998～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的大样本数据，结合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尽管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一直低于外资企业，但确实存在显著地追赶趋势。进一步地，我们发现“追赶效应”一方面来自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效应所带来的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的完善，主要体现为代理成本的下降。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包括市场化进程的加深和行业竞争程度的加剧都有助于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上进行“追赶”。

       本文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深入分析了国有企业效率追赶的内在机制，指出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对进步主要来自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和行业竞争的加剧。同时，改制政策带来的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相对下降也能够促进国企生产效率的提升。但国有企业在规模与市场份额上的变化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并无明显作用。本文的结论能够为当前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与提升企业效率方面提供明晰的政策借鉴。

       第二，在研究中，本文引入双重差分模型，并结合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追赶效应”进行分析。同时，与前人多关注企业的财务绩效不同，我们更关注企业微观层面上的生产效率。随着近年来微观企业数据的应用以及政府与业界对企业生产效率的持续关注，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企业产权、生产率以及演进提供新的经验证据。

       第三，在数据基础上，我们使用了1998～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统计数据，这是目前可获得的最大的企业层面的数据集。此前，仅有郝大明(2006)利用山东省2001年第二次基本单位普查工业企业的横截面数据，对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效率变化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利用更为全面和完善的面板数据，不仅能够提高估计稳健性与有效性，同时也使实证结论更具一般性。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一)文献回顾

       1.国企改革的背景及成效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一直是备受关注的重要议题。总体来看，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时期(1978～1992年)，主要为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让企业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从而实行了以扩大企业自主权、利润递增包干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为主要内容的国有企业经济体制改革。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1993～2002年)，主要为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这一阶段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同时，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法人主体和市场竞争主体。

       第三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主要为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成立了专门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同时，国家还出台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规，以进一步加强国有资产监管等任务。

       最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从资产资本化的改革措施，即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纵观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其中心任务是使政企分开，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的现代管理制度，从而提高国企自身在市场中的竞争力。那么，国企改革是否给国有企业带来了积极效果呢?早期学者从激励机制的角度解释了国企改革对企业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认为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改革措施能够对国有企业的管理者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从而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生产率(Groves et al.，1994；Li，1997；Lau et al.，2000)。

       同时，由于国有产权往往对企业效率有着负面影响(许小年，1997；姚洋，1998；刘小玄，2004；孙早、王文，2011)，许多研究进一步针对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问题进行考察，并发现国企改制能够给企业绩效带来积极影响(Jefferson et al.，2003；Dong et al.，2006； Song and Yao，2004)。刘小玄和李利英(2005b)通过分析企业之间在股权结构动态变化同时的效率差异，发现国家资本股权的变化与企业效率显著负相关，而个人资本股权变化与企业效率水平显著正相关，因此认为国退民进的改制方向与企业效率提高的方向一致。陆挺和刘小玄(2005)利用企业调查数据，发现向私有产权方向改制的企业效率得到显著提高。宋立刚和姚洋(2005)同样也发现，改制对企业的经营业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胡一帆等(2006)认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能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生产率。总体而言，以往研究的结论表明，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制措施能够给国企带来积极的影响作用。

       2.国企改革成效的影响机制

       尽管早期的研究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进行了分析，但大多是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或改制前后企业的绩效进行比较来考察，而对于国企改革成效的具体影响机制涉及较少。由于与改制效果密切相关的问题是改制企业绩效改善的渠道(白重恩等，2006)，近年来，一些学者从影响机制的角度展开了研究。白重恩等(2006)考察1998～2003年间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改制效果，发现改制后企业经济效应得到了显著提高。郝大明(2006)发现，经济类型改变是影响国企改制效率的重要因素，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资本构成和治理结构作为决定经济类型的不同维度，对改制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刘小玄和李双杰(2008)认为，企业效率在不同产业、地区和不同隶属关系之间，随着时间的发展，效率的差异明显表现出缩小的趋势。但他们指出，这种效率的趋同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表现较弱。李楠和乔榛(2010)利用1999～2006年我国工业企业的财务数据对企业改革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的业绩由于改革政策效果得到了显著提高，并认为这主要得益于改革政策措施之后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大与垄断地位上升。此外，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也在研究中发现，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所有制企业的TFP在时间上呈现收敛趋势，并且国企的TFP在2004年相对于其他所有制企业表现出明显改进，反映出当时全国大部分省份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企改革在绩效方面的促进作用。

