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所突破，各具特色——评五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各具特色论文,文学史论文,中国近代论文,评五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在逐一评价五部中国近代文学史之后，指出它们虽然水平不一，但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都有所突破，且各具特色。它们都分别反映了6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为我国的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 近代 文学史 突破 特色
文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不同于文学理论，也不同于文学批评，它有自己的特性。它既属于历史科学，又属于文艺科学，它兼有历史学与文艺学两方面的性质和特征。它以研究文学历史发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为主要任务，它需要对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情况有所叙述，以作为文学变化发展的重要背景材料，但它不是思想史、政治史，也不是文化史。它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分析和叙述，但有别于作品论或作家论，需要根据对作家、作品的分析和叙述，写出各种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此消彼长的过程，反映文学题材、体裁、主题、语言以及各种表现手法演变的轨迹。因此编写文学史，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尺度，有区别于文学评论、文学鉴赏以及读后感的独特的写作方法，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要有史识和史笔。
产生于中国文化历史转型期的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向现代新文学的过渡阶段，它作为中国几千年传统杂文学体系的终结和中国现代纯文学体系的肇端，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众多的文学流派、社团，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家和作品，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无论就思想趋向、文学观念方面来说，还是就艺术形式、审美特征方面来说，近代文学都开启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先河，并直接影响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生和发展。
对于中国近代文学（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的研究，在1949年以前就有人在进行，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它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应该说直到50年代才开始。而作为其重要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却到了60年代初才问世，即1960年出版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编写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此书出版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著工作曾一度沉寂了二十余年。直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才掀起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热潮，相继出版了陈则光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郭延礼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三卷本）、管林、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两卷本）。这四部中国近代文学史的问世，表明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走出了最困难的低谷时期，开始呈现出比较繁荣的态势。它们都总结了前人编写文学史的经验和教训，吸收了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研究成就。它们不仅各具特色，而且无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都有所突破，并取得新的成就。
一
