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与生意：近代新式辞书《辞海》的编纂出版
陈来虎
晚清以降，世变之剧前所未有，向西方学习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在此背景下，“西学”以无可抵御之势涌入中国。在旧思想文化秩序日渐崩溃之际，作为新知识秩序代表的新式辞书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起初，这些新式辞书更多地带有知识精英们思考、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以期达到国势振兴的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科举改革等的进行，对“新学”需求量日益增加，出版家或出版商纷纷介入，使得新式辞书的编纂混含着启迪民众与商业利益的双重目的。在文化市场的助推下，“新学”形成广泛影响，而“新学”也为文化出版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源和空间。
［关键词］ 新知识；新式辞书；《辞海》编纂；启蒙生意；文化市场
“启蒙生意”一词出自西方新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在谈及《百科全书》时称，“启蒙不仅仅是精神，还可以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文化产品’。因此，启蒙也有个生产和流通的过程”［1］(P12)，他将其概括为 “从作者和企业家的抽象构思阶段发展到大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购买的具体的出版物”［2］(P508)，即“启蒙的物质化”。众所周知，达恩顿言及的“启蒙运动”是指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欧洲资产阶级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思想与文化勃兴运动。这场伟大的思想运动从启蒙思想家的书斋走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版商和销售商对《百科全书》这部巨著的投机与推广，使得“人民多读而受其思想之范铸者。因是知国家、真法律之性情及道德上之自由，信公理而不信真神也”［3］，此之谓“启蒙”。但是，当“启蒙”一词传入中国后，变得像一个可供汲取的思想水塘，成为近代中国人理解和诠释身处世界的“后设语言”，它的内容和含义没有共同的认定和界说，往往因人所需而立论范畴、加以解说［4］(陈建守《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翻译、书写及挪用》,P107)。通常情形是，把在特定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论述，给予时间向度和尺度上的理解和诠释。比如，从“戊戌”到“辛亥”，从“五四”经“五卅”到“北伐”再到“大革命”，从“九·一八”“七·七事变”到八年抗战，贯穿其中每一段历史时期的思想文化均可冠以“启蒙”的名义。作为“概念工具”的“启蒙”在近代中国历史的脉络中与其在西方社会中的语境和意义不尽相同。
从1807年马礼逊到达中国，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仅仅半个世纪，中国就被迫纳入世界体系当中。面对新形势，中国社会的精英人物走上了探索、学习西方的漫漫长路。1900年“庚子国难”之后，传统的封建专制统治秩序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此相应，西学①传播力度空前加剧，作为西学表征的“新语词”以前所未有之势涌入中国。这些反映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成果、制度设施、核心价值观念的语词，以及代表现代科学知识和成就的学术术语来到中国之后，国人吸取之时，不免目迷五色，有云：“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5］(P81)出于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能将这些“新知识”进行解释、定义和规范的新式辞书的出现尤为迫切和必要。清末民初的新式辞书得以在此背景下产生。“新知识”在辞书中条理化地呈现凝聚着一个时代的民族的普遍认知，若把贯穿其中的思想衍变看作思想被制造和传播，那么，这种衍变意味着思想与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互动。