       3.关于企业微观层面TFP的相关研究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是反映企业生产效率的常用指标，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技术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与组织效率(张杰等，2011；鲁晓东、连玉君，2012)。早期研究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大多从国家、地区或行业角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Perkins and Rawski，2008；Zheng et al.，2009；张军，2002；郭庆旺、贾俊雪，2005；涂正革、肖耿，2007)。随着微观企业数据的应用，围绕企业TFP的相关研究也逐渐增加。对于企业TFP的影响因素，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包括外部金融环境(刘小玄、吴延兵，2009)、企业财务状况(Chen and Guariglia，2013)、企业进入与退出(李玉红等，2008)、市场环境(张杰等，2011；简泽、段永瑞，2012)、资源配置或资源误置(简泽，2011a；聂辉华、贾瑞雪，2011)以及企业进出口贸易(余淼杰，2010，2011；戴觅、余淼杰，2012)等等。此外，由于宏观与微观层面测算TFP存在较大的差异，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专门针对我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相关数据，就微观企业层面TFP的估算方法进行了比较与总结。

       (二)研究假说

       结合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及其成效，可以发现，大部分的证据表明国有企业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能够给国企绩效带来积极的影响作用。一方面，通过放权让利、承包制等改革措施能够较好地构建和完善国有企业管理层的激励机制，从而提升企业业绩。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关于所有权多元化的改革能够通过提高公司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企业效率。李楠和乔榛(2010)采用企业人均销售收入作为企业经济绩效的度量指标，发现我国国有企业绩效在政策效果的推动下有明显提高，他们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国企改革的积极成效。同时，由于微观企业的TFP蕴含了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技术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与组织效率，因此与传统的经营业绩相比较，能够更加综合的衡量企业效率。

       由于在这一轮国企改制期间，外资企业(包括港澳企业)并未受到政策效应的直接影响，因而国企改制所带来的积极效应可能能够帮助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上追赶外资企业。据此，提出假说1。

       H1：在最近一轮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国有企业的TFP相对于外资企业有明显的“追赶效应”。

       在上述假说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研究国有企业“追赶效应”的影响机制。一方面，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能够促进国企生产效率的提高，缩小与外资企业的差距。这可能得益于国企改制所带来的管理制度的完善，如代理成本的下降(白重恩等，2006；郝大明，2006)，或由于政策冲击所带来的企业规模扩大及垄断地位上升(李楠和乔榛，2010)。

       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变化同样可能帮助国企追赶外资企业。已有文献表明，市场竞争因素的增强是影响企业TFP增长或收敛的重要原因(Vickers，1995； Disney et al.，2003；Holmes，2010)。刘小玄和李双杰(2008)指出，竞争的市场结构能够导致较高的企业效率。简泽和段永瑞(2012)也类似地发现，市场竞争能够促进企业TFP的增长，从而阐明了促进竞争政策对于企业效率的重要意义。胡一帆等(2005)则进一步发现，市场竞争对于国有企业绩效的影响大于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国有企业需要更多的市场压力以弥补内部治理的不足。

       除了行业竞争程度之外，市场环境的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所在地区的发展程度。张杰等(2011)从中国各省份或地区的市场化进程和市场分割两个角度，发现处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和市场分割程度较低的省份或地区的企业拥有相对较高的生产率。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认为，资源误置是导致企业效率低下的重要原因，而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资源误置程度越低，企业的TFP水平越高。

