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工业化进程中的技术扩散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程论文,因素论文,区域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技术因素在区域制造业结构调整中的差异性对于理解区域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差异性直接决定了区域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从而也就成为一个关键性因素。无论是以区域人均GDP作为标尺，还是以各个区域在过去15年间GDP增长率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主流是一个工业化过程。尽管对工业化阶段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说法，争论的原因在于究竟是以全国平均水平还是以区域经济结构变动作为结论的基础，故此出现了迥然不同的意见。要看清楚的是：一方面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和经济增长率衡量有着巨大的差异； 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地域广阔和区域内部地理范围的复杂性，仅仅用全国的平均指标并不能反映出区域的差异性。要准确地把握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和经济发展规律，需要经济学家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区域经济，深入细致地考察区域在过去15年工业化进程中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众所周知，工业化阶段的最显著特征是制造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我们基本弄清了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规律及其特点之后[1][2]，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的问题是区域制造业结构出现了哪些重大变化？为什么若干经济发达区域的制造业比其他区域制造业具有更大的产出？在制造业产出增长中又是源于哪些制造业规模的扩大？弄清这些问题显然对未来的区域制造业结构调整方面的把握和制定相应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是有价值的。
一、技术扩散因素的提出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发展经济学中所定义的经济“起飞”时期。按照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统计数据，2004年GDP总量为16万亿元，按当年人民币与美元汇率（8.277元／美元）换算，GDP总量为1.9万亿美元，那么2004年我国人均GDP在1500美元以上。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做基本判断时，有必要结合国际经验进行说明。1991—2002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7％[3—p56]。如果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进行统计，进入现代经济发展的门槛是人均1000美元。自1995年以来，我国按人口平均产值表现出相当大的增长，年平均增长率在9.0％以上，2002年后则呈现10％以上的高增长局面。
在工业化过程中，必定经历一个经济增长显著加速的阶段。“对经济增长进行多国比较，可以间接地证明，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存在着经济增长的加速。”[4—p322] 发展经济学家所总结的中等收入水平是指以1975 年美元计算的521 美元至1075美元之间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在进入中等收入至高收入阶段之前，制造业部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贡献是巨大的。可以清楚地总结出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当一国经济发展进入“起飞”时期，不仅经济高增长是一个普遍特点，而且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加速，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就是属于完全正常的。美国经济学家罗默考察了11个工业化国家每十年的平均增长率，发现在观察的样本中，一国每十年平均增长率比其上十年平均增长率高0.58（瑞典）～0.81（挪威）不等[5—p2]。由此看来，将中国经济增长率恒定为7％或8％的判断违背了经济增长的加速规律。至于经济增长究竟是8％还是10％，则要取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运行状况， 而不能机械地采用以8％左右作为判定经济增长的正常指标，更不能以8％增长率的“标尺”去裁定经济增长的“过热”或“过冷”。第二，因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高增长率必定是制造业推动的，也就是说，经济的高增长率和是否实现持续的高增长率完全要看制造业这个作为经济增长引擎的动力有多大。一方面是经济的“起飞”时期制造业增长率始终高于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业内部结构中的技术部门比重出现稳定上升的可能性。当制造业结构中的技术因素不断趋于增强时，对经济结构调整的推动力度也就越来越大。
在我们考虑区域经济起飞的不同阶段的特征以及如何把握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战略时，应当对下述两个观点进行思考。经济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动的，在国民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变化一般来说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后，人们的消费需求构成发生变化，从而要求物质生产结构和国民经济结构有相应的变化。二是在什么样的生产技术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和进行各种服务活动所要求的物质生产结构及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当这两方面因素同时起作用时，一国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就可能完全或者大大有别于典型的历史上其他国家工业结构的变动特征。