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编写小组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1960年5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卷首有《绪论》，卷末有《结束语》和《后记》。全书把近代文学分为四个时期来叙述，即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以前和辛亥革命以后四个时期，分为5章27节，第1章为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时期的文学，包括6节，即（1）龚自珍、（2）诗歌中的爱国主义、（3）太平天国的文学、（4）散文的变化、（5）两种倾向的小说、（6）民间文学。第2章为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和散文，包括6节，即（1）“诗界革命”的意义、（2）黄遵宪、（3）其他新派诗人、（4）改良运动中的新体散文、（5）晚清的白话文运动、（6）民间文学。第3章为戊戌变法前后的小说，包括6节，即（1）这一时期的小说鸟瞰、（2）新的小说理论、（3）《官场现形记》和李宝嘉的其他作品、（4）《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和吴沃尧的其他作品、（5）《老残游记》、（6）翻译文学。第4 章为辛亥革命以前文学，包括5节，即（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文学运动、（2）文学理论、（3）南社诗人、（4）《孽海花》、（5）京剧的改革与话剧的开始。第5章为辛亥革命以后的文学，包括4节，即（1）政治上的反动和文学上的低潮、（2）小说中的逆流、（3）逆流中的现实主义、（4）向新文学过渡。
该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第一部较为完整的近代文学史。它勾勒了从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80年的文学发展概貌，论述了本时期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它与50年代以前问世的中国文学史不同，具有自己的特色：它是由一群在校的大学生组成的编写组写就的；它重视民间文学和太平天国的文学，列了专节介绍和评述；它对作家作品坚持以政治态度、政治倾向来划线，贯穿以进步文学与反动文学斗争为纲来评述我国近代的文学现象和它的发展变化。由于它成书于“大跃进”时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较大。对作家作品的评价多从政治态度着眼，往往作出简单化的结论，政治倾向进步的就绝对的好，艺术上的缺陷也视而不见，政治倾向反动或落后的就绝对的坏，艺术上的成就也加以抹煞。对于近代著名的作家有时也求全责备，如认为苏曼殊的小说，“包括发生广泛影响的《断鸿零雁记》在内，和他的诗一样，都是应该加以否定的。他的小说对鸳鸯蝴蝶派发生过严重影响，为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又如指责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学家，“与广大工农群众却毫无联系。在他们的文学中看不到一个正面的劳动人民的形象。对于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一定贡献的晚清小说理论，也批评它“在所谓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具体内容中包含了攻击革命的反动目的。”“‘在启迪民智’的主张中，同样也包含着改良主义的政治上的反动意图。”书中有些提法欠科学，如关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问题。”全书较重视对理论与散文的评介，而对小说创作的重视，似嫌不够，因而篇幅不足，论述也不深入。这部史稿虽然存在上述不足，但它是近四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在近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上，是有它的功绩的。
二
陈则光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于1987年3 月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24.6万字。该书原拟出上、中、下三册，但著者已于1992年去世，不知中、下册的稿子是否已脱稿。
全书包括“绪论”和第一编“太平天国前后时期的文学”两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三个问题：（1）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背景；（2）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概况；（3）中国近代文学的主要特征。 “绪论”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进程分为三个时期；（1）太平天国前后时期， 即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2）戊戌变法前后时期，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至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期；（3）辛亥革命前后时期，即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时期。上册仅论述第一个时期的文学。
本书上册第1编分6章22节。第1章为“初期启蒙者和革新派的诗文”，分4节，评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冯桂芬与马建忠的诗文。第2章为“太平天国的文学”，分3节， 评述太平天国的文化政策及洪秀全、洪仁玕等的诗文。第3章为“反帝爱国诗人及其作品”，分4节，评述张际亮、张维屏、朱琦、贝青乔、林昌彝、金和、陆嵩、姚燮的诗。第4章为“旧文学流派的延续”，分3节，评述桐城派的“中兴”及其代表作家、宋诗运动及其代表作家、常州词派的主要词人。第5 章为“始变时期的小说”，分4节，论述《花月痕》、《海上花列传》、 《万花楼》、《三侠五义》、《一层楼》、《儿女英雄传》及王韬的文言短篇小说。第6章为“始变时期的戏曲和弹词”，分4节，评述《倚晴楼七种曲》、《坦园六种曲》、《玉狮堂十种曲》与《笔生花》。
