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效率和可持续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持续性论文,经济增长论文,中国论文,效率论文,速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两个值得注意的转变
本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领域发生了两个引人注目的变化：一是人们对经济增长看法的改变，从片面追求增长率转向强调可持续增长。传统的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意味着财富总量的绝对增大，也意味着一国福利的增加，追求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长率是与福利最大化目标相一致的。70年代初随着资源和环境状况的恶化以及环保意识的觉醒，这种观点受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根据一般的理解，经济增长率只是一个总量概念，在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经济进步方面存在着局限性。它没有反映为实现某一确定的增长所耗费的要素投入，也没有反映为实现增长所付出的资源减少和环境恶化的代价，而资源和环境状况不但与社会福利水平直接相关，也决定了经济持久增长的潜力。7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作为一种理念，逐渐为可持续增长所取代。
第二个变化是经济增长政策的侧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凯恩斯的短期分析表明，市场机制在短期内是不稳定的，后来的哈罗德的分析则进一步表明，市场机制在长期内也是不稳定的，这样，经济增长政策就被解释为长期稳定总需求的政策。增加政府支出，扩大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成为必要的政策工具。然而，新古典理论的代表人物则认为，经济增长不可以创造，它是由家庭（储蓄）和企业（投资）的个别决策调节的自发经济过程的结果。政府的作用仅在于减少可能的对增长的阻碍，促进竞争，推动技术进步，提高市场效率，为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法律环境。“在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不是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一定的事先规定的增长率，而是消除阻碍增长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相信，竞争和由坚定而实际的原则指导的政府行为会引出增长。”这种增长政策后来逐渐演变为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70年代以前，需求管理的增长政策在西方国家得到广泛应用，但随后的滞胀经历使其声誉大受影响。
70年代以后，得益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特别是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的发展，供给管理的增长政策逐渐为实践所接受，增长政策不再仅限于调节总需求，同时包括扩大总供给的措施。这种供给导向的增长政策不但把减少投资风险、改善投资收益的促进私人投资的措施置于中心地位，尤其强调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增长政策的上述转变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下面我们还将谈到这一问题。现在人们所说的增长政策常常是指两者的结合，当谈到需求管理时，更多的是指短期的稳定政策。
为了适应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80年代以来我国也一直致力于增长政策的转变。转变的重点在于提高经济效益，转变增长方式，实现可持续增长，但转变的过程并不顺利。最大的问题就是根深蒂固的速度偏好。一提到经济增长马上就想到增长速度，把速度等同于增长本身，热衷于铺摊子、上项目，搞速度竞赛，致使增长的粗放型特征无法从根本上得到扭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对增长率的追求一直非常迫切，传统体制的惯性及传统投资下固有的利益驱动也会助长这种冲动。遇有特定的政治经济形势，往往会发动一场社会性的增长运动，对既定的政策计划形成巨大冲击，延误改革的进程。举例来说，1991年七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规定，八五期间及此后的十年GNP年均增长率为6%，八五期间固定资产投资率年均增长15.3%，结合当时的经济形势，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稳健而又留有余地的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中期计划。当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还特别指出，保持这一增长率是保持持续发展能力的惟一可行的现实选择。但1992年以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发展是硬道理”被理解成了“增长率是硬道理”，当年上半年GNP较上年同期猛增10.4%，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3%， 大大超过八五计划和年度计划指标。此后国民经济急剧过热，从1993年夏季开始被迫进入治理整顿阶段，这次热涨造成的消极影响至今没有完全消除。