对过去数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分析是要解决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规律及其有别于以往的特征和不同于其他经济体的特征。1980年以来的25年高速工业化发展后，中国的制造业结构既不同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同于工业发达国家在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制造业结构[6]。究其本质来看，这就是技术因素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可以说，过去25年间，技术因素在区域经济增长率差异中所起的作用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经济增长率高的区域正是在建立和发展新技术产业方面取得了骄人的业绩。技术因素变得日益重要，新的技术产业不断被建立起来，并且迅速使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高增长区域的主导性制造业。
新的问题是如何建立起新的技术产业呢？与工业发达国家进行工业化的时期相比较可知，现代技术的国际流动为经济发展后起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一条有别于传统工业化道路的新的路径。工业发达国家开发出来的新技术具有全球的可得性。相对来说，人力资本充足的地区，并不一定自己居于研究的前沿，而是通过模仿国外开发出来的产品就能够跟上国际贸易的产品周期。利用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准，从低技术向高技术转移，填补着工业化国家留下的制造业的空缺[7—p434]。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实现工业化的加速增长。一个基于中国的经验事实是：依靠国际技术引进和扩散因素，区域制造业结构调整得更加迅速，也更加有效；与此同时，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人均收入增长也就更快。
二、工业化与增长：制造业的主导地位
国家和区域之间按人口平均产值有很大的差异，主要根源是它们按人口平均的产值增长率之间的差异，这种地区差异必然会扩大，起主要作用的是制造业不寻常的高增长率。我们必须记住，高速增长几乎总是与第二产业，主要是制造业的高速增长联系在一起的。究竟是哪一类制造业，则是另一个问题了。在过去的15年间，中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始终快于服务业生产率的增长。就国际经验来说，只有到了工业化发展的末期，如果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不再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则中国经济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而，未来20年，中国仍将延续制造业的高增长带动经济增长的基本格局，这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增长规律。
1.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
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有现成的分析框架。我们可以利用不同部门在总产值中和像劳动力这样的生产要素总量中的份额来获得生产结构的估计。表1和表2概括了我国8个区域的三个主要生产部门在总产值和劳动力中的份额。① 总产值主要是按要素费用估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并列出了人均GDP的数据。 尽管劳动力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产值结构变动，但能够反映出这些区域工业化的速度以及未来工业化的重点。因为工业化的路径就是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资源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那么，能否实现在产值结构变化的同时使劳动力结构的快速转移对区域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战略任务。现在，我们对表1和表2中的数据作简要的对比。
表1 若干区域产业结构（％）的历史变动
注：劳动力数为万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广东等相关省的统计年鉴。
① 在1978—2004年期间，8个区域产业结构的变动是相当迅速的， 差异只是在于各个区域变动率的高低不同。2004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最低的区域依次是浙江（7.2％）、广东（7.8％）和江苏（8.5％）， 这三个区域第一产业的比重仅仅为全国平均数15.2％的1／2左右。
② 就第二产业的比重变化来看，绝对数据变化并不是很大，其中浙江上升了10个百分点，广东增加了9个百分点，江苏和山东只增加了3—4个百分点。但是，这4个区域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均超过了全国的平均数；而辽宁、湖北、 陕西和四川则低于全国平均数，表明工业化率上升得很慢。
③ 如果用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来测定区域的工业化率，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也是最高的，与产值的工业化率是相似的。在这4个区域中， 浙江和广东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在2004年分别达到43.6％和36.9％，比江苏和山东要高得多。而湖北、陕西和四川的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比重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