鉴于学界目前关于清末民初“启蒙生意”的研究重心多以“教科书”为对象，且多关注于“启蒙”本身，而对于同样发行量大、流通面广，甚至应用比教科书还要普遍的辞书关注不够，且多停留在新辞书的编纂背景，新辞书对于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及通过新辞书编纂像达恩顿一样讲一个“好故事”的构想上②。本文以新式辞书在近代中国的编纂为背景，以新辞书编纂中最突出的成就——1936年版《辞海》为例，通过对其编纂历史的具体分析，进而揭示新辞书编纂与启蒙之间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新学”传播和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加深对清末民初思想文化发展的认识。
一、“启蒙”与“生意”的结合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为救亡图存而急于觅水救火。在此背景下，东瀛、西洋的知识文化经由志士仁人译介，如潮水般涌来，遍及四处。尤其是“辛丑以后，清廷推行新政，朝野上下竞相趋新，援引新名词成为时髦，上至清廷上谕、官员的章奏条陈，下到考生的试卷、报刊上的商业广告与社团启事、坊间出版的各类教科书、歌唱集、新的戏曲小说等各种文类之中，均散布着各式各样的新名词”［6］(P162)，“昔以西学为集矢之的，今则以西学为炫奇之媒；昔以西学为徒隶之事，今则以西学为仕宦之挚矣”［7］(P26)。这种因时潮驱使而产生的新鲜事物已然变成时人日常生活必须直面的东西。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新名词”不只是一种“趋新”心理的反映和人云亦云的标志，他们的现实生活也因此而平添了许多无奈与困惑，“近日由东文输入者，前清之诏赦，民国之命令，亦往往采用，旧学者读之，又瞠目不能解。索之（康熙）《字典》，决不可得，则不能不舍其旧而新是谋矣”［8］(沈国威《〈中华大字典〉迈向近代工具书的第一步》,P353)。时人不得不一边经受着“因误解名词而盲从附会，使社会多所扰攘”［9］(P332)的尴尬，一边又不得不寻求解决“新知识”困惑的工具。
一般而言，当人们遇到知识上的困惑时首选查阅工具书。“中国解字之书始于《尔雅》，厥后有《说文》《玉篇》《字贯》以及《康熙字典》等鸿篇巨制，不胜枚举，然论其性质，大抵均为关于文字之书，专供学者之用，而非关于语言之辞典也。”［10］时至于此，《尔雅》《骈字类编》等类书“文字深奥，词句艰涩，比普通书更加难懂”［11］(P254)，而刊行于1716年的《康熙字典》也“解释欠详、讹误甚多、世俗通用之语多未采用、体例不善、不便检索”［8］(P352)。这些旧知识体系的代表在清末民初已不敷民众使用，新辞书的编纂势在必行。1906年《大公报》的一篇刊文颇带有“文化进化”意味地写道：“近古以来，东西洋之新学术，其输入吾国者日益繁，其新现象、新名词亦日出而不穷，以数千年前旧有之文字举数千年后万流汇沓、群族纷拏时代之名物意境，尽载而形容之，实势有所不能，故有一新名物意境出，必有一新文字以应之，此各国之公理也。”［12］也在同一时期，清末译科进士颜惠庆在评论《大英百科全书》时，直接将新辞书喻为“中国进化券”［13］(P5)，严复更是将新辞书冠以“智环”“学郛”［14］(P256)之名。新辞书被看成一国文化进步的标志，在此后民初出版人那里则表现得更加直白，陆费逵说：“世界愈文明，字典之需要愈急。”［15］（序）陆尔奎亦言：“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16］其实，晚清思想家对于新辞书的关注更多是出于“大变局”下中国自身文化的转型思考，民初则不尽然，出版人群体的活跃，使得那些看似多少有些夸大其词的言语背后，含混着他们普及知识、启迪民众的雄心壮志，抑或是启蒙理想与商业计谋的考量。无论如何，新式辞书的编纂将是一种时势的产物。
“启蒙”往往与“民族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近代中国更是如此。20世纪30年代，日军不断寻衅中国。陆费逵出于把售书范围扩展到日占区的考虑，曾“主张将人名、地名、科学名词一概取消”，以“避日本之干预”，舒新城则坚决反对：“此在事实上固行不通，因照此办理，《辞海》之内容，无异于《大字典》，根本已不成书……在理论上亦说不过去，因其目的在普遍销售，改作如此不伦不类的东西，在日人势力范围之内或销售几部，而在我政府治下将无人过问，得失相较，亦不合算。”［28］(P287)随着战局演变，“朵山与献之、子敦商定《辞海》不收‘一·二八’、‘九·一八’及‘上海事变’、‘塘沽协定’等条目”，认为“解释太详细、太科学，难免会引起日方的注意”。舒新城又“极不谓然”，义正言辞道：“我国积贫，不能与强敌抗衡，彼诬我者我不与辩，已属屈辱，而彼加于我之事实，亦默然不提，未免不近人情。《辞海》出版于今日，应是今日的东西，决不能单提往事而不提今日之事，尤不能不提今日人人伤心之事。即以体例言，‘甲午之战’、‘山东问题’均收入，何以‘上海协定’、‘塘沽协定’不收入？如恐外交上有问题，则以政府公布之事实为准绳，不加入臆测之词可也。