目前我国经济改革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结构调整的任务相当艰巨，就业、财政、企业等面临很大压力，各方面对增长率的期望较高，这就要求我们要结合历史和现实，结合国际经验全面深入地认识经济增长的过程和实质，认清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客观地分析和认识增长速度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更加理性地看待增长速度，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增长政策。本文首先围绕增长和增长速度对有关理论作一个综述，然后，对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绩作出评价，分析中国进一步增长面临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结论。全文共分五个部分：一、导论：两个值得注意的转变；二、我国经济学家对增长和速度的讨论；三、现代增长理论综述；四、高速与低效：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评价；五、高质可持续增长：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二、 我国经济学家对增长和速度的讨论：一个挂一漏万的回顾
国内学术界对增长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集中在对经济增长速度问题的研究上，围绕什么是合理的或适度的经济增长率，如何达到并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率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对速度问题的讨论可以追溯到1956年，从那时起，对什么是合理的经济增长率，学术界大致有以下几种认识：
一是从供给（或投入）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的速度要与国力相适应，要与一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外汇供给相适应。“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像我们这样一个有6亿人口的大国， 经济稳定极为重要。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当然如果保守了，妨碍了建设应有的速度也不好”（陈云，1957）。
二是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强调导致经济效益提高的经济增长是合理的，反之，导致经济效益降低的增长则是不合理的。这种增长观孙冶方堪称代表。早在1956年孙冶方同志就看到了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中那种不顾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高速度的倾向。他指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这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孙冶方，1956）。在孙冶方看来，总产值包括新增价值和转移价值两部分，而发展生产是指新创造价值的增加而不是转移价值的增加，因而单单总产值指标不能正确反映企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不能反映出企业生产的实际效益。要发展国民经济，不讲速度不行，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速度快一些总是有利的，当发生矛盾时，速度必须服从经济效益，决不能脱离经济效益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速度的高低要以经济效益的好坏为准则，应该力争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速度。以价值规律为基础坚持经济效益是孙冶方经济思想的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的轨道上来”可说是这种增长观的集中反映。
三是从改革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增长，认为就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改革是最迫切的任务，虽然从根本上说改革最终是为发展服务的。因此，现阶段的经济增长主要的不应当是追求高速度，而是为改革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从改革要效率，从效率要速度。与其在体制改革未取得根本性突破之前用高资源耗费、高通贷膨胀取得一时的高速度，不如把增长速度适当放慢，“比如说控制在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6～7%的范围内”，以求早日转轨，然后在效益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全速前进。持这种观点的有吴敬琏（1992）、刘国光（1991）等。
四是从就业率的变化来理解经济增长率的合理程度。持这种观点以厉以宁为代表（厉以宁，1996）。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稳定关系到改革能否顺利地进行和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而就业问题又是关系到社会能否保持稳定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就业率的变化可以说明近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率的合理程度。很显然，以就业率的变化来衡量经济增长率的合理程度是“就业优先，发展优先”这一理念的直接延伸。
五是从需求（或产出）的角度来理解增长速度。从产出的角度看，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增长速度是合理的，超过市场需求的经济增长率则是不合理的。因为经济增长的结果最终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商品和劳务的增加，这些商品和劳务是否有销路，能否最终实现的关键取决于国内国际的市场需求， 不顾市场需求的速度扩张其结果只能是生产过剩。1989年以后我国经济经受了几次市场疲软的冲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逐渐多起来。