④ 就2004年的全国和区域数据来测定工业化发展程度。产业结构中的劳动力比重显示国家和区域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浙江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26.1％外，其余各区域都在34％以上，四川和陕西仍然在52.2％和49.7％的高位上，全国平均值也在46.9％的水平上。
根据全国和这些大多数区域的劳动力结构，经济学家是绝对不会推导出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将转入服务经济占主导的结论。恰恰相反，这些数据清楚地说明区域经济发展的主流仍然是工业化，差别可能只是工业化的程度不同、强度高低而已。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制造业的技术结构升级来转移农村劳动力，还是直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向城市服务业。无论最终采取哪一种方式，都需要发展工业和城市来实现这一目标。因而，区域工业化战略是不可动摇的。
劳动力结构变动的趋势是什么？各国经济发展模式显示了很多共同的特征：在低收入区域，平均大约65％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而不到20％的人在工业中就业。与之相比，在高收入经济中，平均只有5％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30 ％在工业中就业。可以看出，工业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区域中的重要性是增加的。一般来说，人均收入越低，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就越高；人均收入越高，在服务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率也越高。如果区域农业劳动力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那么浙江需要20年时间，广东、江苏和辽宁需要30年时间，湖北、陕西和四川需要45年时间才能将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左右。可以看出， 区域工业化所需要的时间大大超出目前所作的估计。
依据上述表中的数据和对实际状况的经验观察，生产结构从初级产品生产到制造业的转变，已经发生在中国的绝大多数区域。我们看到，第二产业（制造业）是占支配地位的，在经济结构变动中第二产业的产值增长所起的作用最大。根据经典的研究，当人均GDP在300—1000美元的基准点价值之间，工业部门的份额从占非农业总份额的45％转变为55％。② 如果在生产结构内对农业向非农业的转移以及非农业部门内部的转移之间作一区分，则所得的结论是：在按人口平均产值的较高水平内，在非农业部门之间和细分部门之间的结构转移较为显著[8—p128]。因此，对区域经济结构变动的研究就必须从产业结构转向制造业的细分部门，以便弄清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是哪些制造业部门。这是我们的研究所要解决的问题，或者说是力图给予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解释。
劳动力结构的转变方向是一个尚未弄清楚的问题。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的观点是：“工业就业的增加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力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4—p90] 这一见解几乎成为主张发展服务业来吸纳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依据。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来看，农业劳动力向服务业转移主要发生在传统的批发、零售、餐饮、运输等行业，其基本特征是劳动生产率很低，其工资水平当然也就非常低。因而，这一转移方式对经济结构的提升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另一种方式则是农业劳动力向制造业的转移，同时从原有制造业劳动力中分离出为制造业服务的专业部门，如将制造业生产过程中的设计、研究与开发等部门作为一项独立工作或要素投入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这是具有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的特征；或者是通过新增的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进入高劳动生产率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从而实现劳动生产率的不断上升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然，后者应当成为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式。
区域经济结构变动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同一国家内的区域经济结构变动率是有很大差异的。要探究的问题是为什么区域之间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对区域产业结构变动速度的比较可以发现一个极为有趣的事例：1978年，辽宁的产业结构要比广东、江苏和浙江高得多，即较高的工业化率，当时辽宁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只有47.4％，其他区域基本上在70％以上。用劳动力指标来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这些区域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区。到2004年，辽宁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34.4％，27年之内仅仅下降了13个百分点；同期，浙江、广东、江苏的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了30个百分点以上。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初始水平并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我们知道，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很喜欢用要素禀赋论来解释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并以此指导区域经济发展的方向。但是，用要素禀赋的最初差别来解释今天中国各个区域在发展水平上的差别，确实是不可能的，也是背离现实的。当前的发展差距主要是区域不同的工业发展战略和工业增长率所引起的，而这反过来又形成了各区域的要素禀赋差别。因而，我们将转入对区域工业发展问题的分析。