       此外，张杰等(2011)在考察我国企业利润来源于差异的决定机制时，认为市场因素以及转型背景中特殊政策和非市场化因素都是重要的影响机制。为了综合考察政策效应与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是否均有利于国有企业追赶外资企业，同时，这两种效应是否可能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我们提出一对假说作为假说2。

       H2a：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促使国有企业的 TFP追赶外企。

       H2b：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促使国有企业的 TFP追赶外企。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微观企业层面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期间为1998～2007年。该数据库由中国国家统计局整理而得，样本包括了中国全部的国有制造业企业和规模以上(年销售额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制造业企业，按二分位的行业划分标准涵盖40个制造业行业类别的企业。参照以往文献的做法(Levinsohn and Petrin，2003；谢千里等，2008；聂辉华、贾瑞雪，2011)，我们对数据库提供的原始数据进行了初步处理，剔除了以下观测值：(1)关键企业信息或财务指标缺失的；(2)企业总产值或固定资产值为负的；(3)企业总产出、增加值或销售额为负的；(4)员工人数或员工薪酬为负的；(5)剔除不合一般会计准则的，包括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或债务、总产出小于增加值等。同时，为消除异常值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性变量在1％和99％分位数上进行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全要素生产率(TFP)

       全要素生产率通常是指生产中不能归因于有形要素投入的那部分产出，衡量将投入转换为产出的总体效率，从而能够解释企业的自主创新研发能力、技术能力以及管理能力与组织效率等难以直接观测的方面。在估计TFP的方法上，目前大致可以分为3类：第一类是参数法，即通过设定一个生产函数(如Cobb-Douglas生产函数)，通过回归方法计算索洛残值作为TFP的衡量指标，尽管该测算过程较为简单，但由于生产函数的设定未必符合现实，因此最终得到的TFP可能存在偏误(聂辉华、贾瑞雪，2011；鲁晓东、连玉君，2012)。第二类是非参数法，主要包括数据包络法和指数法，这类方法的优点是，不用先验的对生产函数进行设定。第三类是半参数法，即将生产函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结合起来的OP方法(Olley and Pakes，1996)以及LP方法(Levinsohn and Petrin，2003)。

       本文首先使用Tornqvist指数法来测算企业层面的TFP。该指数法最早由Caves等(1982)提出，其结果代表着单个企业与一个虚拟的“行业平均企业”之间的相对效率，属于非参数方法的一种。该方法能够避免对生产函数以及随机项分布做出各项将定，同时容许不同企业之间存在技术异质性(Brandt et al.，2012)。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

分别表示t年度企业i的总产出水平、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对数值，

表示t年度企业i劳动投入占总投入的份额。

分别对应地表示t年份企业i所在行业的平均值。此公式适用于企业的增加值作为总产出，若使用企业当年总产出或销售额，则相应在公式中纳入中间投入。同时，我们分别用员工人数和固定资产净值作为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衡量指标。

       尽管Tornqvist指数法具有一定优点，但其在测算过程中并不能完全消除要素投入可能引起的内生性问题。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比较了测算TFP的若干方法，认为半参数方法(即OP和LP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传统计量方法中的内生性和样本选择问题。同时，利用LP测算得到的结果并不显著地优于以OP法。因此，参考张杰等(2009)、余淼杰(2010，2011)以及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我们还使用半参数OP法测算企业层面的TFP。另外，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也利用LP方法测算TFP并进行稳健性检验。OP和LP方法的具体计算过程，可参考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

       2.产权虚拟变量(Dummytype)

       在国企改制期间，外资企业(包括港澳企业)并未明显地受到政策效应的直接影响，因此，与李楠和乔榛(2010)类似，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影响的实验组，而将外资企业作为参照组，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改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根据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企业资本金的分类大小，我们把国有资本金占比最大的视为国有企业，将港澳或国外资本金占比最大的企业视为外资企业，剩下的归类为其他企业。当样本企业为国有企业时，产权虚拟变量Dummytype取值为1，若为外资企业时，则取值为0。