全书虽仅上册，未能窥其全貌，但从该册的内容、架构来看，材料较为翔实，论点亦属稳当，且有自己的特色，堪称建国以来第一部个人独立完成的较好的近代文学史。它以时间与流派、文体交错设章，内容比复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的相应部分详尽具体。它注意到这一时期内旧文学流派的延续，并给它一定的历史地位。如对桐城派的“中兴”及其代表作家、宋诗运动及其代表作家，在《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中是没有位置的，本书却为它们及其代表作家列了专节来评述。它引用作品较多，而且往往全文引出，方便读者阅读。它还补入了新发现的材料，如第14页提及松友梅的中篇小说《小额》，说明近代文学有丰富的资料需待发掘。《小额》在国内原已失传，80年代初，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波多野太郎赠给中山大学中文系王起教授以《小额》的影印本。1983年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第1辑上刊出，本书及时地加以引用。
自然本书也还存在不少缺点，主要是（1）有些提法， 不怎么符合事实。如第27页提到龚自珍曾与魏源、林则徐、黄爵滋等组织宣南诗社。此事已有好几位学者作了考证，证明龚没有参加过宣南诗社。又如第34—35页，说龚自珍的《咏史》是“借乾隆时因谄媚和珅得以充任盐政的曾宾谷贬官事。曾宾谷即曾燠。龚的《咏史》（“金粉东南十五州”）写于道光五年（1825年）。查《清史列传·曾燠传》，曾氏于道光二年授两淮盐政，仍准用二品顶戴。至道光六年四月，被召回京。道光帝责其“一味因循了事，著以五品京堂候补，以示薄惩。”可见，龚写此诗时，曾燠还未被召入京。而且这首诗所指斥的范围颇广，亦不似专指曾氏一人。又如第38页，误将龚自珍晚年喜读“西方之书”，理解为他接触了西学，其实龚所喜读的“西方之书”是指“佛学”之书，而非“西学”之书。（2）有些词语用得不很妥当。如在第一、二、 三章的论述中，对当时入侵我国的英国，有几种不同的提法：“英帝国主义”、“英国殖民主义者”、“英国侵略者”、“英侵略军”。其中使用“英帝国主义”一词欠妥，因为在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还未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又如第9页倒10 行：“这就是所谓‘百日维新’的戊戌政变。”将“戊戌政变”作为“戊戌变法”的同义词。其实，戊戌政变是指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戊戌变法是指1898年资产阶级的维新运动。两者性质完全不同。尽管它有上述缺点，但由于它是“文革”之后第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适应了高校中文系开设中国近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需要，其功不可没。
三
80年代问世的第二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是1988年11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由任访秋主编，关爱和、王杏根、张中为分编主编。全书41.7万字。该书的编写目的是为高校近代文学课程的开设，提供较为系统、简明、适用的教材。它的编写体例，编写者们曾提出如下几点：（1）按照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三个阶段，分为上、中、下三编，每编前有概论，后有小结。概论主要是介绍这一时期社会思潮及文化发展的概况，它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文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小结主要总结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特点、规律性、影响以及我们今天的评价。（2）立足于“史”，史论结合，纵横兼顾，而力求避免成为作家、作品评论的结集。编写体例、评论方法力求创新，异中求同，同中求异。（3）在阐明自己看法的同时，注意吸收国内外学术界研究成果，广收博取，择善而从，力求反映八十年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水平。（4）敢于打破禁区，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坚持思想和艺术两个批评标准，对过去被人忽视的、或落后甚至反动，但影响较大的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作家、作品，也应给予一定的篇幅。
全书正文前有绪论，正文末有结束语。正文分上、中、下3编。 上编除概述外，分为7章， 系统地论述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文学的发展，并对龚自珍、经世文派、桐城派等作了评价；中篇在概述后，也分7章， 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至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期的文学演变进行了论述，且对梁启超、黄遵宪在文学变革中的作用作了评论；下编也在概述后分7章， 论述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至“五四”前夕文学的变化，对南社、鸳鸯蝴蝶派、戏曲、翻译文学等社团、流派、体裁，作了介绍和评论。
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体现了新颖的文学史观。它从一切历史著作都是撰写它的那个时代人的思想的体现这一观点出发，根据文学演变至今的状况，站在当代人的立场上去联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用当代人的兴趣和思想去阐述历史，将那些过去被忽视的小说、戏剧作为近代文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鲜明指出中国近代文学是“杂乱与不和谐”的“多声部合唱”，而“救亡与启蒙、反帝与反封建的主旋律却是异常嘹亮”。（该书第6页）从上述文学史观出发， 本书强调考察文学作品要有清醒的历史意识，真正把握住文学作品的“过去性”和“现在性”，从而敏锐地观察其作者在时间之流里所处的地位，给予准确的描述。所以，本书敢于探讨曾国藩、王国维等政治立场保守甚至反动的作家的文学建树，敢于从“启蒙”的角度肯定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的功绩，并如实描述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常州词派、鸳鸯蝴蝶派小说等文学流派的发展过程。本书还从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同步发展的角度去考察近代文学的全部过程，纠正了过去一些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割裂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之间必然联系的偏向。全书十分注意把握近代作家的创作与近代文学理论之间的辩证关系，详细描述了近代文学史上各个文学流派的文学观念的形成与演变。〔1〕