2.工业化率的区域组群
我们根据人均GDP进行地区排列， 从低收入地区到高收入地区的不断上升进行排列，将全国大陆地区的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5组。③
①组是上海、北京和天津这三个直辖市，作为直辖市之一的重庆并未列入是因其很低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608元）。在①组中，北京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最低，仅为8641元。北京进入最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区域的原因并不是其工业生产能力，而是作为一国政治首都因素在全国的收入分配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②组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15000—30000元之间的区域，浙江、江苏、广东等依次排列，这三省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也是依次排列。山东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略微超过福建。我们知道，广东是工业生产规模最大的区域，2004年的工业生产销售值达到26691亿元，比浙江的16694亿元高60％。但是广东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低于浙江，人均GDP也低于浙江。 这组数据清楚地显示出一个重要的信号：要以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来衡量区域的工业发展水平，或者可以称为工业化率。其实上海和天津的这两个数据相关性也揭示了这一特征，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55307 元和20051元，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分别为31500元和14031元。可见， 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才能真正反映一个区域的工业发展水平。
③组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10000—15000元之间的区域，黑龙江、河北、内蒙古等依次排列，其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分别为7374元、6002元和4260元。新疆是该组中人均工业生产总值较低的区域。
④组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在8000—10000 元之间的区域，包括重庆、河南、海南、山西、湖南、青海、江西、四川，其人均工业生产总值除山西达到4703元之外，其余均低于4000元。
⑤组是属于经济发展水平最低的区域，当然其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也是非常低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低于3000元以下。
在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我们提出的一个判断区域工业化的标准是应当以人均工业生产总值来衡量，除了极少数由于非经济因素影响的区域外，区域较高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来自于较高的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区域工业生产总值只是一个参考因素，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一定要以人均指标来衡量。上述的数据分析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性证据。各国工业化的经验是：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制造业生产导向的区域，其结构转变一定是很迅速的，只有当这一区域的产业结构接近工业发达国家的结构时，结构转变的速度才会减慢下来。
在我们弄清人均工业生产总值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区域现状后，将进入以工业产值分组的区域组群，以进一步把握中国的区域工业化发展水平。我们以产值总量来分类，表3是按2004年工业产值的区域分组，并列入1990年产值总量分类的区域组群，以便进行对比。
表3 按工业产值分组的区域组群
注：①1990年是全部工业产值。②2004年是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进行统计。③均以当年价格统计。
资料来源：《1991年中国统计年鉴》第397页，《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493页。
1990—2004年的15年间，中国区域经济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区域经济实力地位的升降。我们根据工业产值的数量将31个省（市）、自治区分为5个组群，当然，第一组群是工业相对发达的省市，2004年的工业产值高于1万亿元。然后依次类推，第2组群，……，第5组群则是工业发展水平最低的省份，在1990年时的工业产值低于200亿元，2004年时低于1000亿元。这一期间，区域工业产值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区域工业产值普遍增长了3—5倍，显示工业部门在这15年间始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再次表明中国的所有区域均处在工业化进程中。2004年的区域组群状况如下：
第一，第1组群内有5个区域：广东、江苏、山东、浙江、 上海， 其中广东从1990年第3位上升到第1位，浙江替代了1990年的辽宁，其工业产值也超过了上海。
第二，第2组群包括辽宁、河北、河南、福建、天津、北京、湖北， 该区域组群扩大的主要原因是福建、天津和北京工业生产规模的迅速扩大带来的。
第三，第3和第4组群所包括的区域工业产值在1000—5000亿元之间，与1990年相比，陕西、江西和内蒙古的工业生产增长非常明显，从原来的第4组群上升到第3组群。
第四，第5组群的4个区域工业地位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宁夏、青海、海南、西藏。