倘在国际法圈内□无问题，而事实乃有问题，亦惟有听之而已。果如此，人且不能作，更何有于公司。固我主张将此类条目如实叙述录入之。再将日本近出之辞典检阅，概有‘上海事件’辞目，叙述甚详，颠倒是非之处甚多，我以立场不同，绝不能将日人诬我之词一一抄入。”［29］(P317、P318)舒新城的坚拒与陆费逵的妥协，反映的正是《辞海》编纂在面对“启蒙精神”与“商业利益”及“民族主义”之间的纠结。在主编舒新城看来，词目的删减并非随意操作之事，其背后所承载的民族尊严、社会正义、历史价值及学术良心是不容抹杀的；作为出版家兼出版商的陆费逵虽有希冀操纵书业获取利润的企图，但在面对外来侵略势力时，依然选择对收录《辞海》中的相关语词进行客观、准确、全面的解释，来反映日本侵华的事实、纠正日人歪曲侵华历史的错误，诚如他自己所言：“书业商的人格，可以算是最高尚、最宝贵的，也可以算是最卑鄙、最龌龊的。”［30］(P465)辞书编纂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将那些能够引起国人情感和思想共鸣的历史事件通过在《辞海》中书写、传播，显然有利于增强民众的国家观念、主权意识，进而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
商务印书馆在新式辞书领域结出的生意硕果很快被业界所瞩目，尤其是“劲敌”中华书局。在民国出版史上，商务与中华的存在常被人形容为“双峰并峙”，这既是两家出版机构不可小觑的影响力的写照，也暗含了其竞争的异常激烈。事实上，当时中华书局在出版选题上常采取“商务每开创于前，中华必跟进于后”［21］的随进策略。《中华大字典》便是继商务《新字典》之后的一部创新性作品，“收录了当时的一些新名词，如化学元素的名称、社会科学的概念等”［22］(P12)。熊希龄对其评价称：“中小学校与夫贩竖妇女所用之字典，则字数宜较少，义解宜较显，音证宜较简，方适于用，是书有裨文化，无待言矣！”［8］(P363)文字“简明易懂”、内容“科学合理”是新式辞书的特点。“新知识”的普及在很大程度上并非指向社会上层，而是普罗大众，在他们中间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商务和中华“在这两种字书上，也都获得很大的盈余”［11］(P254)，生意上的竞争激励着两家不断开拓新式辞书市场的雄心壮志。
1929年，《辞海》尚未成型，成堆稿件堆在编辑案头时，陆费逵与舒新城在西湖博览会上宣称：“《辞海》正在排印之中。”［32］(P56)进入30年代，日军不断寻衅中国，陆费逵预料中日大有一战之势，“决意速付剞劂，以就政于当世”［26］(P56)，于是“特在印刷厂专辟了一个排版车间，日夜赶排”［30］(P79)，拟于“今年（1935年）5月发行预约，预定年底出版上册，明年6月出版下册”［28］(P39)，“以集现金”［28］(P41)，但由于“排版后政治性词目的修改，以及校对、改版等实在赶不及，改为1936年5月登报发售预约，1936年出版上册，下册则在1937年8月始出版”［33］(《〈辞海〉的前前后后》,P262)。《辞海》发排前夕，陆费逵设法为《辞海》封面、书脊集得两幅遒劲端庄之字，想必要给人以《辞海》表里如一的形象。不仅如此，中华书局还邀请了一批在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为《辞海》题词、作序，譬如，黎锦熙着重就《辞海》在“正名辨物”“赏奇析疑”方面的贡献给予了积极评价，蔡元培对《辞海》收入大量新知识表示肯定，邵裴子认为《辞海》在“全”与“精”上取得了平衡，其他名家如柳诒徵、唐文治、余绍宋、吴梅等也分别为《辞海》献上笔墨。通过这些学有所长且卓有声望的专家学者言辞精到的点评，进一步确立了《辞海》内容新颖、准确、权威的形象。为了赢得政府支持，“便于推动教育机关订购”［24］(P186)，陆费逵还邀请了林森、陈立夫、吴稚晖、周佛海、王世杰等国民党党政要人为《辞海》题词。1936年，《辞海》发售之初，陆费逵与舒新城等人又精心策划、编排了一份饶有趣味的售书广告［34］，如下所示：
二、“启蒙生意”的制造
作为“启蒙”的“生意”，一般来讲，需要有可以“启蒙”的物质，专门从事“启蒙生意”的文化出版机构，以及消费者群体三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只有在“启蒙”的物质被文化出版机构和消费者都接受或者认可的前提下，出版商的利益诉求抑或是现实关怀和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启蒙生意”才有实现的可能。不言而喻，从大量的“新知识”在清末民初被赋予“由思想之变新，而致邦国之景象，亦由以变新”［23］(P131)的功用来看，“新知识”作为“启蒙”的物质以及承载“新知识”的辞书的出现，在当时已被广泛认可。那么，“启蒙思想”被制造、传播，文本在空间内交易、流通的过程要做到同时满足出版商与消费者利益需求的关键，在于“启蒙生意”的制造上。
