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变迁的社会心理学思考(专题讨论)——社会文化变迁与中国人的亲密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社会文化论文,亲密关系论文,中国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4)04－0097－06 社会心理学到底讨论不讨论“社会”？这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关键问题。一些心理学者[1]批评美国社会心理学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认为社会心理学缺乏社会面向。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恰好可能弥补这一缺憾：强调社会文化情境和心理体验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2]。一方面，人们有意无意中与社会文化环境进行互动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情感、认知、动机和行为模式；另一方面，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是积极地创造并改变文化以实现自己的目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迫打开国门，到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再到改革开放，以及随着科技进步和资本流通而席卷世界的全球化进程，社会文化持续剧烈变迁。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共存，对社会和个人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反之个人的实践活动也在不断改造和再生文化，使个人与文化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对中国人心理经验的研究，如果无视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会如同卡尔森质疑美国心理学缺乏社会面向一样，将是不完整的。 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指个体与个体间形成的一种较为持久的亲和关系。有学者认为至少包含六个方面的特点：了解、关心、信赖、互动、信任和承诺。任何一项单独的特点都可以产生亲密的关系，最满意和最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包括上述所有六个特点。亲密关系能够满足人们归属和关爱的基本需要，源于进化压力，是人们重要的生活实践和心理体验，其质量会影响到人们的心理健康[3]4－6。亲密关系的研究范围涉及浪漫关系、亲子或同胞关系、友谊等。本文主要关注浪漫关系中的夫妻关系(conjugal relationship)，这也是一般学者研究的典型的成人的亲密关系。 目前，大陆心理学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主要沿袭美国的研究范式，关注伴侣间的承诺、满意度、冲突、暴力、牺牲、认知、成人依恋等主题，总体而言研究较为忽视社会文化脉络，且研究数量不多，不够系统和深入。相反，其他邻近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研究较多，比较注重社会文化脉络对亲密关系的影响，但大多关注的是社会家庭结构、国家制度或者群体层面的内容，较少对个体层面的认知情感活动进行研究。台湾地区一批支持本土心理学运动的亲密关系研究者比较注重社会文化脉络，发现社会文化因素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与分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如择偶时周遭亲人的影响、对缘的认知、夫妻恩情等[4]。这些研究值得大陆学者参考和借鉴。不过，本土心理学强调用多元的地方心理学体系来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心理过程，这如何与心理学的普适应原则相协调，即如何在本土心理学体系和主流社会心理学之间寻找平衡点，也是我们在关注社会文化脉络与亲密关系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对此，赵志裕援引琼·米勒的看法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建议和思考：“文化社会心理学‘应建立在近期主流心理学研究结论的基础之上’，且‘研究者需要进行适量分析，以避免那些解释力有限的理论过度发展’”[5]。我们可以用多元的地方心理学体系来补充主流社会心理学。关注社会文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亲密关系实践的时空场所，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其研究过于注重个人面向的不足；同时，我们在进行社会文化变迁与亲密关系研究时，不可过于拘泥表象，应尽量从中挖掘出一组便于处理的基本原理，使这组基本原理可以解释文化变迁中的行为差异。 一、亲密关系由角色中心型向个体化亲密型的转变 亲密关系的形态可分为三类[6]，分别是自我中心型，只关注自我，缺乏与他人的亲密关系；角色中心型，按照社会角色的要求行事，缺乏真正的亲密体验；以及个体化亲密型，这时个体发展成熟，与他人能够建立成熟的亲密关系。中国传统婚姻基本上排除了婚姻当事者的意志而由父母尊长等包办。婚姻是“合二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意即为了两个家族结交和传宗接代而结婚，而不是因男女个人的爱情而结合。青年男女如果自由恋爱，会受到巨大的阻力，如被对方父母解官囚禁，甚至父母因此殴毙子女，也不会受到社会舆论乃至官府的追责[7]。费孝通也曾描述过中国传统家庭，认为家是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它的主轴是在父子之间，在婆媳之间，是纵的，不是横的。夫妻成了配轴”。且由于中国家庭似企业一般运作，强调秩序与效率，感情方面的要求受到抑制，夫妻间因“事业的需要而排斥了普通的情感”[8]。潘光旦对中国传统婚姻也有类似的论述，认为“中国是一个家族主义的国家；婚姻原是比较个人的功能，但是在家族主义很浓厚的空气里，个人的地位很小；个人既为了家族才存在，所以婚姻便为了家族才举行了。婚姻的家族效用有二：一是父母的侍奉，二是宗祧的继承”[9]。这就决定了夫妻关系的互动不以增进感情为目的，而是以赡养父母、抚养子女为目的，夫妻的亲密关系形态主要是角色中心型。受此文化影响下的夫妻感情淡漠的现象非常普遍。