如果我们可以对区域工业生产发展的地位变化进行概括的话，则工业生产增长迅速的区域是广东、浙江、福建、天津、北京、陕西、内蒙古、江西。表3 中的比较结果与我们所提示的区域工业发展水平的评估是相吻合的。
根据我国区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数，④ 显然所有的区域均落入工业化的范畴，而且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差距很大。要缩小人均收入差距，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区域所面临的发展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尽管所有区域的生活水平从绝对量上来说是呈上升趋势的，但相对地位是按照相对人均收入差别来衡量的。因此，只有在人均收入增长率超过经济发达区域的增长率时，其相对差距才会缩小。要知道，防止绝对收入差距扩大所需的增长率很可能比保持相对差距不变所要求的增长率高得多。这个超过的增长率也是长期绝对差距缩小和消失的前提。在工业化时期，也只有在工业化时期，持续的高增长率才有可能，缩小绝对差距才有可能。由此引申出来的一个见解是：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就在于区域间不同的工业增长率。
因此，工业增长超过GDP增长的幅度越大，即当工业在GDP中的份额和劳动力中的份额上升得越快时，GDP增长得越快。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显示， 工业化的重要性是必须要着重强调的。
上述的分析只是指出了区域工业化地位的变化，区域工业增长率之间的差异产生了区域经济力量方面的迅速变化。必须要找到区域经济高增长率的推动力量，为此我们将通过区域时间序列和截面数据来阐述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对区域经济地位变化的影响。
三、制造业技术部门的更替
在工业化时期，制造业在总产值中所占的份额是逐步上升的。我们收集了中国制造业主要分支在1990—2004年的记录，这些记录通常提供了它们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制造业结构变化主要是源于收入的上升和技术变化。表4 中的数据足以说明，制造业在总产值中份额的明显上升主要是电子及通信设备、电气机械、运输设备等部门所带来的，其他分支在总产值中份额的趋势是变化不定的。
表4 中国主导性制造业的变动（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2005年各期。
1.技术产业的迅速兴起
中国制造业结构正在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1990—2000年期间，制造业产值增长了3.51倍。从产值增长倍数高于平均值来看，分别是电子及通信设备业（11.92倍）、石油加工业（7.83倍）、运输设备业（6.52倍）、电气机械工业（5.07倍）和服装业（4.53倍）。
2000—2004年期间，制造业产值从2000年的75111亿元增加到2004年的163240亿元，增长1.17倍。制造业结构出现了新的变化，增长率最高的制造业是黑色金属冶炼业（2.36倍）、电子及通信设备（1.84倍）和运输设备制造业（1.47倍）。在这一期间，纺织业和服装业产值分别增长了81.52％和69.34％，增长率低于制造业平均数。其中黑色金属冶炼业超高速增长是中国工业化浪潮扩大和制造业结构深化的实际表现，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对社会基础设施的需求增加了，例如区域道路网络的密度在逐年提高，江苏道路密度从1998年的0.27提高到2004年的0.70。同期，浙江的道路密度从0.39提高到0.44[9—p381～406][10—p551]。其他公共设施建设也需要大量的钢铁，从而推动了钢材产量的增加；而制造业内部电子、电气机械、运输设备产业的规模扩大也同样需要更多的金属材料。
制造业不同部门的产值增长趋势再次显示了纺织业的相对地位是不断下降的，其在1990年的产值大于重化工业和技术类产业；在2000年的产值还大于电气机械和黑色金属冶炼业；2004年的产值就完全低于5个技术类产业，而且与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和钢铁工业的产值差距巨大。
细究起来，中国制造业的部门更替趋势是：1990 年， 纺织和服装业的产值为2705.72亿元，比技术产业的运输设备、 电气机械与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合计产值2095.15亿元还要多29％；与1990年的化学工业和钢铁工业合计产值2790.79亿元相似。到2004年，运输设备、电气机械与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合计产值为44790.95亿元，是纺织和服装业产值13226.61亿元的2.4倍。这完全是一幅“山乡巨变”的图像。
进一步说，表4显示的中国主要制造业的变动正是结构升级的实际反映， 制造业的技术化倾向趋于日益加强，相对于黑色金属冶炼和化学工业等中间产品工业来说，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和运输设备等技术产业的发展对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的依赖性更强，创造的附加值也更高。因而，未来20年，技术产业在中国制造业中的比重将逐渐上升完全是预料之中的事。
2.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截面数据比较
1990—2004年间，中国制造业中成倍增长的制成品是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房间空调器、移动电话和轿车。1990—1995年房间空调器增长27.35倍，轿车增长8.63倍；2000—2004年间，移动电话增长3.45倍，空调器又增长2.64倍，轿车增长2.81倍。相对来说，传统的耐用消费品如冰箱、洗衣机、彩色电视机的增长率明显低于新的耐用消费品。资本品中的微型计算机在1990—1995年间增长9.18倍，2000—2004年又增长2.6倍[10—p514～518]。显然，这些制成品在中国属于新兴的制造业，又是属于技术产业。新兴技术产业的建立是面对市场需求的出现和上升而迅速建立和扩大生产规模的。因此，技术产品的成倍增长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是哪些区域成为新技术产品的供应者呢？就目前来说，转向统计资料并把观察到的长期变动与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截面数据相对比，可能是更有效的，以求得出一个新的见解。