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以上各种观点事实上都是从经济的持续或长期增长来理解合理的经济增长率的。超过供给可能性的增长率是不可能持久的，超出市场需求的经济增长也无法最终得到实现。不顾经济效益的增长虽可获得暂时的高速度，却无法长期维持下去。就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缺一不可，中国的问题最终出路在发展，发展是稳定的前提，稳定又是改革的必要条件。因此，适度的增长率应该有利于三者的紧密结合和良性互动。上述五种观点为我们理解适度增长率提供了具体的标准和思路。
三、现代增长理论综述
现代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引致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或源泉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成就表现殊异。围绕这类问题，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出了一系列模型。1939年哈罗德发表《论动态理论》一般被视为现代增长理论建立的开始，但真正应用最广的是Solow模型，尽管它不是增长经济学的第一个模型， 却是目前几乎所有经济增长研究的出发点。Solow 模型假定经济中只有劳动和资本两种生产要素，两种要素可以互相替代，生产函数是规模报酬不变的，要素的边际产量随着要素使用量的增加而下降。同时还假定劳动力（人口）的增长率为给定的常数n，知识或技术进步率为常数g，储蓄率s也是外生给定的。在这种条件下实际上只有资本是可以任意变动的，因此模型主要关心的是经济中是否能最终形成一个均衡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使经济稳定在一条均衡的增长路径上。Solow 模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它的基本结论是：当经济达到均衡时，资本和总产出的增长率将等于n+g，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存量的增长率都等于知识增长率g。如果技术进步率为零，即g＝0， 则新增加的产量由新增加的人口消费掉，人均产量在稳态下就不会变动。
在Solow模型中，储蓄率s作为一个关键参数实际上是外生给定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储蓄率的决定以及相应的投资行为取决于家庭和厂商的微观决策，即家庭和厂商效用或利润最大化的权衡。因此，通过引入家庭和厂商决策，就可以使储蓄率s成为内生、可变动的变量， 这一改进将使Solow模型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60年代， Cass （1965 ）和Koop-mans（1965）将Ramsey的效益最大化分析引入Solow模型，构造了一个无穷代理人模型。与此同时， Diamond （1965 ）将Samuelson （1958）创立的世代交替模型与Solow的增长模型融合， 形成了世代交替均衡增长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fequilibrium growth，简称OLG）。 第一个模型假定利润最大化厂商在竞争性市场上雇佣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和出售自己的产品，同时假定具有固定数目和无穷寿命的家庭通过提供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来形成自己的预算约束，通过储蓄和消费决策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第二个模型对第一个模型作出了进一步的修正，允许经济中有新的家庭进入，人口是变动的，不同世代的人们相互进行交替。除此之外，这两个模型仍然和Solow模型一样， 假定劳动增长率n和技术进步率g是外生给定的。因此现在除了储蓄率s 变成了内生变量以外，它们的基本结论和对均衡状态的描述也和Solow 模型一样。这两类以微观分析为基础的动态模型，成了经济学许多领域（如宏观经济学、公共财政、国际经济学等）的重要分析工具。它可以用来研究资本积累、利率和消费，可以分析储蓄率、政府支出等对均衡产出及均衡产出增长率的影响。
Solow模型、Ramsey-Cass-Koopmans模型和Diamond模型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虽然看起来它似乎可以解释所有的东西，但就是不能解释经济增长，储蓄率和资本积累水平的差异不能解释各国之间经济增长速度和人均产出水平的巨大不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由于规模报酬不变，在完全竞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会越来越低，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动力的枯竭。在这种情况下，要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引入外生变量才可能实现。在上述三个模型中，这一变量就是假定为外生给定的知识或技术进步。各国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差异源自知识或技术进步率g的不同，既与政府的财政政策无关，也与储蓄率无关。然而，知识或技术进步究竟是什么？它为什么在增长过程起着决定的作用？类似的问题正是新增长理论试图回答的。
80年代发展起来的“新增长理论”力图将知识增长或技术进步内生化。根据这一理论，经济增长率不再像前人所说的是外部给定的，而是由消费者、厂商的行为和政府政策决定的。他们在Solow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两个方向的拓展，一个方向就是考虑一个专门的知识生产部门（Resarch and development sector 或 R＆D sector）， 增加对该部门的投入会增加知识产出，最终导致物质生产部门产出的增加，因此这时知识或技术进步增长率g已经不再像Solow模型那样是外生给定的，而是模型内生的。这个方向的工作主要是由Romer（1986）开创的。 另一个方向的拓展是对资本概念的拓展，即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引入人力资本之后即使不考虑外生知识增长率的不同，我们也能较好地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和国别差异，这一方向的工作首先是由Lucas（1988）进行的。
