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古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403（2000）04—0029—06
一、小引
如何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机结合起来，构建贯通古今的“大文献学”，是笔者最近十余年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1982年，我曾把这一想法表述为“把传统的文献目录学与现代图书情报学结合起来”[1]。1987年，应上海人民出版社《书林》杂志之约写了篇短文， 又谈到“传统的文献目录学应与现代图书情报学相结合，才能增强活力”[2 ]，但都没有展开论述。1992年3月， 应邀到南京大学文献情报系作《中国文献学的现状和前景》的报告时，才较详细地陈述了自己的观点。我提出：“完整意义的文献学，理应包括‘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但它们长期处于分隔状态（例如研究生专业目录将它们分别划归文学和理学）[3]，这不利于建立完整的文献学理论体系。 要健全和发展文献学的学科体系，必须更新观念，以古今兼容的气度和开阔的学术视野从整体上把握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后来，我将这种观念概括为“大文献”观念[4]。1999年，我撰文论及《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92）的文献学类目设置时，兴奋地指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正携手共建兼容古今的‘大文献学’。”[5]
为什么要提出“大文献学”的论题？它与古典文献学、现代文献学是什么关系？大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内容是什么？这是本文要论述的问题。
二、关于古典文献学
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历代古籍，研究内容主要是考证古籍源流以及整理古籍的理论与方法。目前部分高校中的“古典文献”专业，即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这门学问开创于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刘氏父子整理群书，广泛搜集各种本子，把同一种书的不同的本子进行校雠，缮写出比较完备的本子，同时撰写叙录（相当于提要），然后编纂出群书的分类目录，以揭示学术源流，并供查考之用。刘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献学最基础的研究工作。后人或以广义的“校雠学”来概括刘氏父子所开创的学问，也就是说，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统统塞进“校雠学”的大口袋中。于是，校雠学几乎成了古典文献学的别名。
事实上，目录、版本、校雠三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王欣夫（1901－1966）在《文献学讲义》中指出，编目录是为了介绍文化遗产，讲版本是为了检择可靠的材料，校雠是整理材料的方法。他又指出，“这三个内容本来是三位一体的，不应该分什么先后。”并通俗地解说三者的关系：
刘向的方式是：先校雠，次目录。而校雠又必须先有本子（其时无版本）。这是做研究工作的程序。至于从学习的程序来说，应该先知道有什么书，就要翻查目录。得到了书，要知道有什么刻本和什么刻本比较可靠，就要检查版本。有了可靠的版本，然后再做研究工作，于是需要懂得怎样来校雠。
当然，我们说目录、版本、校雠是古典文献学的三个主要内容，并不等于说文献学仅限于这三项内容。例如东汉的郑玄，为群经作注，致力于文献的解读；南宋的郑樵，著有《通志·校雠略》，致力于文献工作的理论总结；明代的胡应麟，著有《四部正讹》，致力于文献的辨伪；清代的章学诚，在文献编纂方面发表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并提出校雠学的根本任务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郑玄、郑樵、胡应麟、章学诚都是著名的文献学家，他们继承了向、歆之学，又都以自己的著述拓展了文献学的研究领域。
尽管我国的文献学历史悠久，出现过众多的文献学家，但正式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出现。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完成了《中国文献学概要》一书的撰写。郑氏兄弟在此书例言中说：“结集、翻译、编纂诸端，谓之文；审订、讲习、印刻诸端，谓之献。叙而述之，故曰‘文献学’。”郑氏兄弟对“文献”的解释，显得有点特别。但当我们仔细考察此书各章节的内容后，便可发现郑氏兄弟的文献学，实与刘氏父子开创的文献学一脉相承，即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心，但论述范围有所扩展。
1957至1960年，王欣夫在复旦大学讲授文献学课程，讲课内容围绕目录、版本、校雠三方面展开。讲稿《文献学讲义》经他的学生徐鹏整理，于1986年公开出版。这部著作，大体反映了60年代前后我国学者对古典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认识。
80年代以来，出版了多部古典文献学著作，如张舜徽《中国文献学》（1982），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1982），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1994）等。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分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四编（1988－1998年版），对传统的文献学作了全面的总结。如果我们仔细分析80年代以来出版的几部古典文献学著作，便可发现，这些著作一方面仍以目录、版本、校雠为重点（可谓尊重传统），另一方面又在不同程度上丰富了古典文献学的学科内涵（可谓发展传统）。如张舜徽的《中国文献学》，以较多的篇幅论述前人整理文献的具体工作（注解、翻译、考证、辨伪、辑佚等）和丰硕成果。吴枫的《中国古典文献学》论及文献的聚散、文献的体式、文献的典藏与阅读。洪湛侯的《中国文献学新编》（1994年版），分为形体编、方法编、历史编、理论编，努力建构古典文献学的完整体系。
三、关于现代文献学
现代文献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现代文献（尤其重视追踪不断涌现的新文献），研究内容主要是文献信息的搜集、组织、分析、传播、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目前部分高校的“图书馆学”和“信息管理”专业，主要从事这方面的教学与研究。
汉语的“文献学”在西文中没有完全匹配的对应词。