夫妇“一早起来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功夫说闲话”，“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地按着应该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8]。值得一提的是传统家庭文化对女性家庭角色规范的约束。从时间上看，这种约束越来越多和越来越严，尤以宋代为一个转折点。在女子婚前交往、婚后的离婚权、寡妇的再嫁等方面，都有严格的限制[10]。对女性三从四德的角色要求，使得夫妻关系非常不平等。 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一批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开始提倡婚姻自由，认为“独身、结婚、离婚、夫死再嫁，或不嫁，可以绝对自由”，提出结婚要以恋爱为基础，是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反对包办婚姻[11]。这一观点极大地挑战了传统婚姻文化，对社会特别是年轻人产生巨大的影响，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而不是应父母之命这一观点开始在受教育的年轻人中间流行起来。这一时期传统与现代婚恋文化的交锋也特别激烈，往往导致了很多的人间悲喜剧。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大规模宣传婚姻自由和一夫一妻制，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确保普通大众对意识形态的遵从。较之五四时期，婚姻自由的观点被更多人所接受[12]。一般双方的结合会兼顾父母、组织和个人的意愿。不过此时夫妻双方的互动仍受很多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依然是从父居制，男女的婚姻关系不够平等，对女性的家庭暴力较多。 改革开放后，国家自上而下推行一系列经济制度改革，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父子轴为主的家庭转向夫妻轴为主的家庭[13]。从父居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失去意义，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夫妻家庭”[14]162－168。夫妻生活的独立性作为家庭意识形态的特点被大众所接受。随之而来，夫妻关系的联系加强。婚姻已经不再是经双方父母为了建立姻亲关系或提高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家庭策略，而是来自于个体的，或者年轻夫妻之间的相互满足感。亲密行为成为恋爱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年轻人在向恋人和配偶表达情感时，越来越开放和直接，并且更加注重伴侣的个人品行[15]220。夫妻之间的地位越来越平等，对女性家暴开始变得不为社会舆论所接受。此时，夫妻的亲密关系形态变得越来越向个体化的亲密关系转变。 二、文化如何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影响亲密关系 有别于传统的跨文化比较模式，文化心理学强调社会认知与社会历史文化的相互影响和建构。一些文化心理学者强调文化并非实体性的存在：“我们在谈论文化时，不能把中国文化视为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系统，否则容易落入文化刻板印象或者文化决定论的窠臼。”“要细致具体地探讨历史过程、社会伦理制度、经济发展方面对社会生活和思想活动造成的影响，并反思个体的社会思维如何造就、维持、改造目前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实。”[16]换言之，谈论文化对个体心理行为层面的影响离不开人的主体能动性。文化及其相关概念的关注重心应在于文化的主体——人，文化由人创造和发展，脱离了具体的人，讨论文化容易陷于大而空的境地[17]。 对亲密关系社会面向的研究也需要留意，传统文化下的亲密关系与现代文化下的亲密关系并非决然不同的两种文化形态。纵观中国历史，古时在角色中心的亲密关系之外，夫妻也会有个人情感的交流。如人们熟知的“张敞画眉”的典故，以及李清照、赵明诚的夫妻生活，就向人们充分显示了古时夫妻间的恩爱。民间“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俗语，也从反面表明了小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很容易超过大家庭代际间的关系[10]。而现今种种亲密关系现象，虽然有越来越向个体化的亲密关系转变的趋势，如强调两人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强调二者的平等地位和独立性等，亲密关系的某些面向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如大龄青年面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舆论时的择偶压力；夫妻关系的选择和维系也会受到周遭亲友的影响。如何从这错综复杂的亲密现象中抽离出内在的文化心理机制？文化是如何通过人的实践活动影响到亲密关系的？本文尝试从文化的濡化与涵化、国家政治经济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个体能动性的实践来阐述这一问题。 文化的濡化与涵化是文化传播与生成的核心机制，这两者有时是互相影响的。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被界定为“人类个体适应其文化并学会完成适合其身份与角色的行为的过程”，濡化的机构主要有家庭、学校、社会组织等。濡化是一种纵向的代际传播过程，当代际传播出现偏差时会出现文化变迁[17]。文化涵化被界定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融合，造成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大规模变迁的过程”。涵化(acculturation)是一种横向的传播过程。近代以来，在西方先进生产方式的推动下，西学东渐逐渐成为中国文化涵化的基本流向[18]。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通过资本、观念和技术等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的物理事实(如新技术的获得)，对人们的心理过程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发展中国家将这种全球文化下的个人主义、自由市场、自由选择等西方的价值观作为重新建构文化时的参照对象[19]。中国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发展中国家，受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涵化程度很大，使得中国的文化模式发生了大规模变迁。