表5是广东、辽宁、四川、湖北和陕西五个区域2004年制造业内部结构的比重。从制造业产值数衡量，可以分为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广东（25048.67亿元）；第二个层次是辽宁（7345.59亿元）；第三个层次是湖北（4220.57亿元）和四川（3826.91亿元）；第四个层次则是陕西（1684.32亿元）。我们知道，辽宁、湖北、四川和陕西曾经是中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那么，2004年它们的制造业内部结构又是如何呢？对截面数据分析的基本看法是：
表5 2004年若干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广东、湖北、陕西、四川和辽宁五省的统计年鉴。
①广东制造业结构明显偏向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29.81％）和电气机械（10.73％），其次才是化学工业（5.57％）和运输设备工业（4.75％），而其他制造业部门的比重均很低。②辽宁制造业中的黑色金属和石化工业是其主导部门，产值比重分别为20.23％和24.24％。从产值结构上看，四川制造业的重点是黑色金属工业和化学工业，比重分别达到13.63％和9.39％。 ③湖北和陕西制造业结构中的运输设备业占有较高的比重，分别为24.09％和15.74％；而且湖北的黑色金属冶炼业比重为14.63％，陕西的石油和化学工业比重达到17.47％。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辽宁、湖北、四川和陕西制造业的主导部门仍然是传统的重化工业。
值得注意的是，辽宁、湖北、四川和陕西2004年的制造业产值均低于广东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产值（7465.91亿元）。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广东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在过去15年间的超高速增长支撑了制造业的扩张。辽宁、湖北、四川和陕西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的比重很低，分别为5.39％、3.34％、6.44％和8.55％。从制造业内部结构比重看，这四个区域的电子及通信设备产业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如果从绝对值看，这些区域的产值量就更小了，产值分别为396.11亿元、141.09亿元、 246.57亿元和144.03亿元，大概是广东的二十分之一，甚至是五十分之一。
五个区域制造业结构的截面数据进一步印证了前述有关发展和扩大新兴技术产业来加快区域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工业化率的观点。因此，制造业部门的区域非平衡增长成为过去15年间中国区域之间工业实力上升和下降的基本原因。
为什么一些区域能够比另一些区域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可能是同这些区域接受先进技术和建立新的技术产业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先进技术在区域新一轮工业化过程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关于产业发展战略和政策有过不少的争论，然而却未能解决区域工业化作用和发展战略选择这样一些重要问题，有些经济学家甚至力图否定经济发展处于相对落后的区域进行工业化和反对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从本质上看，他们并未认识到制造业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价值，或者说对发展重化工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既缺乏热情，更没有强有力的区域支持政策。事实上，不仅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业需要不断地提高技术含量，而且技术类产品的结构升级是一天都不会停止的，更要高度关注的是新兴技术产业的涌现为加快区域工业化进程带来的新的发展速度创造了机遇。
中国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截面数据和区域工业增长的时间序列相结合后可以得出一个对区域工业化路径选择中极具告诫性的意见：选择以市场需求和技术进步为基础的新兴技术产业对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战略。
四、制造业升级的技术扩散特征
一方面，我们看到，像湖北、陕西和四川等欠发达地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们的制造业在过去15年内未能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和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变化速度太慢。另一方面，可以假定，新兴技术产业从无到有的建立过程是通过引进国际技术这样的一条路径，新技术产业不是在中国制造业内部以研究与开发的方式而逐渐形成的，其引申的意义是：建立和发展新兴技术产业不是依靠区域本身原有制造业分离出来的新部门，而是借助于新技术的流入。无论是以外商直接投资、合资企业形式建立新技术产业，还是购买和引进国际技术建立区域新的技术产业，其路径是依赖外部技术的流入。
1.技术引进与扩散效应的关系
科学的迅速发展，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机会。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由资源和劳动力竞争转向技术的竞争，使技术成为决定国家、区域，甚至企业实力的关键因素。对区域所面临经济发展的迫切任务来说，技术从何而来呢？
当一个区域有效吸收了当时存在的全部技术时，它就达到了技术成熟。在达到这一点之后，一个区域为了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就必须依赖全球投资中研究与开发部门产生的新技术流。众所周知，工业发达国家为了扩大其技术基础，在研究与开发上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金钱，而发展中国家手中的资源较少，研究与开发上的投资就很少。如2001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经费为1881.23亿美元， 我国的科技经费支出是67.46亿美元，其中研究与开发经费为34.83亿美元，⑤ 我国的科技经费支出只是美国的3.59％。实际的情况是，一个工业发达的小国研究与开发支出经费数要比中国还要多，2001年拥有800万人口的瑞典，其研究与开发经费达到71.67亿美元[11—p169]。科技开发投入力度的难以置信的差距也正是实际科技创新能力差异的真正原因。如果以人均研究与开发经费来比较，2001年美国为680美元，我国只有3美元；即使以人均科技经费计算，我国也只有5美元。所以，工业发展水平越高，技术开发的投入越多，对引进技术的依赖程度越低。反之则反是。因此，发展中国家一般是通过获取工业发达国家创造的技术并使之适合本国经济的需求来扩大其技术基础。1995年，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引进数为130亿美元，1999年达到172亿美元，2004年达到368亿美元[10—p716]。大量的技术引进成为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迅速转变为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