本书虽比前两部近代文学史前进了一大步，但在体例上仍没有重大突破。下编本是属于1906—1918年间的文学，却插入“近代戏曲”、“翻译文学”这两章，影响了体例的一致性。由于本书为集体撰述，各章、各节水平不一。部分章节也有缺乏历史意识的叙述。如上编第7 章“太平天国的文学主张”一节，把太平天国所推行的神权封建文化誉为“第一次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如此规模巨大的清算和批判”；下编第1章叙述章太炎的批孔排满， 没有从其作品看到章太炎的学术思想十分保守，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谨守朴学的藩篱；下编第7 章虽然论及王国维学术思想受西方近代思想影响极深，却没有正确分析出王国维诗词创作中君主立宪思想和封建士大夫的“气节”是其政治立场保守的原因。〔2〕本书下编第6章谈到翻译文学的特点时，曾举严译八大名著为例。查严复译的八大名著是《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名学》、《名学浅说》、《社会通诠》、《法意》，都属社会科学著作。将学术著作归到翻译文学中来举例，显然是不妥的。书中有些章节，特别是《绪论》使用80年代前期较时髦的名词术语，无意中给读者增添了阅读障碍。全书完全不讲民间文学，也可说是一个遗憾。尽管如此，从整体方面来看， 这本书仍是建国之后， 继复旦大学中文系1956级编著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稿》之后，又一部系统地阐述近代文学发展脉络的著作，可供高校教学及文史研究工作者参阅。
四
继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之后，以高校文科教材的面目，而出现的是管林、钟贤培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该书于1991年6月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全书66万字，分上、下两册， 四大部分：（一）综论编，从宏观方面论述近代文学发展变化的构架。分5 章论述“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近代文化”、“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阶段及其特点”、“中国近代文学思想及其流变”、“中外文艺思潮的交汇融合及翻译文学”、“近代资产阶级文学批评及其影响”。（二）文体编，从微观方面论述近代各种文体的变化发展。分5 章论述“诗歌创作的发展和演变”、“散文创作的发展和演变”、“小说创作的发展与变化”、“戏剧创作的革新和演变”、“民间文学诸文体”。（三）作家传，收录了120多位近代作家的传记。（四）文学大事记， 逐年排列了1840年至1919年之间的历史大事，逐月排列了文学活动。
本书最突出的特色是在体例方面的创新。它是“一种‘组合型’或‘百科型’的文学史”。“它完全打破了以作家作品为认知体系的结构方式”，全书“四编之间，各自独立，又互相联系，相互补充。一部文学史由原来的单一认知系统变成了四个认知系统”。〔3〕它“先以‘综论编’为起始将这许多历史的特点与文学的特点揉合在一起，使人感到文学是‘历史的文学’，然后又以‘文体编’逐一论叙，使读者了解到这一时期的‘文学的历史’。‘作家编’使读者了解程恩泽、周济等早于历史分期的‘近代’去世的文人作家，而更多的篇幅介绍了其生活年限在这80年内的诗人、散文家、小说家。最后辅以‘大事记’使读者便于查核有关文学事件。”〔4〕有论者认为这部文学史是“以新颖的文学史格局、纵横交错的文学构架、点线面结合的评析和双向性的动态描述而构成的”，它是“一部动态的、发展的、开放的文学史。”〔5〕
其次，本书观点比较新颖。“从总体而言，它不将文学附庸于政治历史，亦不将文学作为某一位或某几位名家、名作的单独行为，而是以文学发展为线，进行综合论述，写出历史对文学的影响，同时也写出了文学的历史作用。与此同时，亦对主要作家、作品进行了分析，对主要的文学现象予以重点介绍。”〔6〕本书克服了80 年代以前一些文学史的某些倾向，对过去被完全否定的某些文学现象，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给予较公允的评价。
再次，本书详略较为得当。“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这部文学史的详略是恰到好处的。”“如谈及大型组诗时，作者着重介绍大型组诗兴盛的情况、原因、特点，重点介绍了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对它的内容、结构，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黄遵宪的《己亥杂诗》仅一句话带过，对其他诗人的大型组诗仅是提及而不再分析。这样写，作为教材，一方面给学生们提供了分析作品的范例，又给学生提供了自学的线索。”〔7〕