Romer模型将知识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 并强调知识作为生产要素的重要性。知识具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性。任何企业的研究成果都不可能完全保密，知识会传播。一个企业的知识资本的增加不仅会使本企业产量增加，也会使别的企业产量增加。知识的使用具有非竞争性，即一个人使用某种知识并不影响别人对该知识的使用，知识一经发现，提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0。 知识的排他性则取决于知识自身的性质和特定的法律体系。Romer模型认为， 一些国家之所以长期处在低水平的增长路径上，就是由于对知识生产部门的投资不够，技术进步率太低的缘故。因此，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应该鼓励对知识生产的投资。对于政府而言，有关的基本研究和教育投资是必须予以支持的，在税收方面应该对从事研究的企业予以适当照顾，在法律方面应该建立有效的专利和知识产权制度，提倡对知识产权的普遍尊重；对于社会和个人而言，尊重知识、知识分子以及普遍爱智行为的价值和精神取向，对长期经济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任何一个现代社会，如果它不是倾向于推进知识增长进而推进物质增长的生产性行为，而是鼓励它的精英分子从事政治争斗、军事掠夺、税收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及对“官本位”的追逐等寻租活动，它将不是一个有希望的社会。我们在这里所谈到的东西显而易见地涉及到了特定社会的历史传统、文化和政治架构。
Romer模型的一个问题是，既然知识是不断扩散的， 而且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实际上并不存在多少获取基本知识和技术的障碍，那么为什么仍有相当多的国家没有获得应有的知识和经济增长呢？Romer 模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些国家的人们可能缺少学习和使用知识的能力，这就是Lucas模型所持的观点。在Lucas人力资本模型中，人力资本是一个与知识有关系但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人力资本和知识一样，在生产过程中也有良好的外部作用。在人力资本密集的地方往往会获得递增的规模收益，因此人力资本会从人力资本稀少的地方流入人力资本稠密的地方，相应的物质资本也会跟随人力资本流入人力的资本稠密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国际资本流动主要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原因。与Romer模型不同， 人力资本并不像知识那样必须以物质资本为载体，它主要是通过学习和教育获得的，附着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因此人力资本具有某种“资产专用性”和竞争性。在不同的国家，由于所积累的人力资本不同，对相同知识的使用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收益，进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和人均产出的不同。Lucas 模型认为正是由于一些国家的人力资本相对于物质资本积累得太少，才没有获得应有的长期经济增长。因此相应的政策建议是：鼓励人们投资于教育和学习，从而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这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以上五个增长模型的主要结论是：在短期，储蓄率和资本积累的上升能够提高人均产出和经济增长率，但是在长期它们对经济增长率没有影响，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在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惟有投资于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从税收、法律及制度方面加强对知识生产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和保护，长期增长才是有保障的。这正是我们现在探讨“知识经济”、倡言教育和提高国民素质的原因所在，也是现代增长理论最基本、最重要的政策含义。
依据上述理论可以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实绩作概括性的评价。我国的增长速度向来以高速著称。这种高速度是有效益的吗？是可持续的吗？增长的源泉是什么？为了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增长，我们的增长政策应该在哪些方面用力气，怎样用力气？这就是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四、高速与低速：对我国经济增长实绩的评价
从统计数据看，除盛产钻石的小国博兹瓦纳外，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特别是1978年以后的增长速度几乎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在1953 ～1994年40年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7%。1978～1996年19年间，GDP增速有10年超过10%（见图1）。中国GDP的增长速度远大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达国家（见表1）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水平。 得益于较高的增长速度，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注：时期数据指年均增长率，年度数据指较上年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