对工作场所侵犯行为，研究者探索了两方面的预防措施，一是从组织层面探索预防或避免侵犯行为的措施；二是从受害者角度探索避免侵犯行为发生的预防措施。
以《辞海》编纂而言，它选择在《辞源》出版数年之后发行，时序置后可以扬其长避其短，收录随时代进步、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科技发展而产生的新语词。不过，在中华的“延缓”策略下，《辞海》时作时辍达十年之久，期间由于政情、人事的变幻使这项工作竟有中途夭折的危险，为了重新提振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中华当家人陆费逵邀请了舒新城担任《辞海》的新主编。舒新城不仅具有丰富的辞书编纂经验，他的学识和品质能够胜任这项工作，而且他是一位教育家，思想开明，长期的教育实践使他对“新知识”有较常人更为深刻的了解，这些品质与新辞书的编纂有不谋而合之处。舒新城接手《辞海》工作后，即对前任徐元诰等人抄录、编成的数万条“原稿”进行研究，提出“已死旧词太多，流行新词太少”，“变更方针，删旧增新”［24］(P186)。在他看来，辞书应“为一般人治学应用之工具，其职责在揭举固有辞类之意义及用法，期供给用者以确切适当之解释，俾遇有疑难立得解决；故为辞书者，自当体察用者之需要，恰如其所需以予之”［25］(钱子惠《〈辞海〉的前前后后》,P164)。为此，他提出了“百科重于语词”的方针，参照美国《韦氏大词典》的收词标准和编写方法，框定了《辞海》收词范围。相比中国传统知识的抽象及缺乏条理，以百科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知识具体而有条理，并且直接与社会需要联系在一起。《辞海》收录“百科词条”的做法，在中国辞书编纂史上具有开创意义，标志着新知识体系的构建与铺排在中国的完善与成熟。
四、标点鲜明，全部加新式标点，句读确定，意义鲜明。
守城官兵在塔尔巴哈台城内被困一个多月后，即三月，积雪稍化后,在武隆额的命令下，“在围城中暗挖地道，派人昼夜出城，绕道驰赴土尔扈特、察哈尔、厄鲁特各游牧处，令其调兵救援。”[注]《钦定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07，同治四年六月壬寅条。
1911年，上海国学扶轮出版社发行了《文科大词典》和《普通百科大辞典》，可视为新式辞书在中国萌芽的代表之作。前者见于报端的广告词开篇便以“百科新大词典”来定位，并以详细列举学科名目的形式来展示该书所收录新知识的广博。从此书内容来看，以西学为主，但在编排上“挈经史子集融为一炉，内分十二集、四十类，详瞻而明了”，教员、学生及自修之士可“依字检查开卷”使用。［17］清末，国人翻译或自编的这类辞书在编纂上突破了传统类书体系，初步引进了各学科新知识，但也如同新旧过渡的时代特征一样存在着新内容与旧形式、新知识与旧思想的混杂，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尚未建立起来。1912年，民国肇建，由君主专制转向民主共和，“自不可不有一绝大之编纂，以润色昭代之鸿业”［18］，现代意义上的辞书应运而生。开风气之先的当属商务印书馆编的《新字典》。蔡元培高度评价此书并寄予厚望：“其于国民之语言及思想，不无革新之影响，此则吾所敢断言者也。”［19］(P7)该书特色在于“订正旧义增补新义，凡通俗字、译音字、新造字，无不广为搜罗，注释前明，符号轩豁，图画精美，检查便利”，能极大地满足消费者需求，“出版以来风行一时，洋装已叠三版，华装已叠四版，每次出书不久辄尽，致惠顾者徒劳往返，无任抱歉。刻洋装第四版、华装第五版特行加倍印刷”。［20］《新字典》受到消费者欢迎的情况表明，现代知识体系在新辞书中的确立并非完全以新知识为基础，而是整合了原有知识与吸取新知识的成果，这种新的知识秩序直接面向普通大众，并且服务于社会现实。
“启蒙生意”的制造往往在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状态下进行，比如，在爱国与生意、质量与效益之间取舍抉择。《辞海》以其内容新颖而实用的定位，迎合了“启蒙”与“救亡”浪潮驱使下的国人追求思想进步、捍卫民族情感的心理和现实需求。在面对这种需求所致的巨大市场时，中华书局在知识生产方式上选择以最小的生产成本获得最大量的出版物，这在客观上又促进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与生产流程的标准化。从编纂之初专门设立“编辑室”，到登报公告“通过考试公开招聘编辑人员及助编人员”［31］(P144)，《辞海》编纂在人才队伍方面不仅引进周颂棣、邹梦禅、鲍松彰、金寒英等“精兵强将”，也积蓄了一批受过新式教育的年轻实习生、助编人员作为后备军。人员结构的年轻化、部门分工的精细化在《辞海》编纂中体现得相当明显。据周颂棣回忆，每天早上，实习生把前一天经过刘范猷整理好的“初稿”和所附的资料卡片检出，送到各个包干编辑手中；下班前，各编辑在已经修改好的稿件上签名，连同资料一并交给专人审阅，把没有修改的词目资料和卡片交与实习生保存。