当变迁的速率过快且幅度过大时，代与代之间的隔膜会越来越大，产生新的文化变迁。有关传统的角色中心型的亲密关系的行为规范，是通过代际之间的濡化获得的。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保障了濡化进程的稳定进行。但随着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由传统的农耕文化向工业文化过渡，社会越来越个体化。随着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以及城市迁移等，夫妻关系摆脱了传统大家庭父子关系的束缚，越来越强调两性成熟的亲密关系。年轻一辈与年长一辈对待婚姻的观念产生了隔膜，传统的代际濡化受到阻隔，这导致新的婚姻观念的出现。反之，这批接受个体化观念的夫妻在面对自己的孩子结婚时要求夫妻独立性会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文化涵化与濡化对亲密关系的影响是相互促进的。 与其他国家对家庭生活的规范常常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不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工业化与城市化背后总有国家宏观调控的身影。国家权力和政策常常是社会转型的创造者，而不是创造物[15]113。在考虑亲密关系的社会面向时，特别要关注国家政治经济改革的影响。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如婚姻法的实施、对祖先崇拜的打击、对宗族组织的分解等起到削弱父母权威和权力的功能，促进了亲密关系重要性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出现了大规模的从农村到城市、从不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的人口流动。夫妻关系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影响到结婚的目的、择偶标准、家庭地位、婚姻冲突、婚姻满意度等亲密关系的方方面面[20]。此外，国家施行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中国出现了很多人为选择性别的生育方式，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21]。国外研究一般认为性别比高(女性较少)的文化倾向于支持传统的、老式的男性和女性角色，男人外出工作，女人在家带孩子，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而性别比较低(男性较少)的文化倾向于不太传统和更加宽容的性别角色，鼓励妇女外出工作，允许妇女婚外的性关系等[3]11。当计划生育的一代长大结婚时，其亲密关系会如何受到出生性别比与经济发展的双重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伴随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出现的还有独生子女的婚恋问题，他们跟非独生子女的亲密关系是否一样？有研究发现独生子女大学生对婚前同居和性观念较非独生子女更为开放[22]，在选择婚配对象时更注重对方的经济原因，且婚后与长辈合住的比重高于非独生子女[23]。 谈论社会文化对个体心理行为层面的影响离不开人的主体能动性，人们并不是被动地接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是积极地创造并改变文化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一点非常值得心理学学者关注。如改革开放后，女性地位上升，家庭暴力减少，许多丈夫愿意分担家务。这种家庭内部性别角色的变化与社会大环境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同时，人们也在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不断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阎云翔在一项田野调查中发现，不少男人在解释妻子当家的主要原因是夫妻之间感情好[14]114。全球化带来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以及国家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确实影响了人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结婚更看重两情相悦，婚后表现出对女性更多的尊重和关爱。但是，感情好是否如西方亲密关系那样强调双方的自我表露和情绪表达呢？事实并非如此，如上述田野调查里一名男子在进一步阐明夫妻感情好，因此让妻子当家的原因时，认为“我没法给我老婆提供更好的生活，心里总感到惭愧……一个男人要是很爱自己老婆但又没法满足她，就总会有点怕她。我们只能怪自己挣不到更多的钱”[14]114。这名男子认为由于自己在外打工，家务事和带孩子等事情都由妻子承担，妻子对家庭的贡献特别大，因此对妻子充满感激和愧疚之情，在夫妻互动时更愿意听妻子的话。台湾地区学者也发现，相比较西方亲密关系更强调自我表露和情绪表达而言，台湾夫妻间的情感内涵包含有感激、欣赏、亲近和契合四个面向。其中，感激之情强调的是对配偶付出的领受，而激起的回报之情[4]。研究者在此四个面向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华人婚姻的两类情感，一类是较具西方色彩的“亲密”，一类是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恩情”。研究者将华人婚姻情感在构念上如此区分，是希望凸显台湾地区社会在从传统过渡到现代化过程中，新旧不同的价值冲突在婚姻情感上可能有的不同表现[4]。 我们可以通过另一项有关亲密关系中能量与交流动机的质性研究[24]，更进一步了解社会文化、国家政策、家庭和个人在亲密关系上的互动。能量(agency)包括个体扩展、维护、完善和保护自我、将自我与他人分离开来，并控制自我所处的环境所付出的所有努力，反映了人的成就动机。交流(communion)指个体想要与他人融合，与他人建立爱、亲密、友情以及沟通等各种联结而做出的努力，反映了人的亲和动机。只有能量与交流达到某种平衡状态，才能促进亲密关系的良好发展。该研究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高考，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古训以一种新的方式开始在人们心中苏醒。有些人因为没有钱，或者一分之差而走向了命运的另一个岔道口，这对于他们能量动机的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挫折，固着在这一点上的人开始把希望投注在下一代身上，比较极端的例子会完全只关注孩子的学业与成就，甚至认为其他无关的事物只会干扰这一目标的实现。