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业，失业，再就业，下岗职工的三条出路——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牛仁亮访谈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就业论文,三条论文,研究员论文,下岗职工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实践和理论都一再表明，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庞大的富余人员，据估计总数约在2000万至3000万之间。党的十五大把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重心，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面对若干棘手问题，富余人员出路问题便是其中之一。
近日，记者就如何解决企业下岗职工的出路问题，走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牛仁亮同志。他提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三条出路，即：离业、失业、再就业。
“离业”与离业补偿
牛仁亮首先提出了“离业”这个概念。他说，从目前下岗工人情况来看，除来自于破产企业外，大多数来自于被兼并收购的企业，他们的平均年龄在40—50岁之间。据估计，这个年龄段的人员将是未来被分离的主要对象。因为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能够从事的多是技能较低、体力较重的工种，所以他们在再就业方面与初次就业者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我们必须从一开始的制度设计中就充分考虑到这一基本情况。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离业”。
“离业”特指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一部分被分流的、失去再就业竞争力的富余人员永久性地离开经济过程。“离业”不同于退休，因后者是因年龄关系正常地退出就业岗位，是在任何经济体制下都共有的现象。“离业”只发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无法对企业分离出来的部分富余人员（尚未到退休年龄）实现再就业，从而社会采取特殊的办法使其一次性、永久地离开经济过程。
对离业者的经济补偿是“离业”问题的核心内容。首先是经济补偿的尺度选择，这一补偿应由：基本生活费、基本医疗费、工龄贡献补偿、其承担的赡养人口的基本生活费等四部分组成。根据目前的主要城市生活标准，每个富余人员的永久性“离业”补偿费约在3万元左右。 这就是说，若把千余万富余人员引入“离业”轨道，社会则需支付数千亿元人民币。
数千亿离业补偿费从哪里来呢？牛仁亮认为只要制度设计得当，筹措并不太困难。
从国有企业资产净值看，最近的评估结果是3万亿元， 而离业补偿费只占其几个百分点。况且，数千亿元如果在“九五”和“十五”的八至十年内消化，则一年就只需零点几个百分点就可以了。
这一制度具体设计如下：以省或中心城市为单位成立“离业”管理中心。离业者到“离业”管理中心进行登记，办理有关“离业”手续。“离业”管理中心根据有关规定，计算出该“离业”人员的一次性“离业”补偿费，并将其数额登记到“离业”者基金帐户上，同时向“离业”者出具补偿费“权证”。“权证”上标明具体资金数量以及年固定回报比例，这一比例应略高于同期银行储蓄利率。省市政府每年对“离业”补偿费做一次结算，并将相当于结算总额的该省、市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的相应部分划转以“离业”管理中心。“离业”管理中心依照法律，委托职能机构运营由“离业”补偿费形成的资本（以下简称“离业资本”），并于每年年终将该资本运营回报返回“离业”管理中心。中心再按照每个“离业”者的不同情况付给其“权证”上早已规定好的回报数额。部分“离业”者由于种种原因，需要把补偿费用的“权证”变现，则“离业”管理中心将通知离业资本的委托机构需要变现的数量，委托机构根据资本市场的情况，随时变现其控制的任何一种股票。
由于“离业”补偿费中包含着这些富余人员到达真正退休年龄后的养老费用，因此这些富余人员变现补偿费用“权证”的数量边界是要剔除其养老费用这一块的。其养老费用应同其他退休工人一样，进入统一管理渠道。
剩下的问题是，上市公司中的国家股能否变现？国家股能承担起数千亿元的离业补偿费吗？
回答是肯定的。目前上市公司总市值约16000亿元，其中2/3 为国有股本，即其市值为1万余亿元。根据目前上市规模及上市速度， 估计在八年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会达到6000亿股，市值总量可达6万亿元， 仍按2/3的国家股计算，国家股总市值将有4万余亿元。可见， 八至十年后，完成用国有股本划转“离业”管理中心的数千亿元离业补偿费，仅占当时上市国有股本市值的几个百分点。
失业与失业保障
让部分离业的富余人员进入失业者行列，在过去是讳莫如深的事情，因为这样一来，似乎人为地制造了大量失业，不仅给社会主义抹了黑，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