技术引进是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的区域更快提高技术能力的主要途径，也是区域发展新兴技术产业的路径。技术发展的基本规律是：无论是通过引进技术，还是以研究与开发为基础创造出新的技术产品，新技术的引入都可以带来收益。这里既包括竞争优势的增强，也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更多的经济福利。从经济学意义上说，技术扩散是逐步推进的，其扩散率在很大程度上是与采用新技术所带来的福利效应紧密相关。当更多的区域和企业采用新技术时，技术扩散的速度就是非常迅速的，扩散的效果比仅仅只有几家企业和几个区域使用新技术要大许多倍。因此，先进技术的引进具有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2.技术重复引进的扩散效应
技术引进与技术扩散的关系在理论上已经得到了比较充分的阐述[12][13]。但是，技术引进所带来的技术扩散效应远未被人们认识到。由于我国出现了技术重复引进的现象，或者说过去数十年间技术引进中出现了两类特征且受到广泛的关注：一是技术引进的产业仍然需要不断引进国际先进技术，以更新原来引进的技术；二是许多区域在引进相同的技术，典型的事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大量引进了电视机生产线以及90年代的轿车生产线。因而，一般将此类经济活动称为技术的重复引进。由于不断批评而使公众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印象，认为技术引进并未提高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独立自主的技术开发能力的形成。当中央政府严厉批评，甚至采取具体政策去阻止某些经济活动，却发现“屡禁不止”。产生这一现象的背后，一定是有经济规律在发挥作用。
实际上，引进先进技术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巨大价值远未被开发出来。我们对广东等五个区域制造业内部结构的实证分析和区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以及区域工业生产总值变动的大量数据分析已经显示出，只有新的知识和新的技术产业的区域，获得和运用先进技术的能力才能比原有技术基础上积累经验的区域和产业更具有优势，可以更快地采用新的先进技术。先进技术的使用也是技术扩散的过程，从而使得区域运用新技术的空间范围更大，所创造的产值更大，人均收入也提高得更快。
中国省域的范围和人口规模类似于欧洲的大国，这些区域在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大都倾向于选择更先进的技术来建立和改造原有的制造业，这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如果各个区域普遍采取加快引进技术的发展战略，尽管在短期内会出现国家和区域为了引进技术付出了更多的资金，但其有利方面必然使技术结构融入全球技术体系中，而且使一国的新兴技术产业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巨大的生产能力。可以肯定地说，对大国经济和区域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状态下，区域之间重复引进先进技术是利大于弊。表6 中的区域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产值增长数据提供了很好的说明。
表6 若干区域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产值与市场份额
注：广东是以全部工业企业产值进行统计，因而其产值数据和根据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值数据是有差异的。全国和其他省市是根据国有企业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的产值统计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各期，广东和江苏等省市统计年鉴相关各期。
区域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增长率差别竟是如此之大！1985年前，广东和浙江等区域并没有很强的电子工业基础，而辽宁、陕西等区域是我国电子工业的重要基地。2004年，辽宁、湖北、陕西和四川的电子工业产值仅分别为396.11亿元、141.09亿元、144.04亿元和246.57亿元，只比2000年增长了57.14％、6.61％、23.47％和5.41％。上述四个区域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产值增长均低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此外，这四个区域占全国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产值比重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使本来就很低的市场份额更加低了，其中湖北和陕西的比重只有0.66％和0.67％。
同期，江苏电子及通信设备业增长了283％，上海增长了185％，天津增长了102％，浙江增长了176％。而且广东、江苏、上海、天津、浙江、山东等6个省市要占全国电子及通信设备业产值的81.36％，而其余25个省市仅占18.44％。⑥ 其实，即使在2000年，浙江、山东、辽宁和四川的电子及通信设备业的生产规模是非常接近的。然而在短短的4年内， 产业增长率的巨大差异是区域建立新企业的数量和原有企业规模的扩大速度不同所造成的，而这一技术的来源并不是依赖于本国的技术发展，而是引进先进技术或者借助于外商直接投资来形成生产规模。区域之间利用外部技术的不同战略和措施导致了区域新兴技术产业增长率的差异，并使绝对规模的差异扩大了。既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提供全球多数技术，则依靠企业自主技术开发和购买国外最先进技术是可以替代的[14]。而且，对于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区域来说，获取国外先进技术是扩大本地技术基础的技术源，对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工业化发展成功的经验研究，表明从国外引进技术和成功地利用成熟技术来建立新的技术产业，并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经验是富有启示的[15]。