表1 经济增长率的国际比较（1955～1996）
国家 1955 1960—1965 1966—1970 1971—1975 1976—1980
中国 6.4 1.1 9.2 5.5 6.6
美国 5.5 4.2 3
2.2 7.3
日本 8.8 12.611 4.4 5
德国 12.1 9.3 4
2.1 3.4
英国 3.4 3.1 3
2.2 2
法国 5.6 6.1 6.4 3.5 3.1
国家 1981—1986 1986—1990 1991—1996
中国 10.27.8 11.62
美国 2.6 3
1.65
日本 4
4.8 1.15
德国 1.2 3.2 2.19
英国 2.7 2.9 1.31
法国 1.5 2.9 1.1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整理而成。
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我国经济的效率表现远没有速度那么成功，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实际上是以对效率的损害为代价的。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对效率的损害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它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直接损害增长的动态效率，破坏持续稳定增长的潜力；二是经济效益低下，过度投入与无效产出并存，GDP水份加大，资源浪费现象严重，使得资源存量和环境负荷难以为继。二者都使得经济增长无法持续。
高速度损害动态效率
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对动态效率的损害主要在于它引起并加剧经济波动。高增长、高波动是中国经济增长最突出的特点，自1953年至今，完整的波动累计出现了8次。经济波动的突出特点一是波动频率高， 平均3～6年一个周期。二是波动幅度大，前七次波动中最高振幅（指高峰时的增长率减去谷底时的增长率）达66.1%，最低为8.4%， 七次波动平均振幅为22.6%。部分振幅已接近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波动幅度（见表2）。三是通货膨胀率较高。根据测算，1960～1989年间， 中国经济的波动系数是美日等国的2～3倍，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2倍， 几乎可以称得上是经济增长最不稳定的国家（胡鞍钢，1994）。
表2 1953—1995年中国经济波动情况
波动划分年份波幅%
高峰值%(年)
低谷值%(年)
1 1953-1957 12.618.3(1953)6.1(1955)
2 1958-1962 66.132.6(1958)-33.5(1961)
3 1963-1968 28.919.0(1965)-9.9(1967)
4 1969-1972 20.825.3(1969)4.5(1972)
5 1973-1976 10.111.5(1775)1.4(1976)
6 1977-1981 8.4 13.0(1978)4.6(1981)
7 1982-1989 11.717.1(1985)5.4(1989)
8 1990-1995 5.1 14.1(1992)9.0(1995)
注：1990年以前采用的是国民收入指标，1990年以后采用的是GNP。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85—1996）的有关数据整理而成。
过度波动对动态效率的损害一是破坏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内在机制，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影响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对于常态短缺的经济而言，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必然表现为不断缓解瓶颈、扩大供给的过程，一旦速度高到资源无法支撑的水平就不得不进行收缩和调整。正所谓大上之后必大下，过热之后必然是调整，“过热—调整—再过热—再调整”是传统体制下速度型增长的必然模式。结果非但没有加快增长速度，反而减缓了增长速度。以“二五”计划为例，三年“大跃进”期间，工农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5%，但之后的1961、1962年平均每年负增长21.2%，整个“二五”时期平均每年仅增长0.65%。欲速则不达，这一点不仅为改革以前的实践所证实，也为改革以后的历次波动所证实，也为国际经济所证实。以英国为例，70年代英国的经济一直处于停停走走之中，经济增长率最高时达7%，最低时为－1.7%，整个70年代增长率仅有2.1%，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经济并非常态短缺， 而是供给过剩，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刺激需求以维持经济增长，结果导致了长期的滞胀。其增长政策的失效对今天的中国经济而言尤具参考意义。
二是加大了宏观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经济过热往往导致泡沫膨胀，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上升，给经济稳定带来巨大风险。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我国1992年开始的经济过热和金融秩序混乱也形成了一定量的经济泡沫，只是得益于特定的体制条件才幸免于破，中国目前的泡沫规模有多大，尚无确切的估计，但潜在的巨大威胁却一直存在。
经济效益长期低下，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
经济效益低下在我国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表现：一是高投入，或称过度投入，表现为对投资品的过度需求；二是低产出，包括产出过少及大量无效产出或称无效供给，其最终结果都表现为对资源的浪费。过度投入及无效供给是中国经济中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中国很多现实经济问题都与这两个概念直接相联。