       3.其他变量

       参考简泽和段永瑞(2012)和张杰等(2011)，我们分别从行业竞争度与企业所在省份的市场化进程程度来考察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对国有企业TFP“追赶效应”的影响。行业竞争度HHI利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计算得到，等于该行业内所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用销售额度量)的平方和，HHI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取值越小，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反之则行业垄断程度越高。

       市场化进程测度Index来自樊纲等(2011)编制的市场化指数，该指数通过对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在减少商品市场上的地方保护、对生产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涉以及金融业的市场化等6个方面的指数加权综合计算所得，指数取值越高，表明该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越高。

       在控制变量方面，参考已有文献，我们主要引入了以下变量：企业规模Size，由企业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值计算得到。市场份额Shares，为企业销售额占行业总效率的比例。企业代理成本Cost，用企业管理费用与年度销售额之比表示(李寿喜，2007)。固定资产比例Fix_asset_rate，由企业固定资产除以总资产计算得到。Profitability表示企业盈利能力，等于企业销售额除以总资产。此外，我们还加入了企业所在省份、行业以及年度的虚拟变量，以控制个体效应。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在政策评估研究中，如果未能设置一个合理的区别于“实验组”的“参照组”，政策效应究竟是源于政策还是其他因素始终是一个容易被人质疑的难题。双重差分模型正好能够解决这一问题，来进行因果关系而非简单相关关系的动态研究。由于在样本期间，国企改制主要是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而对国内的外资企业(包括港澳企业在内)并无显著直接影响(李楠、乔榛，2010)。鉴于此，我们把国有企业视为“实验组”，把外资企业视为“参照组”，在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只有作为实验组的国有企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可以用E(y｜x=1)来表示政策对于国有企业的影响，而政策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可表示为E(y｜x=0)，那么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对国有企业带来的影响效果为：

       E(y｜x=1)—E(y｜x=0)

       (2)

       由于无论是否有受到改制政策的影响，国企和外资的生产效率都是随时间动态变化的。因此，需要剔除企业效率随时间变动的影响才能得到改制政策的净效应。类似地，我们用E(y｜t=1)表示企业受政策影响后的效率，E(y｜t=0)表示企业受政策影响之前的效率，因此改制政策在时间水平上的影响为：

       E(y｜t=1)—E(y｜t=0)

       (3)

       从而，我们可以得到改制政策给国有企业带来的净效应：

       [E(y｜x=1)—E(y｜x=0)]—[E(y｜t=1)—E(y｜t=0)] (4)

       在构建分析国有企业相对外资企业TFP变化的双重差分模型的基础上，我们分别针对上述提出的假说构建回归模型。

       针对假说1，为考察国企TFP相对于外资企业是否具有“追赶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TFP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别由 Tornqvist指数法、OP法和LP法测算得到。Dummytype为产权虚拟变量，若为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为0。Year为年度虚拟变量，由于样本为1998至2007年，因此取1998年为基准，其余年份分别设置。Dummytype_Year表示产权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Controls为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Size、市场份额Share、代理成本Cost、企业所在省份市场化指数Index、企业所处行业的行业竞争度HHI、固定资产比率Fix_asset_rate以及盈利能力 Profitability。同时，模型中还加入了行业和省份虚拟变量。若Dummytype_Year的系数能够衡量国有企业改革政策的净效应，若显著为正，则表明国有企业TFP确实存在“追赶效应”。

       针对H2a，由于以往研究发现，国企改制能够通过提升企业的治理结构，降低代理成本以促进企业效率的提高(白重恩等，2006；郝大明，2006)。同时，由于政策冲击所带来的企业规模扩大及垄断地位上升也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相对绩效(李楠、乔榛，2010)。因此，我们首先考察国企改制是否改变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对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然后，再进一步讨论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的相对变化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TFP对外资企业的追赶。模型设定如下：