发掘全球先进技术是提高区域技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谨慎引进的成本要低于完全依靠较低技术水平情况下的自主开发。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存在“重复引进”，而是要引进先进技术，尤其是新兴的先进技术，并且要迅速形成产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的格局。某种程度上说，区域先进技术的重复引进加快了区域技术产业的建立，使区域之间新技术产业的竞争成为可能，最终使中国的新技术产业规模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内得以扩大，产业的国际竞争力随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得到提升。
五、一个简短的结论
中国经济正处在高增长时期，未来20年内，人均GDP至少将翻两番以上。 只有在这样一个人均GDP成倍增长的年代，即工业化的时代， 才能使经济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现在还是要回到我们的主题：技术因素在区域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一方面，制造业内部的快速升级将超出目前的预测；另一方面，则是制造业结构趋于技术化倾向。制造业增长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区域经济结构能否转变的基石。中国工业生产增长年均10％以上的速度已经持续了25年的时间，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等区域经济的成功发展，极大地支持了主张以制造业，尤其是技术产业带动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理论。当然，发展经济学家也可以部分地用要素禀赋来解释中国区域之间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广东、江苏等制造业快速升级的区域来说，要素禀赋的内涵始终是处在变化之中的，其要素禀赋中已经包含了更多的资本和技术因素，而不只是廉价的非熟练劳动力。
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其对区域制造业发展的含义来说也是清晰的，随着人均GDP的不断上升，消费需求对技术类产品的增加将超过传统消费品。那么， 建立和扩大新技术产业应当是区域制造业发展的重点；与此紧密相关的另一个含义则是整个社会分享经济高增长的福利更多，这将有利于区域新兴技术产业规模的扩大；区域的人均收入越高，支撑区域技术产业发展的市场需求就越大。
因此，鉴于过去25年的经验事实和未来25年的趋势判断，对制造业增长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疑义的。
注释：
① 我们主要讨论直辖市之外的区域制造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战略。这8个区域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辽宁、湖北、四川和陕西，这是本文研究的样本区域。列入这8个区域的原因是广东、江苏、山东和浙江是中国的区域经济总量排名前4位的区域；辽宁是1978年前区域经济总量排名第一的省份（除直辖市外）；湖北是华中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省份；陕西是西北地区的经济发达省份；四川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
② 在此，美元值指的是1965年美元。
③ 数据来源于《2005年中国统计年鉴》第58—94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普查数据，2004年广东工业生产总值和地区生产总值超过江苏。
④ 区域人口数有两种统计方法：一是户籍人口，二是将流动人口统计在内。以经济最发达的上海为例就可以知道区域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2003年，上海的户籍人口为1341.77万人，外来人口为498.79万人。2003年，上海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250.81亿元，地方统计年鉴所公布和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46718元。显然，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按照户籍人口计算的，如此就提高了本地名义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如果以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数计算，那么当年上海实际居住人口是1840.56万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33962元，以2003年美元与人民币的年中间汇率折算为4100美元，而不是5640美元。参见《2004年上海统计年鉴》第30—74页。
⑤ 2001年我国科技经费支出额为557.9亿元，研究与开发经费为288亿元。参见《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第704页。
⑥ 依据《2005年广东统计年鉴》，对广东电子及通信设备业产值的统计并不是十分准确的，因为年鉴上只公布了全部工业企业的数据，而缺少和国家统计局相一致的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产值数据，从而出现表6中的广东市场份额很大的情况。参考《2002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中的广东电子信息产品的产值为1808.83亿元，占全国的比重是21.41％。这一数据是采用同一指标的，更能反映实际状况。参见《2002年中国电子工业年鉴》第18—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