“总之《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一书，根据近代文学的特点，以其独特的结构，使学术性和工具性融于一体之中；以其观点之新颖，启发读者思考；以其简明的语言，恰当的取舍，使读者清晰地了解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概况，因此说这部书是研究者和自学者都值得一读的一部中国近代文学史。”〔8〕但由于本书出自多人之手，各章水平不一， 作家传、大事记当中还有错漏。由于体例本身的局限，将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大作家，分散在不同的章节中论述，不易使读者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第三编作家传，前面没有总论来说明近代作家的总量、分类情况、大作家的特点等，只是象作家辞典那样，列出有关作家的生平事迹而已。第四编大事记，是供学生参阅的，如能增设图表，就能使它更好地发挥工具性作用。
五
另一部同名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为郭延礼所著，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第一卷1990年3月出版，48.6万字，第二卷1992年2月出版，60.7万字，第三卷1993年4月出版，56.3万字。全书共165.6万字。著者将中国近代文学史分为三个时期，每个时期为一卷。第一卷为资产阶级启蒙时期文学（1840—1873）；第二卷为资产阶级维新时期的文学（1873—1905）；第三卷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时期的文学（1905—1918）。全书除“绪论”和“结束语”外，计44章230节， 列入专章专节论述的作家180人，论述和提及的作家总数有550人以上，全书涉及的作品近2000部（篇），就内容之丰富，覆盖面之广，为国内已出版的几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所仅见。
该书“绪论”是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宏观审视和总体评论。著者把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特征概括为六个字：“觉醒、蜕变、开放”，并在“绪论”中加以具体阐述。
该书在文学史观、结构体制、论述内容和批评标准方面都有所创新和突破：（1）它打破了过去中国文学史多是汉族文学史的传统格局，开创了中华民族文学史的体例，是我国第一部多民族的中国近代文学史。它在中华民族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系统而有重点地描述了我国汉、满、蒙、回、藏、壮、白、彝、侗、土家、布依、维吾尔、哈萨克等十多个兄弟民族的近代文学发展风貌，论述了它们的成就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加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意蕴和绚丽多姿，显示了恩格斯的历史和美学的观点，重新评价了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特别是对过去文学史上有争议的社团、流派（如桐城派、宋诗派、同光体、鸳鸯蝴蝶派）、作家作品（如曾国藩、金和、《老残游记》）都进行了再评论和深入论述。如对于桐城派，在“五四”时期，由于批判旧文学的需要，“桐城谬种”已成“盖棺论定”之说，建国后的学术界和《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也多是持批判态度，或避而不谈，或责之过严，对近代桐城派尤其苛刻。本书对桐城派的历史地位重新反思，并进行了新的评价。指出它不仅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有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而且在理论上和创作上也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并得到了一定的成就。近代桐城派作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出文章要“因时”而变，注意文学的“真”和表现作家的艺术个性，而且在散文创作上也开始注意面向现实，写了许多洋溢着反帝受国激情的作品。对于曾国藩的文学成就，也通过冷静的思考，做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指出“曾国藩因为政治上的飞黄腾达，提高了他在桐城派中的地位，也扩大了他的影响，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曾国藩也以自己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给桐城派古文增添了生机。”（见该书第406至407页）（3）它对中国近代文学的涵盖面比以前同类的文学史有较大的开拓。书中有许多史料和作家、作品，或为过去文学史家所忽略，或根本就未接触。它的开拓性突出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增写了近代少数民族文学。它论述了十二个少数民族三十余位近代文学家，除辟为专章论述的蒙古小说家尹湛纳希外，以专节论述的就有满族作家宝廷、文康、盛昱，蒙古族作家哈斯宝、古拉兰萨、延清、三多、贺什格巴图和嘎莫拉，壮族诗人郑献甫、黄焕中、农实达和曾鸿燊，白族诗人赵藩、周钟岳和赵式铭，藏族诗人米庞嘉错，彝族诗人余若瑔，土家族诗人温朝钟和席正铭等。二是重视了近代女性文学。在以前的近代文学史中，女作家（除西林春和秋瑾外）几乎没有一席之地。它论述的女作家除上述两位外，作为专节论述的就有十多位，如词人吴藻、戏剧家刘清韵、诗人那逊兰保、小说家张竹君、翻译家薛绍徽、南社诗人徐自华、徐蕴华、吕碧城、张默君、散文家单士厘等。三是对翻译文学的论述，开阔了近代翻译文学家的阵营。它论述了二十余位翻译文学家。其中除一般文学史会提到的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周桂笙、徐念慈外，还有辜鸿铭、伍光建、吴梼、戢翼翚、陈嘏、曾朴、陈景韩、包天笑、周瘦鹃、李石曾、应时。此外，还写入在近代开始了翻译活动、后来成为“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和健将的周树人、周作人、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等人。把翻译文学纳入近代文学史的论述范围，虽然不能说始于此书，但它给予翻译文学的地位，以论述翻译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深刻，是同类文学史无法相比的。