有少数词目，邀请编辑所其他部门同志帮助修订或审阅，比如，音乐条目、部分语文条目分别邀请教科书部朱稣典编写和外面专家黎锦熙审阅。［31］(P146)当然，这种对于知识分子工作逐步工业化的情形在编辑者与出版商之间并未有高度一致的认可，除了那些以笔代手将编 《辞海》作为谋生之道者外，还有一些纯粹的编辑者把编《辞海》当作学问来进行，他们在效率与质量之间首先要保证质量，亲历者金寒英说道：“我们在工作了两三年之后，边做边学，也摸到了一些窍门，积累了一些经验，提高了一些编校技术，也不断地吸收了一些新的知识……于是质量是提高了，进度也就拖慢了，有时不免要把原有的程序无可奈何地打乱了。”“著作家不恤用尽心力要把文章写得好；而出版家却把生意放在第一位，他们首先要求货色出得快出得多，销路大，成本轻；其次才要求文章写得好。”［11］(P257)当中华书局在面对读者追问“《辞海》已经动手了十几年，为什么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11］(P257)的情势下，质量与效率的矛盾也只有通过已有编辑们的无私奉献，在生产成本及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一步优化配置资源来解决了。从制造“启蒙生意”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启蒙”与“生意”的结合在某种程度上形塑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
三、“启蒙生意”的实现
因而，“《辞海》业已发售预约，殊引起一般人深切之注意”［36］(P117)，“前往该局（中华）预定者，异常踊跃”［37］，“在沪市亦甚缺，售价大致照原定价百倍之谱”［38］(P46-47)，仅“预约售出有三万余部”，“全部书价已在预约时一次收足”，若仅按定价最低的版本衡量，《辞海》的“编辑费用，至初刊出版时止，共计支出32万元”［11］(P258)已在预约中收回。面对读者的热切需求，中华书局承诺，“下册一俟印订告就，即行登报通告”［39］(P23)。令人扼腕的是，日军入侵下，上海沦陷，使得《辞海》销路遭遇阻塞。尽管战火连天，读者对《辞海》的期盼声仍不绝于耳。中华书局总部在迁往陪都重庆后，仍委托纸张资源优良的新记合群印刷公司印制《辞海》，以供应内地各省需求，在江西刚刚印就的《辞海》立即被空运一部分到重庆，深受读者欢迎［40］(P24-25)。据统计，该部《辞海》“各种版本行销在100万部之上”［41］(吴铁声《解放前中华书局琐记》,P157)。在那个扰攘不安的岁月里，人们对于象征着新知识秩序的《辞海》持续不断的需求，通过不断增加的销量反映出来，进而勾勒出新的知识文化在民初社会的发展图谱。
1915年，商务又抢先中华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综合性辞书——《辞源》，一时间“风行全国，销路之广与获利之厚，为其它同类书所不及”［11］(P255)。中华紧随而行，对《辞源》进行深入分析后，认为其多半脱胎于《新字典》，于是，中华决定以《中华大字典》为基础，编纂一部内容更加丰富的辞书，取名《辞海》。与商务具有的守成气象相比，新成立的中华明显带有激进色彩。不过，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中华这次并没有迅即跟进，而是有意识地选择了拖延。在中华方面看来，“辞书是久用之书，《辞源》出版在前，行销未久，已买《辞源》的人，在十年左右的时间之内，是不需要再买《辞海》的。《辞海》过早出版，在销路上没有把握”［11］(P255)。但是，在民初书业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位居商务之后的中华不能自甘落后，况且业界中其他对手也虎视眈眈于编印新式辞书这块蛋糕，尤其是“书业老三”世界书局此时大有奋起直追之势。中华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了声息，势必有损自身的地位、声誉及业务。因此，中华采取了“《辞海》不得不出，不必早出”的策略，“一面对外宣传，说中华已在编纂《辞海》，意在先声夺人，威胁同业，使他们知难而退；一面由徐元诰等二、三人慢条斯理地搞起来，非到适当的时机，不予配备多量的人力，不作大量的投资”［11］(P256)。当“新学”成为一种时势，为商务、中华这样的文化出版机构提供了生意资源，大量的文化出版机构纷纷介入，从事“新学”的编译、出版、销售工作，这种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必将使代表一个时代知识秩序的新式辞书的编纂由可能变为现实，《辞海》就是中华和商务生意竞争的结果。
中国空前之大辞书
《辞海》主编者：徐元诰、舒新城、沈颐、张相，搜集材料、从事编校者百数十人名不备列。
本书编校人员凡数百十人，亘时二十年，其优点如下：