过度投入集中表现在对物、能的过度需求上，遇有经济过热时尤其如此。经济过热必然是投资热，物质消耗过度，设备磨损严重，对一些短线产品和行业进行掠夺式经营，造成短线疲劳。甚至寅吃卯粮，给资源和环境带来巨大压力。根据统计，1953～1986年33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6.83倍，同期能源消耗增长14.1倍，生铁消耗增长23.4倍，四种有色金属消耗增长35倍，化肥消耗增长246.5倍。而日本自80 年代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4%，能源消耗量仅增长1.1%。 表4是以1987年美元计价每千克能源（石油当量）所产生的GDP 的国际比较。1994年同1980年相比，我国能源使用效率有所提高，但与别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1994年我国每千克能源产生的GDP仅相当于同期泰国的1／5， 美国的1／3，日本的1／9，印度的1／2，世界平均水平的1／3。
表3
每千克能源产生的GDP（1987＄）之国际比较
中国 印度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韩国 英国 意大利
1980 0.3
1.9
2.1
3.2 2.4 1.8
2.84.8
1994 0.7
1.6
1.8
3.9 1.7 1.8
3.55.5
加拿大 法国
美国
日本 世界
1980
1.74.12.15.5
2.3
1994
2 4.42.26.2
2.4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7年度报告《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中国财经出版社1997。
过度投入的另一端是无效产出或无效供给。无效供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不适销对路产品的大量积压。据统计，建国以来全国性的清产核资报废物活动就进行过5次，报废价值4亿元。所谓的“工业报喜，商业报忧，仓库积压，财政虚收”就是对这种情况的形象描述。二是产品质量下降。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产品质量下降的现象，虽然二者并不一定存在逻辑上的必然联系。根据国家技术监督局的抽样调查，从1985～1990年，我国工业生产中的不良品（包括次品、废品和返销品）损失大约占产值的10～15%。近几年在经济高速增长中，工业品的合格率由1991年的80%下降为1994年的70%，1995年的一季度进一步降低到65.9%。以钢材为例，1994年我国生产钢材8000万吨，达到世界同类实物质量水平的仅有1100万吨，占14%，质量问题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质量问题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因为它造成了大量虚假供给或无效供给，更在于它对民众生活的危害，对环境的危害。部分劣质产品不仅谋财，兼要取命，民众对它的憎恶几乎不亚于通货膨胀。三是资产泡沫膨胀，加大了产出的水分。前面部分已经对此作了介绍。
准确评估无效供给对资源的浪费是件很困难的事。首先，很难准确识别哪些是无效供给。举例来说，房屋装修在我国是一个规模不小的行业，开发商在交付使用之前一般要做一下粗装修，单位买来房子交给个人后，个人常常把原先的装修打掉重新装修，这样一来GNP是增加了，资源也浪费了，但你很难将这一层GNP剥离出来。其次， 困难之处还在于对资源浪费的估量上，比如用低标号的水泥修路、盖房，一年不到路面碎裂了，房子坏了，资源浪费了，环境污染了，但却很难准确估计。
高速低效的增长不可持续
高速低效的经济增长给资源和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严重损害了可持续增长的物质基础。资源人均份额少、生态环境脆弱是我国资源和环境的基本特点。从资源储量看，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淡水资源不到世界水平的1／4，人均森林蓄积量为世界水平的1／8，人均草场面积为世界水平的1／2，人均矿产资源占有量为世界水平的1／2，原油人均占有量是世界水平的8.6%， 天然气是世界人均水平的5%。目前我国已由能源出口国变为能源净进口国， 能源进口呈逐年增加的趋势，资源赤字在加大。预计到2010年，电力、钢材、矿物原料将出现全面缺口。目前全国70%以上的城市，特别是北方地区和沿海地区的城市，平均日缺水量1240万吨。过度能耗不仅加速了能源的枯竭，而且加剧了环境污染。1987年典型城市监测调查表明，全国有42%的城市饮用水源地受到严重污染，63 %的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调查的532条河流中，82%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约有7亿人口饮用大肠杆菌超标水，1.7亿人口饮用受有机物污染的水。 城市地区大气污染严重，全国500多个设市的城市中， 大气环境质量全面符合一级标准的不到1%。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环境污染向农村扩展加速。 根据统计，八五期间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达到了1350亿元。如果不彻底扭转目前这种高速低效的增长方式，提高物、能利用效率，资源存量和环境状况将难以为继，持久的经济增长很难保证。
五、高质可持续增长：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进入90年代后，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发生了很大变化，宏观总量逐步由原来的供给不足转为有效需求不足，市场逐步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增强。对现阶段以至将来的经济增长而言，虽然原来的瓶颈约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存在，但市场需求约束已经成为更具基础性的新的制约因素。增长短边从供给向需求的转移标志着增长方式的根本性变化。