bibliography一词，在中国被译作“目录学”、“文献目录”、“文献学”； documentation 一词， 被译作“文献工作”或“文献学”；philology一词，被译作“语文学”、“语文文献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等。作为现代意义的“文献学”，目前多以documentation 一词对译。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1993年版），在“文献学”条目后面括注的英文是documentation science和documentics。
假如说，中国的古典文献学是我国土生土长的话，那么中国现代文献学则是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逐步建立起来的，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在西方，现代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895年，比利时人奥特莱和拉封丹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国际目录学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国际性的文献机构，它标志着现代文献学的诞生[6]。1931年，该学会改名为“国际文献学会”。1938年又改名为“国际文献工作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Documentation），并正式把Documentation定义为：对人类各活动领域内各种文献的搜集、 分类和传播。
本世纪40年代，英国化学家、文献学家S.C.布拉德福（1878 －1948）的名著Documentation出版（此书书名，在我国或译为“文献工作”，或译为“文献学”）。布拉德福说：“Documentation 是使人类所有思维活动的记录得以收集、分类和检索的技艺。”又说：“Documentation就是文献工作者把现有的专业文献提供给有关专家，以使专家们充分意识到前人的研究成果，避免把人力、物力投入已经研究过的项目中去。文献工作通过人们对书籍、文章、报告、数据和其他文献进行有序的收集、保管、摘录和流通，帮助用户减少在利用现有文献中的盲目性。没有文献工作，就不可能获得某一专业领域内的清晰而简要的知识和观点。”[7]以上论述，揭示了现代文献学的主要精神， 曾对我国图书馆界、文献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在我国，对现代文献学的理论探讨，始于20世纪60年代。化学家、文献学家袁翰青1964年发表的《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概念》一文很有代表性。他说，有人把Documentation译成“文献学”， 但“文献学诚然是我国固有的用词，讨论的内容却着重于考证典籍源流，和现代文献工作的涵义是不同的”。他主张使用“文献工作”这一名词，一是以此区别于中国的古典文献学，二是认为现代文献工作的研究成果“尚不足以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文献工作所下的定义：
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通常所谓文献工作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知识组织工作的一方面和情报检索工作的一方面。只有经过科学地组织起来，检索工作才有基础。组织工作是“体”，检索工作是“用”。这“体”和“用”的两面，构成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
这一定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因为它触及了文献工作的实质：知识的组织与检索。这正是现代文献学的核心内容。
现代文献学在中国受到广泛关注并获得较大发展，是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在此期间，我国出版了现代文献学的一系列著作，如周文骏的《文献交流引论》（1986），邱均平的《文献计量学》（1988），倪波主编的《文献学概论》（1990），胡昌平、邱均平的《科技文献学》（1991），陈界、张玉刚主编的《新编文献学》（1999）等。这些著作，标志着现代文献学正走向成熟。
四、现代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相异和相通
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有各自的特点：
1.中国古典文献学扎根于传统的文史领域，以静态研究为主；而现代文献学更重视急剧增长的科技文献，以动态研究为主。现代文献学原本就“发难”于科技工作者，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拉德福和袁翰青都是化学专业出身，这决非偶然。因为化学化工的文献增长最迅猛，如果不用现代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进行整序，科学家们便无法充分有效地利用。正如布拉德福所说：“在无序生产、流通各种文献的领域里，文献工作是一项必要的补救方法。”
2.古典文献学重视文化底蕴，讲究熟读深思、博闻强识，研究手段以手工操作为主。现代文献学则十分重视新技术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可以说，没有计算机科学，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献学。
3.中国古典文献学主要研究汉语文献，强调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功；而现代文献工作者为了及时引进国外先进科学技术，重视多语种文献的搜集、分析、处理。现代文献工作者如果不掌握外语，便寸步难行。
4.古典文献学渊源于农业社会，文献学家的活动比较封闭，文献的著录、标引、编印等工作有一定的随机性，标准化程度低；而现代文献学是适应大规模工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自觉追求文献工作的标准化、规范化，以便促进国际性的文献交流和共享，并保证文献工作自动化和网络化的顺利进行。
然而，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在许多方面又有共通之处。
首先，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研究对象都是文献。尽管古代文献和现代文献的外观形态和具体内容不同，但都是知识的载体。
其次，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都要研究文献的搜集、整理、传播、利用，有共同的工作规律可寻。例如，古典文献学讲究“互著”、“别裁”，现代文献学讲究“互见”、“分析著录”，两者的精神是相通的。又如，古典文献学重视版本鉴别，现代文献学同样重视版本鉴别，目的都是为了保证科研工作的客观性、科学性，而且在鉴别方法上也有互通之处。
第三，古典文献学和现代文献学的根本任务，都是要实现知识的科学组织与有效利用。清人章学诚所说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其实质就是知识的组织，目的在于“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以便稽检”（《校雠通义》）。当代学者强调现代文献工作的基本内容是知识的组织和检索，与古典文献学的宗旨是一致的。