要有积能蓄力的“底气”。毛竹最终“一枝独秀”，离不开它多年的能量积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正是毛竹长期的孕育、不断充能，而储存了足以让其“一鼓作气”、“一气呵成”的能量和“底气”，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生命的华丽转身。
“喂！放我出去！”步凡用力地敲击着门板，但回应他的，只有门外的嬉笑声：“黄皮仔，你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明天早上扫地的人会来营救你的！”
一、选辞严谨，搜集旧辞、新辞凡五十万条，去浮就实，精选十万余条。
五、资料宏富，全书两巨册，共三千余页，都八百万字，点号约两百万，人地书名线约五十万。
三、引书忠实，引用各书，均核对原本，并加注篇名，以便学稽考。
抢抓银监会下放村镇银行准入权限到省银监局的政策机遇。2018年起，开展组建村镇银行工作，鼓励现有村镇银行向农村地区延伸，不断提高服务“三农”水平，夯实经营基础；支持和鼓励村镇银行通过增资扩股做大、做强，改善村镇银行外部结算环境和社会公信力；探索适合当地实际的农村资金互助社试点模式；出台市级供销合作社系统社员股金服务机构监督管理办法，规范发展基层新型供销社社员股金服务业务，使其成为服务“三农”的重要补充，逐步形成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互补性强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脱贫攻坚提供多元化、差异化、特色化的金融服务。
然而，这种知识体系的构建包括“学科分类、概念厘清、逻辑思考以及价值重估”［1］(P170)等多个方面，百科词目的编写需要查阅大量的书籍、报刊，要从杂乱无章、残缺不全的资料中选摘出有价值的东西，消除重复和相互矛盾的部分，再进行分类编排，其实并不轻松容易。《辞海》编纂伊始，舒新城便叮嘱同人要“遍读新书新报”［25］(邹梦禅《新潮逐浪忆华年》,P156)搜集新词，他本人素有看书读报时摘抄新名词术语的习惯，此时已“积稿甚多”［9］(P330)。即使如此，新词目的编写也有不少困难，陆费逵在《编印缘起》中提到：“开始时收获尚多，后来则增益甚少，尝有竟日难得一、二辞者。又以改加新式标点，费时尤多。”［26］(P57)有时候，作为“新知识”来源的《国闻周报》《晨报》《向导》《醒狮》以及其他与政治有关的书刊不时会遭到当局的查禁，舒新城不得不为此动用在军政界的老同学、老同事的关系，才得以看到许多不易看到的出版物。［9］(P408-409)作为百科全书式的典籍，《辞海》要尽可能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各自需要的东西，它既可以从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中采撷知识，也可以从其他各个地方、各种资料中提取知识。“启蒙生意”著作，常常表现出对本国当下社会变化的反映，以及对提高公民普遍的思想文化水平的足够关心。［2］(P149-150)《辞海》收集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产生的农工商、科学、文艺、社会、政治运动等方面的新词汇，并且对此进行解释、定义。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例，该运动对中国几千年的政治、思想、学术、道德等方面黑暗的否定，对政治民主、思想自由、精神独立的提倡和宣传，常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启蒙意义上的除旧立新。《辞海》对“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学术思想界的革新运动，目的在于攻破因袭之传说，旧有之权威，及一切腐朽之组织，提倡科学的、美的精神”［27］(《卯集》，P212)，以及对“五四运动”的定义——“旧思想自此日趋崩坏，新文化日有发展”［27］(《子集》,P153)均体现了这一点，诸如此类的不少语词通过在《辞海》中定义而集中展现出涤除旧势力、倡导新思想的时代主题。
王博先生在《老子思想的史官特色》中明确指出老子的思维是以侯王为中心思考方式并就其史官特色进行分析： ①为天子及诸侯所设置。 ②重要任务是当好王公诸侯的参谋与顾问。 他们思考、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侯王。 ③由于其历史背景，他们认为侯王是国家治乱与否的关键。[6] 所以，老子思想是一种以侯王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其时代矛盾的聚焦点和最终指向对象便是侯王，即统治者。 可以说，老子思想的现实主义，也就是“危机意识”最主要体现在对统治者的关注上，并由统治者实现其现实作用。 所以，老子首要做的，就是建立统治者与“道”的关系。
二、解注简要，各家注疏，搜罗殆遍，折衷归纳，翻检易明。
……