      

       模型(6)用于考察国企改制是否改变了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相对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其中，因变量Policy包括企业规模Size、市场份额Share和代理成本Cost。模型(7)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是如何对国企和外企的 TFP的相对变化产生影响，Dummytype_Policy表示产权虚拟变量分别与企业规模Size、市场份额Share和代理成本Cost的交互项。其他变量同前文一致。

       针对H2b，为检验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TFP的“追赶效应”，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Dummy_Index和Dummy_HHI分别为产权虚拟变量与市场化指数以及行业竞争度的交互项。由于国企和外企处于相同的不断改变的市场环境中，因此仅用交互项即可反映市场因素对不同类型企业TFP的影响。其他控制变量与前文一致，同时，模型(8)与模型(9)中还引入了年度、行业及省份虚拟变量。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1.企业数据描述

       在1998～2007年这10年间，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企业波动较大。根据企业资本金占比的大小，我们将企业主要分为了国有、集体、法人、民营和外资(包括港澳企业)企业5个类别。表2给出了这段期间各类企业的年度分布状况，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整个改制过程中受到的冲击最大，数目逐年下降。而法人和民营企业数量则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尤其在2004年有显著增加，这可能与2004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成立了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国企改制进程加速有关。同时，外资企业的数目在这段期间内也稳步增长。

       除了企业数量的变化，我们分别从企业规模、行业份额和代理成本3个角度来观察国企改制对国有企业带来的直接影响。图1～图3分别给出了国企、外企以及全部企业在时间趋势上的变化。其中，图1～图3的样本是剔除了销售额达不到500万元的企业之后的剩余样本。

       可以看到，国企的绝对规模一直呈扩大趋势，仅在2004年附近有小幅下降。而国企相对于外企的规模优势也逐年扩大，且远高于所有企业的平均值。行业份额方面，在1998～2003年间，国企的平均行业份额占有率大约在1％～1.4％之间，相对地，外企的平均行业份额占有率大致在0.4％～0.8％之间，约为国企所占行业份额的一半。在2003～2004年，外企相对国企在行业份额上有一定幅度地下降，到2007年时，外企所占行业份额仅不到国企的1/3。由此，我们认为，在样本期间，尤其2003年之后，国企相对于外企在规模与行业份额两方面都有明显提升。而在代理成本方面，国企与外企在样本期间均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相对差距较稳定。

      

      

       图1 企业规模变化图

      

       图2 企业行业份额变化图

      

       图3 企业代理成本变化图

       2.企业TFP及其变化趋势

       在这部分，我们主要对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TFP的变化趋势进行初步比较。需要说明的是，使用Tornqvist指数法计算得到的是企业的“相对”生产效率，而通过OP和LP方法计算得到的为企业的“绝对”生产效率。由于本文着重关注的是国企相对外资企业的“追赶效应”，因此，尽管利用非参数和半参数方法计算的企业TFP无法直接比较，但从两种类型企业在TFP上的相对差距这一角度而言，上述方法测算得到生产效率均可以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证据。

       图4～图6给出了利用不同测算方法得到的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TFP时间趋势图。总体而言，外资企业在样本期间内均表现出比国企更高的生产效率，这与以往的文献结论一致。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比较明显地观察到，国有企业的TFP在样本期间内呈现追赶外资企业的态势(因计算需要未来一期的变量，OP和LP法下没有1998年的TFP值)。当然，该图形仅大致反映出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TFP均值的年度变化趋势，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进一步考察是否具有显著的“追赶效应”。

      

       图4 Tornqvist法下TFP变化图

      

       图5 OP法下TFP变化图

      