对于这样160多万字的巨著，要做到尽善尽美是不可能的。 它的不足，我以为（1）忽略了对近代民间文学的论述， 在这百多万字的巨著中却没有给民间文学一席之地；（2）章节的命名缺乏统一的标准， 如第一卷有时以政治态度来划分诗人，如“政治家的文学活动：魏源和林则徐的诗文”、“太平天国革命阵营外的两位诗人：金和与江湜”。有时又以地域来划分，如“粤闽桂三诗人：张维屏、张际亮和朱琦”，“江苏三诗人：陆嵩、鲁一同和贝青乔”。有时又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来划分，如“近代文学的开山祖：龚自珍”，“名震东南的姚燮”。（3）有些词语运用不当。如在论述鸦片战争时期的文学时， 就使用“帝国主义”、“反帝斗争”等词语是不科学的，因为当时世界上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还未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上一些不足都是次要的，从全书来看，它确实“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巨著”，“是一部高水平的学术专著，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一项新的突破。它填补了中国多民族近代文学方面的一项空白。”〔9〕它代表了90 年代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的新水平，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学的研究，已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六
作为文学史，它的写作可以多种多样，有的可以依类，有的可以博采众长，总结成果，反映学术研究上公认的已有的论点，有的可以独抒己见，成一家之言，说出别人尚未想到的新意，或论艺术创造，或重作品影响。但不管它的写法如何多种多样，而它要完成的基本任务却是相同的，即（1）说明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情况；（2）分析它为什么如此发展变化；（3）寻找它发展变化的规律；（4）指出某些文学现象的历史地位和影响；（5）公允评价作家、作品。 以上述基本任务来衡量本文评及的五部中国近代文学史，我的意见是：
在说明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情况方面，五部文学史都注意到了。其中郭本最详尽，但欠全面（忽略了民间文学）；复旦本重视进步文学的发展变化，忽视其他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陈本、任本不仅重视进步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也注意其他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但也忽视民间文学；管、钟本注意到各方面、各时期文学现象的发展变化，但欠详尽。
在分析它为什么如此发展变化方面，一般都在前言、绪论、每章小结、结束语中进行，但复旦本，管、钟本还注意在某些具体章节中进行。如论述改良运动中的新体散文时，能分析新体散文的成因，指出晚清小说在结构上的新特点时，也分析了形成的原因。
在寻找它的发展变化规律方面，复旦本，任本，郭本，管、钟本都注意到了，但是否正确，是否中肯，尚待进一步研究。
在指出某些文学现象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时，复旦本注意指出，但不准确，任本、郭本做得较好，管、钟本对整个近代文学的历史地位和重要意义，曾设了一节来论述，但对重要作家的历史地位和影响，却缺乏必要的论述。
在公允评价作家、作品方面，陈本、郭本、任本、管、钟本都比较公允，复旦本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欠公允。
此外，从写作和出版的时间来看，复旦本是建国后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开山之作，开拓精神可嘉，科学精神不足。从篇幅、规模来看，郭本篇幅最多，规模最大，论述到的作家、作品最广。从体例来看，管、钟本最新。从编著者的情况来看。陈本、郭本是个人专著，其他三套是集体编著的。复旦本是中文系学生集体编著的，任本是华中、华东、东北有关高校教师集体编著的，管、钟本是华南师大中文系和古文献研究所的教师集体编著的。
综观五部中国近代文学史，虽然水平不一，但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历程中，都有所突破，且各具特色。它们都分别反映了60年代、80年代、90年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成就，为我国的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注释：
〔1〕〔2〕 参阅晓征《鲜明的时代特色，清醒的历史意识——读〈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3〕 赵慎修《体例一新，面貌大变——评管林、 钟贤培主编〈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4〕〔6〕〔7〕〔8〕 刘德隆《勾勒近代文学的轮廓——〈中国近代文学史〉读后》，日本《清末小说》27期，1992年10月1日出版。
〔5〕 庞乔弦《近代文学研究述评》，《中国文学年鉴（1991 ——199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9〕 公冶文雄《评郭延礼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第一卷》，日本《清末小说》第14号，1991年12月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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