常见的就是对恋爱的禁止。这一受到社会文化影响的观点通过代际传递和学校生活的强化等濡化过程，影响了被访谈者的择偶标准，被试只关注对方是否聪明、学习好，亲密关系的能量动机取代了交流动机，呈现单一发展的状态。这项研究通过探讨个体能量动机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脉络，以及个体在这一发展脉络中的走向，清楚地向我们展现了文化如何通过个体的实践活动影响个体的亲密关系。支持了社会文化情境和心理体验是一对动态的、相互建构的关系这一观点。 三、对未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综上所述，关注社会文化的变迁，为我们提供了亲密关系实践的时空场所，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研究过于注重个人面向的不足。目前，国内心理学领域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不多，关注社会文化脉络与亲密个体互动的文章更少。联想到亲密关系对人类体验的重要性，关注这一主题非常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就这一研究主题谈谈对未来研究的几点思考。 首先，文化敏感性对社会文化变迁下的亲密关系研究意义重大。相对于认为人类心理具有普世性结论而言，文化心理学和本土心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对以美国白人男性为蓝本的心理学研究结论适用于全世界提出了质疑。这一质疑同样也适用于亲密关系研究。费孝通曾提出“文化自觉”，认为“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在生活各方面起的作用，也就是它们的意义和所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及其发展的方向”，“不是要‘复旧’，但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面他化’”[25]。面对全球化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与碰撞成为常事。社会文化脉络成为亲密关系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面向，这是本文所强调的文化敏感性的第一重意义。与传统的文化比较研究相对应，现在的文化心理学研究更倾向于将文化视为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而非一个固定的实体。这是一种新的假说，提示人们在解释文化现象时另外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大家都认可的固定的讲法。相应的，不再将文化作为自变量进行比较研究，而将文化作为因变量来进行研究。即不同文化下的人们可以以相同的方式行事，同一文化下的人们也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行事，研究需要了解是何种心理机制导致了不同的文化行为结果[26]，这一点对现今的亲密关系研究特别重要。目前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当实验结果与国外研究不一致，容易解释为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27]。对于中国心理学研究者而言，认识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文化差异，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除了将文化作为自变量进行研究外，文化动态建构向我们提示了另外的可能，提醒我们关注社会文化与亲密关系动态建构的心理机制。特别是受社会文化变迁影响后的个体是如何调整自己的行为与认知，并反过来重塑文化这一过程非常重要，但目前相关的研究比较缺乏。对亲密关系而言，受社会文化变迁的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认知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传统以及现代的哪些观念得到了保留？在何种情境下发挥作用等等，这些都是关注社会文化面向的亲密关系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这是本文所强调的文化敏感性的第二重意义。 其次，重视跨学科交流与合作。亲密关系研究涉及的领域颇多，如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历史学、文学、生态学等。目前，国内心理学与这些领域中学者间的合作并不多见。这与心理学历来强调它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有关。很多心理学者认为，“只有建立在生理学乃至化学基础上的心理学才具有科学的正当性。因此，这些心理学家力图‘超越’社会科学，把心理学变成一门‘生物’科学。结果，在绝大多数大学里，心理学都将其阵营从社会科学系转移到自然科学系”[28]29。虽然领域之间因为学术传统的差异，会引发合作上的困难，但如果能够尊重彼此的视角，有时反而更能补充对方的不足。如心理学重视个体的微观取向与社会学重视结构的巨观取向常能互补对方的缺憾[4]。华勒斯坦在《开放社会科学》一书里呼吁：“社会科学家能有效地掌握几门主要的学术语言，社会科学研究就能够开展得更好。”[28]95－106认为学者应“将现有的学科界限置于不顾，去扩大学术活动的组织”，没有什么知识领域“是专门保留给拥有特定学位的研究者的”。这些想法对跨越学科的藩篱，进行亲密关系领域的跨学科交流与合作非常有借鉴意义。若能进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研究者或能够更加真实地捕捉到亲密关系的真实图像。 最后，亲密关系研究需要注重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心理学的很多研究领域特别能够激起大众的兴趣与期待，亲密关系研究便是其中之一。但可惜，国内心理学有关亲密关系的研究远远没有回应大众的需求，难以为他们的生活提供解释和指导。这与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有关。中国心理学作为一门西方传来的学科，它在中国的演进和发展面临着多种可能的道路，最后选择的是追随西方学术传统，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和自然科学化。对此，一些心理学者进行了反思。如程立先生提出“心理科学向何处去”的思考，认为心理学对方法论的制度化，使得心理学研究结果脱离实际；有学者曾借鉴费孝通先生关于人类学应迈向人民的呼吁，提出心理学也应迈向人民[29]。同样，亲密关系研究也需要迈向人民，需要关注现实中人们的实践活动，以期能够为他们的生活提供解释和指导。 收稿日期：2014－0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