       图6 LP法下TFP变化图

       3.描述性统计

       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这里我们的样本仅包括1998～2007年间销售额在500万元以上的全部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涵盖约10万家企业，总共约30万个观测值。如表3所示，利用Tornqvist指数法计算得到的TFP均值为1.478，而利用OP与LP方法计算得到TFP均值分别为3.619和7.393，这与鲁晓东和连玉君(2012)测算的结果相似。其中，使用OP法计算TFP由于数据本身问题，导致用此方法的观测值仅为其他方法所得观测值的一半左右。基于TFP测度的标准差可以发现，企业间的生产效率存在着较大差异。行业竞争度HHI均值为0.062，同时市场份额Share的均值为0.009，表明整体而言，行业的竞争程度较高。另外，企业的代理成本Proxy均值为0.102，表明管理费用平均而言占销售额比例达到10％，反映出我国企业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二)回归结果及分析

       1.国有企业TFP的“追赶效应”

       针对假说1，我们分别对使用Tornqvist指数法和OP法测算出的企业TFP按照模型(5)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由表4结果可知，产权虚拟变量Dummytype变量系数均显著为负，这与已有研究发现的国有企业TFP一直低于外资企业的结论是一致的。这里，我们着重关注产权虚拟变量与年度虚拟变量的交互项Dummytype_Year，整体而言，该交互项的系数基本为正，且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因此，上述结果表明，在1998～2007年间，国有企业TFP存在对外资企业的“追赶效应”。特别是从2004年开始，交互项的系数在数值上也逐渐呈现上升趋势，这可能也反映了当时全国大部分省份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国企改革在效率方面的促进作用。

      

       2.“追赶效应”的影响机制

       (1)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

       为考察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TFP追赶外资企业，我们首先寻找改制对于国有企业的直接影响。具体而言，我们从企业规模、市场份额以及代理成本3个方面进行分析。由模型(6)，我们同样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以考察国有企业改制对国有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的净效应，类似地，通过双重差分剔除时间趋势后，政策效应可由交互项Dummytype_Year的系数来进行解释。具体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的结果可以看出，从2003年起，国企改制的政策效应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影响逐渐体现出来，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上相对于外资企业有显著提升，同时，代理成本开始显著下降，表明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逐渐完善。整体来看，上述国企改制的直接影响均从2003年及以后开始显著，这与2004年中央和地方相继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有关，这与已有文献的结论也基本一致(白重恩等，2006；李楠、乔榛，2010；聂辉华、贾瑞雪，2011)。

      

       然后，基于上述改制政策对国有企业的直接影响，按照模型(7)，我们进一步讨论企业规模、市场份额和代理成本的相对变化是否能够促进国有企业TFP对外资企业的追赶。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

       在表6中，我们重点关注产权虚拟变量与企业规模、市场份额以及代理成本的交互效应。结果显示，除当使用Tornqvist指数法测算得到的TFP时Dummy_Share的系数不显著，其他结果中，Dumm_Size和Dummy_Share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负。结合表5，虽然国企改制使得国有企业在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上相对于外资企业有提升趋势，然而表6的结果表明，仅仅在规模和市场份额上的提升并不能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上的增加。一方面，规模与市场份额的扩大可能仅仅反映了政策效果，但并没有对国有企业起到本质性的改善。另一反面，已有文献在讨论企业规模与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时也并无定论(Tybout，2000；Van Biesebroeck，2005；Fernandes，2008)。

      

      

       此外，Dummy_Cost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企业代理成本的下降能够促使国有企业TFP追赶外资企业。在表5中，我们发现从2004年起，国企改制使得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相对于外资企业开始显著下降。因此，代理成本的下降能够促使国有企业的TFP追赶外企。白重恩等(2006)和郝大明(2006)均发现代理成本的下降能够提高国企生产效率。我们进一步发现，代理成本的下降能够缩小国企TFP与外资企业的差距，即促进了国企的“追赶效应”。同时，结果表明，国企改制应该从根本上完善国企的治理结构，进而促进国有企业绩效的提升，仅仅从规模和市场份额上的改善可能并不一定有助于企业效率的增加。