牛仁亮指出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看法。因为，目前在国有企业内部的3000万富余人员本身就是一种“在职失业”状态。而且由于没有统一的政策，使来自许多停产半停产企业、破产或者被兼并企业的下岗人员生活补偿相差悬殊，有的地方下岗人员连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此其一。其二，通过失业登记，同时通过对富余人员失业待遇的重新设计，既有利于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又有利于保护被分离富余人员的实际利益。其三，只有把富余人员的“隐性失业”变成“显性失业”，才能使劳动力真正流动起来，也才能避免再就业重蹈计划经济的行政安置型之覆辙。
牛仁亮说，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问题在观念上还需破除“消灭失业”的认识误区。
传统体制上，人们常津津乐道于“社会主义消灭了失业”这样一个貌似进步的概念，其实这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就业观。因为在农业社会里，不论劳动力有多少剩余，它都通过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进而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济方式来消化，这在经济学上称为“工作分摊”和“收入分摊”。
但是在工业社会情况则大为不同。一方面，企业只按厂商原则（即边际劳力生产率等于工资）吸收劳力。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其经济结构处于不断调整和优化中，这必然会使夕阳产业的工人不断退出原有工作岗位，而这些人又很难立即进入一种与他们现有技能不同要求的行业，从而导致失业的产生。总之，失业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正常社会现象，在美国100年来平均失业率为6%左右，西欧国家近年来的失业率则高达8%至10%；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其城市失业率都在10%以上。
事实上，我国从建国以来从来没有消灭过失业，政府统计的公开失业就一直存在，最高值曾达以6%，近10年来也多在3%左右。按照目前我国城镇3%左右的失业率， 如果每年有百余万富余人员变成失业人员，则这一因素会使我国失业率水平提高0.5个百分点，10 年以后失业率将达到8%，因而将消化千余万富余人员。
这笔费用比起“离业补偿”要容易解决。大体可通过三个基本途径：一是国有资产划转一块，其方法和原则与离业补偿类似；二是对所有企业征收失业保障税；三是通过企业向所有在职职工征收失业保障费。后二者从用途上看，它不仅用于转轨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失业者的生活保障，还要用于全社会各类企业失业人员的生活保障。
必须指出，失业保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全国统一的失业政策；以省市为单位的失业管理及协调；以企业法人为依托的失业基金的有效经营。
再就业的解决途径
再就业既是解决国有企业富余人员出路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又是总就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只有在促进总就业的同时才能有效地推进再就业。
牛仁亮就再就业这一问题提出了如下建议：
——逐步降低劳动力参与率。
——整合工农比较利益，减轻农村对城市就业的压力。
——调整工时制度，减少劳动供给。
——重新界定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标准。
——设立“再就业贡献减免税”。对接受下岗人员的企业实行税收减免政策。
——利用我国劳力低成本优势，扩大劳力输出规模。
——鼓励扶植城镇私营个体企业。
——再就业与福利转移。下岗人员曾在国有经济单位工作了若干年，其住房、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变成了他们进入私营个体企业的主要物质障碍。因此，应制订某些变通性的政策兼顾下岗工人、新就业的非国有企业和原国有企业三者的利益。
牛仁亮说，目前通行的“通过发展经济解决就业”命题有其局限性。就一般意义而言，解决就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发展经济。但是，有一些特殊情况值得注意。我国经济已连续六个年头增长10%左右，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也基本上会稳定在10%左右，甚至还要略低一些。然而，90年代以来，10%的高增长率并没有使我们在就业方面感到丝毫宽松，那么在未来几年即使增长率仍高达10%，也没有理由认为它能对就业压力有多大缓解作用。
可见，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在保持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更主要的是挖掘、鼓励、发展那些能提供更多就业岗位的产业、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