买方市场的形成似乎标志着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正在由供给推动向需求拉动方向转化，粗放型的扩张机制遇到市场需求的有力制约，无效供给将被过滤掉，增长开始成为内生的、成为市场运作的结果而不是经济目标的主管意愿，粗放型的高速增长已逐渐丧失了体制基础。我国的经济增长必须面对这种转变，适应这种转变。在供过于求和买方市场的条件下，企业若想求生存，只能紧扣市场需求，不断增进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在竞争中取胜。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也是经济增长最持久的源泉。速度即效率，效率即速度。这样的增长才是高质量的，实实在在没有水分的。相反，不顾市场需求的盲目扩张只会造成产品积压和资源浪费，导致企业间不良债务的上升，给长期增长带来隐患。因此，目前中国经济只有两个选择：提高效率，或者死。
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践表明，经济增长是社会福利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不是全部。就增长本身而言，可持续的稳定增长及增长的效率和质量可能比纯粹的增长率本身更有意义。我国以往速度导向的增长实践表明，对增长速度的盲目追求不但没有提高实际的增长速度，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教训是深刻的。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各方面对增长速度都有很高的期望，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理性地看待增长速度，尤其要避免全民动员式的增长运动。经历了20年市场导向的改革历程之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确立，市场机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原先的卖方市场已逐渐成为买方市场，粗放型的高速度在今天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没有可能，因为其体制基础已经丧失。针对这种变化，我国增长政策的着力点应放在以下两个方面：短期内稳定总需求，确保经济稳定增长；长期内应继续深化改革，再造微观基础，促进市场竞争，加大科教投入，为经济增长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是：
1.确保国民经济适度稳定增长
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转变增长方式之后，国民经济适度增长已逐渐成为共识。但多高的速度才算是适度？我们理解，所谓适度增长应该具有三层含义：（1）它是总量平衡下的增长速度，因而是现实可行的；（2）是可持续的增长速度，因而是动态有效率的；（3）是有利于改革操作的速度，应该为改革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宏观环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指出“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对速度要求过高，往往容易导致经济不稳定”。速度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没有水分的、有后劲的速度”。“只有长期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避免大起大落，才能为进一步理顺经济关系创造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反复告诫全国人民“要把握好速度问题”，“快是有条件的，要讲效益，讲质量”，“快必须是没有水分实实在在的速度”。这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也是对以往经验的精练概括。八五计划和十年规划提出年增长率6%，九五计划提出年增长率8%，不久前李岚清副总理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指出，下个世际的头十年，中国经济年增长率将为7%，这些数字基本反映了上述精神。
6～7%是不是太低？日本是公认的创造经济奇迹的国家，从1860年或1870年到1986年100多年的时间内，日本人均GNP年均增长率创下了世界之最，也只是3.5%。8个实绩优良的东亚国家40年来的年均增长率为5.5%。这说明要取得高质的持久的增长并不容易。与之相比，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增长速度不算慢，假如我们能够不急于求成，下功夫提高增长的质量，将这样的势头长期保持下去，经济发展的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2.下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 以适应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需要
在短缺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过程表现为不断弥补短缺、缓解瓶颈的过程；而在总量过剩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动力则来自适当的结构调整。发达国家的增长实践已对此给出了充分的证明。以美国为例，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之所以一改往日增长乏力的颓势实现稳步增长，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90年代以后美国产业的信息化升级，信息产业不仅在美国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而且从根本上改进了市场组织运作效率，极大地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堪称美国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引擎。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供给结构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因此，只有对现有产业结构作战略性调整，才能确保我国经济增长持久。当然，产业结构的调整主要应通过市场来进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存在许多问题，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3.加大科教投入，确保经济的持久增长