       (2)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

       在1998～2007年间，制造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平均的年度市场化指数从1998年的5左右逐年上升至2007年的10左右，而平均的行业竞争度HHI也是不断下降，显示竞争越来越激烈。不同于国企改革带来的变化，市场环境的改变是国企和外企需一同面对的现实。而企业的TFP又将如何受到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呢，国企和外企对此的反应是否相同?根据模型(8)和(9)，我们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考察，结果如表7所示。

       在表7中，我们仍然关注产权虚拟变量分别与市场化指数和行业竞争度的交互效应。其中，Dummy_Index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正，表明在样本期间内，地区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提升能够明显促进国有企业的TFP上升，并追赶外资企业。同时，Dummy_HHI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均显著为负，表明更为完善且趋于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重要途径，并能进一步促使国企TFP实现对外资企业的追赶。

       在这一部分，我们从政策效应和市场环境两个方面对国企TFP的“追赶效应”进行解释。综合表6与表7的结果，我们的结论较为显著的支持了H2b，即市场环境的变化对于国企TFP的“追赶效应”发挥了明显作用。而对于H2a，由于改制的政策效应仅只能通过降低企业代理成本以促进国有企业生产效率的相对提升，因此，改制的政策效应对于“追赶效应”的贡献较弱。这进一步反映出，国有企业的效率提升不能仅仅依赖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行业垄断地位的上升。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地区市场化建设和促进行业竞争才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有效措施。

       上述结果表明，市场竞争有助于国有企业在生产效率方面追赶外资企业。已有文献发现，行业竞争度的提高有助于企业层面TFP的增长(简泽、段永瑞，2012)，一方面竞争激烈的行业可能迫使企业进行研发创新(Holmes and Schmitz，2010)，从而能够保证企业在整个行业中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企业之间的竞争程度越高，可以通过优胜劣汰，留下生产效率更高的企业，并促使市场上的资源的重新配置。简泽(2011b)也认为，市场竞争促进中国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机制体现为激励效应，同时改善了企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这里，我们主要针对市场竞争提高促进国有企业生产率的“追赶效应”的影响机制做探索性分析。

       首先，参考聂辉华等(2008)以及王文春和荣昭(2014)，我们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提供的企业层面的研发支出与新产品价值作为企业创新的衡量指标。具体而言，我们用企业的研发支出除以销售额表示研发密度R&D_Ratio，同时使用新产品价值除以企业生产总值表示企业的创新倾向和强度New_Product。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数据本身的限制，研发支出仅在2005～2007年提供数据，而新产品价值仅从1999年开始提供数据。为了考察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在不同市场竞争状态下对于技术研发的情况比较，设定模型如下。

      

       其中，R&D_Ratio表示企业的研发密度，New_Product衡量企业的创新倾向，Dummy_HHI为产权虚拟变量与行业竞争度的交互项，其他变量与前文一致。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由表8的结果可知，Dummy_HHI在当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在市场竞争激烈时，国企相对外企会具有更高的研发支出，同时能够开发出更多的新产品。尽管未来一期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但从符号上仍然体现了国有企业在研发上的“追赶效应”。

      

      

       其次，我们尝试从市场竞争影响资源配置的角度来考察。参考聂辉华和贾瑞雪(2011)，我们计算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在不同行业竞争度下各年度TFP的离散度，具体表示为90％分位数企业的TFP与10％分位数企业的TFP之比。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之间的TFP的差异越大，资源误置的程度越严重。由于计算TFP离散度的过程需要使用企业的绝对生产效率，仿照他们的做法，我们以每年所有行业竞争度的中位数作为基准，将高于该数值的行业记为行业竞争度低的行业，其他列为行业竞争度高的行业，并使用OP法估计得到的TFP来计算TFP离散度，结果如表9所示。