这份可以视为《辞海》“小传”的广告涵盖了其编纂经历、特点所在、版本售价以及预约办法，并无多少夸大其词之处。成书后的《辞海》，正文按中国传统的十二地支分为子丑寅卯等十二集，另附有检字表、中外历代大事年表等十多种实用性图表。考虑到读者的经济因素、阅读体验，《辞海》按纸张、开本分为四个版本，“大本不欲占其篇幅，故用五号字；缩本欲其免伤目力，故字体约等于六号字”［26］(P59)，均为全布面精装两册。《辞海》不管是在书面语言，还是在印刷基础、版面、开本、装订，甚至销售广告上，都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每一方面都指引着读者。《中国公论》评论称：“在中国大辞典永无出世希望的时候，在国语辞典中途夭折的时候，在《辞源》为唯一勉强可作为中文参考工具书的时候，居然有这一部《辞海》出版……这部参考书从好几个方面来看，都得说是后来居上。”［35］(P144)
近代中国，从精英阶层到普通百姓均感受到一股外来压力，并在这种压力逼迫下产生一种御侮自强的心理。当“新学”成为救时之良药，承载“新学”之载体——新式辞书在中国出现时，从来就不是躺在思想家、出版家的书屋里，而是带着“救世”之鹄的直接奔向社会。然而，形上的“新学”终不能像空气一样飘浮在空中让人随意吸取，它需要从知识的汪洋大海中选取加工、规范定义，直至以物体的形式出版发行，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文化出版机构的组织、参与，因而，成本和利润的重要性可以想见。这也就不用奇怪新辞书一经编纂或者出版宣传手段迭出。
四、结 语
晚清以降，世变之剧，前所未有，在“旧法”无以“治近世”的情况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从早期的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李善兰、王韬等人，以济世为目的了解、研究西学，到后来官方专门培养外语人才、翻译外国书籍、派遣留学生等主动学习西方，使得“学习西方”逐渐成为一种社会共识，而且世变愈急，学习愈急，直至“五四”，顺延至抗日战争时期。这个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了解世界、求富求强、救亡图存、科学启蒙、民主革命几个阶段。在宽泛意义上讲，均可视为“启蒙”。正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各种“新思想、新观念、新学问，狂风暴雨，排空而来，铺天盖地，无处不在，搅得出版界、教育界、新闻界、学术界沸沸扬扬，面貌大变。青年学子，撰文著书，演说谈天，满纸满口新词新语；老年学究，看书阅报，皱眉蹙额，狐疑满腹”［42］(P547)。这种表现在语言上的混乱所折射出的是思想文化上的变化，中国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在旧思想文化秩序日渐崩溃的情势下，担负起建立新知识秩序的责任。
作为新知识秩序代表的西方现代辞书，正是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历史躁动时期”走进中国知识精英们的视域里。狄德罗的百科全书绪言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断定，总有一天，对所有读书人来说，在一切知识领域中，这部作品将足以代替一整座图书馆；而对一位专门的学者或科学家来说，在其本行以外的所有知识领域中，也将是如此。”［43］(P68-69)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辜鸿铭、颜惠庆、黄摩西、罗振玉等不少晚清名士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新式辞书，表明他们已注意到新辞书在社会、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例如，梁启超曾这样形容：“西人有书一种，此土译者，命之为字典。其最备者，至数十巨册，以二十六字母编次，古今万国名物皆具焉。故既通文法者，据此编以读一切书，罔有窒矣。”［44］(P17)严复、颜惠庆等人直接将新式辞书与中国文化进步联系在一起。而对新式辞书有深刻认识的当属中国百科辞书的先行者黄摩西，他说：“彼欧美诸国则皆有所谓词典者，名物象数，或立界说，齐一遵用，严以律令，非如字书之简单而游移，类书之淆杂而灭裂。故名实不舛，异同互资。其国势之强盛，人才之发达，此一大动力焉。”［45］正是在这些知识精英的关注和引导下，新式辞书自晚清发展起来，据钟少华统计，从1855年至1911年约有50部。可以说，这一时期新式辞书的发展是晚清知识精英们在面临外来压力，对中国传统文化转型进行思考，以及为传统文化转型在实践上指出一条道路的结晶。然而，进入民国，“宪政失败的秩序危机、中西文化冲突下的意义危机和外患日亟的民族危机，联翩而至”［46］(P162)。在“学习西方”的时代潮流不曾改变的情况下，大量出版机构投入“西学”的编译、出版事业中，新式辞书从1912年至1949年呈现迅猛发展之势，其数量达401部［47］(P257)之多。这些辞书都是在新的思想文化理念下构建起来的新知识体系，其内容几乎囊括了近代以来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方面的主要知识，无疑，对于接受者来说是一种“启蒙”。