第四，在研究工作中，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也经常是优势互补。例如，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专家为了改变传统手工检索的低效局面，常求教于现代文献学家；现代文献学家所接触的文献，常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要取得古典文献学家的帮助；研制古典文献的全文数据库，更要现代文献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携手合作。
五、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大文献学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两支学术队伍处于划疆而治的状态，他们有各自的研究机构和出版物，缺少沟通。在学科归属上，则长期处于分割与游移的状态：古典文献学属“文学”门类，培养的研究生称“文学硕士”或“文学博士”；现代文献学大体归“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统辖，而“图书馆学与情报学”80年代属“理学”门类，90年代属“管理学”门类（其中的“图书馆学”变化更多，60年代至80年代初期属“文学”，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前期属“理学”，90年代后期属“管理学”）。这种状况，反映了人们对文献学学科属性的认识飘忽不定，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学者群体的划疆而治和学科归属的游移不定，均不利于文献学学科的健全和发展，也不利于文献学高层次人才的培养。
有鉴于此，从8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为促进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作出了可贵的努力。林申清1989年在硕士学位论文《文献与文献学探要》中提出：“建立一门能够兼容古今的系统的文献学仍是必要的，其中很多部分是情报学无法替代的。”他并没有对“兼容古今的系统的文献学”进行命名，但实际上就是大文献学的思路。倪波主编的《文献学概论》（1990年版）的论述内容虽以现代文献学为主，但涉及相当多的古典文献学方面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力图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熔为一炉，体现了大文献学的观念。更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技术监督局1992年11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它将“文献学”列为二级学科，下属的三级学科有：文献类型学、文献计量学、文献检索学、图书史、版本学、校勘学、文献学其他学科。其中有古典文献学的内容（如版本学、校勘学），也有现代文献学的内容（如文献类型学、文献计量学）。这一分类体系虽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其中已透露出重要的信息——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正携手共建兼容古今的大文献学。
笔者认为，所谓大文献学，是将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融为一体的广义的文献学。它以古今文献和文献工作为对象，研究文献的产生、发展、整理、传播、利用及其一般规律。它的研究内容，有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历史研究三个方面：（1）理论研究， 包括文献的本质属性、类型、发展规律与社会功能的研究，文献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学科体系、基本任务与文献学方法论的研究等。（2）应用研究， 包括文献的搜集、整理、加工、传播技术、计量方法的研究，文献工作标准化与自动化的研究等。（3）历史研究， 包括中外文献与文献工作发展历史的研究，文献学史的研究，历代文献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的研究等。
以上三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实践是理论概括的基础，脱离丰富多样的文献工作实践而奢谈理论，必然是空论，对文献工作没有实际指导意义。应用研究又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否则就变成零碎的操作细则，就事论事，缺乏普遍指导意义。历史研究可以为应用研究提供历史经验，又有助于理论研究者对文献工作进行历时性的考察，探索其发展规律。
1999年初，笔者根据大文献学的思路，草拟了《文献学纲要》编著计划，并请黄镇伟、涂小马两同志协助撰写。《纲要》共分八个部分，其内容要点为：文献与文献学的基本理论，文献的外在形态与内容分类，文献的整序、揭示、检索、鉴别、整理、典藏与传播，计算机技术在文献生产与检索中的应用。我们想以此《纲要》，对十余年来关于“大文献学”的思考作一番梳理。《纲要》能否得到文献学界的认同，还有待实践的检验。
六、展望
可以预料，文献学知识在21世纪将进一步普及，有关文献学学科体系的讨论将更为热烈。因为人类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世界各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依赖于知识的获取与创造性应用。知识之争，将是21世纪的世纪之争，而文献是“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8]，文献学的核心正是研究知识与信息的科学组织和有效利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6月13日）指出：“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要求“重视培养学生收集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可见，如何使文献学在知识经济时代发挥更大的作用，必将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
文献是知识的结晶，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恩格斯曾指出：“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9]我们欣喜地看到，恩格斯所说的“文献记录”的方式， 近百年来已发生了一系列革命性变化：文献的载体已由纸张发展为磁盘、光盘，文献的传播媒介已由印刷、广播发展为电视、网络。人们不断生产文献，又不断利用文献。文献的生产和利用相互促进，生生不息，推动着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时代呼唤文献学的更大发展，文献学必将进入学科建设的新纪元。
收稿日期：2000—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