       由表9的结果可以明显地看出，在行业竞争度较高时，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的资源误置程度均低于行业竞争低时的情况。同时，尽管从数值上看，在行业竞争度较高时，外资企业的资源配置均优于国有企业，但从时间趋势上的变化来看，国有企业在行业竞争度较高时，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16.52％，而外资企业提高了5.63％。因此，行业竞争激烈时，国有企业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化，可能也是促使国企生产效率得以追赶外资企业的因素之一。

       另外，结合本文表2中各类型企业数量的变化状况，可以发现国有企业在数量上显著下降，在样本初期有21347个企业，而至2007年，国有企业数目仅为9859，在数量上缩减了大半。尽管国有企业改制使得部分国有企业转变了性质，但数量上的显著减少也在一定程度反映出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会导致国有企业优胜劣汰，从而提高国企的资源配置效率，进而提高生产效率以追赶外资企业。

       总体而言，我们的结果表明，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促进国有企业追赶外资企业的影响机制，可能来自于对国有企业创新研发的激励，以及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

      

       五、稳健性检验

       (一)基于滞后项的回归

       从理论上来讲，企业规模、市场份额以及代理成本和一些其他控制变量在影响企业效率的同时也可能被企业效率影响，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逆向因果关系。为控制这种内生性对结果造成的潜在影响，我们将所有解释变量取为滞后一期，重新考察政策效应与市场环境对国有企业TFP“追赶”外资企业的影响作用，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中，Panel A考察了政策效应对国企TFP追赶的影响作用。与前文结果相似，企业规模与市场份额的提高不仅不能促进国有企业相对外资企业的效率提升，反而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代理成本的下降，仍然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相对生产效率。

       Panel B考察了市场环境的变化效应对国企TFP追赶的影响作用，同样，回归结果均表明市场化进程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国企TFP的“追赶效应”。

       (二)利用LP方法测算企业TFP

       这一部分，我们利用LP方法测算出TFP，并重新对“追赶效应”及其影响机制进行检验。需要说明的是，在“追赶效应”的检验中，我们发现交互项的系数从2004年左右开始显著为正，这也与当时全国大部分省份成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一致的。总体而言，利用LP方法测算企业TFP得到的结论与前文基本一致。具体结果见表11。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在进行了以上稳健性检验后，我们又尝试了其他的一些做法，如：(1)使用企业的年度总产出和销售额分别代替企业的增加值测算TFP，并重新上述回归分析；(2)考虑到仅使用规模以上的企业样本可能造成样本上的选择偏差，我们还纳入所有企业样本重新进行了回归分析。得到的结果均与前文一致，表明我们的结论是较为稳健的。

      

      

       六、结论

       以往的研究基本肯定了国企改革对于企业经营业绩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但改革的效应是否缩小了国有企业与其他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绩效差距却较少被考虑。此外，国企改革通过何种途径影响国企效率，是否还有其他的影响机制同样能够解释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提升，这些问题也值得进一步研究。

       本文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在剔除了时间趋势后，我们发现国有企业的TFP相对于外资企业呈现明显的“追赶效应”，并且这种效应从2004年起具有显著提升，说明国有企业改革提高了国企效率，并缩小了与外资企业的相对差距。在针对“追赶效应”影响机制的讨论中，我们发现政策冲击带来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这说明完善国企治理结构是提升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最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资产资本化的改革措施，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引入多元化的所有制股份，从而可以更好地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另一方面，市场环境的效应同样可以促进国企效率的提升。我们发现，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度的提升，都能够对国企的“追赶效应”进行解释。针对行业竞争度促进生产效率的影响机制，我们进一步探讨了其影响途径可能来自于对国有企业创新研发的激励，以及提高国有企业资源配置的效率。

       总体而言，本文的结论表明国有企业效率的提升，并不能仅仅依赖于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行业垄断地位的上升。通过加强国企的内部治理，以及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建设和促进行业竞争同样是提高国企效率的有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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