从新式辞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轨迹来看，起初的新式辞书更多地带有知识精英们思考、推动传统文化转型，以期达到国势振兴的愿望，随着向西方学习的深入、科举改革等的进行，对“新学”需求量日益增加，出版家或出版商纷纷参与，使得新式辞书的编纂混含着启迪民众与商业利益的双重目的。这一点有别于西方“启蒙”与“生意”本相分离而再由“生意”致“启蒙”的状况，因为摆在近代国人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振兴”，清末民初的出版人多有家国情怀，他们自然不能置之不理。因而，在“启蒙”与“生意”之间，总体上是一种调适，正如舒新城所言：“凡属于营业有重大利益，而与教育或文化有妨碍者，我们弃之不作；反之，某事与教育或文化有重大关系，而公司要受重大损失者，也只得弃之。换句话说，我们只求于营业中，发展教育与文化，于发展教育文化之中，维持营业。”［48］然而，市场就像一只无形的手，难免会出现相互竞争、追逐利益的时候。《辞海》即是中华与商务竞争的结果。在清末民初的新文化市场上，像商务与中华这样的出版机构往往带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和民族自尊心，然而也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出版机构不无粗制滥造、唯利是图的现象。一位时人所言：“年来工具书，出版日富，固因种类之不同，各得其用，然而浮浅不经之书，甚嚣尘上。尝求一事件或一名词之索解，取同性质之辞书数种，检查所得，每多歧义，经再考三考方得其确解者有之，亦终不能得其确解者亦未尝无有也。此无他，编者有出版之愆，而出版者富牟利之心，于是乎辞书充斥，反益不得其用矣。”［49］(P21-22)鱼龙混杂的市场状况也从侧面反映了该时期工具书市场的火热程度。试想，若没有文化出版市场的群趋若鹜、激烈竞争，“新学”就不会形成广泛的影响，这与“新学”为文化出版市场提供了资源和开拓了空间是相辅相成的。
注释:
①西学：从晚清到民国的叫法由夷学，而西学，而新学，而显学，而救时之良药，本文就宽泛意义而言。
②如徐时仪《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辞书编纂》（《辞书研究》,2010年第3期)，钟少华《人类知识的新工具——中日近代百科全书研究》（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6年），《中国近代辞书指要》（商务印书馆,2017年），陈平原《作为“文化工程”与“启蒙生意”的百科全书》（《读书》，2007年第10期）。
自贡市位于川南腹地，周边与宜宾、泸州、内江、眉山、乐山接壤，下辖两县四区，总人口320万。畜牧年产值占农业总产值55%，随着现代畜牧业建设和兽医体质改革的高效推进，自贡市畜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伴随着畜禽流通频率的增大，养殖方式的转变，动物疫情的传入和传播已成为制约畜牧业发展、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重要因素，动物防疫工作的成败成为畜牧业成败的关键。目前，自贡市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十分薄弱，资金保障差、人员素质差且年龄较大、责任落实不到位，基层工作人员待遇太低，无工作积极性。为适应现代畜牧业发展的要求，加强基层动物防疫工作势在必行。
要想提高小学语文课堂的效率，老师在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他们加以引导，不光传授他们课堂知识，还要对他们的课前预习传授一些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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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2－0175-10
陈来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近代史系博士生。（北京 102488）
【责任编辑：王立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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