现代增长理论认为，引致经济增长的最持久的动力在于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又与知识和人力资本存量直接相关。因此，投资于科技和教育是推动经济持久增长最根本的举措，这已经为世界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证实。以美国为例，1937～1973年及1989年至今，是美国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两个时期，也是美国经济技术进步最快的两个时期，科技投入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根据丹尼森1985年的计算，1948～1973年期间，美国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的贡献率高达40.3%。其中1961～1969年间美国R＆D总支出每年占GNP的比重达到了2.7～2.9%， 此后一直维持在2.5%左右。除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如新加坡、 韩国等新兴市场国家也有类似的经历。这两个国家在进入80年代以后都遇到了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增长乏力的严峻挑战，两国采取了相似的策略，即加大科技投入，走“科技立国”之路，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衡量技术进步经常用到的指标是全要素生产率（TFP）。TFP不仅指狭义上的技术进步，也反映了劳动者技能或激励的改进，管理和组织的改善以及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等。 许多研究结果表明， 改革以前我国的TFP较低，改革以后有所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然偏低。我国TFP过低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原因，但最直接的原因在于科研开发投入不够。从统计资料看，我国科研经费占GNP的比重1983年为1.4%，1985年下降为1.0%，1992年为0.7%，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同期西方工业七国除意大利和加拿大稍低以外，R＆D占GNP的比重都在2.0%以上，其中日本更高达3.0%，韩国为2.8%。竞争优势最终来自于技术进步，中国经济要想顺利实现增长转型，迎来新一轮的持久增长，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加大科技投入是一条必由之路。当然，技术进步可以有许多途径，自己开发是一条路，技术引进也是一条路，如何搭配应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来进行。除此以外，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全民素质也是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由人推动并为人服务的，国民素质是经济增长真正的源泉。低科技素质无以承受高科技，低道德水准无力承受财富。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着力提高国民素质应该是我国增长政策长期努力的方向。科教兴国不是空话或套话，应该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4.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有效吸纳剩余劳动力
现阶段对增长速度的渴求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就业压力，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思路仍然在于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就业之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劳动力相对过剩、资源短缺、资金相对稀缺，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劳动力密集型行业以及若干第三产业仍然很有发展前途。根据有关部门的测算，在我国第三产业中服务业的资金占用系数仅为工业的0.3，就业系数为工业的1.3倍，资金积累效果则高于工业。这表明第三产业在有效增加劳动力需求方面确实有着很大的潜力。从国际比较来看，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中第三产业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现阶段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比重占到60～70%，中等收入国家的比重可以达到50%左右，与我国发展阶段接近的印度、印尼等国家，其第三产业的比重也达到了35～40%，而我国则不足30%。产业演进的一般规律告诉我们，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第三产业的比重会逐渐增加。我国国民收入一直在提高，对各类服务业的消费需求会越来越大，需求结构也越来越丰富，因此，我们应积极发展第三产业，特别那些就业效果显著、耗用资金和资源相对较少，但又能适应消费结构变化的第三产业，使这类产业的增长速度快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这不但有利于吸纳就业人口，而且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有利于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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